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二元化的历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演义论文,二元化论文,三国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志演义》），是用小说形式来演化汉末三国历史的一部文学作品，它在传播历史故事的同时，也传播了这些历史故事所负载的作者的历史观念。其历史观由一系列既丰富又庞杂的思想和观点所组成，分散、错杂地融合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中，不少地方彼此抵触，相互矛盾，表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倾向。探讨《三国志演义》中这种二元化的历史观，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部作品将不无裨益①。
一、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
顾名思义，《三国志演义》就是把《三国志》这部史书加以演化、铺陈。为了强调这一点，作者特意这样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庸愚子《序》称其“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后来毛宗岗托名金人瑞的《序》也有“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之说。鲁迅先生更明确指出，《三国志演义》“凡首尾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0）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以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②。一部小说作者自称史家“后学”，又承认自己的作品不过是史书的“编次”，这在中外优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相当少见。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史书地位之高，影响之大，远非小说所能比拟，所以作者要打出这样的旗号；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从历史发展的线索、过程到具体事件，大都可以从史籍中找到根据。过去有一句流行的谚语说是“真三国，假封神”，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这部小说的特点，也是它在有着强大史传传统的中国能够得到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由此，《三国志演义》被写成了一部形象化的三国兴亡史。它通过汉末致乱、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三足鼎立、西晋统一等符合历史真实的事件的描绘，暴露了统治阶级昏聩荒淫、争权夺利、残暴不仁的丑恶本质，反映了当时谲奇多变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状况，鸟瞰式地展现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乱、战争频仍的时代的长卷。
更为可贵的是，罗贯中在小说中对三国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总结了自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不断从治走向乱，又不断从乱走向治的这种普遍的、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因而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如实地反映出事件的本来进程和既定结局，更在于揭示出历史运动的内在必然性。这是从司马迁以来的史学重要传统。在罗贯中看来，各个封建王朝统治者由其本质所决定，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前代统治者的覆辙，曾经兴盛一时的封建地主阶级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没落。他借崔州平之口阐述此理说：
自古以来，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如阴阳消长之道，寒暑往来之理。治不可无乱，乱极而入于治也。如寒尽则暖，暖尽则寒，四时之相传也。
根据这种道理，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又作了如下解释：
久闻大道不足而化为术，术之不足而化为德，德之不足而化为仁，仁之不足而化为俭，俭之不足而化为仁义，仁义不足而化为三皇，三皇不足而化为五帝，五帝不足而化为三王，三王不足而化为五霸，五霸不足而化为四夷，四夷不足而化为七雄，七雄不足而化为秦、汉，秦、汉不足而化为黄巾，黄巾不足而化为曹操、孙权、刘将军等辈，互相侵夺，杀害群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
这一番兴亡之理反映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任何封建皇朝都要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败和灭亡。三国时代的历史是这样，历朝历代的更替也莫不如此。
《三国志演义》在创作上的历史主义特色，已是公认的事实，但细心检索则不难看出，它虽取材于三国的历史，所采用的却大都只是粗线条的轮廓，与史实尚有不小的距离。罗贯中将个人的审美理想寄寓其中，当史实与理想发生矛盾时，宁就理想而背史实，这无疑又体现出明显的非历史主义倾向。
这种非历史主义倾向集中反映在历史素材的处理上，以小说中的情节对照史实便可发现诸多“不实”之处：一是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如“怒鞭督邮”系刘备所为③，但据史敷演，便不合其贤明之主的品德。因此，罗贯中将这一情节移植到莽撞、嫉恶如仇的张飞身上。再有，斩华雄是孙坚而非关羽④；博望烧屯是刘备而非诸葛亮⑤；草船借箭乃孙权在赤壁战后第三年于濡须所为，并非诸葛亮赤壁所“借”⑥；捉放曹操的中牟令也不是陈宫⑦。二是本末倒置，变动史实。如单刀会的结果是刘备一方让步，“割湖水为界”；鲁肃冒险“趋就羽”，义正辞严使“羽无以答”⑧。而小说写成关羽单刀赴会，挫败鲁肃的“鸿门宴”，全胜而归。曹操临终遗令简葬，“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⑨。但小说却改为曹操遗命众妾每日在铜雀台设祭，必令女伎奏乐上食，又令设七十二疑冢。三是于史无征，完全虚构。蜀汉方面有桃园三结义，献帝认皇叔，关羽义释曹操，刘备跃马檀溪，庞统巧授连环计等；孙吴方面有周瑜以反间计杀蔡瑁、张允，多次忌妒暗算孔明，吴国太佛寺招亲等；曹魏方面则有曹操许田围猎僭礼，逼死荀攸，征管辂卜卦等。四是添枝加叶，踵事增华。如刘备三顾茅庐在史书中只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⑩，罗贯中却敷衍成上万字的篇幅。再如吕布大闹凤仪亭、关羽降曹、徐庶投刘备、诸葛亮七擒孟获等章节在史书中或叙述简略，或一笔带过，但在小说中都发展成为极其丰富、生动的故事。这种生发铺张不同于对历史符合原貌的加工，而是在作家审美理想的作用下，表现出浓郁的传奇性来。
由于罗贯中将非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来运用，《三国志演义》中的很多人物完全迥异于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雄才大略的曹操被写成“集众恶于一身”的大奸臣，性度恢廓、雅量高致的周瑜也被形容得偏狭忌才无以复加，而诸葛亮、刘备、关羽等则成为高度理想化的超人式英雄。特别是诸葛亮，不但政治上远见卓识，军事上神机妙算，外交上纵横捭阖，内政上立法施度，而且识天文地理，通阴阳五行，甚至可以呼风唤雨，役鬼驱神。试看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祭风的描写：
令军士取东南方赤土筑坛。方圆二十四丈，每一层高三尺，共计九尺。下一层插二十八宿旗……第二层，周围黄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位而立。上一层用四人，各人戴束发冠，皂罗袍，凤衣博带，朱履方裙。……十一月二十日，是甲子吉辰，孔明沐浴清斋，身披道衣，散发跣足，来到坛前……
再如六出祁山的战役中，诸葛亮诱司马懿引兵劫寨，他“仗剑步罡”，到“天已初更，风清月朗；忽然阴云四合，黑气漫空，对面不见”。司马懿趁机杀入蜀寨，却中了埋伏，“人报初更时阴云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后来收兵已了，天复晴明，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所以如此。”这样的描写，实在与历史上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相去甚远，难怪被鲁迅先生批评为“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1)。
二、正统观念与非正统观念
过去评论《三国志演义》，往往从“正统”立论。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开篇就说：“读三国志(12)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其实，历史上何为正统，过去本无一定标准，大都是统治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以己为“正”，以人为“伪”，因而历来争议颇多。这种正统僭伪之争，在历史著作中首先发难的就是三国历史。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改以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复以正统属魏，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以正统归之蜀汉。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曾有评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皆然。”(13)这就是说，所谓正统观念，即拥曹反刘抑或拥刘反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着。某种被时人视为正统的观念，其实正是前代非正统的观念，从历史的眼光看，二者常常纠缠在一起。这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认识《三国志演义》中正统观念与非正统观念二元对立的一个前提。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正统与非正统的矛盾，我们不妨就此对历来被视为继统与篡立的两个代表人物刘备和曹操做一些探讨。
罗贯中非常强调刘备属于汉室血统，不厌其烦地处处加以点明，将他标榜为汉室的合法继承者。他动辄向人宣扬自己的家世。督邮询问“刘县尉是何根脚”时，刘备答：“备是中山靖王之后。”三顾茅庐时，刘备也先后打着这个招牌。第一次叩门，对童子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见屯新野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二访不遇，留书自称“汉朝苗裔”。见到诸葛亮后，下拜自称“汉室末胄，涿郡愚夫”。刘备手下文武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一点，以抬高其身份。刘琦死后，鲁肃借吊丧之名来讨荆州。诸葛亮却说：“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封疆之内，合分茅列土而居。……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到无分，汝主姓孙合情佃也？”曹丕自立为大魏皇帝后，诸葛亮、许靖、谯周认为“四海不可以无主”，欲尊刘备为帝，理由就是“王上乃汉室之苗裔”。甚至连一些并不属于刘备手下的人，也在为他的“汉室宗亲”招牌做宣传。十八镇诸侯会师讨董卓，公孙瓒把刘备介绍给袁绍。袁绍说：“既是汉室宗派，取座来。”又说：“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这些描写，都表现了作者浓厚的正统观念。
但是，刘备身上所体现的正统观念实际上又是相当薄弱的。一方面，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所谓“汉室宗亲”之说并不为时人所看重。因为刘备比起与汉室有直接宗亲关系的刘表、刘璋来，无疑“族属疏远”。何况他“贩履织席为业”，早已沦落为下层小手工业者。诸葛亮舌战群儒时，陆绩以“汝刘豫州虽中山靖王苗裔，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庸夫”相讥。对此，诸葛亮反驳得一点也不显得理直气壮，只是说：“至于吾主，纵非刘氏宗亲，仁慈忠孝，天下共知，……”可见这块招牌的号召力相当有限。这说明罗贯中的择主标准并不限于“汉室宗亲”。另一方面，刘备的“复兴汉室”其实并非真要延续汉献帝的统绪，而是要自成霸业。他在恭请诸葛亮出山时说：“仰启先生，仁慈恻隐，忠义慨然，展吕望之良才，施子房之大器。”这番话无意中露出了他对帝业的希冀，他希望诸葛亮出山来做吕望和张良，自己的用心当然也就十分明白了。刘备占领西川、汉中后，诸臣劝他称帝，这时汉献帝还在位，刘备怕背上“僭居尊位”的恶名，不肯同意。诸葛亮折中了一下，建议暂称“汉中王”，并说“离乱之时，宜从权变；若守常道，必误大事”。刘备便答应了。这里的“权变”，实质上与篡立并无二致。由此不难看出，刘备并没有把汉献帝真正放在眼里，所谓“复兴汉室”，不过是他争夺天下的筹码而已。
再来看曹操。在《三国志演义》的许多描写中，罗贯中确实表达了他对曹操“窃国弄权”、“欺君罔上”的谴责。但细心审阅全卷就会发现，罗贯中对曹操的态度实际上又是相当矛盾的。书中所反映的是一个“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终其一生，虽然“窃国家之柄”，但死时只是魏王，既起兵勤王绝诸侯问鼎之心，又延续汉祀断他人帝王之念，于汉多少有些功劳。当曹操死后，作盖棺定论的评价时，罗贯中引诗称：“虽秉权衡欺弱主，尚存礼义效周文。”说明作者虽有不满，但对曹操的做法还是赞许的。对于曹操成为实际上的中原之主，罗氏也流露出宽容的感情。如写曹操义释关羽一事后，他就明确评论：“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的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对曹操在平袁绍后尽焚手下人暗地通袁之书而不问，又引诗称赞：“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这些都不啻对正统思想的否定。
对于刘备、曹操的这种矛盾态度，书中有一句在不同场合里重复多遍的话大概可以作为注脚：“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这句话在嘉靖本里前后共重复了六次，在毛宗岗本中都无一例外地被删去了。以正统观念来看，历代帝王皆视天下为一家一姓私产，子子孙孙世袭无穷，故尔此说当属大逆不道，它对作为正统观念基石的封建宗法世袭制和帝王血统论提出了完全对立的看法。由此可见，当汉家气数已尽，汉室不可复兴之时，取代汉室已是必然趋势，承继汉室的关键并不在于姓刘还是姓曹，而在于是否符合“惟有德者居之”的标准。究竟选择哪个新主？刘备、曹操和孙权，其实都是人们选择的对象。显然，作者主观上虽想宣扬正统观念，但实际上却以丰富的史实和生动的艺术形象深刻揭示出正统观念的内在矛盾，从而激起人们对宗法政治的核心——皇位继承权以大胆的怀疑。
需要说明，正统与非正统，在《三国志演义》中并非单纯地表现为表层与深层，或主流与支流，或明显与潜动的矛盾，而是一种融汇式的、合流式的对立。彼中有我，我中亦有彼。惟此，方见作者以及这个时代文人审视历史的迷惘。
三、英雄史观与民本思想
《三国志演义》是一部英雄传奇，“三分自是多英俊”的历史风貌在这里得到了波澜壮阔的艺术展现。这些英雄决定芸芸众生的命运，决定历史的进程及其结果。显而易见，作者过分夸大了他们个人的才智、能力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因而在艺术表现上对他们关心备至，不惜重墨涂彩，浓情渲染，甚至为他们罩上了一圈灿烂的光环，从而使英雄史观以一种形象化的表达，贯穿于全书的始终。
然而，也不可忽视的是，在《三国志演义》中还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它与英雄史观虽然相互对立，却又紧紧纠缠，互成表里。
《三国志演义》的大量篇幅，表现的是以各路英雄为代表的豪强势力割据称雄、逐鹿中原的故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当然不在罗贯中的描写之列，但他们对战乱的厌恶和对安居乐业的向往却依稀可见。
时逢乱世，正是封建诸侯们争夺天下的大好时机，而百姓几乎成为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处于残酷的战争灾难之中。书中写董卓强迫迁都，司空荀爽劝谏：“丞相若欲迁都洛阳，百姓皆危亡矣。”董卓却冠冕堂皇地声称：“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于是，“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推拖，死于沟壑中者不可胜数。及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饥饿自尽者死尸遍野。啼哭之声，震动天地。”董卓被杀后，尸体被抛在大道上示众。罗贯中这样描写道：“卓极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卓脐中以为灯光，明照达旦，膏流满地。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将李儒绑在街市时，百姓过者争啖其肉。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男女贫者尽卖衣装，酒肉相庆曰：‘我等今悉夜卧，皆可方占床席也！’”书中还写了“骄奢过度，不恤军民”的袁术“独卧空床呕血亡”，“重敛于民，民皆怨之”的袁绍转瞬之间土崩瓦解，“务于货利，侵求吏民”的黄祖更是一触即溃，身首异处。这些描写表达的正是对大小军阀为争夺天下任意荼毒人民的愤懑之情。
在黄巾起义失败后不久，人民群众只好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中那些能与民为善的英雄出来恢复一统，平息战乱。书中几次设想这类境界，对蜀国清平富饶的安定局面有不少描绘，反映了人民对明君贤相统治下轻徭薄赋、风俗淳朴、守望相助的憧憬。
《三国志演义》中，统治阶级的英雄构成全书主要人物，但罗贯中却把对这些人物褒贬的标准放在人民的向背上。这里的民本思想，主要是通过在战乱时代怎样争取民心，实现图王霸业表现出来。
刘备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救世主式人物。一方面，他是曹操所说“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的英雄；另一方面，他最懂得“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道理，因而能够比较清醒地看到人心向背对“英雄”作为的巨大制约。初任安喜县尉，“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其盗者皆化为良民”。驻军新野，百姓感激他的德政，作歌称颂：“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尤其感人的是携民渡江一节。当曹军将至，新野、樊城两县孤城不可久守之时，众将劝刘备暂弃百姓先行，而他在这样的生死紧急关头，仍不忍抛弃相随的百姓。在取西川的过程中，刘备也最注意争取民心。他对川兵说：“汝川中皆有父母妻子所牵，如愿降者充作军数，不愿降者放回。”显然，刘备的成功，得益于他宽厚仁德、爱民如子的为君之风。
实际上，刘备集团事业的衰败，最终也可归为民心逐渐丧失的结果。吕蒙袭取荆州时，最成功的一条计策就是抚恤荆州军民。他出榜告示吴兵：“如有妄杀一人者，夷其三族；妄取人家财物者，按军法治之。”正因为如此，当关羽返攻荆州时，军士皆无战心，因而造成麦城之失。诸葛亮六出祁山，本就是空劳兵力，“军士多有怨心”。姜维继续九伐中原，更使蜀国百姓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谯周在得知姜维出兵时感叹说：“朝廷近来溺于酒色，信从中贵黄皓，不理国事，只图欢乐；伯约累欲征伐，不恤军士，国将危矣！”钟会进军汉川时，在军中立起“保国安民”的旗帜，明令“凡到之处，如妄杀一人者偿命”，“因此汉中人民，皆出城拜迎”。由此看来，蜀汉的灭亡，最终还是民心起了作用。
需要指出，《三国志演义》中所描写的英雄，也是从人民视野中映现出来的英雄。与其说他们是高踞于人民头上的众神，不如说是以人民的思想感情浸染过的图象。因为他们都比较接近民众，在艺术上也渗透着民众的审美感情。罗贯中力图从这些英雄身上去表现人民所崇尚的讲信义、重道德、智勇双全、不畏牺牲的英雄品质。这些英雄具有的经天纬地之才、扭转乾坤之力，实际上反映了封建时代人民的智慧、幻想和愿望。所以，说《三国志演义》主要宣传的是一种民众的英雄主义，大概也不无道理。
另外，《三国志演义》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也颇有意思。罗贯中对黄巾起义是否定的，因而远未写出这场起义动摇东汉皇朝统治基础、促使东汉皇朝分崩离析的重大作用；而且他写黄巾起义，主要是由此引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并不是直接表现起义本身。但即使在对农民起义不无偏见的有限的笔墨中，他也写了起义领袖张角“散施符水”，“云游四方救病”，“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其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表明张角是深得百姓拥护的。起义后，“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官吏望风逃窜”，倒也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黄巾起义深得人民拥护的情形。特别是他借张角之口说，“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道出了民心向背决定着社会治乱的道理。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中，民心向背的作用一直得到肯定。但是民本只是重民，即不虐民、顺民心，却不承认民有直接推动历史的力量，这要靠英雄来完成。看来《三国志演义》亦未出此外。
四、天命论与人事论
《三国志演义》在探求历史盛衰时有大量关于天命、气数的描写。在罗贯中看来，天是决定汉末鼎足三分，三分又一统归晋的根本原因。全书结尾处的那首古风把这种意思表达得相当明确：“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这就是说，人世间的一切矛盾斗争、发展变化最终由天数决定，非人力所能勉强。天命成了唯一能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的决定性力量，成了接受或拒绝人类行为的最高权威。这种描写，使作者历史家的锐利眼光，常常被遮盖在一层虚无主义和宿命思想的迷雾之中。
当朝政败坏、朝纲不振时，上天即垂示异兆以为示警，同时对恶人也施以异常现象作为告诫或惩罚；而当真龙天子出现时，则必有祥瑞。
罗贯中在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建宁二年四月十五日，帝会群臣于温德殿中，方欲升座，殿角狂风大作，见一条青蛇，从梁上飞下来，约二十余丈长，蟠于椅上。灵帝惊倒，武士急慌救出；文武互相推拥，倒于丹墀者无数。须臾不见。片时大雷大雨，降以冰雹，到半夜方住，东都城中坏却房屋数千余间。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省垣皆倒，海水泛溢，登、菜、沂、密尽被大浪卷扫居民入海，遂改年熹平。自此边界时有反者。熹平五年，改为光和，雌鸡化雄；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见于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
这些灾害和异常现象之所以频繁出现，目的都在于警告汉灵帝，不要让妇人阉竖干预朝政。但汉灵帝没有警省，结果引起天下大乱。曹丕废汉夺位，正在受禅台上向上天跪拜时，“台前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急如骤雨，对面不见；台上灯烛，尽皆吹灭”，曹丕也被吓倒于台上。显然，这是天道在表示对曹氏篡立的谴责态度。
再来看书中对刘备当蜀汉皇帝的描写，先有襄江渔翁张嘉，夜间捕鱼时捕上一枚玉玺，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谯周也说：“近有祥风庆云，从空中旋下，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帝星现于毕、胃、昴之分，煌煌如月：此所应汉中王当即帝位，以继汉统。”似乎刘备当皇帝，也是上天嘉许的。
上天超越于道德和理智之上，决定着人的生死寿夭：注定该死者不能强活，注定不该死者必能绝处逢生。
天数对人寿夭的干预有不少例子。如诸葛亮把司马懿诱入葫芦谷，堵断了谷口，正要用地雷柴禾将司马懿父子烧死在谷中时，“忽然狂风大作，黑雾漫空，一声霹雳响处，骤雨盆倾，满谷之火尽皆浇灭，地雷不响，火器无功。”司马懿父子因而得以逃脱性命。诸葛亮不由仰天长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诸葛亮的死也是天数注定。在五丈原，他曾企图用祭斗镇住将星的方法来延长自己的寿命，只要主灯七日不灭，便可增添一纪阳寿。但第六天夜里，魏延进帐报告军情，一阵风将主灯扑灭。姜维欲怪罪魏延，诸葛亮说：“是吾天命已绝，非文长之过也。”修髯子在《引》中有诗云：“天假数年寿孔明，山河未必轻归晋。”但是上天太公正无私，即便是诸葛亮，也不肯多假一年半载的阳寿。因此，蜀灭晋兴自然是天数使然。
天命决定论虽然在《三国志演义》中如此普遍地存在着，但除了少数几个隐士，几乎所有人物都不肯屈从于天意安排。恰恰相反，他们似乎有意与天命对抗，人人竭尽智术勇武之事。这一点，倒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精神。
从蜀汉方面来说，刘备事业的成败，显然是合乎天意的。但合乎天意，并没有使他们在创业中减少一分艰难；顺乎天意，也没有能阻挡其事业走向溃败。这里仍以诸葛亮为例。司马徽曾长叹“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而诸葛亮却在“天命不可违”的命运面前，把人事的主观努力发挥到了极致。《隆中对》开宗明义：“非惟天时，抑亦人谋。”肯定的实际上是人谋。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在人类自身中有着怎样开掘不尽的聪明才智。如果说，三分鼎立既合乎天意，又顺乎人心，二者在这里取得和谐一致的话，那么，诸葛亮后来六出祁山便明显违背了天意，表现为一种与天命的执意对抗。从刘备猇亭惨败之时，他便已经意识到“汉朝气数休矣”，可是当他决定北伐的时候，却完全把天意抛于脑后。谯周反对北伐，向后主报告：“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诸葛亮的回答是：“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由此可见，诸葛亮本质上又是一个与天命相对抗的现实主义者。的确，诸葛亮六出祁山向人们昭示的，正是一种为“克复中原、重兴汉室”，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的悲剧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他辛苦操持，竭尽忠诚，导演出许多精彩绝伦、可歌可泣的场面。尽管他因天命而中道陨殂，但多少年来，真正得到读者认同的却正是这种精神。在正统史家笔下，中国的历史悲剧少有撼人心扉的表述，只有《史记·项羽本纪》虽有此笔，后近绝响。《三国志演义》写诸葛亮，庶几近之。反过来说，如果诸葛亮在天命面前束手待命，那么，连《三国志演义》本身，大概也没有必要再写下去了。
三国中的魏、吴两方，也多有一心要与天命相抗争的人物。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从不相信鬼神之事。正如他自己所说：“孤在戎马之中三十年，未尝信怪异之事。”因此无论作善作恶都无所顾忌。孙权继位以后，周瑜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方今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他在赤壁大战中儒雅潇洒，占尽风流。临死时他仰天长叹：“既生瑜，而何生亮！”表达了对天道的愤愤不平。
综上所述，三国人物都不能不承认冥冥之中天命的存在。皇朝兴衰、人的寿夭皆取决于此。但是惟其如此，在命中限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他们更相信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事业有更大成就，也就是说更看重人事因素，因而才做出了轰轰烈烈的伟业。这种描写，可谓三国历史故事中最具生气的部分，它说明作者在解释历史时虽不乏天命思想，但同时也把人的力量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五、二元化历史观的由来
对于《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我们所知甚少。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肯定他是元末明初人，曾从事过反元活动，是当时的“有志图王者”之一，与张士诚有过一定关系。张士诚失败后，他采取了与朱明皇朝不合作的态度，隐居从事历史小说的著述，后来浪迹江湖不知所终。他在《三国志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的二元性，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从社会原因看，《三国志演义》产生的元末明初，是一个旧皇朝覆灭、新皇朝建立的历史巨变时期。这个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两者都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于是战乱迭起，社会急剧动荡。元末农民起义规模之巨大、斗争之激烈、时间之长久，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异族统治的元朝在动荡中土崩瓦解，朱元璋经过兼并杀伐，建立起新的封建皇朝。皇朝的更替，血与火的交锋，使封建统治的种种弊端进一步暴露，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发展趋向的种种反思。罗贯中似乎无法接受残酷的现实，于是寄意于稗官野史，借渔樵闲话浇胸中块垒，聊以寄托一代文人无法排解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历史观上的矛盾，便通过小说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第一，元末动荡剧变的现实与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不少相似之处。面对“群盗纵横半九洲，干戈满目几时休”(14)的时代，作为既关心现实斗争又通晓历史的通俗演义小说家，罗贯中试图通过描写汉末三国盛衰隆替的历史，来探索封建时代的历史进程。为此，这种描写必须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并能从中抽取那些带有规律性的特征。这便为小说的历史主义提供了前提。同时，对历史的叙述又是为元末现实斗争服务的，历史故事中被灌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和鲜明的政治态度，因而不能不掺杂了诸多非历史主义的成份。第二，在元代，蒙古贵族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征服了整个中国，异族统治者比本民族统治者更为专横、暴虐，于是，人心思汉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这种民族意识表现在对三国历史的看法上，就是“帝蜀寇魏”的正统思想。然而，元末明初的历史又在昭示人们，真正能够左右形势、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并非宗法血统，从而把作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谁有本领图王霸业上来，使小说表现出一种非正统的倾向。第三，作者的想象力被当时伤心惨目的景象所激发，不由自主地将希望寄托于救世主式的人物，并在这种英雄史观的指导下，描绘出那些咤吒风云的帝王将相及其所创建的雄伟业绩。而作者对人民的灾难和痛苦深有所感，则促使其形成“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力图在英雄身上表达人民反对暴虐统治、渴望和平统一、向往仁君贤相的要求。第四，作者对元明之际的政权更迭具有自己的选择，但历史没有按照这种个人的意愿发展。他所属意的张士诚集团争夺天下的种种努力，最终成为一种“徒费心力”之举。作者找不到别的原因，便将其归结于天命，在笔下尽情抒发了那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感叹。与此同时，他又从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亲身感受到人类为自身生存而拼搏的信心和力量，极力通过历史故事来表现人与天命的悲壮抗争。显然，在《三国志演义》中，这种二元化的历史观，正是作者所处的那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时代的烙印。
从思想原因看，罗贯中本质上是一个儒家思想较为浓厚的知识分子，而儒家思想本身又是具有一系列内在矛盾的庞杂体系。自孔子以降，儒家内部便出现过许多分歧，不同观点常常尖锐对立，但又共同存在于一个大的思想体系之中。《三国志演义》中历史观的二元对立，也是儒家思想这种矛盾性的表现。
儒家治史倡导实录精神。孔子言夏殷之礼，必取征于文献。晋灵公被杀，太史董狐直笔之事，被孔子赞叹为“古之良史”，《春秋》记载便取董狐的写法。班固在评论《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5)成为中国史家的重要传统。但与此同时，儒家所推崇的《春秋》，却不乏“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之处，以至后来发展成为“回护之法”，对后世史书影响甚大。儒家在历史著作中这种“实录”与“回护”的观点，大概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视作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的滥觞。
对于道统问题，儒家思想表现了明显的二重性：既要辨正闰、明顺逆，认为封建道统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也主张“皇天无亲，唯德是辅”(16)。作为正闰史观的创立者，班固历来被视为正统思想相当强烈的人物，他极力宣扬刘汉皇朝的“正统”地位，论证其“纂尧之绪”(17)，对非汉政权和非帝系人物则采取卑视态度，认为他们只是“余分闰位”(18)。而他在记载谷永上疏汉成帝时又有“去无道，开有道，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19)的句子，表现出对这种非正统说法的认同。罗贯中在接过正闰史观的基本观点，并将汉末三国历史完全纳入正闰演绎之中的同时，也将“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一类具有进步意义的非正统口号直接溶于自己的小说里，表达了他反对腐朽统治者的“家天下”、“私天下”、希望“有德”的明君贤相统治天下的主张。可以说，这两方面都能够在儒学中找到清晰的渊源关系。
儒家思想历来十分强调统治者的作用，主张“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20)，以至不恰当地将帝王将相夸大为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力量，认为只要有仁君贤臣，天下就兴、安，如果是昏君奸臣，天下就危亡。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但在这个前提下，他们中的不少人又相当注意民心的向背，重视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21)的观点。荀子说：“君者何也？曰：能群也”(22)，也注意到了人民的作用。显然，罗贯中大力描写刘备的“泽布于民”，拯救万民于水火，因而深得“天下民望”，是把他作为真正的“有德者”、“爱民”的“仁君”代表，藉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与儒家“国之治乱，尽在人君”和“以民为本”、“保民而王”的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在天命与人事这组对立的观念中，儒家思想也常常不由自主地陷入矛盾中。孔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并且承认天命。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3)，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24)但他却常常把人事提到第一位，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25)司马迁的《史记》与后来罗贯中的看法更为接近。他一方面在《天宫书》中大量记载天象运行情况，认为日晕、月晕、适、云、风等天变，“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论说天象变化在人间有其反应，得出“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的结论；另一方面并不主张听天由命，力图通过写历史，表现事在人为。在他笔下，夏、商、周三代之兴，都是“修德”的结果；三代之亡，都是暴虐失“德”所致。写秦朝兴亡，由于商鞅变法后，实行耕战政策，以武力吞食六国，才得以兴；由于急政暴赋，激起人民反抗，以至于亡。都是从人事得失上记述历史。罗贯中全面继承了这种历史观，因而既把人物的穷通祸福、政权的兴衰成败解释为“天”的有意识的安排，尽力渲染天命的力量；同时又注意揭示人物的积极进取精神，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天命搁置一旁。
从《三国志演义》的形成过程看，这种二元化的历史观是在三国故事的流传中由史家与民间艺人共同完成的。对小说的源流进行考察，可知其主要来自两个流传系统：即正规史学系统和通俗文学系统。毋庸置疑，有关三国的史学著作和民间作品的历史观，对《三国志演义》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三国混一至隋以前的三百多年间，三国故事主要在历史系统流传。《三国志》的成书距三分归晋为时不远，是陈寿将他所能见到的、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三国历史记载收集起来加以选择、编纂而成。为了补正其“脱漏”和简约，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补充了一些陈志所没有的材料。东晋以后，发现的史料渐多，南朝宋裴松之起而为《三国志》作注，广泛搜辑史书至二百多种，可以说是集流传的三国故事之大成者。有关史学著作虽以褒贬人物和征鉴史实为主要目的，但三国故事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不同的历史观也已清晰可见。隋唐以后，三国故事逐渐超越历史的轨迹，进入民间文学系统广泛流传，通过杂剧、话本得到不断丰富。《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书中记载三国故事的杂剧大约60种，其中53个剧目与后来罗贯中小说的内容相关。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基本上是元代以前民间三国故事的集结，主题、人物、情节都接近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不但为小说勾勒了大致轮郭，成为作者构思的蓝本，而且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三国故事中历史观的二元对立倾向。当然，《三国志演义》完成于罗贯中之手，但他毕竟是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于长期流传在史家与民间的三国故事创作的。因此，这一千多年来对三国历史所形成的种种观点和情感，无疑会凝聚在这些传奇性故事和被再创造了的人物中。从有记载以来的三国故事来看，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与历史记载和民间文学在历史观上的倾向性是大体一致的。可以说，《三国志演义》实际上是一千多年来史家和民间作者倾注于这些故事中的历史情感的延续，史学著作和民间作品在历史观上的二元性自然也被横移于这部小说之中。
一部历史演义，总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广泛利用历史材料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果，作者的立意和创作构想，必然受到一定历史观念的影响。作为开启一代反思历史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从主题思想到故事结构乃至人物性格，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作品的二元化历史观有着重要关系。这种由不同视角对历史兴亡交替的铺陈与思索，终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演化成中国历史小说的时代主题之一。
注释：
①本文所依据的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文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准，引处不一一注明。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③《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④《三国志·孙破虏传》。
⑤《三国志·先主传》。
⑥《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⑦《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世语》。
⑧《三国志·鲁肃传》及裴松之注引《吴书》。
⑨《三国志·武帝纪》。
⑩《三国志·诸葛亮传》。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12)这里所说的《三国志》，即指《三国志演义》。
(13)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
(14)刘基：《忧怀》
(15)《汉书·司马迁传》。
(16)《周书·蔡仲之命》。
(17)《汉书·叙传》。
(18)《汉书·王莽传》。
(19)《汉书·谷永传》。
(20)《史记·楚元王世家》。
(21)《孟子·尽心》。
(22)《荀子·君道》。
(23)《论语·八佾》。
(24)《论语·宪问》。
(25)《论语·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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