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全部总体性——论恩斯特·布洛赫哲学创作的核心概念与轴心
金寿铁
摘 要：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创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差不多横跨一个世纪的历程。鉴于布洛赫哲学创作的罕见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我们可以用“哲学的全部总体性”一词来概括他哲学创作的基本方向。布洛赫从趋势概念中导出了开放性、动态性和未来性。在他那里，“希望”是旨在超越并超出现实的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是，希望的前提条件是“直路”，即一种不为任何业已形成的东西所否决的意志。布洛赫对乌托邦理论的创造性贡献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他拓展了乌托邦概念的内涵；第二，他提出了“具体的乌托邦”方案。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乌托邦”，是人类翻身解放的一个范例。布洛赫“预先幻想”、“希望的原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梦”等中心思想成了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的象征性口号。
关键词：哲学的全部总体性；趋势；直路；具体的乌托邦；德国学生运动
引言：如何看待布洛赫哲学创作遭到冷遇？
布洛赫哲学创作横跨近一个世纪，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哲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美学、人类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包含着十分广泛而丰富的学术思想内容。可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国内外人文学科领域里，布洛赫哲学创作经常遭到冷遇和忽视。其原因恐怕是，国内人文科学领域学科分块，闭关自守，信息不畅，缺乏交流沟通。应当承认，人文学科领域的分化是伴随社会分工乃至专业化而出现的自然现象，对于学科建设、专业细化未尝不是好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极端的学科分化导致条块分割、闭关自守，日益凸显种种弊端：第一，人文学科之间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第二，人文科学研究者视野狭隘，知识闭塞，只注重学科知识，而不重视主题探究。于是相关研究不是面向思想家的整个生活与创作世界，而是拘泥于老套的研究内容，满足于主观臆断，沿袭似是而非的结论。
在人文学科领域里，跨学科研究与主题探究很重要。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综合性人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在文学、哲学、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神学等领域里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Burghart Schmidt ,Die Stllungnahme，Ernst Bloch als Marxist,In:ders.(Hrsg.), Materialien zu Ernst Blochs Prinzip Hoffnung，Frankfurt /Main,Suhrkamp 1978，SS.41-58.例如，当代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就认为，布洛赫著作是20世纪庞大而出类拔萃的精神遗产，尤其是，他把布洛赫《希望的原理》喻作“足够几代人攀登的一座飘忽不定的思想山脉” *Jürgen Habermas,Zeugnisse der Anteinahme am Tod Ernst Blochs,In: Karola Bloch/Adelbert Reif(Hrsg.),Denken heiβt berschreiten: in Memoriam Ernst Bloch 1885-1977, Kln, Frankfurt/Main 1978,S.316.。但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当今英美学界中，至今除了在神学和文学领域之外，布洛赫仍被视为一个完全陌生，不知所云的“异邦人”。
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这与英美学界日益蔓延的“快餐文化”(fast food culture)以及日益膨胀的“文化中心主义论”(cultural centrism)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深受“快餐文化”影响，英美学界历来推崇一种短平快的实用主义世界观，通常对诸如布洛赫《希望的原理》一类的出类拔萃的庞大精神遗产耸耸肩，持一种不屑一顾、冷漠轻蔑的态度。再者，由于深受“文化中心主义论”影响，英美学界一直奉行一种“文化霸权理论”，自高自大、惟我独尊，主张一种排他性的真理，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凸显英语或英美文化的优势，从而对形式多样的外来文化持一种强烈的贬低、拒斥乃至妖魔化的态度。* See Lamia Maatougui,The American Cultural Hegemony as A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 Master Degree in English，The Academic Year:2013/2014.
众所周知，纳粹上台后，布洛赫在美国流亡期间(1938-1948)，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成就了伟大的世纪之作《希望的原理》。然而，在美国他曾为出版此书，奔走呼号，可谓说破嘴跑断腿，但到头来，竹篮打水徒劳无功。他深切地意识到，这个以实用主义著称的“快餐文化”国度不啻是乌托邦的“坟茔之国”，在此根本容不下这种包罗万象的“人类希望与梦想的百科全书”。鉴于传统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氛围，在英美文化圈子里，布洛赫哲学创作受到冷遇自然不足为奇。他的代表作《希望的原理》(1954-1959)迟至1986年才译成英文出版，从德文版问世到英译本上市前后竟然隔了整整30个年头。* Ernst Bloch,The Principle Hope,Translated by Neville Plaice,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t,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86.
但是，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布洛赫哲学创作同样受到了冷遇，这又如何解释呢？这源于布洛赫哲学创作中一系列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美学、宗教等见解。例如，他关于遗产问题的论著，他对黑格尔的解释，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他的宗教遗产观点等并不符合前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味，甚至与其先入为主、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在《恩斯特·布洛赫希望哲学的宗教起源与特征》一文中，前东德官方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曼弗雷德·布尔就曾对布洛赫的代表作《希望的原理》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一路追溯其所谓的“宗教起源”，认为这部大作的“秘密目标就是维护宗教，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方式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 Vgl.Manfred Buhr,Der religise Ursprung und Charakter der Hoffnungsphilosophie Ernst Blochs，In: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Jg.86/1958,H.4.。在他说来，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是与人民大众的创造性价值格格不入的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未来充满恐惧，与存在主义情投意合，最终否认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宗教与无神论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 Vgl.Kurt Lenk, Enst Bloch und der SED-Revisionismus,In: Freiburger Universittsbltter, Heft 9/August 1965, SS. 55-62.。
此外，布洛赫哲学创作之所以遭到冷遇，部分原因也出于他的创作中的语言难点。就语言风格而言，布洛赫的“表现主义”语言晦涩难懂、斑斓富丽，其艰涩隐晦、精巧迷幻一点也不亚于海德格尔梦幻般眼花缭乱的“哥特式”语言。毫无疑问，这对于准确理解和翻译布洛赫哲学创作也是一个巨大障碍。
在农民力图接近正义的过程中，法律系统已经并不陌生，尽管大多数民事纠纷主要依靠基层纠纷解决系统来供给正义，但政府部门和人民法院显然也成为农民理性自主选择纠纷解决工具箱中的维权武器之一。就本文深度分析的纠纷社会文本而言，“青楞”的行为尽管涉及社会治安问题，但纠纷事实的主体依然是民事的，动手打人也很难和暴力犯罪直接挂钩。对于王贵春一家而言，不同纠纷解决系统实际上是平行的，法律系统距离的远近已经不是农村社会纠纷解决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至此，我们聚焦讨论了布洛赫哲学创作的核心概念与区域，现在，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布洛赫哲学创作的轴心。不过，在进入其创作轴心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布洛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因为布洛赫是一个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全部哲学创作都是在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维度中展开的。因此，我们最好从马克思主义入手讨论布洛赫其人其说。当代一些学者们，尤其是前苏东官方哲学家们断然否认布洛赫哲学属于马克思主义，甚至给布洛赫本人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例如，前东德R.O.格罗普、M.布尔等人断定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拯救说”、一种唯心主义的“宗教起源说”等。* Rugard Otto Gropp, Blochs Hoffnungsphilosophie—Eine antimarxistische Welterl sungslehre,In: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Berlin1957;Manfred Buhr,Der religise Ursprung und Charakter der Hoffnungsphilosophie Ernst Blochs,In: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jg.6-1958, H.4.无独有偶，波兰裔英国哲学家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1927-2009)也附和着说，布洛赫的希望哲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典型的新柏拉图主义”。* Vgl.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3: The Breakdow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p.425-439.
有目的才会有方向，不论是文化课的课堂，还是艺术课的课堂都应具有针对性。当我们每做一件事时，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目标，而这一个个小目标会汇总为一个大目标。那么课堂也是如此，有一个确定的教学目标，学生们的这节课才会有目的地学习。体育教学的教学目标是以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传授为核心要素。教学目标的明确，有助于课堂的开设。教师在课堂中要做好引导作用，指导学生高效率完成课堂任务。合理有效的目标是课堂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高效课堂的前提和保障。另外课堂要分清主次，把握好课程节奏，课程有了明确的方向，就有了明确的教学目标。
一、布洛赫哲学创作的核心概念
1. 趋势与潜势
就概观布洛赫创作而言，有各种各样的路径，但我以为聚焦考察布洛赫哲学的创作的核心概念十分有益。不过，在此重要的并不是澄清哲学领域里的专业术语和定义，而是阐明与布洛赫哲学思想直接相关的思想主题。首先，有必要考察一下布洛赫哲学创作中的“趋势与潜势”这对比较生僻的概念。趋势(tendenz)源于拉丁语“tendere”一词，意思是“朝向，以某物为目标”。在古希腊时代，这个词被用作“”(朝外)这一概念。有鉴于此，那时，人们并未在内心省察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后来，罗马后期哲学家波爱修斯(A.M.S.Boethius)结合亚里士多德、普罗克洛(Proklos)的表达方式，即“存在着的东西追求与自身的一致”，首次赋予这个词一种新的意义，即善的意义：“存在着的一切东西都追求善”。* Joachim Ritter u.a. (Hrsg.),Historisches Wterbuch der Philosophie,Bd.10.Basel,Schwabe Verlag1998,S.998f.
中国梦涵盖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习近平幸福观的重要体现，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需要每个人脚踏实地、拼搏进取，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实现。
其实，在斯宾诺莎那里，“热望”被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本性。一切事物都具有保存自身的本性，这就是 “热望”。应当补充一点，如果热望具有精神努力，它就被命名为“渴望”(voluntas)。如果热望兼有身心努力，它就被命名为“欲望”(appetitus)。莱布尼茨则从另一个角度使用这个概念。由于意识到善恶之别，莱布尼茨把人的渴望进一步区分为 “趋势”(tendenz)与“热望”(conatus)。在他看来，所谓趋势是指谋求至善的神的努力。反之，所谓热望是指谋求精神物质对象的人的欲求。直到德国启蒙主义时期以后，人们才开始在与自我的关联中理解趋势概念。例如，在费希特那里，趋势是内在于自我之中的基本概念。作为一种纯粹行为，趋势的作用在于使自我定居为完全的存在。
与“冲动”(Trieb)、“力量”(Kraft)、“能力”等不同，费希特把“自我”规定为一种实质性的存在者。他试图从人的内部导出趋势。与此相对照，在布洛赫哲学中，由于趋势与既定空间相联系，所以趋势被用作与潜势(Latenz)相反的概念。这是在某种物质过程中力争完全出现的特征。布洛赫正在这种语境中接受了趋势一词。在他说来，趋势的“唯一特征是不被中止，即在世界之中，实际地、主导性地活动”。换言之，作为尚未被实现的存在，趋势的特征就是不断刺激后来变为理想的某种东西。于是，人的历史课题在于，“人怎样自由地推动趋势？”* Ernst Bloch,Wahrheit als eingreifende Abbildung von Tendenzen und Latenzen ,In:ders., Tendenzen -Latenzen-Utopie,Frankfurt/Main,Suhrkamp1977,SS.350-360.
与上述表述相异成趣，为了形象地说明趋势的预取作用，布洛赫从音乐中引出了相关范例。他认为，在时代转折时期，趋势作为一种被升华的意志，就像一部协奏曲一样领先自身的时代，从艺术角度预先推定某种尚未存在的东西。只要趋势推动历史的变化，它就具有朝向乌托邦的过程乃至过渡的意义。鉴于这一点，布洛赫从趋势概念中导出了开放性、动态性和未来性。值得注意的是，趋势与法则有着本质区别。法则包含着业已确定的特征，相反，趋势包含着尚未确定的特征。在某种法则确定一再重复的结论的地方，趋势总是为新东西留有本来的位置。
现在，再来考察一下部落和哲学的另一个概念，即潜势。在趋势中，某种隐蔽的图像，或者某种乌托邦的潜能形成其可实现性的基础。如果我们可以把趋势规定为一种“凭借行为的物质的能量法则”，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潜势规定为一种“内在于可能性领域里的物质的胚芽”(隐德莱希)。一旦我们明了事物的趋势与潜势，我们就会意识到，世界历史的意义绝非静态地被赋予的状态，而是持续地重新被发现的状态。然而，不同的是，布洛赫并没有以亚里士多德的“胚芽理论”终结潜势的可能性特征。对他来说，“客观-现实的可能性就像一个浩瀚无际的海洋一样，用可以说是等待我们的浮士德的可实现性包括着现存的现实”* 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Gekle, Hanna (Hrsg.), Frankfurt/Main,Suhrkamp1980,S.107.。
在布洛赫那里，作为“一个期待领域”，潜势是与目标相关的概念。在1935年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布洛赫把潜势喻作“天上彼岸的最后部分”。就是说，潜势既是尚未存在的目标内容的此在，又是神话上业已完成和决定了的、正在画圈的某种东西。“潜势”这个字眼源于拉丁语“隐匿的”(latere)。在自身的前进方向和实现过程中，潜势从客观世界，从客观现实的可能性出发。试想，那首天主教镇魂曲的歌词：“所有隐匿的东西都必将出现”(Quidquid labit apparebit)。简言之，布洛赫把潜势理解为遥远的目标视域，并相信在未来的某一视点上，这东西在现实中显现其面貌。
作为“一个期待领域”，潜势标志着一种尚未出现但应该出现的某种终极状态。对此，他试举伟大的艺术作品作证：“每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除了指明自身显现的本质之外，它还指明我们未来现实侧面的潜势。也就是说，伟大的艺术作品指明某种未来的内容，尽管这种内容在自身时代中尚未显现，但是它不久将指明某种未知的终极状态的内容。正因如此，每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才告诉我们某种东西，而且告诉我们某种新的东西，即过去时代尚未注意到的东西。正因如此，不仅莫扎特的童话故事《魔笛》，而且历史地严格记述的但丁的史诗《神曲》也拥有自身的‘永恒的青春’。”* 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unung,Frankfurt/Main,Suhrkamp1980,SS.110-111.
在布洛赫那里，如果“趋势”是指某个特定时间中业已内在于事物的可认识的实现可能性，那么“潜势”就是指业已内在于全世界变化中的客观现实的变化可能性。正像德国戏剧家和诗人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一首诗《致后世》(An die Nachgeborenen)：“目标 / 还在遥远的远方 / 但它轮廓显而易见 / 即使我可望而不可及。”* Das Ziel / Lag in groβer Ferne / Es war deutlich sichtbar / wenn auch für mich Kaum zu erreichen. Vgl.Hans-Harald Müller, Tom Kindt,Brechts frühe Lyrik - Brecht, Gott, die Natur und die Liebe，München: Fink 2002.这里呈现的正是布洛赫趋势-潜势意义上的远景目标图像：“这目标已经映入眼帘，尽管现在还无法企及”。
2. 非同时性东西的同时性
现在我们接着考察一下布洛赫反法西斯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即“非同时性东西的同时性”(Gleichzeitigkei des Ungleichzeitigen)。通常人们把“同时性的非同时性”与 “非同时性的同时性 ”混为一谈，并以为这是由布洛赫独创的专门用语。但是，应当指出，这不是由布洛赫首次使用的术语。率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20年代德国艺术史家威廉·品德尔(Wilhelm Pinder,1878-1947)。在艺术史研究中，品德尔开始关注威廉·狄尔泰“关于个体的同时性关系”这一表达方式。
根据狄尔泰的观点，由于精神世界的互通性，某一世代从既定世界中接受某些共同经验。后来，这种第一手经验作为一种同质性的全体性动因起作用。这一观点充分表现在他的《施莱尔马赫的生平》一书中。* Vgl.Wilhelm Dilthey,Leben Schleiermachers,Berlin,de Gruyter1922,S.295f.在此，品德尔进一步发展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思维，从中导出了“同时性东西的非同时性”概念，而他的学术旨趣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抬头的同时多发性艺术思潮。
那么，20世纪初，为什么同时多发性地出现了多种艺术思潮？事实上，从前只有一种两种艺术潮流并列或相续，但当时由于人口爆炸、大城市集中化等现象，于是出现了多种艺术彼此共存乃至互相对立。对此，品德尔指出，“许多不同世代的人们生活在同一的年代的时间中。但是，由于实际时间仅仅是自己经历的东西，所以，在质的方面看，一切世代的人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内在时间中。对于一切人而言，即使是同一的时间也是另一种时间，即他自身的不同时代”* Wilhelm Pinder, 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 in der Kunstgeschichte Europas,Berlin,Frankfurter Verlags-Anstalt1926,S.26.。
恰恰从这一脉络中，可以理解布洛赫的“非同时性东西的同时性”概念吗？看上去，布洛赫似乎从品德尔的艺术史文献和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所细致化的“世代论”中导出了“非同时性东西的同时性”这一概念。不过，在他那里，重要的不仅仅是这一概念的学术界定，更是对1880年以后普鲁士社会经济状况和国粹主义氛围的批判。正是鉴于19世纪普鲁士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环境，布洛赫才提出并重构这一概念。当时大部分人高喊要推进文明进步，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纪之末的资产阶级不是憧憬更美好的未来而是沉迷于昨日辉煌。世纪之末，德国社会分化日趋严重，而大城市的出现使得客观地纵览社会全体愈发困难。当时，虽然已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失业者开始徘徊城市中心，但是在农村和乡下，仍然非同时性地广泛存在前近代生活方式。布洛赫把这种奇异现象概括为“非同时性东西的同时性”。* Ernst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Frankfurt/Main,Suhrkamp1985,S.112ff.
这样看来，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履行者，当时的大众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和权力集团，更没有形成借以进行社会变革的重要基础。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战至30年代的德国状况就是如此。尽管生活在同一时代，但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与城市工人之间的世界观呈现出巨大差异。为了阐释这种异质性意识构造的奇异共存现象，布洛赫应用了“非同时性东西的同时性”概念。
因此，对于布洛赫来说，重要的是对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展望。不过，最重要的是人的劳动行为。人的劳动行为构成布洛赫哲学思维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人是通过劳动来创造自身的世界和历史。在劳动过程中，劳动着的人势必预先推定某种劳动的生产物。恰恰在此，布洛赫发现了人所共有的作为期待视域的意向。只有一个人活着而运动，他就持有这种意向性情绪。这种情绪不仅适用于现代人，也适用于生活在过去的人们。
3. 直路
在《天赋人权与人的尊严》等一系列作品中，布洛赫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首次把“人的尊严”(menschlich Würde)、“直路”(aufrechter Gang)置于权利理论的核心。他认为，人权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人，尊严是人权的核心，而“直路的矫形外科”排除非法的暴力。在许多著作中，布洛赫都反复强调，“直路”不仅是一种有人类尊严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能够堂堂正正地生活的第一个前提条件。阿谀逢迎、讨人喜欢，不啻一种奴隶行为。在主人面前，奴隶总是卑躬屈膝、逆来顺受。相反，在布洛赫看来，挺着身子走路，堂堂正正做人正是坚守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人。* 布洛赫从近代“公民”(Citoyen)面貌中，发现了人的尊严。在意大利剧作家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1767-1772)、德国剧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等人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这种挺着身子走路的公民形象。
在《天赋人权与人的尊说》中，布洛赫指出，天赋人权中的目标图像与其说是关涉人的幸福，不如说是关涉人的尊严。在他的天赋人权讨论中重要的有两点：“行动规范”(norma agendi)和“行动能力”(facultas agendi)。所谓“行动规范”是由当局规定的、从上下达的客观法。这种法对人类社会内部的刑法和商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从一开始就准许了自由的权利和所有的权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作为客观法，“行动规范”是为了上流阶层的规则。
实际上，大部分实证法都建立在这一行动规范基础之上。不论中西古今，大凡有钱有势者都靠遵循“实证法”而过活。正是这一现实使我们联想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赋人权”的理念。那么，“行动能力”又是什么？这是指人民的行动权利乃至聚集在一起进行示威游行的权利。正因如此，这种权利也与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有关。“行动能力”的制定、执行、随后验证等不是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威严和专断，而是取决于所有人的协作、手足情谊和尊严。因此，这种行动能力是人民借以积极参与社会，贯彻自身意向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世界各地经常发生的反资本主义街头示威、烛光集会就是这种行动能力的范例。简言之，行动能力是从下至上的“主观法”。布洛赫从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剧作《阴谋与爱情》中发现了相关范例。进一步讲，“行动能力”可以对抗当权者冠冕堂皇的客观权利，在全体中树立人民的主观权利。布洛赫恰恰强调这种作为事实动因的“行动能力”，揭示了从中所蕴含的一切人都能自由而平等地生活的天赋人权的理念。
归根结底，“希望”(Hoffnung )是旨在超越并超出现实的一种强烈的愿望。但是，希望的前提条件是“直路”，即一种不为任何业已形成的东西所否决的意志。如果我们想要正直地生活，有尊严地生活，我们就必须坚定一种不与现实妥协的意志。因此，直路好比一切人的庄严之梦与不屈不挠的抵抗姿态。
4. 战斗的乐观主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的哲学创作一再强调“战斗的乐观主义”(militanten Optimismus)及其精神境界。对此，我们有必要从其哲学语境中加深理解。从布洛赫哲学语境看，所谓“战斗的乐观主义”并不是一种思维，而是一种姿态或态度。为了揭露资本主义世界的垄断统治和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在哲学创作中率先导入了“战斗的乐观主义”用语。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新的专制本质无异于“人民的鸦片”。因此，对于人民来说，重要的是直面现实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坚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姿态。但是，真正的“乐观主义”并不意味着坚持一种素朴的、自发的历史进步信念。相反，就指向与强度而言，“战斗的乐观主义”从一开始就与“虚假的乐观主义”相区别。在某种意义上，“战斗的乐观主义”是一种“戴着黑纱的乐观主义”(Optimismus mit Trauerflo)。因为一方面，这种乐观主义充分意识到历史运动中的迂回、曲折、挫折、失败甚至破灭等因素；另一方面，这种乐观主义不断利用可能性、希望来改造这个世界，最终得以根除最坏的生存条件、最恶劣的生存状况、最糟糕的环境和敌视人的周遭。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这是布洛赫最坚定的信念。但是，“战斗的乐观主义”既与早期W.本雅明的“忧郁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也与后期M.霍克海默、T.W.阿多尔诺的“文明悲观主义”相对立。就是说，战斗的乐观主义既反对各种“盲目的悲观主义”，也反对各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因此，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必须根据迄今所明了的知识，即“已知的希望”(docta spes)为基础，对未来做出某种可期待的判断。
归根结底，这涉及重新追问现实的可能性中所蕴含的、作为乌托邦意识而被具体化的相关概念。战斗的乐观主义坚信社会过程中乌托邦从开始萌芽到繁荣昌盛的潜势-趋势，坚信乌托邦过程化的现实可能性以及我们这个世界人化的可能性。人从事劳动，投身革命，废除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关系，把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变成现实。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只要希望在，世界就在。人通过希望成为人之为人，世界通过希望成为世界之为人的“家乡” (Heimat)。
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战斗的乐观主义”致力于民主地、革命地改变世界，将“世界的恐惧”变成“世界的希望”。这正是“战斗的乐观主义”的姿态。就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虽然“战斗的乐观主义”并不能直接充当实现抽象理想的媒介职能，但是这种乐观主义至少能够激励人们解放那些压制具体理想的要素，为某种人化的新社会而奋斗。根据布洛赫人的解放哲学，在当今争取人类解放的最后斗争中，站在前列的、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无产阶级，一切反对剥削、压迫和异化的革命运动都始于他们的决断。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文献[12].Han等人[12]以四边形网格划分区域，针对基站附近节点中继数据包较多所引起的消耗能量较多，远离基站节点消耗能量较少的情况，考虑节点剩余能量的均衡性，制定了一种新的多跳路由选择策略，并给出小车的移动路线，使其充电时间与每层网格内部传感器消耗能量呈正比，使能量供给更均衡化，有效提高网络节点的存活率.
因此，布洛赫致力于一种主客一致的理念，即把作为主观动因的无产阶级与作为客观动因的经济-物质趋势融会贯通，从而将白日梦、乌托邦等“尚未存在的反映形式”转化为一种能动地变革世界的物质力量。由于这种行动属于主客交融的双向行动，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因而有别于旨在改变世界、实现自身的某种单纯的物质行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在布洛赫那里，“战斗的乐观主义”思维的唯一场所首先是“前线范畴”(Kategorie der Front)。在战斗的乐观主义哲学中，蕴含着从唯物论角度被把握或概念化的某种“已知的希望”。
5. 先现图像
“先现图像”(Vor-Schein)，这是贯穿布洛赫全部艺术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德文Vor-Schein，由Vor与Schein另加短线-组成，意思是“使某物预先显露出来”，即“预先显现”。在他的艺术哲学中，Vor-Schein特指艺术作品中“预先显现的图像”、“被预测到的图像”等。中文可译作“先现图像”或简称“先现”。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富于乌托邦因素，总是向我们呈现“先现图像”。就像一面透光镜，时而折射出可期待的未来，时而折射出丑恶的未来。在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尚未形成的东西”(das Noch-Nicht-Gewordene)可表现为关于假想(灿烂的或阴郁的)的未来图像。因为按其表达方式，艺术首先描写既定现实中某种可期待的或邪恶的图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他那里，作为“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先现图像”与黑格尔作为“揭示真理的图像”(die Wahrheit zu enthüllen)* Vg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Wissenschaft der Logik,In: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Band 5,Frankfurt/ Main1979, S.54.有着本质区别。
但是，“先现图像”并不单纯标榜与主观相反的赤裸裸的客观。先现图像反倒唤醒理想，点亮人生，在可能性的规模中推动“尚未形成的东西”。在流动不息的现实中，艺术将尚未形成的可能性预先形象化为现实理想，从而艺术作品从量上预先把握实际历史过程。尽管如此，艺术作品并不能提出与国家小说乃至社会乌托邦相似的更美好的生活方案。
毋宁说，艺术作品瞬间显现朝着某种可能性开放的现实的面貌。因此，可以说，在客观实际中，现实的象征图像势必蕴藏着某种趋势。先现图像不是有计划地描写过程的对象，而是艺术地显现变化的可能性和可能的完全性。这一点可命名为“深造图像”(Fortbild)。先现图像不是形成于对既定现实的机械摹写，而是取决于追求社会现实变化的艺术家的知性-艺术触媒。
那么，布洛赫艺术哲学是在追随哪一种哲学乃至美学传统呢？在此，问题涉及关于艺术图像及其本质的讨论。柏拉图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一切艺术都是图像，无异于迷惑”。对此，布洛赫提出反驳并举证黑格尔的美学。如果图像不被显露，真理从一开始就不是唯一的东西，或者真理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黑格尔追踪过美之中的假想自由，与此相关，布洛赫追踪艺术中尚未实现的东西。艺术预示着成功之际形成的东西，并且类推某种未完结的“隐德莱希”。换言之，艺术作品的现实图像并非取决于图像与被摹写的图像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取决于可能现实中“还在瞌睡的东西”或各种图像中“持续发酵”和“正在临盆的东西”。就是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某种未来的现实乃至指向未来的视域。
例如，在当代，许多伟大诗人和画家的真正价值往往不被认可，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客观价值只有到了下一代才被意识到。真理之所以在迷惑中持续存在，也是由于这个缘故。* Vgl.Gert Ueding,Utopie in dürfutiger Zeit, Studien über Ernst Bloch,Wüzburg2009,S.107f.真理尘封在废墟中，只闪现微弱的光辉。这种“真光不辉、含蓄内敛”的意义在于，不是以现在而是以未来为前提获得一种客观正当性。* Ernst Bloch,Spuren, Frankfurt / Main, Suhrkamp Verlag1985,SS.121-128.因此，在布洛赫的先现美学中，艺术作品所描写的假想现实被理解为尚未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将会本真地出现的可期待的(或惊人的)图像。为了把最富于核心意义的未来图像艺术地形象化，艺术家必须不断探索新的课题。作为手段，仅仅诉诸于对既定现实的摹写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艺术家必须发挥自身的想象力，改变既定现实的面貌，以流动的新图像代替静止的旧图像。
但是，作为某种片段性的东西，先现图像总是自我设定目标，对尚未存在的东西保持动态的开放性。正是在尚未形成、尚未完成的艺术家作品中，正是在由于内心痛苦绝望而被中断的他们的作业过程中，先现图像发现了这种动态的开放性的先现图像踪影。因此，通常人们多半以特殊的、片段的、人为的、非充实的方式认知“先现图像”的特征。一旦人们认识到被扭曲的、被忽略的现实的片段，未来所能显现的灿烂的愿望生活或可怕的预警生活就会得到更加明晰的投影图像。
第一，功率密度高、加热速度极快，零件变形极小，且可以通过热处理工艺来控制变形，工件处理后不需要修磨，可以作为零件精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
二、布洛赫哲学创作的轴心
1. 马克思主义
然而，布洛赫哲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文本结构或叙述方式 ，而是文本背后一以贯之的思想主旨。正因如此，布洛赫研究中的重中之重是，聚焦他的哲学创作的思想主题，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渐渐接近其整个哲学创作的轴心和核心概念。
平心而论，虽然布洛赫哲学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完全一致，但也不能基于这种不一致，就断定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完全异质的东西。*关于布洛赫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与共同点，参见即使是20世纪初布洛赫的早期作品《乌托邦的精神》(1918/23)也不能算作“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例如，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的最后部分《卡尔·马克思、死亡和启示录，或关于世界之路及其内向性的外向性和外向性的内向性如何可能》中，布洛赫聚焦表述了通向世界的“内外之路”。* Vgl.Ernst Bloch,Geist der Utopie(1923), Frankfurt/Main,Suhrkamp1980,S.291f.可以说，他的关于“世界之路”(Weltwege)这一表述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这一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表述具有异曲同工、一脉相承之妙。
布洛赫是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用当代德国作家、散文家克劳斯·库费尔德(Klaus Kufeld,1951-)的话来说：“恩斯特·布洛赫从来都不是德国共产党成员。这位哲学家是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教条的共产主义(尤其是苏联的共产主义)持批判和重建的态度。此外，他毕生关注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Vgl.Ernst Bloch，Ins Gelingen verliebt，Aphorismen und Lebensweisheiten, ausgewhlt von Karlheinz Weigand, Einleitung von Klaus Kufeld, Insel Verlag, Frankfurt / Main 2000.具体说来，布洛赫哲学属于马克思主义史：一方面，布洛赫并不承认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历史宿命论意义上的“决定论”(Determinismus)；另一方面，像马克思一样，布洛赫也把开放性和动态性规定为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因。
当然，布洛赫并非从一开始就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自身思想的出发点。例如，在博士学位论文《关于李凯尔特的批判评论与现代认识论问题》(1908)中，他还站在马克斯·韦伯的历史主义立场，力图从价值中立视角探讨价值理论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博士论文中，已经出现了“尚未”(Noch-Nicht)这一后来核心思想的基本线索。在《乌托邦的精神》中，布洛赫断然拒绝新康德主义等传统哲学立场，首次勾勒了世界过程中像地平线一样冉冉上升的目标图像。在转折时期，人们的脑际中，这种目标图像进一步投射为“经历过的瞬间黑暗”(Dunkel des gelebten Augenblicks)。* 布洛赫把“经历过的瞬间黑暗”表示如下：人借以感受生命中最高幸福的瞬间乃是黑暗，这种瞬间之所以黑暗，是因为在瞬间中实现了的渴望朦胧不清、不甚明了。因此，布洛赫把这种人的朦胧的生存体验表述为“实现的忧郁”(Melancholie des Erfüllens)或“实现的窘迫”。 虽然布洛赫选择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的研究对象，但其基本观点并未偏离“人的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视角。用当代德国马克学家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1922-)的话来说，“布洛赫把自身的自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概念”* Iring Fetscher, berlebensbedingungen der Menschheit，Ist der Fortschritt noch zu retten,München,Piper Verlag 1985,S.161.。在此，重要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和观点：“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 马克思：“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也就是说，人可以预先想象不可感知的、以质的形态呈现的某种东西吗？由于想象的这一假想游戏功能，我们能够提取各种重要的事项。例如，大凡展开想象的翅膀，鼓翅振飞的艺术家，总是从艺术高度预取和俯瞰某物。在此，艺术家的预见随同可能世界的符号一道，与时代的现实趋势相知相遇。正是通过这种想象的捕捉，所与的某物(存在者)艺术高度被表象的东西(应当)渐渐走近，最终融为一体。事实上，布洛赫不仅欣然接受谢林的艺术与自然概念，还运用这一概念说明了存在(Sein)与应当(Sollen)相互并行发展的过程。
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布洛赫认为，人正是通过自身的“劳动行为”而预期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他把渴望某物的情绪说明为“想象的捕捉”在此，所谓“想象的捕捉”概念源于斯多亚学派。* Ernst Bloch,Leipziger Vorles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1950-1956,Bd.1,Frankfurt/Main,Suhrkamp1985,S.400f.斯多亚学派相信，通过“想象的捕捉”，能够明确把握一切形态的人类历史。“想象的捕捉”属于一种表象方式，在回味对象的意识中，凭借这种表象方式，人们可以把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过渡。这样，在感觉行为之前，凭借“想象的捕捉”，人们可以把浮现在脑际中的想象内容建立在预先设定的目标基础上。
用布洛赫本人的话来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战斗的乐观主义者”。前途未卜就只好放弃，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人类不应放弃对美好未来的计划或对可怕未来的预防行为本身。因此，我们至少应当肯定布洛赫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寻觅乌托邦功能的努力。因此，我们不宜用所谓“历史合目的性原则”或“客观实证主义的铁则”，任意裁剪乌托邦，也不宜草率地将乌托邦与历史客体组装配套。相反，我们需要拯救的是，在社会生活的至深视域中作为超越动因的乌托邦。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并不是以工具实证主义方式严格划分、分析一切，而是在既定条件下，发现关于更美好社会可能性的端倪。鉴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主义视域，他反复强调，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下层人过上自由、富足、快乐的生活是最重要的课题。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高速增长，受国内资源条件的限制，未来中国原油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进口。据中国海关进口原油来源地数据统计，目前中国原油进口区域中，中东、非洲、南美洲及俄罗斯位居前列，俄罗斯目前主要是管道和铁路运输，成本较高，其他国家和主要原油运输航线有着政治和海盗的风险，对中国能源安全造成威胁，如中东、马六甲海峡等。因此，从北极地区进口原油，建立多元化格局，保证原油充足供应是我国长期的战略选择。
2. 具体的乌托邦
现在我们来考察与布洛赫思想的核心内容密切相关的概念——“乌托邦”。布洛赫把乌托邦视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哲学范畴，而他本人就被喻为“20世纪乌托邦哲学家”。*参见 [德]E.布洛赫：《乌托邦视为我们时代的哲学范畴》，梦海译，《现代哲学》2005年第5期。布洛赫的乌托邦观点，更确切地说，他的“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r Utopie)方案是他的整个哲学创作的轴心。他的早期作品《乌托邦的精神》(1918/1923)就勾勒了“具体的乌托邦”的主要特征。他的代表作《希望的原理》(三卷，1959)又增添了“具体的乌托邦”的极其丰富的内容。他的最后作品《世界的实验》(1975)则进一步阐明了“具体的乌托邦”的理论。
乌托邦一词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与整个人类文明史相伴随行。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汤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从弗兰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到19世纪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直至20世纪一大批乌托邦作家的乌托邦主题创作都继承和保存了亘古如斯、生生不息的乌托邦内涵，即“理想的国家方案”。现代乌托邦思想摆脱了文学类型，已经渗透到了人类所有生活领域，从而文学乌托邦变成乌托邦文学。* Vgl.Klaus L.Berghahn,Zukunft in der Vergangenheit-Auf Ernst Blochs Spuren,Bielefeld,Aisthesis Verlag2008, SS.9-15.那么，我们不禁追问，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与迄今为止的各种乌托邦理论究竟有何不同，或者，他对乌托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回头再考察一下“具体的乌托邦”(Konkrete Utopie)。众所周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中，这样写道：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们想入非非，异想天开地设计了更美好社会的图像，但是，他们的思维并未对现实变革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恩格斯认为，作为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乌托邦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其二是无视这种生产方式一直隐藏着的内在性质：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6-797页。例如，他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欧文、圣西门、傅立叶那里，发现了一个共同缺陷：即他们 “并不想首先解放某一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
所谓“具体的乌托邦”标志着一种最遥远但又最实际的乌托邦。对于个人而言，“具体的乌托邦”就是“幸福和希望”；对于社会而言，“具体的乌托邦”就是“团结一致和直路”。迄今人们认为，所谓乌托邦就是从理性角度，重构历代“国家小说”(Staatroman)中所描写的社会图像。但是，布洛赫不仅关注这些社会模型，而且深入考察了历史变化过程中乌托邦的功能和作用。如果说国家小说赋予乌托邦一种静态的、封闭的、拥护既定体制的功能，那么布洛赫则赋予乌托邦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批判既定体制的功能。
可以说，针对国家小说中的乌托邦模式，布洛赫注入了一种新的东西。他认为，一旦剥掉附加于边缘上的意识形态表皮，乌托邦就会摆脱所谓“脱历史性”的诱惑。因此，作为现实的动因，乌托邦目标内在于历史之中。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他都发现了希望的痕迹和乌托邦的思想。据此，他赋予了乌托邦思想一种史无前例的广度和多样性。在《希望的原理》中，他一再强调压迫、贫困和饥饿是乌托邦功能的原动力。这种压迫和匮乏正是乌托邦思想的先驱。因此，没有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批判，就没有对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预设。
1933年纳粹上台后，布洛赫正是运用 “非同时性东西的同时性”概念，深层分析了30年代初纳粹上台和左翼失败的原因。30年代初，纳粹之所以一呼百应，得以上台执政，不仅因为它狡猾地利用了乡村中产阶级的非同时性意识，还因为它巧妙地兼顾了城市纯粹劳动者的核心利益。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仅仅关注大城市“落后的”劳动者的意识，而几乎无视乡村和小城市中产阶级的非同时性意识。据此，布洛赫得出结论说，30年代初，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战略失误在于，盲目拒绝非同时性要素，对非同时性意识的内容和根据缺乏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正是布洛赫和瓦尔特·本雅明两人坚持不懈地追踪考察了历史的展望内容。但是，两人的未来指向性和期待目标截然不同。在《论历史的概念》中，本雅明认为，与进化相反，革命乃是阻挡历史火车头的破坏力量。* Vgl.Walter Benjamin, 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Werke und Nachlass，Kritische Gesamtausgabe,Band 19. Berlin, Suhrkamp Verlag2010.两人对未来的态度迥然不同。本雅明否定性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历史发展结局。与此相反，布洛赫则认为，马克思所暗示的“自由王国”是人类理应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不过，他同时强调这一远景目标并不是作为业已确定的一种法则存在，而是仅仅作为一种尚未实现的趋势-潜势存在。但是，基于未来理想社会的不确定性，我们当然不能从一开始就放弃他所指向的未来的“预先推定”(Antizipation)原则。
无怪乎，哈贝马斯把布洛赫称作“一位马克思主义的谢林”。一方面，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历史的合目的性”乃至对“历史进步性”的确信，那么布洛赫的哲学创作则另辟蹊径，用“S还不是P”(“主词还不是宾词”)这一澄明公式与众不同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历史规定为内在于革命之中的动态瞬间，进而把进步仅仅理解为某种可能性，我们就会发现，在布洛赫思想中，蕴含着新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和观点。
说到底，作为来自乌托邦的生物，人之中最重要的是乌托邦的意向。这种意向也可被解释为“意识的意向”如果说国家小说所描写的更美好的社会属于“乌托邦模式”(Utopie-Modell)，那么主体中所渴望的作为昼梦乃至白日梦的意向属于“乌托邦的成分”(utopische Komponente)。前者向我们暗示关于更美好场所的静态图像，后者则向我们提供当下在此能够开放乌托邦视域的动态能量。
大体说来，布洛赫对乌托邦理论的创造性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他拓展了乌托邦概念的内涵，他赋予了乌托邦思想一种史无前例的广度和多样性。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布洛赫都发现了希望的痕迹和乌托邦的思想。二是，他提出了“具体的乌托邦”方案，即“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应该如何工作和生活”* Vgl,Iring Fetscher, Vom Wohlfahrtsstaat zur neuen Lebensqualitt, Kln, Bund-Verlag 1982,S.122.。“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东西。”这样，“具体的乌托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针对恩格斯的上述乌托邦理解，布洛赫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恩格斯把乌托邦判定为过去的一次性思维，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第二，恩格斯过分依赖经典著作，似乎有“照本宣科”的本本主义之嫌。问题在于，从一开始，恩格斯就否认当下现实中乌托邦的功能，即否定乌托邦能够作为一种理想思维而出现。然而，在布洛赫看来，尽管马克思思想包含着“团结一致”、“人人平等”的理想，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如说是人类翻身解放的一个范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提出的“自由王国”就是关于人类平等社会的一个范例。在此意义上，他的“具体的乌托邦”方案可规定为马克思意义上关于“自由王国”的一个具体范例。通过这一论述，布洛赫力挽狂澜，转危为安，最终把乌托邦从“历史一次性”的泥沼中拯救了出来。
正因如此，布洛赫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方案”。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具体的乌托邦方案的具体的内涵。用布洛赫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事物。”* Vgl. 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Gekle, Hanna (Hrsg.), Frankfurt/Main,Suhrkamp1980,SS.76-82.“具体的乌托邦”具有两层含义：第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二，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统一。作为“具体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用一个美好的未来远景武装人类、动员人类，将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王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具体的乌托邦”与人的劳动行为视域乃至创造行为视域息息相关，而与诸如空中楼阁、一厢情愿等虚幻的事物或脱离实际的空想毫不相干。在历史中，人要想创造某物，把自身的意愿付诸实践，他就必须正确地理解经济的、社会的运动过程。作为行为的视域，“具体的乌托邦”正是使这种正确的理解成为可能的一种方案。* Burghart Schmidt,Kritik der reinen Utopie，Eins Sozial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Sturttgart,Metzler1988,S.16.
作为“具体的乌托邦方案”，马克思主义最清楚地表达了人类造梦、寻梦、圆梦，走向更美好未来的意图。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从两方面说明乌托邦的基本特征：一方面，由于“尚未的存在”，“具体的乌托邦”停留在“趋势”之中。作为客观动因，趋势是某种条件状态。由于主观动因的作用，现实的条件状态发生变化。劳动着的主体之所以需要趋势，是为了贯彻落实自身的事情，所以，趋势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被确定的。因此，作为尚未形成的东西的趋势与所谓一成不变的铁的法则相距甚远，不可混为一谈。
天亮的时候，牛奶的香气钻进她的鼻子里，顾盼笑着说，别装睡了懒猪，我知道你退了烧。她一骨碌坐起身来对着他笑，阳光真明媚，晒得她睁不开眼，每一天都是新的，谁也不该被昨天的悲伤苦苦纠缠。
另一方面，“具体的乌托邦”与客观现实的可能性相关联。在此，“具体的乌托邦”不再与主体的冲动乃至动力结合在一起，而是被嫁接在“潜势”这一现实基础的客观视域上。这样，“具体的乌托邦”不仅从趋势中，而且从潜势中获得营养供给。潜势乃是缔造目标可能性的客观基础。但是，潜势绝不把目标可能性确定为一种永恒不变的图像。作为可能的未来图像以及未来意向，潜势确定自身的适用范围，展现其作为现实基础的客观视域。在此意义上，布洛赫强调，“具体的乌托邦”不是怪论，而是“同趋势和潜势的一致，但是，趋势在这里是领先的，相对地被实现着，并辩证地得以贯彻”* Ernst Bloch,Abschied von der Utopie? Gekle, Hanna (Hrsg.), Frankfurt/Main,Suhrkamp1980,S.110.。
试验按照《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SL352-2006）的技术要求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在试验过程中，5～20 mm碎石与20～40 mm碎石的比例约为2∶3时，混合石料可以紧密堆积。坍落度在20～40 mm时混凝土和易性、保水性适宜。经过多次试配、调整，最终确定本次试验C40水工混凝土最优配合比参数见表2以及每立方米C40水工混凝土配合比见表3。
三、从《乌托邦的精神》到《世界的实验》
现在我们试着比较分析布洛赫早期创作与后期创作之间的关系。他的哲学创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差不多横跨一个世纪的历程。他的创作时间跨度很大，可以说是与20世纪同行。20世纪革命风雷激荡，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如果我们撇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些论著，那么布洛赫思想的演进轨迹可谓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前后期并未出现任何显著变化。众所周知，布洛赫的老朋友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一生是以“善变”著称，他不仅政治立场观点沧桑多变，哲学美学思想也伴随各个时代变化一再呈现出不同面貌，甚至前后发生多次华丽转身或惊人蜕变，其变化之大简直判若两人，令世人目瞪口呆。* Vgl. Georg Lukacs ,“Postscriptum 1957 zu: Mein Weg zu Marx”， in Marxismus und Stalinismus，Politische Aufstze，Ausgewhlte Schriften IV, Reinbek: Rowohlt, 1970, SS.161-171.与此相对照，无论是政治立场抑或是哲学思想，布洛赫都“从一而终，善始善终”。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早在20年代就业已成形，以后的众多创作只是在个别层面和细微末节上，显示出若干差异和微小变化而已。* Burghart Schmidt,Ernst Bloch,Stuttgart,Metzler1985,S.63.
那么，从《乌托邦的精神》(1918)到70年代问世的《世界的实验》(Experimentum mundi,1975)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呢？答案是否定的，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差异。前者从内向性与外向性双重视角解释“世界之路”，后者从乌托邦和人道主义-革命实践视角解释“世界的实验”，其宗旨都在表明“世界是拯救实验室”这一历史哲学的根本命题。不过，在布洛赫的20年代创作与30年代以后的创作之间，确实存在若干枝节性差异。
第一，文体差异。受到表现主义影响，早期作品侧重表现主观精神，宣泄内心激情，例如他的《乌托邦的精神》就被誉为“革命浪漫主义的狂想诗”。相对而言，后期作品沉稳冷静，专注于文化传统、宗教遗产和未来美好社会的平面图等，例如他的《希望的原理》就被誉为“20世纪长篇优秀散文”。
第二，风格差异。在早期作品中，布洛赫基于理想社会的信念，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在后期作品中，布洛赫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聚焦分析现实社会中具体的社会现象。布洛赫关于遗产的观点，即“元宗教”(Meta-Religion)或“遗产中的宗教”(Religion im Erbe)就是这种分析的范例。他的后期著作《基督教中的无神论》(Atheismus in Christentum,1968)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提出了“宗教无神论”理论，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也是宗教”的观点。* 参见恩格斯：“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早在四十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说过，但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谈到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了，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1884年7月)，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5页。按照他的理解，宗教的本真遗产是对尘世美好生活的渴望和憧憬。“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因此，基督教以及以后的基督教思想中所剩下的正是我们人类应当追求的“没有神的弥赛亚的王国”，亦即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王国”。
第三，问题意识差异。20年代布洛赫首先倡导作为远景目标的无阶级社会，至40年代以来，他则首先倡导关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战略。他的这种问题意识不仅反映了40年代国际反法西斯主义联盟的大背景，也折射出50-60年代东西德社会的现实境况。例如，1964年他曾获得“德国工会联盟第一文化奖”。
第四，多元视域。后期布洛赫作品不再拘泥于纯粹哲学问题，而开始全方位、多视角考察人的平等问题。例如，《乌托邦的精神》侧重自我相遇、音乐哲学、死亡等超现实的本质问题，而《痕迹》(Spuren,1931)《这个时代的遗产》(Erbschaft dieser Zeit,1935)，甚至聚焦解析了包括“贱民文化”传统在内的日常美学和文化遗产。这方面，布洛赫的法哲学著作《天赋人权与人的尊严》(1961)又是一个范例。如果说“乌托邦”是追求人的自由的核心术语，那么“天赋人权”则是捍卫人的尊严的核心术语。因此，这部作品与《希望的原理》相匹敌，其意义十分重大。
第五，对自然的立场不同。在《乌托邦的精神》中，作为新的耶路撒冷，自然被视为瞬间突然重生为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某种对象，与此相对照，在《希望的原理》中，自然被描写为通过人的不断努力而渐渐变为与人共在、同床共枕的对象。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后期观点和视角渐渐淡化了早期的感性色彩，而增进了更多的理性色彩。这一点很重要。
那您为什么要杀他？从杨小水身上，苏楠突然有了好多感慨。这人啊，就像一只筛子，该漏的得漏下去。漏不下去，筛子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变成了容器。容器满了，就会溢出来。
高职院校学生思维活跃，不喜欢呆板的教学方式，所以教师要采取灵活的教学手段，如在教学过程中制作直观性较强的PPT进行演示。同时，会展英语教师也要注意自身专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的不断积累，提高专业水平，积累会展实践经验才能传授给学生更专业的技能。
第六，关于音乐的见解不同。在布洛赫那里，就像卓越的绘画作品中，空间是某种渴望重生的场所一样，伟大的音乐本身中，空间也是某种渴望表达和强化的场所，即“形象化的场所”。音乐是最年轻的艺术，作为世界过程领域的艺术，音乐的实质是借以转移和投射人的渴望的中介艺术。布洛赫把贝多芬歌剧《费德里奥》(Fidelio)中响彻天际的小号声音理解为一种自由人的呐喊，即对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的讴歌和向往。不过30年代以后，他不再把音乐理解成“为乌托邦思维而瞬间被激烈抛弃的东西”，而是理解为“人的渴望中继续发酵的剩余物”，将它刻画为对同时代人持续发挥影响的艺术题材。与此相关，后期布洛赫特别强调交响乐一类的大型管弦音乐艺术，因为这种音乐艺术富于精彩的感人片段，能够深度传达人类对更美好世界的渴望和憧憬。*Ernst Bloch,Tübinge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Frankfurt/Main,Suhrkamp1985,S.194.
如上所述，布洛赫的哲学创作横跨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历程。鉴于其哲学创作的罕见的广度、深度和高度，我们可以用“哲学的全部总体性”一词来概括他哲学创作的基本方向。* Vgl.Klaus L.Berghahn,Zukunft in der Vergangenheit-Auf Ernst Blochs Spuren,Bielefeld,Aisthesis Verlag2008, S.14.例如，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就是一部包含全部乌托邦宝库的“希望的百科全书”。作者提供了“哲学的全部总体性”，以便从历史学、人类学、存在论、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乃至美学的视角全面奠定乌托邦的功能。
结语：布洛赫与德国学生运动
最后，我们简要考察一下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 “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始发于法国巴黎“红色五月风暴”，后蔓延欧洲各国，打出了“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等激进革命口号。与布洛赫的关系。布洛赫对1968年学生运动带来了什么影响？要想探讨这个问题需要追踪考察“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SDS)和“议会外反对派”(APO)与布洛赫的关系。
东营三角洲是研究区古近系沙河街组重要沉积体系之一，分布面积约500km2。该三角洲为大型砂质复合三角洲，三角洲成因的各类砂体及与三角洲有关的浊积砂体是东营凹陷中东部诸多油田的主要油气储集体。
可是，后世关于布洛赫对1968年学生运动的影响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柏林电影制片人海尔加·雷德米斯特(Helga Reidemeister)在制作政治肖像画《直路，鲁迪·杜契克*阿尔弗雷德·威利·鲁迪·杜契克(Alfred Willi Rudi Dutschke,1940-1979)，德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西德学生运动的代言人。他曾宣告：如今生活所需要的物质上的先决条件业已完成，必要的只是让人民以公平的方式来分享社会财富。为此，他主张“通过权力机构的长征”，即通过成为权力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促成政府和社会内部的激进变革。-痕迹》、《Aufrecht gehen, Rudi Dutschke -Spuren,1988》时，列举了四位学生运动的支持者，即布洛赫、卢卡奇、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和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富于传奇色彩的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生、作家、游击队长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同时也被视为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与此相对照，在布洛赫传记作品《魔鬼的屁股》中，彼得·楚戴克(Peter Zudeick)却认为：就学生运动和新左派而言，布洛赫并未提供任何富于现实意义的思想滋养，其理由是1968年学生运动主要在柏林、法兰克福、海德堡等大城市举行。* Vgl. Peter Zudeick,Der Hintern des Teufels: Ernst Bloch, Leben und Werk,Baden-Baden,Elster 1987.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也与事实不符。问题不在于他对学生运动的实际影响，而是他为1968年运动的基本立场提供了怎样的思想滋养。事实上，他的“预先幻想”* “预先幻想是青年人的状况、转折时期的状况和创造性的状况，其中创造者迄今还没有国但却应该出现的新事物，因为这变得可能了。” Vgl. Ernst Bloch,Tendenz-Latenz-Utopie,Frankfurt/Main,Suhrkamp1978, S.281. 、“希望的原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梦”等中心思想成了1968年德国学生运动的象征性口号。鉴于他的思想的巨大魅力和感召力，当时德国学生团体纷纷打出“恩斯特·布洛赫大学”的横幅，强烈要求校方将他执教的图宾根大学更名为“恩斯特·布洛赫大学”。
但在1968年学生运动的研究中，布洛赫的曝光率并不高，我们能否因此就断言他对1968年学生运动有所保留或刻意保持了距离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起初布洛赫似乎对学生运动持一种消极态度。作为犹太人，布洛赫在美国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岁月，当时他离开东德移居西德也只有7年。因此，他在西德不得不像一个“客人”一样生活。作为异邦知识分子，他谨言慎行、保持克制，不想因直接参与学生运动而惹争议。1968年图宾根“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会议正式邀请布洛赫与会，一开始他宣称不参加会议，因为他担心参加这种会议会刺激德国人的反犹主义情绪，但经过一番权衡后，他最终还是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会上，他首次见到了鲁迪·杜契克，两人发表了细节略有不同的意见。在鲁迪·杜契克看来，布洛赫是一位过分标榜黑格尔中心论的、缺乏现实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布洛赫看来，来自东德的青年鲁迪·杜契克则是一位过分冷酷地划分政治路线以及阶级党派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显然，首次相遇，两人都误解了对方。后来，杜契克遭到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枪击，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这时，布洛赫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与东德的游吟诗人沃尔夫·比尔曼共同发表了声援杜契克这位德国学运领袖的文章。也许，杜契克直到这时才认识到布洛赫所具有的真正的理性、光明磊落的胸怀以及忠厚老实的人性。
④中纪委主张“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适用国家监察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才)适用刑事诉讼法”。
会上，金正大农科院专家王德贵就亲土种植的相关技术做了详细介绍。他提到，想种植出高品质农作物，必须满足作物基本生长营养和提升品质营养的双重要求，除了氮磷钾这种保证作物基本生长的营养外，还必须补充作物花、叶、果等所需的微量元素、氨基酸等有机营养成分，否则作物的优果率和效益无法达到最佳。
The Whole Totality of Philosophy——On the Core Concept and Axis of Ernst Bloch’s Philosophical Creation
Jin Shoutiei
Abstract: Bloch's philosophical creation from the First World War lasted until the 1970s, almost across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In view of the rare breadth, depth and height of Bloch's philosophy, we can use the term "the totality of philosophy" to summarize the basic direction of his philosophical creation. Bloch derived from the trend of the concept of openness, dynamic and future. In him, "hope" is a strong desire to transcend and surpass reality. But the prerequisite for hope is the "straight way," a will that is not rejected for anything that has been formed. Bloch's cre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utopian theory is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First, he extend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utopia; Second, he proposed a "specific utopia" program. Marxism "is a specific utopia", is an example of human emancipation. The central idea of Bloch's "pre-fantasy", "the principle of hope", "a dream of a better life" became a symbolic slogan of the 1968 German student movement.
Keywords: the Totality of Philosophy; Trend; Straight Way; Concrete Utopia; German Student Movement
收稿日期：2017-08-01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1-0104-14
作者简介：金寿铁，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学者、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吉林 四平 136000)
(责任编辑：周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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