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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关于中国经济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近年来争议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2月发表的统计公报，2005年我国的GDP是182321亿元人民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字，全球最大的经济美国同期的数字是124795亿美元(IMF,2006a)。如果按2005年底的汇率8.0702计算，我国的GDP为22591.88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8.1%。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早在1988年，中国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三，略低于日本，接近美国的一半。根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资料(IMF,2006b)、2004年我国的GDP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为73342.54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相当于同期美国的63.2%（116051.85亿美元），远远超过位于第三、第四和第五位的日本（38172.21亿美元）、印度（32908亿美元）和德国（23915.69亿美元）。即便人均GDP，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在日益缩小。2005年美国的人均实际GDP相当于中国的34倍，而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只相当于中国的8倍（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用购买力平价方法对171个国家和地区2006年的GDP进行了估算，中国的数字为88770.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估计数字的68%（130492.99亿美元）。人均GDP中国位于第87（676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5.52%（43555美元）。参见IMF(2005)。）。如果考察对全球经济的贡献，2005年美国的产值占全球产值的18%，其他发达国家占26%，而中国占12%，相当于美国的66.7%、其他发达国家的46.2%(IMF,2006c)。
关于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的时间国内学者的估计比较保守，认为会在2030年（注： 参见林毅夫2003年在上海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国外的绝大多数学者和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反而比较乐观，认为会在2020年左右（邹至庄，2005，第104-105页）（注：世界银行曾在本世纪初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会相当于美国的140%。参见World Bank(2001)。）。美国流行的初级经济学教课书《今日经济学》2006年第13版认为，中国的实际GDP可望在本世纪中叶超过美国75%，人均GDP可达到美国的一半(Miller,2006,p.201)。国内的许多媒体，特别是很多网民们不仅对国外的估计嗤之以鼻，甚至对国内学者保守的估计也持批评的态度，警戒不要“捧杀”中国经济。这一方面反映了现行GDP统计方法的缺欠，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常识教育普及程度的不够（注：美国的绝大多数中学都通过开设经济学原理课程来普及经济学常识。），同时也反映了由于历史上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造成经济过热导致的灾难给人们带来的谈虎色变心理。科学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本文拟从GDP统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局限性，特别是它对日益增长的知识经济成份的忽略入手，对中国经济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尽可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探讨。
一、GDP测量方法及其局限
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用总产量、总收入和总支出三种方法测量。其中总产量方法，即GDP方法最为流行，通常我们谈到一国经济及其增长率就是指GDP及其年变动百分比。GDP即国内产品总值按定义是指一个国家一年内其境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全部市场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三个要素：第一，通过计算市场价值，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测度单位，从而避免了将成千上万种不同产品的总数堆砌到一起造成的混乱；第二，通过统计最终产品和劳务，我们可以避免对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第三，GDP只统计境内的生产活动，即我们只关心在哪生产，而不在意谁去生产，这样就避免了如何去鉴别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棘手的问题。
截止到上个世纪90年代，绝大多数国家都使用GNP，即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是GDP。GNP的定义为一个国家一年内用本国拥有的生产要素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全部市场价值。显然，此定义只关心谁去生产，而不在意在哪生产，它包括了一国企业在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而不包括外国企业在该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随着全球化特别是跨国公司生产和融资活动的日益扩大，这种统计方法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企业所有权的鉴别。首先，如果一个企业25%的股东是美国居民，24%的股东为中国居民，如何去确定该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归属呢？而且所有权是个存量，它会随着股票市场的交易活动不断地发生变化（注：如果股票市场上的交易活动使上述企业明天25%的股东成为中国居民，那么该企业今年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应当算作美国的GNP呢还是中国的GNP？），而GNP是个流量，我们很难按天、小时、分钟和秒来统计GNP中每种产品的所有权归属。其次，许多国家允许双重国籍，GNP方法会造成重复计算，并且许多企业和个人为了逃税刻意掩盖其真实居民身份，这会使GNP的计算更为复杂。最后，要想反映一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国外企业在本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应当包括在本国的经济活动中，而本国企业在国外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直接提高的是国外居民的生活水平；应当计算在国外经济总体指标内，而不应算作本国的经济活动。这大概是为什么目前所有的国家都采用GDP而不是GNP作为测量总体经济的主要指标。
作为最为流行的总体经济测度指标，GDP也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GDP忽略了非市场经济活动，各种各样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由于没有通过市场进行而无法统计在GDP中。第二，GDP忽略了“地下经济”，五花八门的非法经济活动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没有计算在GDP中。在美国，这种地下经济创造的价值每年估计有15000多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5%，美国政府为此每年损失的税收收入为3100多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家Edgar Feige的估计，美国的地下经济1987年达到顶峰，占当年GDP的20%，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下降到16%。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目前美国的地下经济占GDP的比率为15%左右。参见Bade and Parkin(2007,p.50);O' Sullivan and Sheffrin(2006)。）。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不健全的国家，这种地下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注：世界银行曾发表过若干国家地下经济的相对规模。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规模是最小的，其次是日本和德国。地下经济超过和接近GDP60%的国家有玻利维亚、阿塞拜疆和津巴布韦。令人瞩目的是亚洲的泰国位于第四，其地下经济超过GDP的一半，这大概与泰国经济中旅游业的重要地位有关。）。第三，理想的GDP应当反映一国居民的“净经济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它不仅应该统计能增进人们经济福利的“好的”产品(good)，还应当减去降低人们经济福利的“坏的”副产品(bad)，比如环境污染等，这一点全球已有共识。但不同的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和估价大不相同，很难找到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去测量和从GDP中扣除。第四，GDP忽略了闲暇(leisure)，而闲暇是衡量一个社会净经济福利、社会发达和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由于闲暇与劳工供给的替代关系，如果其他条件不变，GDP统计数字会随着闲暇的增加而减少（注：美国人平均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用午餐，而意大利人花近两个小时的时间用午餐；美国人65岁退休，而意大利人57岁（男）和56岁（女）退休。因此，即便美国的人均实际GDP高于意大利，也很难就这一点得出美国生活水平高于意大利的结论。）。第五，GDP没有反映一个国家的医疗、教育福利和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平均寿命。一个发达、成熟、和谐的社会，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每个公民在生病时能得到适当的治疗是文明社会的最低要求。由于北欧各国普遍实行全民义务教育和全民医疗保险，因而许多人认为北欧的实际生活水平高于美国（注：根据美国ABC电视台2006年10月16日晚间新闻，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的医疗费支出为6100美元，接近其他发达国家的2.5倍（2500美元），而美国的预期寿命只占全球第19位。根据美国健康和公共事业部报道，美国仍有4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占人口比重的16%，并且这一人数按每年150万的速度递增。目前美国大学平均每年的学费为3万美元。根据美国NBC电视节目不久前的报道，2020年美国大学每年的学费会涨到4.5万美元。鉴于美国近年来的储蓄率为零或负值，即便中产阶层也很难负担得起子女的教育费用。）。
一个社会的净经济福利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制度、文化和心理因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人们在生活和就业方面的压力及安全感，社会是否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机会，离婚率、犯罪率、司法公正程度，人们在受教育、职业等方面选择的自由度以及民主和政治方面的透明度和官僚的腐败程度都影响着社会的净经济福利（注：宋小川在《幸福和快乐可以测量吗——关于快乐的经济学断想》一文中介绍了近年来影响日益扩大的快乐经济学如何去定义、测量和计算人们的幸福和快乐水平，概述了快乐经济学家们的主要发现和贡献，强调了除收入以外影响人们幸福和快乐的要素，比如健康、就业、婚姻、家庭以及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文章还探讨了“公平与效率”、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的福利效应和快乐经济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含义。参见宋小川(1007a)。）。2000年，两名经济学家考察了过去30年来英美两国居民的“幸福水平”(levels of happiness)，有趣的是，尽管过去30年来两国的人均收入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美国报告的幸福水平事实上下降了，英国的幸福水平基本上维持不变(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pp.1359-1387)（注：Blanchflower和Oswald被普遍认为是欧洲最有影响的快乐经济学家。有趣的是，Blanchflower最近到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任职，专门从事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注：O'Sullivan和Sheffrin以《钱能买到幸福吗？》为题，按种族、性别和年龄逐项对人们的幸福水平进行了比较和总结。其中两个有趣的发现是：过去30年来，男性比女性的快乐程度增加了；人们的快乐水平40岁时达到顶峰。参见O'Sullivan and Sheffrin(2006)。Easterlin和Marcelli的最新发现是，男性在48岁以后才开始比女性更加快乐，美国人的快乐水平51岁时达到顶峰。他们还用抽样调查和数学模型证明，如果夫妻的性生活频率由每月一次增加到每周一次，其快乐增加的程度与额外5万美元的年收入相等。参见Silverstein(2006)。）。
鉴于GDP测量方法的明显缺欠，国际社会和学术界试图找到一种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一国经济总体实力和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的测量方法。目前较流行的是联合国近年来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该指数不仅包括了人均实际GDP，还考虑到了一国居民的平均寿命、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4年美国的人均实际GDP位于全球第三，HDI却位于全球第八。HDI位于前七名的国家分别为：挪威、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和冰岛。这七个国家除了有较高的人均实际GDP外，还被认为比美国有更优越的医疗、教育条件和更长的平均寿命。HDI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但目前还无法取代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的权威指标。
二、GDP与知识经济（注：美国《商业周刊》2006年2月13日刊登了该杂志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Mandel撰写的封面标题文章《揭去经济的面具：为什么经济比你想象的强得多》。该文详细讨论了美国官方经济统计数字对知识经济的忽略和知识经济在现代社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商业周刊》稍后登摘了若干评论和批判文章及作者本人的答辩，并转摘了作者与网民论战的相关资料。本节引用了这篇文章中的许多数据和若干重要观点。参见Mandel(2006)。）
建国前，我国尚无健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照搬了前苏联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以GDP为核心的一套国民经济测量体系，这套体系是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Kuznets建立的。处于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政府当时还缺乏简单的计算工具和统计数字来回答经济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为了更好地诊断美国经济，美国商务部邀请Simon Kuznets在历史上首次计算美国经济的总产量和总收入，并建立了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从事国民经济各项指标的计算和测量工作。这对后来美国及世界各国政府测量经济运转状况，诊断经济周期和预测经济走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Kuznets为此获得了197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Kuznets和其同事当时是用手写的资料来统计有形的、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如机器、厂房等长期投资，这对当时的工业社会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而且这种计算方法对二战时期罗斯福内阁急需测度和发展美国制造坦克、军舰和飞机的能力是很方便的。机器、厂房无疑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资，同样，教育和训练支出、研究和开发(R&D)支出也是以未来为导向的长期投资（注：人力资本，即人们通过教育或训练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比实物资本持续的时间更长，更属于长期投资的范畴。但现行的GDP统计方法却把机器设备和电脑算作投资，而把教育和训练支出、研究和开发支出算作消费。一个技术上的难题是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难以就如何从数量上评估教育创造的价值达成共识：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教室的规模和设施、考试成绩、毕业后的工资、学费支出还是课程设置。这些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许多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也参杂其中。近年来，美国若干州就公立学校是否应在开设达尔文进化论的同时开设“创世论”展开了激烈的公众辩论和议会投票。“创世论”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在多大意义上属于经济学定义的投资自然会使统计学家头痛。美国2005年的教育支出为2240亿美元，这一最重要的投资在官方统计中是被列为消费而不是投资。这不单单是个名称问题，把教育和训练支出、研究和开发支出算作消费显然是对知识经济的误解。）。现代经济学的投资定义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货物的生产和购买，任何一种能够在未来创造利益的行为都是投资（注：美国流行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的定义为：“Investment is an action taken today that has costs today but provides benefits in the future.”参见O'Sullivan and Sheffrin(2006)。）。很难想象1946年Bugsy Siegel在拉斯维加斯建造Flamingo大酒店和赌场所花费的600万元是投资，而AT&T筹资兴建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竟不算投资，不包括在GDP之中。Kuznets本人已经意识到其核算体系的局限性，不幸的是，该体系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自以电脑和因特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发生和新经济出现以来，现代社会经济已日益演化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驱动力为想法和创新(ideas and innovation)。显然，陈旧的官方数字搜集系统和测量体系只能抓住设备和厂房等方面的投资，而失去了GDP中日益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统计学家们固然可以精确地演示建造了多少厂房这种有形资产，但却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而这些无形投资恰恰是企业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得以生存、具有竞争力和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据美国《商业周刊》报导，美国2000年到2003年平均每年在有形资本和软件方面的投资为11390亿美元，而在无法测量的无形资本方面的投资为9780亿美元。保守的估计，美国目前每年的实际投资比官方数字高出1万亿美元。
格林斯潘大概最早意识到传统的数字没有捕捉到日益崛起的知识经济（注：美国现任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伯南克似乎也意识到了知识经济的重要性。他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无形投资“表现在数量上是重要的”，因此，“总储蓄和总投资可能在美国官方统计中被严重低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因官方数字无法解释日新月异的新经济而烦恼和失望。1996年到1997年间，格林斯潘曾拒绝接受有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传统数字，认为这是“非常不可能的”，同时他还指出了官方数字对通货膨胀率的高估。美国经济分析局BEA(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局长Landefeld日益感受到将反映知识经济的数字包括在官方统计中的压力。1999年，也就是在Kuznets奠定了GDP计算的基础60年后，Landefeld和BEA终于决定打破常规，将企业在软件方面的支出由中间产品支出划为长期投资支出。用这种新的统计方法来重新计算GDP，美国1996年的GDP一瞬间增加了115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5%。
这一迟到的变革无疑具有过渡性和革命性的意义。美国目前每年的软件支出为1500多亿美元。远远超过1000亿美元的电脑硬件支出。并且软件通常比硬件使用的时间长，作为长期投资支出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更重要的是，软件是介于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之间的投资。说它是无形资本是因为它是难以测量的人类知识、智力、创新和创造力的积累、发展和进步的结晶；说它是有形资本是因为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可以事实上走进商店，用肉眼看到软件的实物形态及其五颜六色的包装，从而确认它是实际存在的。用Landefeld的话讲，“事先包装好了的软件是更容易（计算）的”。耐人寻味的是，软件恰巧是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重要标志，将软件划为长期投资无疑为不久的将来建立更好地反映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经济测量体系打开了一扇大门。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和变革，而应当反映这种变化和变革的官方统计数字却仍然维持不变。全球化、外包和外购(outsourcing)，特别是创新和创造力对企业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迫使企业迅速地从有形资本的投资转向无形资本的投资。据《商业周刊》计算，2000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十家企业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支出增加了42%，近110亿美元（注：这10家最大的企业中除Exxon Mobil外，其余9家的无形指数(intangibility index)，即R&D支出占资本支出的比率都有大幅度的增加。），而同期官方公布的这十个企业的资本支出只增加了2%，不到10亿美元。当然，统计这些无形资本的投资对一个迅速变化中的知识经济来说难度很大。比如企业在人力资本、员工训练方面的支出，传统上包括把员工和培训人员运送到培训中心的费用和支付员工和教员的工资及培训设施等各种其他费用，而正在发生的信息技术提供的网上教学极大地降低了培训成本。2003年到2004年，IBM的培训预算降低了1千万美元，而该企业同期教室的数量和网上授课的时数却增加了29%。报告的培训支出减少了，而实际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了，现行的GDP测量方法不仅低估而且误估了无形资本投资。鉴于这种测量技术方面的困难，BEA计划采用稳健的过渡办法，未来几年内，他们打算先建立一个R&D支出的补充账户来追踪企业的无形资本投资，但暂时不把这方面的支出直接加到官方GDP数字中。正如Landefeld所说，“在概念上没有人有歧见，问题是经验测量方面的”（注：过渡时期可以考虑使用“知识调节的GDP”(knowledg-adjusted GDP)指标来追踪当今全球竞争中这一至关重要的无形资本支出，就像我们用通货膨胀调节的GDP来计算实际GDP一样，）。
GDP统计方法对知识经济的忽略还会直接导致对经济周期的错误诊断，甚至造成宏观决策的失误。由于现有的GDP统计数字没有包括日益增加的无形投资支出，在经济衰退时，它会低估衰退的严重性；在经济过热时，它又会一定程度上掩盖经济散发的过热信号。GDP这种对经济周期波动程度的低估很大程度上使它失去了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高质量信息的作用。在考虑了无形投资和知识经济成份后，美国2001年的经济衰退远比官方公布的数字严重得多，2006年的经济复苏也比官方数字描述的乐观。根据官方的数字，美国2001年的衰退如此地温和，私人部门的产量甚至增加了0.4%（注：经过无形资本投资调整后的私人部门产量只增加了0.1%。），但到2003年时美国私人企业共失去了300万个工作机会。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经济衰退时，企业通常会削减在R&D、广告和培训等方面的预算，解雇这方面的员工，但这却不会直接影响到GDP，因为现行的GDP统计并不包括这些无形投资。当一个企业解聘一个从事长期产品开发的工程师，但却生产和销售同样数量的原有产品时，GDP不变，劳动生产率反而提高了，因为同样数量的产品现在由更少的工人来生产。如果这位被解雇的工程师转去建房，GDP反可能会增加。基于同样的理由，官方GDP数字在经济复苏时会低估经济的增长势头。无形资本投资对经济的带动作用通常会有一段滞隔。根据2006年1月27日BEA公布的数字，2005年第4季度美国GDP的增长率为1.1%，主要是低于预期的资本支出所致，但该季度产品设计和管理咨询部门的就业却急剧地增加，显示出企业无形资本投资的增加。如果把这些无形投资对有形资本投资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带动作用考虑进去，2006年经过两次修订的5.6%的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并非意外（注：众说周知，总支出中波动性最大的成份是投资。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30多年来，美国总投资占总支出的比重下降了，消费占总支出的份额增加了。然而，如果把无形投资也包括进去，总投资的份额由上世纪70年代的23.8%增加到本世纪初的25.1%，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18.3%。）。显然，把无形投资包括在GDP中不仅可以更好地描述经济形势，而且可以改进我们的预测能力，这对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预警机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十分重要。
GDP统计方法由于忽略了日益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造成的对经济周期波动程度的低估也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目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由于失去信心的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的存在，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在经济衰退时低估了失业率，在经济繁荣时高估了失业率。显然，忽视无形资本的投资和知识经济成份会使官方统计数字系统这种内在的(built-in)粉饰经济周期的倾向更为严重。这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波动是最优的，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是有效的，无疑构成了新的挑战。
三、高估还是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理解GDP的基本概念及其局限性，特别是它对知识经济的忽略，有助于我们回答中国经济被高估还是低估这个问题，并会为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科学的预测提供理论依据。不可否认，我国GDP统计数字存在着误差和重复计算，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好大喜功，高报经济成绩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总体来说，我国的GDP统计数字和预测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经济及其增长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注：由于缺乏相应的官方统计数字，我们只能根据观察到的大量普遍现象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GDP严重低估了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13亿人口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以及自我服务性的活动所创造的巨大的价值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认为中国GDP被高估的人大概忘记了GDP的基本概念，即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劳务是以人为基数计算的，人多对劳务的需求和劳务的供给自然多，自我服务性的活动也多。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的报告，发达国家GDP中的劳务部分占三分之二（注：美国的劳务产业提供了76%的就业，美国经济是全球劳务密集型最强的。），而发展中国家的相应份额虽然近年来有大幅度增加，但仍低于40%(World Bank,2005,pp.16-17)（注：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劳务占GDP的比重，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对中国的GDP作了修正，将GDP中劳务的份额提高了5个百分点，但修订后的劳务比重仍只为41%。）。由于社会文化、传统习惯和消费方式的不同，不同国家提供的劳务内容和形式也不尽相同，但没有理由相信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居民的家庭经济活动提供的劳务和自我服务性活动质量高、创造的实际价值大（注：笔者在美国生活了20年，或许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东方价值观念，我的直感是中国的家庭经济活动和自我服务活动内容更丰富，质量更高，更有价值。）。即便按人均估算，我国的非市场经济活动没有纳入GDP的成份也应超过美国。比如我国的婴儿和学龄前儿童大都是由母亲或亲属照顾的，即便是请保姆和家教也都是以付现金的方式，很少有人纳税上报GDP（注：在前不久国家统计局主持的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中，“家政服务，包括家教、保姆服务也利用住户调查资料纳入了GDP核算范围”。参见许宪春(2006)。）。而美国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把婴儿和学龄前儿童送到婴儿照顾中心(daycare center)和幼儿园，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以昂贵的价格计入GDP（注：美国家庭请一个保姆的月薪至少1500美元，按汇率计算，这个价钱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请一个排的保姆，而且中国保姆的劳动时间和强度都要超过美国。近年来媒体时常曝光的美国政客雇保姆付现金逃税的丑闻也从反面说明了美国GDP中在这方面低估的成份低于中国。）（注：为了鼓励低收入家庭就业，美国政府近年来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其中很流行的是EIC(Earned Income Credit)。假如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为3万美元左右，每年仅此项优惠就可使该家庭得到3千美元的补贴；并且婴儿照顾中心的费用可以抵税。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特别是单亲母亲走出家庭，加入劳工队伍，同时将小孩送到婴儿中心。这些政策大大降低了美国经济中的非市场经济成份。）。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的退休年龄为65岁，并且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很多人一直工作到70多岁。而我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注：我国普通工人的退休年龄为50-55岁，公务员为55-60岁，由于工人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远高于公务员，再加上企业转制过程中许多工人买断工龄提前下岗，我国实际上的退休年龄要远低于55岁。），并且是强制的。这些退休人员退休后仍然非正式地从事一定程度的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活动，显然这几亿人平均每人“额外工作”10多年创造的商品和劳务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反映在官方GDP中。
（二）GDP忽略了我国形形色色的非法经济活动所创造的价值，这种忽略由于法律制度和税收制度的不健全是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美国的许多州赌博活动和以按摩为名义的嫖娼活动都属合法经营活动，并以亿万美元的价值计入GDP，甚至以医疗为名义的毒品使用也计入GDP。而在我国，各种各样的赌博、按摩和其他娱乐场所、吸毒和各种以逃税为目的的地下经济活动是有目共睹的。以扑克、麻将等形式的娱乐活动其涉及面之广、人数之多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注：这里并没有包括计入GDP的澳门博彩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用澳门博彩业作为影子价格来估算我国赌博活动创造的劳务价值。近年来许多城市出现的“麻将超市”颇具中国特色。）。这些活动或者没有或者以很大的折扣计入GDP。我国目前还没有销售税来反映批发商和零售商，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实际营业额。这些行业的大多数经营活动都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进行的。为了逃税，业者们通常以各种方式巧立名目，夸大支出，低报所得，很大程度地将合法经济转为“地下经济”。
（三）GDP没有统计闲暇，而中国消费的闲暇总量居全球首位。第一，闲暇直接以人为计算单位，人越多消费的闲暇越多。第二，如前所述，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低于55岁，所以平均每个人要比发达国家多消费10多年的闲暇。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自愿失业造成的，应当称它为非自愿闲暇。但闲暇毕竟是闲暇，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毕竟是谋生的手段，是一种负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不是为了生存，下棋、打牌、逛公园是比艰辛的工作更好的一种选择。第三，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原因，我国绝大多数工作的强度和紧张程度都低于发达国家，这一点从西方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和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闲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以看出。第四，我国闲暇的价格，即闲暇的机会成本——工资远低于发达国家，因而对闲暇的需求量要高于发达国家。
（四）现有的GDP预测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落后但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金融业、律师业和运输业。金融业是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经济中80%的就业是由零售业、金融业和运输业提供的。而在我国金融业刚刚步出原始状态。一个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竟然没有私人支票和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手段少得可怜（注：我国的几大国有银行只提供几种存款，并且这几种金融产品的流动性很差，利息低，相互之间不能进行自由转换。这与西方国家随便走进一个银行都可以看到几十种或上百种金融产品，各种产品可以在网上自由转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金融业提供的就业人数极其有限。不仅绝大多数的市场交易活动是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的，而且私人间的借贷活动相当可观（注：笔者在国内时常耳闻目睹私人之间的借贷纠纷，而在美国由于金融资本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私人间的借贷活动基本不存在。），这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极不相称，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产业巨大的增长潜力。我国的律师行业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创造的劳务价值与发达国家也无法相提并论。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社会平均每27个人就有一个律师，而我国的律师比例不到万分之一（注：据新华社北京2004年3月23日电，目前我国还有206个县连一名律师也没有，在我国的13亿人口中只有10.2万名执业律师，1万人里尚不到一名。）（注：我国流行的民间仲裁活动以调节法律纠纷也是非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有些机构收取一点费用，但与发达国家昂贵的律师费用相比，它极大地低估了GDP中的相应份额。）。同样，我国的人均汽车数量和飞机数量也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这些行业会日益显示出增长的巨大潜力。
（五）GDP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特别是教育投资成份。前面讨论过的GDP对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资产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投资方面的忽略在我国都存在（注：根据2004年的一份调查，把创新作为头等目标的中国企业有54%，而美国只有26%，中国企业在员工培训和企业管理软件方面的支出也超过美国。参见Engardio and Roberts with Bremner(2004)。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最近预测，到2008年，中国和印度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数会增加35%，达到160万人，而美国的研究人员则会下降11%，下降到76万人。参见Engardio(2005)。），这里想强调的是教育投资。我国的公共教育投资占GDP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私人的教育投资，实际上每个家庭在子女就学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注：显然每个家庭在为子女请家教、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及各教育部门乱收费方面的支出，特别是许多家庭用终身积蓄送子女出国留学的费用没有充分地统计在教育支出中。我国教育领域的地下经济，特别是家庭内部提供的教育服务远超过其他产业，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如果把私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换算成税收，然后用作政府的教育支出，我国的教育投资，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人均上也不会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很少有家庭将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终身积蓄用作子女教育，多数普通家庭的子女到18岁后就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他们的教育费用主要靠打工、贷款、奖学金和从军等各种方式解决。），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居民舍得花这么多的钱用于子女教育。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目前面临的就业压力。我国在教育方面的实际投入还可以从产出指标得到反映。据美国《财富》杂志2005年7月报道，我国2005年估计有33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取得工程学位的有60万，而美国的同期相应数字为130万和7万(Colvin,2005)（注：美国的文化褒奖酷(cool)而蔑视(nerd)理工，因而中学生的数理基础普遍很弱，大学生中特别是研究生中读理工专业的越来越少。比尔·盖茨认为，“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制度的缺陷，而是制度本身”。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美国的政客，尤其是国会议员大多为律师出身，而中国的领导人更多为学理工出身。）。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教育乃科学技术之母。在目前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决定赢家，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压倒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私人教育投资的迅猛增长，扎实的中小学基础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必定会成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
（六）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预示着未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当前全球竞争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外包和外购。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仅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这些发展中国家，而且日益增加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包括信息产业、软件工程、金融保险业和制药业也以外包和外购的方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注：宋小川曾建立了一个非均衡的劳工市场动态模型，并在此框架内探讨了以信息技术进步为标志的科技革命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正在取代白领阶层，同时造成知识密集型产业外包、外购的微观基础。参见宋小川(2004)。）。根据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分析，全球范围内49%的软件工程，44%的信息技术服务，25%和19%的金融业、保险业以及13%的制药业职位可以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如果按职业划分，52%的工程师工作，31%的会计工作都可外包到海外。因而，McKinsey预测，到2008年，410万的劳务职位将会转移到海外，Forrester Reseatch的预测为，到2015年，340万的白领工作会外包到境外，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更相信该数字会达到1400万。在当前激烈的全球价格竞争中（注：美国《商业周刊》2004年12月6日的专题报告《中国价格》，详细地描述了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与美国企业展开的激烈的价格战。该文把“The China Price”称为美国企业界最可怕的词(the three scariest words in U.S.industry)，并用美军攻打伊拉克第一波冲击时使用的代号“Shock and Awe”来形容中国企业在竞争中咄咄逼人的势头和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威慑力量。参见Engardio and Roberts with Bremner(2004)。），谁肯花10万多美元在美国雇佣电脑程序师而不在中国或印度花低于其五分之一的工资雇人去作同样的工作呢？这种全球化和外包外购浪潮无疑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注：在这场全球化浪潮中，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逐步替代由于产品生产要素密集型差别产生的商品和劳务的国际流动。原因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采用电话、电传、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形式虚拟(virtually)地进行，而不需要只依赖传统的交通方式，因而极大地降低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成本，逾越了发达国家移民政策为劳动力国际流动设置的障碍。参见宋小川(2007b)。）。
当然，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特别是医疗、福利待遇和社会安全保险，我国的GDP要打很大的折扣，但这些折扣要远远低于低估的成份，这大概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海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增长，包括官方统计数字持乐观的态度。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的GDP向上作了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提高劳务，特别是电脑、因特网服务等知识经济成份占GDP的比重。经过修订后的中国经济1993-2004年的增长率接近10%。用新的方法计算，2005年中国的名义GDP为全球第四，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占全球GDP的份额增加了1.5%，达到15.4%。由于中国的GDP占全球的份额较大，这一修订使全球的GDP自1992年以来几乎每年上调了0.1个百分点(IMF,2006b)。这一修订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和认可（注：2000年到2001年间，经济学界曾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真假问题发生过争论，原因是在出现了通货紧缩和能源使用下降的情况下经济能保持7%～8%的增长速度有违常现（林毅夫，2006）。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甚至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2%或零。时至今日，无论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否认中国是全球最快速增长的经济这一铁的事实。然而，我国的官方统计数字搜集系统毕竟历史短，透明度不够，与国际通用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为了保持统计资料的历史可比性，资料搜集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应当是一个渐进和稳定的过渡。《洛杉矶时报》2006年5月20日商业专栏头条新闻以《中国庞大的统计问题》为标题，既对国家统计局这次对GDP的修订表示了谨慎的肯定，又对我国统计资料来源和搜集方法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参见Iritani(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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