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流派：兴起背景、经典案例与经验启示
□沈费伟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 要］ 自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呈衰败之势，直到20世纪30年代，“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主题。在乡村衰败的现实、西方国家的入侵、传统农本思想的影响、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以及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五个方面的影响下，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以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为代表的政府组织力量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形成了乡村建设的各种流派，试图复兴农村，重建乡土文明。虽然乡村建设各个流派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差距，但是通过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流派经验的总结，其对于推进当前我国乡村振兴事业依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即调动本地农民积极性、鼓励知识精英参与、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以及重视乡村教育培训。
［关键词］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流派；乡村振兴；农村发展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乡村危机是近代以来世界性的社会历史问题，任何国家在走向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都无法回避这一“哈姆雷特式”难题[1]（p76-85）。这是缘于经典的现代化理论阐释，现代化是将城市从乡村母体中剥离出来，意味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它表明了城市与乡村之间中心—边缘式结构的确立，这必然会出现传统乡村的社会危机问题。尽管西方国家也要经历乡村衰落和村庄衰败，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但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乡村危机更加痛苦而漫长。早在19世纪60年代晚清政府开启所谓的现代改良运动开始，乡村就逐渐沦为了社会发展的“遗弃”对象。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仅未能有效缓解乡村衰败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相反更是激化了农村与城市之间长期隐藏的尖锐冲突，导致了20世纪初期整个社会的大动荡。面对日益受到破坏的农村社会，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深感不得不要对农村进行全面改革，试图寻找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方法，以此缓解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维护国家的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以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为代表的政府组织力量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实践，复兴农村，实现民族的再造。三大乡村建设流派通过文化教育提升农民素质、引进动植物品种改良农业生产、建立农村基本医疗体系、建立推广农村合作组织等措施，尝试化解传统农村的社会危机、重建乡村的民主政治、复兴乡土社会文化以及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目标[2]（p95-110）。这场以复兴农村，实则救济民族的乡村建设运动，前后持续了十余年之久，涉及大半个中国区域，对中国农村建设和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当前我们重新研究民国时期的著名乡村建设流派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为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期间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解决提供现实参考，而且更在于其所遗留的丰富精神文化遗产有利于指导乡村振兴事业。
通过对已有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流派学术成果的探究发现，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重点研究了不同乡村建设流派的实践活动、理论思想、社会地位以及影响价值。从研究主题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借助思想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学术方法，研究主题涉及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介绍、乡村建设实验区域概况、乡村平民教育、乡村政治制度改革、乡村合作社建设等具体的研究内容，并做了政治性的社会评价。尽管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但是其研究路径大抵遵循着代表流派和人物的简介、主要思想内容、存在的局限以及经验教训等思路展开，研究层面还是局限于从微观层面研究的较多，而从整体宏观层面来把握乡村建设流派思想研究的较少。并且研究的深度也都停留于史料的简单叙述，而缺乏深度的学术提炼。为进一步推进学界对于民国乡村建设流派的研究，并且能够总结乡村建设经验，以便更好地为当前我国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事业提供理论参考。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视角出发，通过兴起背景、经典案例和经验启示三个方面来论证民国乡村建设流派的核心价值和理论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1.2.2 研究组治疗方法 研究组采用经鼻持续气道正压通气方式，通过对新生儿气道高阻力或内源性呼气末正压施压，以减轻患儿在吸气或呼气时产生的呼吸肌疲劳，发挥改善气道通气功能、缓解组织缺氧的效果辅助治疗。
二、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缘何兴起
自近代以来，面对中国农村的衰败与凋敝，引发了无数仁人志士关注农村，关爱农民。也正是基于此，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才轰轰烈烈地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纵观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思想兴起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包括：乡村衰败的现实、西方国家的入侵、传统农本思想的影响、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以及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五个方面。
（一）乡村衰败的现实
民国初期，由于受晚清政府对农村社会的压榨与破坏，使得当时的农村社会萧条衰败、农业生产方式粗放、农民尚不能解决温饱问题，更不敢奢求基本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更为严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自然灾害，更使得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着雪上加霜的威胁。1922—1923年，华洋义赈会对当时的苏、浙、冀、皖等省的农村发展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结果发现被调查地区的农户年收入在150元以下的占比67.9%，其中河北各县达到80%；农户年收入不足50元者占比28.8%[3]（p232-243）。1934 年，时隔十年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再次对江、浙、豫等东部沿海省份的农村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统计，结果依然让人震惊，占农村总户数2.3%的地主每户平均拥有土地却高达132.9亩，而占总户数64.7%的贫雇农，每户平均拥有土地仅占4.6亩。地主家庭拥有的土地每人平均达19.6亩；农户家庭人均则不足1亩[4]（p91）。农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必然带来的是对贫雇农生活的压榨和经济的剥削。以至于蒋介石在《实业建设程序案》中深刻揭露了乡村衰败的事实，发出了“农村衰落、何以立国？”的哀叹[5]（p167-171）。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成为当时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重要现实原因和依据。
（二）西方国家的入侵
在民国乡村建设流派中，其中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乡建派和国民党为中心的农村复兴委员会最终都以失败而宣布结束，而唯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思想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乡村建设运动依然有着许多值得可以参考的经验可循，通过总结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流派的经验，可以发现至少包括培育乡村人才、重建农村组织、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大专院校的推动四方面。
（三）农本思想的影响
长期以来，“农”为本，“商”为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尽管自近代以来，政府也提倡过“以商立国”“以工立国”等工业化发展思想，但是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民占据了国家总人数的绝大多数，农村承载着国家社会发展的稳定秩序等事实没有改变[6]（p129-133）。可以说，传统国家统治者对农业、农民以及农村社会的重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农本思想，抑或称之为“乡土情节”。在这种农本思想的影响下，即使面对现代化的各种优势特点，中国人依旧不愿舍弃自己的农业文明，依然坚守着农业立国的理念。这种思维在晚清实行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中都有所体现，尽管清王朝深知不学习西方的器物，就不能实现强国的目标，但是其还是立基于农业大国的根本事实。乡村建设流派的知识分子更是深受传统农本思想的影响，他们倡导在坚持农本思想基础上的农村社会现代化改造。可以说，传统农本思想引发的这些改造农村、农业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不同的数据能够从不同的维度衡量开源项目的相应指标，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由以上四种成功关键因素共同构成开源软件成功度量方法，针对当前数据集，计算公式如式(2)：
（四）国民的普遍认识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救济衰败的农村，打击早期共产党人在农村的影响，加强其农村政权基础，倡导设立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农村复兴委员会内部设置经济、技术、组织三部门。经济组主要负责“农村金融和农产品价格调剂”；技术组的主要任务是“改良农产品，增进生产，并设法供给关于技术上种种之需要”[11]。组织组倡导在农村中建立自治组织，通过组织村民开展教育、卫生、文化、宣传等工作，培育专门的农村实用人才，为国家的农村建设提供人力资源和政治保证[12]（p99-104）。根据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及制度规定，农村复兴委员会主要承担两方面的职责：其一是调查与研究职责，通过在农村中实地调查所得到的资料数据以专报的形式供国民政府领导阅览；其二是联络与促进职责，通过农村复兴委员会将农村中的各种政治机构和组织进行联系起来，并予以促进和鼓励[13]（p26-31）。尽管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成立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对农村经济的复兴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它所组织出版的一些农村调查著作，为当前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素材。
（五）知识分子的推动
乡村建设运动尽管未能从根本上达到复兴农村的目标，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培育了大量本地人才，而这是建设农村所必须具备的人力资源。例如在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中，梁漱溟倡导知识分子应该将自身的智慧才干投入到广大的农村地区，为乡村建设储备智力资源。晏阳初则强调乡村建设从本源上看就是以复兴农村为途径，最终救济民族，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人的改造。对此，晏阳初将人比喻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而人的大脑则是最宝贵的矿藏，即他称之为“脑矿”。乡村建设的重要工作就是开发“脑矿”，培育本地人才。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成立到1936年，研究部共办两期培训班，培养学生58人；训练部共办三期，培养学生1040人；其他短训班四处，培养学生1300余人，总计2400余人。邹平实验县所办的乡农学校，从1931年6月开始至1932年2月结束，共成立96 校，学生近 4000 人[16]（p97-103）。平教会自1927年以来，所开办平民学校毕业学生人数，总计在十万人以上。在乡村建设流派的积极关注和努力行动下，为中国农村培育了大量实用人才，甚至引起了世界上其余国家的关注和效仿。
三、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流派的经典案例
乡村建设运动在发展初期得到了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各类机构的支持，但是推动乡村建设运动走上发展顶峰却离不开大中专院校的鼎力推动和积极配合。这些院校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域，通过创办农民学习课堂、培训农业种植技术、教导农民生产技能、组织各类文化讲座等方式，从而帮助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民提升了文化素质和实践技能，为其从事新型的农业生产奠定了知识基础。据相关资料记载，乡村建设运动中至少有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中法大学、北平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浙江省立湖州农村师范学校、南泉乡村师范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大中专院校及师生参与，直接参加人员有数百人[18]（p132-134）。其中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践强调：大专院校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阵地，理应在开启民智、教导农业生产、扶持农业组织、壮大农民力量上面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认识推动下，众多的大中专院校积极参与了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为中国农村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爱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乡建派
1.大强度训练法：此训练法是神经肌肉用力的高度集中，有助于改进协调性和充分动员肌肉运动单位参加用力，从而在肌肉体积不增加的情况下使相对力量得到提高。但是，采用这种训练法需要很大的体力和心理准备，还应具备丰富的营养和良好的恢复手段等。
（二）国民党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在当时国民的普遍认知中，都将农村作为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对待，认为农村对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强调“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这一普遍认知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就经济而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农业所占比重达到90%，国民经济完全建筑在农村之上[7]（p69-80）。就文化而言，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要嫁接在乡村这棵老树上才能发挥效用。就政治而言，新的政治习惯的养成、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奠基于乡村民众的自觉。例如，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做”。国民对乡村重要性的普遍认识，亦是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重要背景。
（三）以毛泽东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在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乡建派和国民党的农村复兴委员会极力为日益衰败的农村奔走呼号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开始放弃原先的城市发展道路，转而开始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1927年，湖南省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对此毛泽东秉承科学方法论思维，在批判了封建势力和小资产者对农民运动的诬蔑责难之后，发出了农民运动是乡村建设的希望，也是中国未来能否顺利发展的希望的感慨[14]（p7-8）。更值得称道的是，毛泽东没有受到经典作家对传统小农的批评思维影响，在他看来，只有帮助小农解决经济问题，走向共同富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15]（p94-99）。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以毛泽东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确定为是打到地主阶级，实行农民土地私有。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才帮助毛泽东确立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事实证明，乡村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命运，只有建设好农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
四、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流派的经验总结
自古以来，我国一直以农业大国自居，农村发展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潜力，农民依靠着自给自足的家庭传统手工业和耕作业，维持着稳定的生活状态。然而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启，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大量涌入，摧毁了这种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传统小农经济逐渐走向衰亡。相较于国外先进的机器大生产，我国传统手工业尽管制作精美，但是却不及国外商品的物美价廉，再加上西方列强在交通、运输、包装等方面的先进配套，因而使得农村原产品在市场上受到严重打击，传统小农无力生存，传统手工业逐渐面临走向解体的风险。在农业生产方面，随着外国对中国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原本的农村土特产品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再加上政府部门也极力推崇“洋货”，因而农村老百姓逐渐丧失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这种西方国家入侵背景下，乡村建设运动在知识分子的倡导下轰轰烈烈地兴起了。
（一）培育本地人才
知识分子探索乡村建设道路并非始于乡村建设流派，早在1902年，河北的米氏父子就已经在农村中倡导普及村民教育、发展农业和实行村治的思想。这种乡村建设的理念很快得到了当时定县县长孙发绪的高度认可和赞扬，在其后来赴任山西省省长之时，将米氏父子的乡村建设思想复印成《中华日报》《村治月刊》等刊物进行了大力宣扬和推广。在此之后，在阎锡山等人的关注支持下，山西乡村建设实验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模仿的蓝本。1925年“五卅惨案”后，乡村建设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有学者统计，到1934年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团体多达600余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更是达至1000处之多[8]（p14-19）。在这些先行者队伍中，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以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为代表的政府组织力量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建设事业的实践改革。综合而言，在知识分子重点关注和付诸行动之下，乡村建设运动轰轰烈烈在全国掀起。
（二）重建农村组织
无论是知识分子为主的乡建派所大力倡导的建设农村合作社思想，还是国民党的农村复兴委员会所鼓励建设的专业协会，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在全国各地成立农会组织，他们都表明了开展乡村建设工作，实现农村复兴目标需要重建农村组织的思想。对此，梁漱溟认为近代以来中西竞争，中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团体组织”[17]（p717）。卢作孚也直接宣扬通过创造现代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乡村建设流派在重建农村组织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在政府方面，农村复兴委员会建立之后，宣扬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进现代组织建设；在学术团体方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实验中都贯穿着创建合作社组织工作，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实验中也积极创建和发展合作社；在革命团体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建设农会组织作为推动农村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可以说，不管是基于何种流派，也不管是基于何种目的建设农村，但是他们都认为社会组织是推动乡村建设工作的重要动力。
民国时期诞生了众多的乡村建设团体，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乡村建设实践活动家和理论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位，即邹平乡村实验倡导者梁漱溟、定县乡村实验倡导者晏阳初以及北培乡村实验倡导者卢作孚。其中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实践大致分为实验前期（1931年6月至1933年7月）和实验期（1933年7月至1937年）。前期工作重点主要在于向村民推广农业知识、试办乡农学校以及创办农村合作社，其目的旨在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和个人技能，而后期工作重点在于改良社会风俗、优化农村结构、发展乡村经济等，其目的是为了复兴整个农村的社会发展。1926年，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人的晏阳初选择河北省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区，他在全面调查定县农村基本状况的基础上，设定了“四教三式”的工作方针，即通过大力开展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教育，提升农民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等能力，以摒弃“愚、穷、弱、私”四大病症[9]（p18-23）。1927 年，卢作孚在四川北碚乡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其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创办民众教育、发展地方经济、经营公共事业等[10]（p134-139）。区别于梁漱溟和晏阳初的教育兴农理念，卢作孚则从发展乡村的现代性着手，致力于解决农村衰败问题。
（三）知识分子带领
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存在着许多缺陷，但是它却轰轰烈烈在中国农村维持了长达十余年之久，这除了得益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其包容的政策制度之外，更和广大的乡村建设知识分子的积极带领和推动有着密切关系。从我们对乡村建设流派代表人物的学历中可以发现，许多乡村建设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追随者都有着留洋经历，例如晏阳初、陶行知等曾留学于美国；即使没有留洋经历，也在国内著名大学有过教师身份，譬如梁漱溟曾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为讲席教授。这些乡村建设知识分子原本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学历、知识和抱负，在城市中享有锦衣玉食、高官厚禄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不屑于物质层面的享受，转而跑到偏远贫穷的农村之中去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即使如此，在面对他们的改造对象——贫苦农民之时，由于他们之间这种教育观念和知识水平的差异，许多想法其实是完全不被农民所接受的。在与农民的接触过程中，正如李景汉的所说的：他们的内心里实际上是很痛苦的。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改造农村、救济民族的理想，使他们积极投身于农村建设事业，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直到今天，这仍是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四）大专院校推动
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乡村建设流派，其实以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为代表的政府组织乡村建设流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乡村建设流派亦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主要流派。基于此，笔者主要集中于对以上三种典型的乡村建设案例的深度阐述，从中总结出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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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思想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尽管乡村建设运动没有从根本上对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把乡村建设简单看作文化问题、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法的作用，因此最终乡村建设运动以失败而告终[19]（p32-39）。但是通过上述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流派经验的总结，其对于现阶段我国乡村振兴事业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包括：调动本地农民建设乡村的积极性、鼓励知识精英参与乡村建设、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以及重视乡村教育培训。
（一）调动本地农民积极性
“民为邦本”是中国的固有哲学，乡村建设运动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是发挥了农民力量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并努力培养他们的治理能力。正如晏阳初在回顾定县实验后进行总结的那样：“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里的人为主力。”因为农村天然属于农民，农民比任何人都理解农村、了解农村问题，因此我们在从事乡村建设时就需要与农民共同商讨对策，这样的治理策略才是符合农村发展实际的，才能得到贯彻执行，也才能真正体现农民的民意。毛泽东在进行乡村建设活动时，也认为农民是乡村社会建设的主力军，要想发动农民的力量，就必须充分调动本地农民积极性，使其自愿投身到农村事业之中，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农村的发展。因此，在当前的乡村振兴事业推进过程中，农村发展的主力军仍然是当地农民。只有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发挥好当地农民的主力军作用，激发起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发动农民群体投入到乡村振兴事业之中，也才能取得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
（二）鼓励知识精英参与
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表明，尽管广大农民群体是农村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农民群众要更好发挥其建设农村的作用，也需要知识分子的指导与帮助。在知识分子的带领下，农民群众才能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而反过来，知识分子在带领农民生产发展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为自身才能发挥提供了社会空间。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在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先后有600多个团体和机构参与这场运动，参与的知识分子更是成千上万，其中有不少是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等[20]（p56-58）。现阶段，我们在开展乡村振兴事业时，尽管与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乡村建设的目的也截然不同。但共通的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同样需要鼓励广大知识分子精英的深度参与，需要他们深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生动实践中去，为农村发展贡献智慧，为农民生活创造福祉。
（三）发展农村合作组织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流派在对比中外农村问题时提出，中国农村发展滞后的原因在于个体化的农民无法形成团体效应，也就是说我国农民的主要特征是“散”，而西方农民的核心特征是“集”。因此，要想改变乡村社会的各种衰败与凋敝，就需要重新组织农民，倡导合作化治理，以此改变传统小农“散”的状态[21]（p100-103）。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乡村建设运动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走合作化道路，提倡到农村中重建各类合作组织、专业协会以及农民组织等。借鉴乡村建设运动倡导的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思想，当前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也需要通过重建农村基层组织，发挥组织化的作用，以此促进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在具体的构建路径上，首先，重建农村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稳定秩序和治理村庄的功能；其次，完善和健全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共青团、村妇代会等组织，积极为乡村振兴事业提供组织保障和政治领导作用；最后，致力于建设各类非正式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老年协会等，通过建构社会自治能力，形成农村社会的自我规则化机制，从而提升乡村振兴的真正效能。
备用监控中心是为在主监控中心发生各种灾难的情况下准备的，因此主监控中心的所有正常监控电网的功能在备用中心里都要有，要求备用中心随时可用，保证实用性；另外，考虑到备用中心只有在主中心灾难的情况下才投人使用，使用的几率不高，所以，我们在建立备用监控中心时，在保证可用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做到少投人。
（四）重视乡村教育培训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启示我们，乡村振兴必须注重乡村教育培训，激发农民素质潜力。加强农民教育培训除了重视正规的义务教育之外，还要注重发展各类农业培训班、农业技术补习班、职业教育培训等，真正发挥教育培训在提升农民素质中的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在农村教育培训方面还很薄弱，村民群体的文化素质也较低。据统计，我国目前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3年，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合计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 11.62%[22]（p98-10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需要加快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因此，未来需要通过实施农村教育工程，重视乡村教育培训，尤其要注重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能力，农产品营销能力，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以及管理农村社会的能力。通过乡村教育培训，进而提升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真正促进乡村振兴的绩效。
三瘸子的媳妇马上就要搬到京城了，临行前，她对乔瞧说：“你该庆幸，没嫁给秀容月明。你看，他家都要被杀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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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5.021
［中图分类号］ F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5-0142-07
基金项目： 杭州市社科规划人才培育计划专项课题“乡村振兴理念引领的特色村镇重建逻辑与治理模式研究”（2018RCZX18）；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大数据驱动的特色村镇智慧治理研究”（RWSK20181001）。
作者简介： 沈费伟（1988—），男，浙江湖州人，管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梅瑞祥
标签：民国时期论文; 乡村建设流派论文; 乡村振兴论文; 农村发展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