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三题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经济论文,三题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根本任务。它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
全国中心工作的转移对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突出政治的年代不敢提及的经济哲学，随着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放在了学术界的面前，哲学与经济的联姻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哲学若要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经济哲学问题的研讨和经济哲学学科的建设便成为哲学界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在什么意义上讨论经济哲学
应该承认，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远远超过了哲学与经济的关系。然而，在当今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热点的氛围中，人们重新发现了经济与哲学本来就具有的内在联系。过去用来称誉政治上代表人物的“哲学家”帽子，现在开始转向了经济上的风云人物。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了一批很有才干的企业家，青岛海尔集团公司的老总张瑞敏便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把一个在1991年销售收入为6 个亿的海尔集团迅速发展为在1998年将达到108亿的大公司， 并领导该公司向世界500强冲刺。采访他的记者不少， 报刊上加在他头上的称谓也不少，“优秀企业家”之外，外加上“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许多人到海尔取经都是要一些制度、表格和具体操作过程，张瑞敏对此颇为感叹，因为海尔发展到今天，离不开海尔的精神，这就是海尔的企业文化内涵。他说：“海尔文化分三层，最外边表现为物质文化，中层表现为制度文化，最里边是核心，为价值观，一些人只看到表层和中层，拿表格做到形似，而做不到神似。为什么？原因在核心，价值观。我的价值观是为了追求一种境界。”（注：引自《寂寞张瑞敏》一文，载1998年2月21日《新闻报》。 ）能从价值观的角度对企业文化作哲学分析，的确不同于一般企业家就事论事的泛泛而谈和现象罗列。
赚钱的门道也被人称为一种哲学。20世纪初，犹裔美国第一流投机家伯纳德·巴鲁克，通过铁路的吞并和重组大发其财。他以雄厚的资产涉足社会活动，1946年成为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他的言谈常常涉及赚钱，这是他被誉为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参见查姆·伯曼特《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2～63页。）。美国大富豪卡耐基对拿破仑·希尔博士说：“我向你挑战，你将一生中的20年用研究成功的哲学，怎么样？”接受挑战的希尔拜访了美国500多位最有财力的人士，集众人致富之长，不仅自己成为亿万富翁， 而且撰写了《成功规律》、《思考致富》等著作，成为创富学又一位代表人物。创富理论虽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但已被广泛地俗称为成功哲学，不仅为经济上成功人士所热衷，而且为业外希望成功的人们所效仿。
近年来，成功哲学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投机哲学。 在1997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国际大投机者索罗斯，既被人斥为“金融鳄鱼”，又被人誉为哲学家。他的投机理论成为名噪一时的投机哲学，与其他大富豪不同的是，索罗斯有过研究哲学的经历。此人1930年生于匈牙利，青年时期在英国对20世纪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波普的哲学发生浓厚兴趣。在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启示下，索罗斯在1962年完成了哲学论文《良知的负担》，除了重复波普的观点，他自认为的创新思想是：“我们对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天生就不完整，在参与者的看法、期望和事情的实际状态之间，总是有差距，有时候差距很小，可以不理会，但是有时候差距太大，甚至变成决定事件过程的重要因素。”（注：引自《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不要以为他只是在谈认识是否符合实际这个认识论问题，他在投资上的奇迹与他的这种哲学观关系极大。
索罗斯说：“参与者的认知和事情的实际状态之间几乎总是有差距，在参与者的意愿和实际结果方面总是有差别，这种差别是了解历史过程的关键，更是了解金融市场动力的关键。”（注：引自《索罗斯：走在股市曲线前面的人》，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当人们对金融市场中潜藏的缺陷知之甚少乃至盲目乐观时，索罗斯凭着他的哲学敏锐，发现了参与者的认知与实际状态之间的差异，选择适当时机，发起进攻，将一个机构甚至是一个国家的金融缺陷一下子暴露于众。他先是在英磅危机中获利，后又在泰铢贬值中得益，这些均可视为他的哲学观点在金融市场中的得意之作。于是，他的投资哲学便成为期望发财致富的人所奉行的信条。
从哲学本来的涵义“爱智慧”的意义上说，把经济活动中的大智大慧称为一种哲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把企业文化的精神内涵、创富学中的谋略和原则、对金融市场的整体认知和战略操作纳入经济哲学研究的领域之中，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异义，至少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广义的经济哲学。然而，经济哲学终究有一个主要的较为确定的领域，以避免过多的泛泛而谈。
提出经济哲学这门学科，就该研究经济哲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探讨经济哲学得以成立的主要依据。我们认为，经济哲学要与一般的经济方法和运作计谋加以区别，必须深入到方法论和世界观这两个基本方面。因为方法论和世界观是哲学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两大支柱。
二、经济哲学与方法论
人们一般不把经济活动中采用的方法称为哲学。没有被严格限定的方法乃至方法论，有时只是指某些技术步骤、操作技巧，它们只是具体方法的同义词。例如，华商很会赚“嘴巴”的钱，哪里有饮食业，哪里就有中国餐馆，犹太商人则很会赚“女人”的钱，哪里有女性高消费，哪里就有犹太商行。这类经商术难以称为经济哲学。
当人们用方法论来指一门学科或一个理论的概念、原理和运用它们进行论证研究时，这时的方法论便与一般方法相区别，成为对规律加以把握和运用的方法理论。黑格尔说：“哲学，由于它要成为科学，……它既不能从一门低级科学，例如数学那里借取方法，也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断言，或使用基于外在反思的推理。而这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注：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一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页。）。这里， 黑格尔把方法论看成是哲学的实现形式。只有具备这种本质特征的方法论，才能称为哲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运用了矛盾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成为政治经济学上划时代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著作，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成功典范。在讨论经济哲学时，我们应该充分注意《资本论》的经典地位。
许多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涉及方法论的问题。经济学的建构离不开方法论的参与。当然，方法论中还可以进一步分出哲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既然要研讨经济哲学，当然是指哲学观实现方式的方法论。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迅猛异常。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逐渐增加。例如：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题》（1938）、利普西的《实证经济学导论》（1963）、卡德韦尔的《超越实证主义：20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1980）、马克·布劳格的《经常学方法论》（1980）、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1985）等。他们中的一些人把方法论称为哲学。如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的前言中提醒人们：“干脆把‘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注：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4页。 ）这里所说的“科学哲学”并不是狭义的自然科学哲学。它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正确的方法论；二是指经济学方法论借助于科学哲学。
在布劳格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波普哲学方法论的影响。波普反对把知识划分为有意义和无意义两类，而是主张将全人类知识都划分为两个互不包含的类，亦即“科学”和“非科学”两类。科学的建立往往以经验的归纳为基础。然而，归纳总有不尽充足之时，例如，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就足以动摇无数次对白天鹅经验的归纳所得出的“天鹅是白色的”这个结论。因此，波普提出了“证伪主义”，认为科学不是通过归纳不断地积累，而是“猜测——反驳”的过程，将大胆猜测与排除错误结合起来，从而得到较高程度的正确性。
现代经济学从传统的证实主义转向证伪主义的过程表明，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论证方式之中少不了哲学方法论的参与。虽然经验证据是现代经济学得以发展的推动力量和验证基础，但经验对证实主义和对证伪主义的意义不能等量齐观。对于证实主义，经验只是起到确定理论适用的范围，但在证伪主义那里，对经验的理解深了一层，经验是一门学科或理论的正确性与错误性的显示。尽管马克·布劳格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真严肃地运用证伪主义，但他承认，就大多数情形而言，证伪主义在现代经济学的战斗中已经获胜（可以说在其它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注：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276页。）也就是说，现今的主流经济学家是证伪主义者， 他们的经济理论中贯彻了证伪主义的哲学方法论。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在这项伟大的实践中同样需要运用正确的方法论。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16页。）这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 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三者的关系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它是中国现当代经济哲学的主要基石。鉴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反对那种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在这种无谓的争论中，一些人常常囿于一时的经验，纠缠于一事的得失，在方法论上受制于传统的证实主义的束缚。邓小平同志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判断标准。这就突破了以经验归纳为基础的方法论的滞后性，代之以理论上的科学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小平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充分体现在“以科学态度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重在建在，不搞无谓的争论，”等一系列重要谈话中。这种方法论已经在农村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股份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巨大成就和重大决策中，显示了它的威力。
三、经济哲学与世界观
哲学作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不仅具体体现在人生观、道德观、科学观等方面，而且在对人类实践活动中的重要形式经济活动所作的分析中表现出来。经济观与世界观的关系是经济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经济活动不可能与人类其他活动互相隔绝，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与职能，例如经济与国家的关系；财富的内涵与分配，必然要从哲学上作出回答。古代哲学家对这些问题有过不少论述，并对以后的经济学产生过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探求了国家的起源。他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了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城邦。”（注：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页。）柏拉图关于国家起源于人们经济生活分工与协作的观点，不同于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后者认为人们在长期生活斗争中，为了解决衣食的不足、摆脱困境和战争，需要国家来代表大家的共同利益。这两种观点都涉及到了国家与经济的关系。由于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不同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哲学，所以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
对财富的论述同样因哲学世界观的不同而产生分歧。获致幸福是人类的普遍愿望，究竟是外物的充裕还是人性的完美是最大的幸福，历来是哲学家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外物的充裕和人性的完美，两者的结合都可使人获致幸福。但他坚信，最高尚的灵魂“一定比我们最富饶的财产或最健壮的躯体为更可珍贵。……一切明哲的人正应该为了灵魂而借助于外物，不要为了外物竟然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屈从的地位。（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341页。）
古罗马时期，财富与幸福的关系继续在哲学家中讨论。斯陀克派否定生活快乐的本身，主张，“只有贤者才是真正的富人”，那怕他们沦为乞丐或奴隶，仍因有德而富贵。但是，伊壁鸠鲁强调人的感觉，认为感觉涉及快乐与痛苦，而快乐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他甚至这样说：“我如有面包与水，其幸福便不下于诸神。”（注：参见胡寄窗：《政治经济学前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203页。）不过，伊壁鸠鲁也承认智慧是达到幸福的唯一途径，只有贤人才拥有智慧，他是永远幸福的。如此看来，他同时承认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对人类幸福的关系。这是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论。
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经济活动在一般情况下总是以创造物质财富和追求利润收益为直接目的的。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时常忽视了人类自身，甚至将人降低为去实现物质财富的一种手段。这种现象引起了哲学家的关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说：“人之为物，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这样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不能为任何其他目的所代替的，是不能仅仅作为手段为其他目的服务的。”（注：参见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第2节。 ）康德是从道德角度维护了人类存在本身，把人视为世界上的“绝对价值”和“最高的实践原则”，因而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性质。
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分析生产等经济活动的目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关系。马克思说：“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的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的目的。其实，所谓财富，倘使剥去资产阶级鄙陋的形式，除去那在普遍的交换里创造出来的普遍个人欲望、才能、娱乐、生产能力等等，还有什么呢？”他坚持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生产目的，把彻底发掘人类内在本质作为真正的财富：“财富不就是充分发展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不就是不在某个特殊方面再生产人，而要生产完整的人么？”因此，他反对“为一种纯粹外在目的而牺牲人类自身的目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分册，第104～105页。）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整体水平比较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出现了不少矛盾，而主要矛盾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创造丰富的物质财量和健康的精神财富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发展经济。从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这一点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都推出了向世界开放、引进技术、外资和人才的政策，都制定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但中国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政治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财富分配上，中国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因为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邓小平同志下面一段论述就充分体现了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世界观：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42页。）
根据这两个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充分发挥包括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
根据这两个基本原则，我国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实施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的基本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提倡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基本政策有以下五个方面：1.要依法保护合法收入；2.要取缔非法收入；3.要整顿不合理收入；4.要调节过高收入；5.要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注：江泽民：“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五节。）这些政策共同组成了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代表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本文系上海哲学界召开的经济哲学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作者是上海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