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经济增长率变动对税收增长率的影响分析_税收论文

日本、韩国经济增速换挡对税收增速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换挡论文,韩国论文,日本论文,税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1)研究表明，作为二战以后东亚地区崛起的典型追赶型经济体，日本、韩国在经济发展史上均出现过经济增速换挡现象，其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挑战，以及相关制度、政策等演变路径等，与我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增长轨迹类似。考察日本、韩国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的经济特征和税收特点，借鉴有益经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日本、韩国经济增速换挡情势下的共性特征：税收增长实现“高速—中速—低速”台阶式第次下移转换

      (一)日本经济增速与税收增速变化情况

      从经济增速看。战后日本经济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是1945-1955年恢复时期，主要在美国的扶持下进行战后经济重建工作；二是1956-1973年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高达10.5%；三是1974-1990年中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降至约4.1%，较高速增长时期下降超六成；四是1991年至今经济低迷时期，GDP年均增长率长期不足1%，约为0.9%，个别年份甚至负增长(见图1)。可以认为，日本在1974年、1991年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时期。

      从税收增速看，日本税收增速同样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税收年均增速为16.7%，高出同期GDP年均增速6.2个百分点；经济转为中速增长时期，税收年均增速为9.6%，较前一阶段下降了42.5%，高出同期GDP年均增速5.5个百分点；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税收年均增速仅为0.1%，远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速。税收增速甚至在1992-1994年、1998-1999年、2001-2003年等多次出现负增长(见图1)。

      (二)韩国经济增速与税收增速变化情况

      从经济增速看，韩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点，韩国经济可明显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61-1997年的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为8.9%；二是1998-2007年的中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为4.8%，较前一阶段下降了46.1%；三是2008年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为3.1%，较前一阶段下降了35.4%(见图2)。可以认为，韩国在1998年、2008年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时期。

      从税收增速看，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韩国税收年均增速高达16.0%，高出同期GDP年均增速7.1个百分点，税收增速超GDP增速特征明显；经济中高速增长时期，税收年均增速为8.9%，较前一阶段下降了44.4%，高出同期GDP年均增速4.1个百分点；低速增长时期，税收年均增速为3.6%，较前一阶段下降了59.6%，与同期GDP年均增速(3.1%)大致相当(见图2)。

      (三)特点归纳

      日本、韩国在不同经济增长时期的GDP增速和税收增速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具有明显的台阶式第次下移转换现象。一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税收增速超GDP增长。二是经济中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速与税收增速分别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且GDP增速下降幅度大于税收增速下降幅度。三是经济低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速与税收增速继续下降，且税收增速下降幅度大于GDP增速下降幅度。

      

      图1 1956-2015年日本经济增速与税收增速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①1956-1960年GDP数据来自：王琥生，赵军山.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1950-1986[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12).

      ②1961-2014年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EB/OL].[2015-10-25].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japan.

      ③1951-2014年税收数据来自：Statistics Bureau.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EB/OL].[2015-10-25].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nenkan/index.htm.

      ④2015年GDP增速数据、税收增速数据来自日本政府预测数。

      

      图2 1961-2015年韩国经济增速与税收增速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①1961-2014年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EB/OL].[2015-10-25].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japan.

      ②2015年GDP数据来自韩国政府预测。

      ③1973-1984年税收数据来自：OECD Statistics[EB/OL].[2015-10-31].http://stats.oecd.org/.

      ④1985-2014年税收数据来自：KOSIS.Statistical Database[EB/OL].[2015-10-31].http://kosis.kr/eng/statisticsList/statisticsList_01List.jsp?vwcd=MT_ETITLE&parentId=M#SubCont.

      二、日本、韩国税收增速换挡背后的原因探究：外部冲击、供给侧结构变化、税制变革的综合作用

      (一)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是税收增速转换的外部诱导因素

      对比分析日本、韩国税收增速换挡的前后变化，不难发现上述时间节点大体都与某一国际经济金融危机高度吻合。1974年石油经济危机、1990年全球经济危机前后，日本税收增速分别下降了38.8、5.9个百分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韩国税收增速分别下降了17.5、18.6个百分点。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过后，日本、韩国税收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台阶式下移现象。

      一方面，经济增速下滑使得一国或地区产出下降，居民收入减少，税收收入会因为税基的减少而大幅缩减，同时“经济危机—通货紧缩”的螺旋效应会对以现价口径计算的税收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经济衰退期，政府多采取以减轻税负、下调所得税税率和扩大税收减免等为主的政策措施，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减税政策会成为税收收入的抵减因素，抑制税收高速增长势头。如日本在1990年经济危机后不久即实行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4.5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即当年一次性)政策，到1996年共减所得税2万亿日元。①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采取了包括延长、扩大临时投资税额抵扣适用期和适用范围、将转让不动产所得税税率从30%-50%下调到20%-40%、将外资企业减免所得税的期限由8年(5年100%，3年50%)延长到10年(7年100%，3年50%)等。②

      (二)供给侧结构性变化、产业变动和就业变动的综合作用，是税收增速换挡的内在因素

      1.日本。从要素投入看，日本在1960年左右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1970年左右进入“刘易斯第二拐点”，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相对不足，制造业工资上升推动成本上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本形成率从1960年的33.18%降至1983年的29.82%，1991年回升至34.14%后又再度下降，2010年仅为23.25%；③劳动生产率增速从1980-1990年年均3.38%降至1991-2012年年均0.88%，后者仅为前者的约1/4。④供给端的人口红利、资本效率、劳动生产率等均呈下行态势，引发日本GDP潜在增长率和税收增速的同步下移。

      从产业变动看，经过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产业合理化、经济赶超战略后，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由“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产业跃迁，三次产业结构类型“由1960-1973年间的‘二三一’模式适时转换和升级为1974-1985年间的‘三二一’模式”。⑤而根据李平(2009)的研究发现，“日本‘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每变动1%，其税收总量将会同方向变动4.6%”。⑥产业升级和内部优化对日本中速增长时期税收增速继续快于GDP增速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从就业变动看，伴随产业升级，日本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由1960年的38.2%大幅提升至1990年的59.0%，到1996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达1 463万人，超过当年制造业就业人口1 445万人。就业结构的显著变化刺激了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引致消费税收入的显著增长。而在日本经济低迷增长时期，个人所得税、法人税、酒税等主要税种收入增长乏力，只有消费税收入保持着正增长，成为支撑日本低速增长时期税收收入保持正增长的关键因素。

      2.韩国。从要素投入看，韩国高速增长时期的劳动力年均增长率阶段性下降，从1963-1973年的3.8%降至1973-1983年的2.9%，后又降至1997-1998年的2.6%，劳动力对GDP贡献度下降；⑦固定资产的净资本存量增加率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年均14.9%大幅降至危机后的11.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再降至年均3.5%；服务业生产率从2004年的67.2%下降到2013年的47.1%，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从1998-2008年均2.7%急跌至2009-2013年的1.6%。⑧

      从产业变动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韩国产业重心向化学、钢铁、机械等基础产业转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重工业产值比重超过轻工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完成工业化任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重点加速向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等“最高附加值产业”投资。数据显示，经济中速增长时期，韩国工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较前一阶段分别下降了45.4%、42.3%，这与同期GDP增速和税收增速分别下降46.1%、44.4%的幅度较为一致。

      从就业变动看，韩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从1965年的58.5∶10.4∶31.2调整为1995年的11.8∶33.4∶54.8，后又调整为2005年的7.9∶26.4∶65.4和2010年的6.6∶24.7∶68.5。韩国就业人口加速向第二、三产业集聚，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和城镇中产阶层快速崛起，为韩国扩大税基、提升税收增长潜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不同时期税制改革导致的税种收入增减变化，是税收增速转换的重要制度因素

      1.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税收增长超GDP增长，主要是受益于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占比不断上升。1960-1973年日本人均GDP从1960年的3986国际元大幅攀升至11434国际元，⑨同期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速也高达23.8%，高出同期税收年均增速(18.4%)5.4个百分点。而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发挥着“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累进税率使得税收弹性值(税收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大于1。因此，日本实现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时，实现了更高的税收增速。经济中速增长时期，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税制改革的核心是降低直接税，增加间接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法人税税率接连下调，日本“直接税收入/间接税收入”的比重由1973年的72.3∶27.7调整为1991年的73.3∶26.7和2001年的59.5∶40.5，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是日本税收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速、从中速转向低速的关键因素。总体而言，日本这一时期形成的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税制结构特征相类似，不仅为经济增速换挡阶段的税收增速在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为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阶段(1973-1985年)提供了重要的税收支撑。⑩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消费税改革作为日本经济改革尤其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一环，有学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国内私人消费需求，继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初显起色的日本经济可能会面临增长停滞甚至再度陷入负增长泥潭之中的风险”。(11)

      2.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前半段，韩国通过开设增值税、特别消费税等改革，逐渐形成了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体系，1962-1985年韩国间接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年均为60.5%。经济高速增长后半段，韩国加大了针对直接税的改革力度，尤其是采取了一系列税制改革措施加大对居民财产的征收力度，以所得税、财产税等为主的直接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OECD Statistics数据表明，韩国直接税收入/间接税收入由1985年的35.5∶59.5迅速调整为1990年的44.5∶44.3和1995年的44.1∶40.7，意味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韩国的直接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重已经逆转间接税收入占比，表明韩国在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之前，已经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直接税/间接税之间的税制切换，这也是韩国中速增长时期实现税收增速两倍于GDP增速的重要支撑条件。

      经济中速增长时期，特别是2000年后韩国陆续实行了一系列稳定税制结构的改革措施，包括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增值税扣除标准，加大中小企业、创业企业以及特定行业的税收优惠力度，根本目的在于简化税收体系、保证税收公平和挖掘税收潜力。因此，2000-2002年是韩国直接税/间接税比重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2003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4 219.2美元，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水平(1996年，13 254.6美元)，加之韩国经济逐渐恢复到危机前水平，经济复苏引致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收入占比的迅速增加，2006年直接税/间接税比重重新调整为42.7∶32.5。经济中速增长时期，韩国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低税率、宽税基、确立正常的税收体系，直接税收入、间接税收入及其所占比重虽偶有波动，但整体上保持40：30的稳定状态，这也为保证这一时期税收增速整体上与GDP增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过分依赖需求端的财政刺激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经济和税收增长转换过程中出现“掉挡失速”现象的重要教训

      1.日本。针对税收增长从中速转向低速换挡阶段出现的税收收入下降(乃至负增长)、财政收入收不抵支等现象，日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建设债券、特别赤字债券(12)规模合计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4年的17.9%迅速升至1998年的40.2%，财政支出/税收收入从1.4提高到约1.7，(13)虽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日本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4)但凯恩斯式的财政支出刺激起来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泡沫的膨胀”。(15)日本1999年以后还长期施行低利率、零利率、负利率的超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虽然量宽货币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是效果不甚明显，日本经济仍深陷“技术性衰退”通道。(16)日本教训表明，一味采取宽松财政政策或宽松货币政策等反周期措施刺激经济、刺激税收收入增长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会导致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2.韩国。在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速的转换阶段，韩国一度尝试通过增强垄断、限制进入、免除债务等行政手段延缓经济下行趋势，甚至寄希望于仿效日本做法，通过放松货币刺激经济重回高增长轨道，韩国1992-1996年M2和CPI增速高达20%多，高通胀和资产泡沫进一步削弱了韩国竞争力，使韩国逐渐陷入产能过剩加剧与金融加杠杆的恶性循环。(17)1998年以后，韩国开始主动推动企业、政府等四大部门结构性改革，最终顺利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平稳过渡，顺利进入中速增长时期。(18)

      日本、韩国经济增速转换经历一致表明，不正确区分结构性减速和周期性波动，反复倚重扩张性宏观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不会成功。只有推动企业、金融、财政、政府管理体制的系统改革，实现与增长结构和动力转换相适应，才能赢得转型成功。(19)

      三、对我国的启示与建议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增速长期保持超GDP增速的高增长态势，但2008年以来无论是从需求端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指标看，还是从供给侧的人口红利、土地、资本和创新“四大要素”指标看，我国经济由“结构性增速”向“结构性减速”的换挡态势明显，以财政收入下降为代表的“四降一升”(20)现象渐成新常态。建议借鉴日本、韩国的有益经验，吸取其中教训，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基础上，重点做好“一提一降”两方面改革：

      (一)提速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直接税改革力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逐渐打造以直接税发挥重要作用的税制体系，是我们走向现代国家治理、构建现代税制必须经历的历史性考验”。(21)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较为成功的税制切换，也是韩国等国家顺利实现税收增速换挡的重要条件。针对我国直接税改革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局，我们建议：一是抓住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有利时机，在稳定总体税收负担的前提下，通过货物劳务税和所得税等的结构性调整，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相应增加直接税比重，以适度缓解我国税制的整体累退效应，(22)最终建立起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合理、收入占比相宜的税制体系。二是尽快出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试点方案，吸取拉美国家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滞后方面的教训，综合考虑个人基本生活费用、赡养抚育费用、子女教育费用等支出，按一定标准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降低中等收入阶层尤其是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三是在科学设置税制要素、凝聚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加快房地产税相关立法工作，试点将保有环节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成为新的房地产税，逐步减少交易环节税费，增加不动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同时探索建立起房地产税收入与纳税人获益的关联机制，最大限度发挥房地产税的税收治理功能。

      (二)降低市场主体税费负担，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降费力度

      结构性减税、普遍性降费是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环，二者的关联与匹配，与深化财税改革、完善国家治理密切相关。(23)一是借鉴日本经验，综合运用中小微企业、研发创新、绿色环保和改善民生等环节和领域的减免税优惠政策，增强财税激励政策在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清理僵尸企业过程中的导向作用。二是在全面完成营改增的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增值税税率，适当把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1-2个百分点，减轻制造业企业税收负担，增强其在经济下行阶段转型升级的能力、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整体性降低市场主体交费负担。普遍性降费是与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整体联动的一体化改革战略。可先行试点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改革，探索适宜模式，将具有医疗性质的生育、工伤保险与医疗保险进一步合并为新的医疗保险，并进一步降低费率，减少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试点探索在经济波动阶段，给予困难较大企业特别是困难较大的国有企业2-3年内采取阶段性缓缴社保费等政策。

      ①陈淮.日本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1999，(12).

      ②财政部赴韩国访问交流代表团.韩国近期税收政策考察报告[J].财政研究，2001，(1).

      ③陆旸，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事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1).

      ④梁军.劳动生产率增速变动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J].日本学刊，2014，(6).

      ⑤张文玺.中日韩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政策演变比较及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12，(4).

      ⑥李平.产业结构优化与税收增长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26-29.

      ⑦艾肯格林，铂金斯，申宽浩.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M].任泽平，张彩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0.

      ⑧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月度经济评论：2016年第1期[EB/OL].(2015-03-20)[2016-03-03].http://hri.co.kr/upload/publication/2015320151628[1].pdf.

      ⑨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是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1990年或2000年常用作基准，与其他年份作比较。详见：格罗宁根增长和发展中心.麦迪森项目数据库[EB/OL].(2013-01-08)[2015-10-03].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data.htm.

      ⑩崔景华.中等收入阶段税收对居民收入的作用机理及效应：日本的经验及借鉴[J].现代日本经济，2015，(3).

      (11)倪月菊.日本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原因及实施效果评析[J].国际金融，2014，(8).

      (12)建设债券主要用于修建道路、港湾、桥梁等公共事业支出；特别赤字债券主要用于人工费用、事务经费以及弥补财政赤字等。

      (13)日本财务省.Japan's Fiscal Condition[EB/OL].(2013-12-01)[2015-10-17].https://www.mof.go.jp/english/budget/budget/fy2014/02.pdf.

      (14)庞德良，夏子敬.日本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分析：1969-2011[J].现代日本经济，2014，(3).

      (15)张季风.日本经济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8.

      (16)田泓.日本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N].人民日报，2014-11-18，(22).

      (17)任泽平.韩国在增速换挡期面临的挑战、应对与启示：转型宏观之十[R].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报告，2015.

      (18)任泽平.中国L型经济的三种可能：台湾模式、日韩模式和拉美模式[EB/OL].(2016-01-25)[2016-2-2].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9191.

      (19)刘世锦.日韩经济转型过程与启示[N].人民日报，2016-3-3(7).

      (20)“四降一升”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详见：吴敬琏.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实质[EB/OL].(2016-01-11)[2016-1-12].http://www.cet.com.cn/wzsy/gysd/1704723.shtml.

      (21)贾康.如何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N].上海证券报，2015-6-26，(A1).

      (22)向景，温丽萍，魏升民.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税收政策评析[J].税务研究，2015，(10).

      (23)蔡昌.结构性减税、普遍性降费的关联与匹配[N].中国财经报，2015-8-11(2).

标签：税收论文;  直接税论文;  日本税收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