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特征与资助悖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经济困难论文,特征论文,高校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9)11-0023-11
一、引言
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为显著。[1]当教育的费用超出学生支付能力的时候，学业优秀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往往会对接受高等教育望而生畏。[2]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有关高等教育价格反应的研究一般都发现，学生对学费变化的反应要大于对学生资助的反应[3]，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则发现学生对资助变化的反应比对学费变化的反应更为强烈[4]。学费提高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更加强调了学生资助的重要性。[5]学生资助政策应当与学费政策相配合，“以便使所有愿意学习以及能够从学习中受益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不论其父母的经济状况如何”[6]。
我国的学生资助制度一直是教育财政政策关注的焦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一直是公共财政和高校财政资助高度关注的对象[7]，“提供有效的学生资助措施是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不可忽视的问题”[8]。目前学生贷款在许多国家已成为学生资助的最主要方式[9]，国家助学贷款成为我国国家资助体系重要组成部分[10]。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4年5月对19所高校进行的调查①表明：教育借贷的比例相当高，总计占被调查学生总数的28.91％，从借贷者的人数比例来看，私人借贷、国家助学贷款、校内贷学金和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获得者的比例分别为18.13％、8.14％、2.18％和0.46％(见图1)。
图1 各类资助所占比例和获得相应资助的学生比例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4-2005年“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调查”。
虽然“高等教育资助模式的总体变化趋势是从无偿资助向有偿资助转变，从以助学金、奖学金为主向以学生贷款为主转变”，但“什么是向学生提供资助的最好形式应是学生资助研究关注的热点”[11]，因为“什么特征的资助对象应对应怎样的资助方式”。以往关于这方面的多数文献局限于对国外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证据寻找，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分析，本文的研究将对应其微观基础，尝试构建两者之间的一个桥梁。
本文将利用2007年对某高校近3000个已提出资助申请学生的调查数据，从微观基础即个人的资助需求角度出发，对高等教育资助受助者的选择行为与决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什么特征的资助对象应对应怎样的资助方式”。
二、相关文献回顾
伴随着美国上世纪70年代来自不同渠道、具有不同用途、附带不同资助对象、条件与标准的“基于经济需要的资助”(financial need based aid)②和“不以经济需要为基础的资助”(non-need based aid)的具有独特资助职能的各种资助模式的出现③，国外学者的研究大量集中在通过资助政策对资助对象在择校、入学率、在校期间表现、未来收入与发展、职业选择等方面的影响来进行政策评价(Cornwell and Mustard[12]，Cornwell，Mustard and Sridhar[13]，Dee and Jackson[14]，Dynarski[15]，Dynarski[16]，Long[17])。这类文献侧重于对资助政策效果的评估，以此建立资助模式的取舍标准，且研究绝大多数针对发达国家展开分析，一些可借鉴的研究结论集中在比较老的文献中。如圣约翰的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的学生资助对不同收入类型家庭的学生的效果不同。(2)与其他收入组相比，助学金的增加会最大程度地促进最低收入组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3)贷款的增加对促进中等收入组学生入学机会的作用要大于对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组学生的作用。[18]由于学生贷款比助学金能降低政府开支，学生贷款使成本—收益的分配更加公平，学生贷款可使高校对学生更负责任，学生也更加珍惜学习机会，因此，学生贷款“综合了商业活动中的所有优点”。[19]世界银行1994年的研究报告《高等教育：经验和教训》中同样提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是少数精英，他们的潜在收入比同龄人要高出许多，因而学生资助的主要形式采用政府担保贷款而非助学金是适宜的”[20]。世界银行2003年的另外一份报告同样指出，在资助贫困学生方面采取学生贷款(其还款计划可以根据借款人毕业之后收入情况来调整)的方式更为可取[21]。
近年来，建立在“风险中性”假设之上的人力资本理论在分析时遇到了解释上的困难，它集中在通过新经济学等理论去解释与评论资助的效果方面，如
rn B.Bodvarsson和Rosemary L.Walker在研究父母对学生在校支出的无偿资助是否妨碍学生学业表现时指出，由于无偿资助不需要偿还，同时资助者很难对受资助学生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会产生道德风险，无法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而借助学生贷款和勤工助学等资助形式的学生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偿还贷款与利息或占用时间付出劳动，如果获资助者学业失败，他将面临较高的成本，因此学生贷款和勤工助学等资助形式会对学生的学业表现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父母的无偿资助和助学金对学业表现有负向影响，而勤工助学和贷款则对学业表现有正向作用。[22]Erik Canton和Andreas Blom在评估墨西哥一项学生贷款项目对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时，从类似的角度分析了贷款对学业表现的作用机制，即贷款有可能使学生减少其他占用个人时间筹集教育费用的活动，从而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学业之中；与赠与相比，贷款更有监督能力，贷款者在学业上表现更优。[23]
国内的研究停留在如下研究水平与阶段：一类是从宏观的角度定性比较各种资助模式的优劣。张民选在国内较早地全面介绍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三种主要资助政策模式，即英国的“免费高等教育加助学金”模式、日本的“收费加贷学金”模式与美国的“混合资助”模式，并对这三种政策选择进行评论，他认为“多种资助理念并存、多渠道资金并用、多种资助方案同时实施”的资助模式有助于保证资助的合理性、公平性，有助于实现资助的教育性。[24]另一类是验证国外高等教育资助涉及理论或应用的存在性，探讨高等教育资助模式的中国路径选择。笔者对2007年国内关于高等教育资助模式的4331份文献进行了统计，发现研究内容与国外情况类似，大量研究集中在贷款方面，如表1所示。
大量研究仅仅是“验证国外高等教育资助涉及理论的存在性”，它们在研究内容、模型方法、数据使用方面呈现出“三多三少”的局面与尴尬：在研究内容方面，对于国外模式的适用性、国外理论在中国的存在性研究多，但考虑我国社会背景、消费习惯、贫困类型与判定标准的基于资助微观基础的研究少；在模型方法方面，运用传统统计方法较多，但运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方法少；在数据使用方面，二手数据多，一手数据少。
另外，笔者认为国外研究在模型方法、数据的采集使用等方面具有借鉴作用的文献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模型方法方面。国外教育经济学对高等教育资助研究在计量分析方法上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除一般的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外，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在高等教育资助问题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国内研究运用传统的统计方法较多，如李文利通过传统的统计方法指出国家助学贷款和助学性质的补助金是学生资助体系的主要渠道。[25]国内运用逻辑回归模型方法的时间较晚、研究者较少，典型文献有Hwei-lin Chuang[26]，李慧勤[27]，陆根书、钟宇平[28]的相关文章。并且，国内外研究运用此模型方法的共同点都是以二分类研究为主的，即把学生分为资助与不资助两个分类情况作为应变量，而把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个人特征、劳动市场等作为自变量建立计量模型，采用逻辑回归模型方法描述学生获得资助的可能性。
第二，数据的采集与使用方面。国外很多研究应用一手数据的较多，并且抽样方法规范。例如计量经济学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试图利用第一手数据去评价美国各种联邦资助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率、学业完成率以及公私立学校学费的影响。
上述国内外研究是很有价值的，这些研究有助于了解国内外高等教育资助的现状以及经验。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高等教育资助的政策评价、模式比较等文献大多停留在对主要模式的评价上，还没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就我国的资助对象的行为特征给出规范和细致的实证研究，回答应该且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何种特征的学生应对应选择怎样的资助模式？国内已有的实证分析或局限于对国外理论的印证与引证，或利用国外的研究结论解释中国问题，或止于定性分析，或局限于偏小的样本或粗糙的信息，具体而言：
第一，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学者还没有从构成资助模式选择的微观基础回答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何种特征的学生应对应选择怎样的资助模式？各类资助模式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怎样的资助特征，资助的供给与需求是否匹配？
第二，模型方法方面。从国外已有的实证研究模型可以看出高等教育资助研究越来越紧密配合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国内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二分类研究为主的，它们表示的只是学生是否获得了某种类型的学生资助，而不是建立在各种类型的学生资助上，利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更为复杂的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抽象和剖析。
第三，数据采集方面。在国内已有的研究中，抽样方法不规范，并常对量化研究结论随意泛化。例如在一些研究中，调查分析简单地以数字差异推断变化，而不进行显著性统计分析；还有一些研究在没有考虑样本推断总体的可行性情况下，主观推论全省甚至全国情况。在数据的采集与质量方面，大量二手数据的使用因地方区域性数据在统计调查方法、口径、时点等诸方面不统一而存在数据质量较差、不能合并使用等弊端。在数据应用与处理方面，数据来源不做明确交代，数据采集方法、抽样原则不公开，不检验问卷调查的信度、效度等。
本文将从微观视角出发实证分析高校受助者对资助需求的影响因素以及这种行为背后的选择行为与决策特征，研究将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资助的影响因素特点与需求选择特征，从而更好地为高校资助改革提供正确建议与意见。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7年某高校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生源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填写的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2800份，回收有效问卷265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4.6％。此次调查目的是了解学生家庭经济与资助获得的基本情况，收集描述资助需求选择行为的相关数据。与以往调查相比，本次调查数据为研究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首先，资料为第一手数据，样本数量及包含信息足够丰富，可支持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
其次，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包括所有提出资助申请即有资助需求的学生而不仅仅局限在已经被批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此，样本是能较好反映学生的真实需求。
再次，调查问卷考虑了受助者问卷填写与本次研究存在的可能的博弈。将填写者的实际态度分为两个方面——填写态度与申请态度，对于受助者的实际态度，即使通过问卷也是无法调查的，其真实的申请动机与填写的认真程度很难通过调查问卷去体现。为此设计如下问题：
“7.你对学校资助工作总体是否满意：1□非常满意2□满意3□一般4□差”
“13.请根据你的感受对以下有关资助各项进行评价，并打分(最低1分，最高10分)
(1)你对我校资助体系的总体满意程度：________分”
上述题目为近似性问题，如果填写者在第7题选择“非常满意”而在第13题第1小题选择“差”，将认为填写者的态度是不认真的，因为近似问题的填写不一致。依据以上思路，将第7题的四档打分作为表2的“列”，将第13题的打分作为表2的“行”，学生填写态度的分布如表2所示。表2说明，大部分同学的填写是很认真的，在“1□非常满意”所对应的9、10分，“2□满意”所对应的7、8、9分，“3□一般”所对应的4、5、6分以及“4□差”所对应的1、2、3分，填写数量是很多的，如黑体部分；除此以外是填写不认真的。
对于受助者的“申请态度”，设计题目如下：
“3.(1)学校资助体系中哪种资助方式，你已经获得(根据实际可多选)：1□助困类奖学金 2□助学金 3□贷款 4□勤工助学 5□困难补助 6□无”
“23.本学年，你大概从家里拿过________元钱到学校，用于你自己的开支？”
“26.如果在校外兼职，你希望每月平均收入，实际为________元。”
设计思路是将其已经获得资助方式(第3题)所对应的资助金额与其所填写的可支配收入(第23题与26题之和)进行比较，如果资助方式对应的金额与实际填写的可支配收入不一致，将认为其申请态度是需要质疑的。
对申请态度需要质疑的学生进行如下定义：(1)学生可支配收入X大于“学费＋住宿费＋净生活费”而小于等于“基本生活保障”即6500＜X≤11000④，但能够得到除“奖学金”、“奖助金”、“助学贷款”以外的其他所有资助的同学⑤。(2)学生可支配收入X大于“基本生活保障”即11000＜X，但能够得到除“奖学金”以外的其他某类资助的同学⑥。
图2 申请人的可支配收入分布
(二)变量选择与合并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与合并。
目前某学校提供了6种资助方式：助学金、奖学金、助困类奖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校内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含免除学杂费)。对应于调查问卷被解释变量是：
“(1)本学年(07-08)，学校资助体系中哪种资助方式，你已经获得(根据实际可多选)：
1□助学金2□勤工助学3□奖学金4□助困类奖学金(奖助金)5□贷款6□困难补助7□无”
“(2)你认为学校资助体系中哪种资助方式，你最希望获得(只选一种)：
1□助学金2□勤工助学3□奖学金4□助困类奖学金(奖助金)5□贷款6□困难补助7□无”
其中，问题(1)是已经获得的资助模式，问题(2)是希望获得的资助模式，因研究的需要将上述6类资助模式按照如下定义进行合并。
无偿赠与型资助：按照学生的贫困程度不同而发放，学生无需偿还，基本没有成本。
即时付费型资助：此类资助需要学生在学期间付出相应的劳动。
延迟付费型资助：此类资助需要学生在未来偿还资助本金与利息。
对于已经获得与希望获得的资助模式，按照上述定义将资助模式⑦合并如表3所示。
2.解释变量。
把决定资助需求选择的变量分为四类：第一类代表经济困难学生的家庭特征，家庭人均月收入与家庭经济贡献额(本学年从家中获得的在校生活费)或学生对家庭经济情况的评价(完全不能支付或可以部分支付)是会影响学生决策的，另外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可能也会影响到学生对于资助模式的选择。第二类代表资助申请者的个人特征，包括学习能力与资助用途，学习能力以高考成绩为代表。这些个人的能力特点与不同的用途动机同样影响学生对于资助模式的选择。第三类代表影响资助申请者的政策特质，受助感受以及评价因素与阻碍因素，这些可能会影响学生对于资助模式的决策。第四类代表受助者的心理特点，选择受助者对于资助者表达感谢的方式来表明其接受帮助的实际心理状态。
四、关于资助需求的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设定
对于具有多种资助方案而不仅仅局限在是否获得资助这类的选择问题，普通的二元离散被解释变量模型(如标准的Probit、Logit模型等)的适用性已经降低。本文运用多元条件Logit离散选择模型对资助模式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
1.模型1——资助模式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已经获得)。
Y=βX＋u(1)
其中，Y表示已经获得的无偿赠与型资助、即时付费型资助与延迟付费型资助三大类资助模式，无偿赠与型资助包括助学金与困难补助，即时付费型资助包括助困类奖学金与校内勤工助学，延迟付费型资助包括贷款，向量X代表一系列影响资助的解释变量，包括学生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政策特征与心理特征，u是误差项，服从Logit分布。
2.模型2——资助模式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希望获得)。
Y′=βX′＋u′(2)
其中，Y′表示希望获得的无偿赠与型资助、即时付费型资助与延迟付费型资助三大类资助模式，无偿赠与型资助包括助学金与困难补助，即时付费型资助包括校内勤工助学、助困类奖学金及奖学金，延迟付费型资助包括贷款，向量X′代表一系列影响资助的解释变量，包括学生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政策特征与心理特征，u′是误差项，服从Logit分布。
(二)估计方法
离散选择模型是将选择问题转化为效用比较问题，以效用的最大化来表示对某一方案的选择，通过构造选择的效用模型，达到估计模型总体参数的目的。如果具有个人、家庭、心理等特征的受助者i在(J＋1)项可供选择的资助方案中选择了第j项，那么其效用模型为：
(7)=0即为对数似然函数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利用Newton迭代方法可得到模型参数估计量。
五、经验分析的结果
(一)模型1——一个简单的资助决策行为模型(已经获得)
通过表4，对于已经获得的资助模式，发现如下供给规律。
首先，在家庭因素方面，学生父亲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学生越不会获得延迟付费型资助。相对于家庭居住地在农村地区的学生，家庭居住地在“省会级城市”与“小城镇”，越会获得即时付费型资助。
其次，在个人因素方面，年级越高，越不会获得延迟付费型资助。并且填写态度、申请态度与受助者的实际获得是有关的，填写态度对获得无偿赠与型资助的影响是显著正相关的，申请态度对获得即时付费型资助的影响也是显著正相关的，这一方面说明资助的主观选择性，另一方面也可表明无偿赠与型资助与即时付费型资助可能存在政策失灵的情况——选择哪种资助模式更多的依赖于受助者的主观态度而不是资助政策与受助者实际情况本身。
再次，在政策因素方面，学生在做选择决策前对于资助政策的主观评价、在选择决策中的阻碍因素与在上一次做选择决策后的满意程度都会影响学生对各类资助模式的选择。其中，在做选择决策前对信息渠道与申请条件的主观评价越满意，越会影响即时付费型资助的获得；在选择决策中对过程的评价越感受到复杂并且评定中越感受到不公平，也会影响即时付费型资助的获得；在上一次做选择决策后的满意度越高，越会影响无偿赠与型资助的获得。
最后，资助模式的供给规律还有如下特征，总结如表5所示。
(二)模型2——一个简单的资助决策行为模型(希望获得)
表7总结出各类学生希望获得的资助模式的需求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模型1不同的是：家庭特征方面的收入因素、个人特征方面的资助用途因素等、政策特征方面的对学校资助工作的不满意因素与预期因素、心理特征方面的感谢方式因素，对资助模式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三)实证结果小结
综上，我们不仅探讨了已经获得的各类资助相对应的学生特征以及希望获得资助的各类学生特征，深入研究了无偿赠与型、即时付费型、延迟付费型资助的供给与需求特征，还发现了如下现象：
第一，资助供给与资助需求是不匹配的。表5、表7表明，已获得无偿赠与型资助的“家庭完全不能支付”的学生更希望获得延迟付费型资助，而已获得延迟付费型资助的“家庭可部分支付”的学生更希望获得无偿赠与型资助。
第二，“资助悖论”的存在性。某高校规定凡受到资助都必须向捐助方(单位或个人)表达谢意，感谢方式可选择“电话”、“当面拜访”、“信件”、“短讯”等途径。表4、表7表明，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表达感谢会显著影响受助人对资助模式的选择。无论是表5已经获得的资助模式还是表7希望获得的资助模式，是否表达谢意对于资助模式选择的影响是显著负相关的，越规定哪类资助表达谢意，越不会选择这类资助，即时付费型资助与延迟付费型资助最为显著。同时，感谢成本的高低也会显著影响受助人对资助模式的选择，这里感谢成本定义为向捐赠人表达感谢时的时间成本与花费，由高到低依次为“当面拜访”、“信件”、“电话”、“短讯”，我们发现，学校越要求受助者通过“短讯”、“电话”表达感谢时，选择无偿赠与型资助和即时付费型资助的可能性越高；但学校越要求受助者通过“信件”、“当面拜访”表达感谢时，不选择无偿赠与型资助和即时付费型资助的可能性越高。这是一个十分有趣却也不怎么有趣的资助——受助现象，受助人需要资助方的慷慨资助，但如果受到资助后感谢成本越高，越不会选择此类资助模式，受助人总选择报答成本低的资助模式，但这是资助方所不愿看到的，我们将这一现象命名为“资助悖论”，“资助悖论”反映的是受助人决策选择采取了有悖于资助者的行动策略，“资助悖论”在模型1与模型2中同样出现。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7年某高校关于受助者资助行为调查数据进行了资助需求的选择行为分析，主要贡献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方法方面，我们采用了将近3000个样本的第一手数据。在调查问卷的设计方面，尝试通过问卷中的隐含信息去捕捉受助者在申请时与填写时与本次研究存在的可能的博弈。
其次，从模型方法方面，通过对一个高质量的第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尝试使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将众多资助模式分为三大类——无偿赠与型资助、即时付费型资助和延迟付费型资助，力图深刻解析高等学校受助者的资助需求选择行为、决策特征以及其行为特征背后的心理因素和三类资助的关系。研究表明，无偿赠与型、即时付费型、延迟付费型的资助供给与需求特征各异；资助供给与资助需求是不匹配的。
再次，从政策方面，资助可能存在政策失灵的情况，选择哪种资助模式更多的依赖受助者的主观态度而不是资助政策与受助者实际情况本身。并且决策前的主观评价、决策中的阻碍因素与上一次决策后的满意程度对不同资助模式的选择都有影响，现有的资助政策制定对一个人的选择在决策链条上是缺乏一致性的。
最后，本文也引发我们对于受助者感恩心理与受助动机的反思。如果受到资助后感谢的成本越高，越不会选择此类资助模式，受助人总是选择感谢成本低的资助模式，这是资助方在“慷慨”过后与“善良”背后所不愿看到的，这种“资助悖论”现象，确实应给予重视。
基于上述四点，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针对不同特征的学生提供不同特点的资助模式。无偿付费型资助更应侧重完全不能支付学生开销的家庭人均收入相当低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即时付费型资助更应侧重家庭兄弟姐妹数量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延迟付费型资助更应侧重家庭经济贡献低的可部分支付学生开销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第二，建立申请条件简明、申请过程简化、评定标准简便的透明资助体制。对学校资助工作的不满意因素——申请条件以及对学生资助申请的阻碍因素——申请过程复杂、在评定中的主观感受，应予以关注。
第三，设计适应各种特征学生(需求)、适合各类模式特点(供给)的激励机制。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较为准确的描述了无偿付费型资助、即时付费型资助与延迟付费型资助的适用特征与政策依据，本文认为建立申请条件简明、申请过程简化、评定标准简便的并能够避免“资助悖论”的透明资助认证体系，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于资助模式的选择的影响将是深刻的。
注释：
①该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5536份，回收率达86.31％。涉及的学校包括教育部和中央部属高校10所，地方属高校8所，公办高校独立二级学院1所；从学校专业类型来看，综合类院校2所，理工类院校2所，农林类院校2所，医药类院校2所，师范类院校2所，语言类院校2所，财经政法类院校3所，艺术类院校1所，民族类院校1所，地矿类院校2所。从调查所涉及的学生数量和类型来看，处理后的有效调查学生总数为15294人，其中专科生170人，本科以上15124人(包括医学长学制学生)。因此，可以说此次调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②例如在助学金方面，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补助教育机会助学金”(简称“SEOG”)；学生贷款方面，“帕金斯贷学金”(Perkins Student Loan)、“斯太佛德助学贷款计划”(Stafford Student Loan)、“学生家长贷款计划”(PLUS)、“联邦直接助学贷款”(Federal Direct Student Loan)；校内勤工助学方面，“勤工助学方案”(Work Study Program)、“全国服务信托”(National Service Trust)。
③例如各种奖学金。
④依据某高校公布的基本生活保障线，即“基本生活保障线=学费＋住宿费＋12×(每月基本生活费-每月副食补贴)＋其他必须支出”，计算学生每学年基本生活保障大概为11000元人民币(其中每学年学费5000元，住宿费1500元，净生活费为450元×10个月)。
⑤按照某高校规定，此类学生为普通困难生，应采取“助学贷款＋奖助金”的资助方式。
⑥按照某高校规定，此类学生不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⑦对奖学金等资助模式是否合并进行了如下区别，对于已经获得的资助模式，因奖学金主要取决于学业表现，生活补贴具有普遍获得性，故奖学金、生活补贴未列入上述资助模式，另外其他一些不重要的资助形式也未列入分析。
⑧对于希望获得的资助模式，因是希望获得，故将奖学金也考虑进去，如表中括号部分。
⑨为避免与父亲受教育程度与职业的相关性，本文去除了母亲受教育程度与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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