赵引[1]2016年在《欧阳修词新变研究》文中指出北宋是词蔚为大观的时代,尤以仁宗朝最为瞩目,欧阳修在词的“尊体”之路上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本文采用文史结合法,将文学与史学相结合,通过对欧词题材、艺术手法的探析,剖析了他种种新的创作尝试,并将这种变化放在北宋大环境下讨论,揭示欧词在整个词史中的地位,通过对欧词新变的表现、原因、影响的探析,来探寻词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之路。其次探讨北宋士大夫阶层的生存状态,以及儒学复兴和诗文革新对词学风貌构成的潜在影响。全文共分为绪论、第一至四章、结语共六个部分。第一章首先介绍了词到北宋前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状况,揭示了欧阳修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其次从欧词的题材入手,分析他对既有题材的挖掘、创新和对新型题材的开拓,欧阳修早年以传统题材创作为主,兼有个人突破,晚年则以新兴的景物词、抒怀词为主题材上的突破是欧词新变的第一大方向。第二章介绍了欧词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通过语言风格来探析他对既往语言的突破,分为两种趋势：一是诗化,二是俚俗。同时分析了他运用诗法入词,归纳出欧阳修词作艺术手法的创新。第叁章分析了欧词中表现出的诗化意境。首先欧词中的意境接近于诗,比前人更完整、更精美。其次,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欧词开始展露了“宋型士大夫”的独特情怀,这包括主体意识的显现和士大夫情趣、抱负的流露。第四章通过对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探究欧词呈现新型特征的原因,对宋代文学背景、新特征以及欧阳修个人遭际影响进行分析,来梳理词在“尊体”道路上的脉络。其次,介绍了欧词出现之后,文坛发生的微妙改观,即“情志分流”现象的出现。结语部分笔者对欧词新变的前提、具体表现、推动原因、影响后果进行了梳理。比之前代,欧词展现出更为高远的阔大境界和主体情志。士大夫主体性意识的树立,使他在词中直抒胸臆,为自我代言。笔者以欧词变化为起点,梳理出词在顶峰之前的状态,挖掘出“宋调”之下诗词交义影响的关系。
赵伟[2]2016年在《欧阳修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欧阳修不仅是北宋文坛的执牛耳者,而且还是新领域的开拓者,他成功领导了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堪称一代宗师。但就其词而言,却是毁誉参半,只因其词中有多首艳情词常为世人诟病。兼顾欧阳修复合型主体特征与当时社会文化因素,可以肯定其着作权。而且,纵观其词,欧阳修不仅以其日常生活内容入词,将词生活化,而且以理节情,又将生活词化,使其词俗雅相合,符合宋代文人的审美取向,故其词雅俗共赏。换言之,其词记录了宋代文人日常生活内容的同时,也展示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艺术人生历程,兼具文学与史学价值。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篇首为绪论部分,主要概述学界对欧阳修词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创作思路。第一章是以欧阳修人生的两次转折为限,将其生活历程大致分为京洛生活、迁谪生活和致仕生活叁段,通过探讨每一时期的生活历程、宋词的创作生态环境及其词创作之间的关系,解读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的艺术人生历程。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欧阳修词的梳理解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人生经历,从宴游生活、仕宦生活和节俗生活叁个方面考察欧阳修词中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内容与情感,解读其“词的生活化”现象。第叁章进一步探讨欧阳修词雅俗共赏的原因。欧阳修的多重价值取向相互作用,节制中和,使其词不仅取材于生活,词境也升华至美学层面,甚至是哲理层面,产生了“生活的词化”现象,这使得欧词独具生活个性与人格魅力,符合宋代文人的审美取向与艺术品位,这也就是欧词雅俗共赏的原因。
华琼[3]2017年在《欧阳修诗词迭音词研究》文中指出诗词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不仅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还有其宝贵的语言价值。欧阳修是宋代杰出的文学家,共有诗901首,词240首,并且诗词中大量地使用了迭音词,因此本文试图从词汇的角度对欧诗词中的迭音词进行研究。本文从迭音词的定义、种类、格式、语义、语法、修辞等方面对欧阳修诗词中的225个迭音词进行了研究,也进一步丰富了近代汉语迭音词的研究。文章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对迭音词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且从单音节字与整个词有无意义联系,或者重迭后整个词的意义比单音节字的意义增添了新的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方面将迭音词划分为四大类。第二章对欧阳修诗词中的迭音词的格式进行了探讨,全部是AA式,其中对欧诗词中的ABB式、AABB式做了详细研究,界定出这两种格式是词组,而不是迭音词。此外,根据词性划分欧诗词中的迭音词,不仅有迭音形容词,还有迭音拟声词、迭音副词、迭音动词、迭音名词、迭音数词。第叁章根据欧诗词的迭音词词汇意义将其分析归纳,总结为六大语义类型,即模拟声音;人物摹写;绘景摹物;迭音构词表行为或状态特征;表数量;表名称。第四章我们按照词性对欧诗词中的225个迭音词进行句法功能方面的分析,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一个词(词性没有发生变化)用在不同的句子中,它的句法功能有可能不同,因此,一个迭音词的句法功能可能不止一种。第五章为欧诗词迭音词的修辞效果分析,修辞效果有四种:描绘生动的形象;强调行为状态;调节音节形成韵律美;表示动感。第六章是分析欧诗词迭音词的形义关系和成对出现两个特点。我们将形义关系分为叁大类:一形一义、一形多义、多形近义,将成对出现分为两大类:相同词性的迭音词成对出现、不同词性的迭音词成对出现。
马里扬[4]2012年在《北宋士大夫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北宋士大夫词作为研究之对象,立足歌词的文本细读与文学发生背景的还原考证,提出以士大夫词为中心的“盛宋词史”这一概念,就宋词之盛这一文学现象产生的外部历史原因、内在文学动因以及具体之演进历程,展开详细地考证与阐释。士大夫词之内涵,是以王国维《人间词话》(1908)提出的“士大夫之词”为基点,包含有对王灼《碧鸡漫志》(1150)标举苏轼等“士大夫作者”的近千年传承,更携带着晚清常州词派(1822～1911)推尊“学人之词”的深刻影响,最终沉淀为一种深广阔大之词境的指称。词境的生成,包括词人的现实处境与歌词文本时地人事之构成要素,而最为核心、同时也是词境高下深浅的决定性因素,是寄寓于歌词之中的时代精神。北宋士大夫词,是士大夫之“宋型”特质渗透入歌词,形成了作为“词中心史”的“词史”。借助“词史考微”,重新建构出北宋士大夫词的发展历程亦即“盛宋词史”,约分为确立、极盛与衰退叁个时期：以欧阳修景佑元年(1031)离开洛阳入汴京作为盛宋词史的起点。经过嘉佑年间(1056～1063)以王安石等士大夫词人对《花间》、南唐词风的离析,至熙宁、元丰之际(1074～1082),苏轼从词学观念、创作方式、体格内容等方面完全改造士大夫词,从而将盛宋词史推至极盛；其中,王安石更为突出地体现出“词运转关”之表征,而东坡词则成为“词学极盛”的典型呈现。进入哲宗元佑年间(1086～1093),士风的分化导致十大夫与歌词间的关系极为尴尬,但同时也催生出明晰自觉之士大夫词学观。哲宗绍圣至徽宗初年(1094～1101)放逐西南的黄庭坚更以疏放自由的创作态势,在歌词之中寄寓深意,散发出北宋士大夫歌词创作的最后一道光彩。词格、词境、词体,作为词学专有之领域,是与士大夫词纵向演进之历史进程相交互的横剖面。北宋士大夫词,是以《花间》词之体格特征为基础；而“词格独立”又渊源于士大夫知识结构中“缘情绮靡”之诗学内在传统。入宋之后,秉承南唐词风的十大夫词人,通过词境中空间以及时间、人事等构成要素的渐次迁移,逐步在歌词文本之中寄寓与传达士大夫的思想与情感。与此同时,伴随“燕乐饮曲”的改造,倚声填词的方式也在士大夫创作中不断变更,最终建构起符合士大大审美情趣并与诗体相对应之歌词“长短句体”。
黄一权[5]2001年在《韩国欧阳修诗词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文中提出韩国关于欧阳修诗词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 ,尤其自 2 0世纪 70年代始 ,一批学者进行了卓有新意的深度研究 ,形成一种大规模的系统性研究状态。在这些研究中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欧阳修诗词的本体研究 ,即主要从具体作品着手 ,对其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进行考察与评析 ;二、关于欧阳修诗论的研究 ,即主要是将欧阳修放置于唐宋古文运动的大背景下 ,对其诗论进行分析与阐说 ,进而论证其对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在此基础上 ,韩国学者还将进一步拓展研究视界 ,努力横向扩展 ,实现纵向深化 ,使欧阳修诗词的研究工作更趋深入。
王晓洁[6]2011年在《近世欧阳修词研究史论》文中研究说明欧阳修是宋代着名词人,其词对后人产生深远影响。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评价欧词,但所评角度比较单一。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历代评欧词的情况作系统研究。本文采用比较分析、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近世词评与词选的综合考察,探讨近世词学家对欧词的批评情况。从考察内容来看,评价欧词的文字不少,或褒或贬。在传统词学家中,周济、刘熙载、冯煦、王国维的评语从不同角度阐释欧词特点、欧词地位,所持之论甚为精辟,如周济称欧词“当行”,刘熙载、冯煦看到欧词之“深”,王国维则结合中西理论的精华,高度评价欧词之雅与欧词之挚语。现代词学家论词较通达,多以一种宽容的姿态来审视欧词,胡适、胡云翼从白话文学的角度赞赏欧词,极具时代特色。另外,各词学家多编有词选,他们对欧词的选录情况可以与他们的欧词评价相辅相成,当然,无论是词评还是词选,都要综合考虑影响其评价和选录的主客观因素。综观近世各家之论,批评角度渐趋多元,理论剖析渐趋深刻,通过梳理,可以让人们对欧词原貌有更清晰的认识,这对欧词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孙萱智[7]2016年在《词之演进与北宋士大夫生活》文中提出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宋初17位词人及晏殊、柳永、欧阳修、张先四人的词作、诗文。希望在对这些文献进行阅读和整理的基础上,了解词体的发展脉络和成熟过程,还原宋初不同阶层士大夫在宋词中表现出的生活情趣、娱乐活动、思想状况。同时探讨宋初词体由低谷进入创作高潮并确立最终形态的过程,以及宋词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词人对其的塑造和影响。本文结构如下：绪论部分对研究对象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同时确立研究方法,为后文的具体论述打下基础。第一章主要是针对宋初词坛沉寂期的17位词人及46首词作进行考察。通过对17位词人的籍贯、生平经历、词作内容的分析,阐明了宋初五十余年间,北上的南方词人的生活环境,以及南方文化对北方文人的渐染。进而说明在宋初南北融合的潮流中,对五代词的反拨成为宋初词作的整体趋向。同时,宋初词人的翰林学士身份也促进了慢词的创制,真宗朝“天书封祀”事件成为词作发展的契机。第二章以晏殊词为中心,探讨在晏殊词中叙述视角的转变,通过指出词的抒情内容上的变化,揭示了晏殊词乃是词的诗化的开端。随后从晏殊的慢词入手,认为晏殊的寿词确立了后世寿词的范式；由晏殊的寿词引入晏殊等高级官僚的日常生活,从北宋士大夫对香料的使用来重构士大夫日常生活的侧面。最后,通过分析晏殊所欣赏的“富贵语”“气象”等来探讨晏词对于词风雅化的贡献。第叁章围绕柳永词展开,先从柳永词的内容入手,将柳永词分为“妇人词”与“士大夫词”两类,分别讨论了柳永在“妇人词”中所体现出来的用典以及在“士大夫词”中使用的白话等现象,并还原了落第士子以词投献的风貌。另外,通过对柳永词中女性形象分析归纳,展示了北宋初年官僚与歌妓交往的情状,最后,通过对柳永词中男性形象的分析展示了柳词中柳永的自我形象。第四章通过对欧阳修词的解读,反映了词发展到北宋中叶而产生的雅与俗的冲突,本章结合欧阳修的生平对欧阳修俗词创制的可能性和场景进行了分析和还原,并指出了欧词中的民歌风格及叙事性手法的使用。另外,从欧阳修的叁个交游圈子及欧词的不同特征上分析了欧阳修词的过渡地位。第五章在对张先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张先词词题的分析指出了张先词的纪实性特征,通过对张先送别词的分析说明了张先送别词的独特风格；另外,对张先自制慢词的词调的分析揭示了张先对慢词词调、手法上的开拓。最后,通过张先的7首次韵词来分析张先致仕居杭期间的交游,通过梳理张先的交游网络揭示了熙宁变法这一政治事件对词坛的影响,并以张先词中所保存的叶子格词入手还原了中下层地方官僚的娱乐生活。余论部分归纳了上述章节的研究结论,分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简要整理了十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中叶百年间词作发展的主要脉络,第二部分则重构了北宋各级官僚的社会生活风貌。最后,提出了本文未尽的研究之处。
诸海星[8]2010年在《韩国宋文六大家文学研究现状概括与评价(自1971年至2009年)》文中研究指明近四十年来韩国学者对宋文六大家文学的研究,无论诗、词、文及其理论还是文学观念和思想,无论作家的生平和传记还是韩中两国作家和作品的比较,有关的研究成果已不少,各种论点和说法几乎都有。但从总体学术水准来看,似乎仍显薄弱,与唐代文学研究相比,所得学术成果较少,投入研究人力不多,研究力量也稍弱。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2009年近叁十年来韩国研究宋文六大家文学进步较快,逐步建立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和进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论着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这些研究论着的内容较为翔实,有相当理论深度。文章仅是就近四十年来韩国的宋文六大家文学研究现状做一简略的资料介绍,侧重于自1971年至2009年的研究论着目录的分类和整理,胪列的目录也只限于韩国学者在韩国国内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及专着(绝大数是用韩文撰写的试论着)。希望通过这一研究现状的概括和评价,下一代的韩国宋文六大家文学研究,能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
诸海星[9]2010年在《韩国宋文六大家文学研究现状概括与评价(自1971年至200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四十年来韩国学者对宋文六大家文学的研究,无论诗、词、文及其理论还是文学观念和思想,无论作家的生平和传记还是韩中两国作家和作品的比较,有关的研究成果已不少,各种论点和说法几乎都有。但从总体学术水准来看,似乎仍显薄弱,与唐代文学研究相比,所得学术成果较少,投入研究人力不多,研究力量也稍弱。尽管如此,自1980年至2009年近叁十年来韩国研究宋文六大家文学进步较快,逐步建立了良好的研究环境,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和进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论着数量上,而且也表现在这些研究论着的内容较为翔实,有相当理论深度。文章仅是就近四十年来韩国的宋文六大家文学研究现状做一简略的资料介绍,侧重于自1971年至2009年的研究论着目录的分类和整理,胪列的目录也只限于韩国学者在韩国国内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及专着(绝大数是用韩文撰写的试论着)。希望通过这一研究现状的概括和评价,下一代的韩国宋文六大家文学研究,能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前进,取得更大的成绩。
吕梦丹[10]2018年在《欧阳修与柳永词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欧阳修和柳永都是北宋前期词坛上着名的婉约派词人,虽身处对立的雅俗两派,但他们的词作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相通相融之处,具有比较研究的价值和条件。本文以文本为基础,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将欧阳修和柳永的词分为雅词和俗词进行比较研究并探究其中原因,进而透视北宋前期词坛的面貌。绪论中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案。第一章中,综合考虑词作的题材内容等因素,二人的雅词被分为高雅恋情词、社会风情词、人生感怀词和怀古咏物词来比较。第二章中,二人的俗词被分为了俗艳词和俳谐词以进行比较研究。第叁章中,笔者从他们的身份经历、个性气质、审美趣味的异同以及雅俗文化的对立与交融和词体特性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欧阳修与柳永词异同的成因。欧阳修和柳永同样人生坎坷,但欧阳修几经沉浮最终功成名就,柳永却始终沉沦下僚最终凄凉辞世。欧阳修是一位正人君子,柳永是一个风流浪子,个性迥异,却都是多情的文人。欧阳修作为士大夫,审美重雅;柳永接近市民大众,审美偏俗,但作为生活在世俗中的文人,他们的审美趣味同样是雅俗共赏。在词体发展进程中,文人词和民间词成为了雅俗文化对立与交融的缩影。词是应歌之作,以俗为美,以柔为美。欧阳修和柳永的词都受到了词体特性的影响,同时渗透着雅俗文化对立与交融。因此,他们的词都是体兼艳雅的婉约词。同时,欧阳修词多是文人词,以雅为主;柳永词多接近民间词,以俗为主。结语中,本文得出了结论:欧阳修和柳永生活在同一时期,欧阳修词以雅着称,柳永词以俗着称,但其词作都雅俗并存,而在雅俗的侧重点和雅俗关系的处理方面各有特点。他们的词在雅俗关系的处理上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词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通过欧阳修和柳永词的比较研究,二人词作的特色更为明显。另外,还可以看出北宋前期欧阳修所代表的士大夫雅词派与以柳永为代表的通俗词派的关系不是完全对立的,二者既壁垒分明,又相互补充,共同反映出北宋前期朝野的“承平气象”和当时人们热衷歌舞娱乐的“治平心态”。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词新变研究[D]. 赵引. 东南大学. 2016
[2]. 欧阳修词研究[D]. 赵伟. 杭州师范大学. 2016
[3]. 欧阳修诗词迭音词研究[D]. 华琼.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4]. 北宋士大夫词研究[D]. 马里扬. 北京大学. 2012
[5]. 韩国欧阳修诗词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 黄一权.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6]. 近世欧阳修词研究史论[D]. 王晓洁.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7]. 词之演进与北宋士大夫生活[D]. 孙萱智.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8]. 韩国宋文六大家文学研究现状概括与评价(自1971年至2009年)[J]. 诸海星.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0
[9]. 韩国宋文六大家文学研究现状概括与评价(自1971年至2009年)[J]. 诸海星.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0
[10]. 欧阳修与柳永词比较研究[D]. 吕梦丹. 信阳师范学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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