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学概念：回溯、挑战与展望
骆 熙，李忠斌，李罗瑾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经过40多年发展的民族经济学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至今概念的界定尚未明确和统一，于学科而言，这一基础且本质的问题没有解决，阻滞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给传统的民族经济学概念带来新挑战，甚至可以说，传统概念已不能涵盖和体现这些新的变化。本文在梳理传统概念的同时，面对一系列新变化，进行深刻的学术反思，并试图在概念的界定方面有所突破。
[关键词] 学科建设； 民族经济学； 概念界定
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历史以及研究理路不算太长。1979年春，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登上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舞台，至今已历经了四十余年的风霜，与当初相比，整个学科有了长足的发展，学科质量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土生土长的社会学科，从学术层面上看，随着当前我国民族问题和社会环境的日渐复杂化，愈来愈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通过多元的研究方法从他视角、多维度地对各类民族经济问题和现象开展研究，探索路径。但不可否认的是，回首民族经济学四十年的发展历史，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称得上坎坷。时至今日，学界对于学科的基础概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学科基础性的理论问题仍讨论不断，未得到统一。学科理论研究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学科地位尴尬的现状却不禁令人担忧学科的发展前景。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暨学科发展四十周年之际，十分有必要对学科的基础概念进行回溯和梳理，并对学科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进行阐述，对学科概念进行新的解读，力争为学科的理论建设添砖加瓦。
一、民族经济学学科背景与概念梳理
(一)民族经济学产生背景
1979年，民族经济学在中国大地上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国地域辽阔，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当时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65%，分布面积约50%-60%,大多集中在西部民族地区，要素资源丰富，虽然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但少数民族经济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上的发言《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就强调“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1]。其次，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和人民不懈努力奋斗。在探索道理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是我党对于民族工作的重视始终如一，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任务。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党的八大报告中就说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团结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帮助各个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在经济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国民经济呈现倒退甚至濒临崩溃，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社会各项事业只有实现兴盛，才能破冰。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只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但纵观全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情况与东部地区相差甚远，从何着手怎样着手又成了一大难题。社会实践活动是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支撑的，但是针对中国特色的民族地区情况和民族问题，当时国内关于经济研究的理论皆为舶来品，因时间短，还未来得及在中国土地上吸收养分生根发芽，其可借鉴性大打折扣。鉴于此，建立一门能够科学研究和指导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理论就迫在眉睫。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等是最新名词，加快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建设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消除落后的重中之重。新时代的脉搏也显现在了民族研究中，1979年，在我国建国30周年国庆之际，中央民族学院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发出了要建立“民族经济学”新学科的声音。随后，民族经济学的先驱们就正式开始了学科建设工作，第一部民族经济学的学科著作问世表明了与纯民族学、经济学的分离，也开启了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之路。
虚拟水理论的提出，为区域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以自治区种植业“十三五”规划发展为依据，设定不同的情景，从虚拟水战略对生态环境、水资源消费和社会环境正反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
西部民族地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后，各项社会事业有了质和量的飞跃，但是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直存在甚至不断扩大，一度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全局性问题。2000年初，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其目的是充分利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缩小地区间发展鸿沟。西部地区特指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我们通常所讲的民族八省区占据了三分之二，可想而知这一战略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源源不断要素资源的倾斜、投入打破了西部民族地区传统闭塞的经济壁垒，市场经济、现代科技、信息的大力发展，给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环境的改变也意味着会出现新问题新挑战，比如说随着全球化的思潮涌入，经济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如何发展？市场经济使得经济关系日趋紧密，传统的少数民族经济关系会如何改变？因此大量的新问题迫切地需要民族经济学的学科理论做出相应的发展与完善。
(二)不同概念界定梳理
长久以来关于民族经济学概念的诸多提法中，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学三种最为常见，其他的还有经济人类学、民族发展经济学、民族区域经济学等数十种。关于民族经济学概念如何界定，几十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各抒己见，这里笔者选取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按时间顺序进行归纳。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带”指“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路”指“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顶层设计规划中重点提到了国内1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涉及民族地区的是桂、滇、新、藏、内蒙古，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对外开放重点方向。比如广西区位优越，需要充分利用“海”“江”等来实现大开放；滇的定位是周边的“三亚”“两洋”，应努力成为辐射中心；新疆作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需要加强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做好地区稳定繁荣工作[22]。我国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在“一带一路”新构想的实施过程中被调整。经济带建设主战场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牢牢抓住这样的机遇，深化对外开放，充分引导国内、国际两种市场和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资源的流入，化被动为主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在薄弱环节发力，补齐短板，重视丰富的自然禀赋优势，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民族地区全方位开放实现民族经济的转型升级。
3. 对原有概念我们应当如何反思和突破？
2003年，李忠斌发表《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将民族经济学定义为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9]。2005年，叶坦在《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可能是民族自治地方,也可能是跨越行政区划的同一民族聚居区，还可能是非民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10]。邓艾、李辉的《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认为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问题的经济学[10]。
综合研究是新的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最显著的特点。2007年，刘永佶发表《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论述民族经济学“主体是各民族有意识的劳动者，研究对象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主义是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指导下的各民族劳动者经济意识的概括，研究方法为实证和抽象的辩证统一，主题是探讨各民族劳动者自主发展经济的目的、方向、根据、条件和方式，研究内容为揭示和论证民族经济发展及民族经济关系中的矛盾”[12]。2009年，龙远蔚在《民族经济研究30年概述》中提到，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空间进行,“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具有很强的政治内涵 , 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民族经济学作为土生土长的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已经表现出“注重社会公平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注重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注重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等学理价值[13]。2010年，包玉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核心概念、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意义》，认为“少数民族经济就是指由多民族国家中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各少数民族独立经营和发展的经济活动,或其参与者以少数民族成员为多数的经济活动,或是由少数民族成员控制和支配的经济活动”[14]。乌日《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概念》指出“狭义上的少数民族经济是指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成员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即中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劳动者从事的原有经济形态、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现实的经济形态、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综合。”“广义的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指以民族自治区、州、县以及民族乡为单位的经济,它包括主体少数民族的经济,也包括居住在该自治区域的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经济”[15]。2012年，陈庆德在专著《经济人类学》中谈到，“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聚焦点在民族层面上所展开的社会经济活动，既内蕴着对经济的文化解释，又深刻地拓展着对文化事项的经济分析”。“经济人类学也好，‘民族经济学’也好，并非是充满张力、拼凑的新词，而是具有深厚渊源的历史存在，其理论传统溯源于经济学和民族学两大场域”[16]。
二、民族经济学概念差异性分析
(一)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概念界定？
概念指作为主体的人在认知过程中将其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主观所感知到的事物本质以及共性加以提炼、概括，它是自我认知意识的一种表达。概念作为最基本的构筑单位存在于人类主体的思维体系中。民族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应该是一系列相关概念共同构建，并且每个概念都在这个体系中各司其职，而民族经济学的概念无疑是最核心的概念，核心概念的重要在于其价值的持久性和迁移性，也是整个学科体系框架的关键性支点。然而民族经济学如此关键的核心概念自学科诞生伊始就始终处于百家争鸣状态，至今未被统一。四十年间相关的学术成果不算特别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十几种，虽然有些学者表示越争论越说明学科受关注度强，越呈现出活力和发展空间，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众多不同的概念界定呢？
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学科地位仍旧尴尬，不被主流学科所接受，其原因之一在于学科体系建设的不成熟，而不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学科核心概念的不明确。通过分析多年来学者们所提概念的共性和差异，有益于学科核心概念的发展。
(二) 概念共性与差异性是什么？
一是研究视角的差异。人与人在认知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且不说是看待不同事物，哪怕是专注于同一事物最终得出的结论也是千差万别，学者们对于民族经济学核心概念的研究如是。每名学者现有的逻辑思维皆由其过往的成长道路、科研环境、学术基础、思维方式等各类因素所构建，具有浓重的个人主观色彩。学者的学术背景不同，导致看民族经济学的视角不一。早期创建民族经济学的学者们大多为经济学出身，如施正一、于光远等。施正一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出身，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卡达拉也夫学习经济学说史，熟读《资本论》，西方经济学功底扎实，学术思维严谨，在磨难中成长、又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经历让他能够将所学与实际国情相结合，学以致用，洋为中用，思维中立。所以施正一认为民族经济学就是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科学，而且最基本的特点是一方面从经济方面来研究民族问题，另一方面要从民族方面来研究经济问题[17]。二是民族地区经济状况的差异。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众多，且分散于全国各地，西部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长久以来吸引着研究少数民族经济人的目光，因而很多学者关于民族经济学的概念聚焦为民族区域经济学，认为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而地域的差异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经济问题，比如云南大学的陈庆德就主张民族经济学是经济人类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混合体。现今我国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可大致分为以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文化人类学为基础理论的区域板块。三是至今为止还未出现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式和权威界定，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总是存在着部分赞同、部分争议的现象，因而众说纷纭。
梳理上述的民族经济学相关概念可以发现，概念共性表现在核心点、研究范围和研究主体三个方面。首先，民族经济学仅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其关键词为“民族”和“经济”，这就是概念的核心点。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一门学问，将民族群体作为整体来考察其整个发展过程以及文化、经济关系等。经济学则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研究资源如何得到有效配置、价值如何实现的科学。民族经济学作为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概念二重性在所有的概念中都可得到体现，所有概念的发展也是围绕两者的融合、交叉进行。其次，每一个学者关于民族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中都涵盖有狭义和广义，抑或是内涵和外延，而没有特别给出明确广义狭义界定的学者们的概念也是包含着概念的外延意义，认为是狭义范围内的价值延伸应用。最后，关于概念中的研究主体，都是指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代表的是最广大的民族劳动人民的利益，无论在概念中出现的少数民族群体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其研究主体都是有意识有经济行为的人，哪怕是一些概念中强调民族地区经济，如果没有了民族个体的存在，也不会存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由于高通量测序技术在临床应用时间尚短，大多数临床医师不能很好把握其应用范围，存在滥用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也给家庭造成了额外经济负担。依据目前资料，高通量测序能用于且仅用于胎儿发育异常情况的辅助诊断，其余情况均不适合。
概念差异性表现为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研究内容和理论基础四个方面。首先，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少数民族这一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如高言弘认为研究对象为我国少数民族的发展、叶坦表达了本学科应该以“民族”而非“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加以文化要素分析，是深化学科研究的一条有效途径；第二类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于光远，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是从“地区”视角出发，可归属“地区经济”的范畴；第三类是分析在经济活动与关系间的矛盾，从中寻找一般规律。如童浩阐述的研究对象是少数民族区域内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李忠斌的概念聚焦在单个与民族集团间的经济生活。其次，概念差异性还表现在研究重点的论述上，施正一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研究重点，李忠斌持有研究民族经济生活、要素资源开发、民族经济政策等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为重点的观点。再次，研究内容上，学者们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如刘永佶认为是少数民族劳动力和劳动关系的矛盾揭示与论证、乌日认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实现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现代化、包玉山认为包括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两个层次的内容等。最后，概念差异性表现在理论基础上，虽然所有概念的基底色都是民族学和经济学，但是具体到学者个人或者是地区性的研究则各有偏向，陈庆德概念研究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人类学、发展经济学，童浩的是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三) 如何解读？
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于学科发展而言是最夯实的基石，四十年的民族经济学核心概念研究可以概括为横向完善具体、纵向拓深创新的特点。从横向上看，社会科学的论断是在不断完善创新过程中逐渐发展的，而民族经济学的概念研究正在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平面走向立体。时间的绝对性给予了理论研究新环境和新素材，现实需求的改变使得概念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概念的完善一方面体现在概念的修正上，包括学者的自我修正完善和他人的完善。施正一分别于1987年、1993年、1997年、2001年四次对民族经济学概念进行了相关的论述，每一次新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前次研究基础上；另一方面概念发展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学科建立初期学者们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深入，虽然对于学科的重要性和一般性的内容进行了阐述，但是并不够深刻、具体，而随着学科的发展，理解的逐渐深入，概念的演变也更加系统和科学。从纵向上看，概念的拓深从继承走向创新发展。民族经济学概念的研究者们，他们不仅注重将已有基础理论知识特别是概念等研究范畴与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相结合，深刻进行学理性的研究。比如陈庆德对于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中就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这对于概念研究是一种可视的进步。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宫颈鳞癌及子宫内膜腺癌标本及对照组标本，对其MTSS1的表达情况进行判定。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测引物序列及Western 蛋白印迹法对MTSS1的表达情况进行判定。
虽然概念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集中体现为概念研究数量少、无范式、有主观偏向等问题。就中国知网而言，收录的关于民族经济研究的文章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应用性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相当少，而专门的核心概念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不足论文总数的1%，因而具有极大的提升空间。最后，民族经济学的概念研究之路道阻且长，我们要重视概论体系的建构，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与时俱进，加以创新。概念争论不休，但是当务之急在于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研究内容等的界定上，并且所提出的概念要切实符合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实情，科学全面地为民族现实问题服务。
三、民族经济学面临的新挑战与传统定义的局限性
民族经济学的概念分析是把握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现实、检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与细节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民族经济学概念作为民族经济基础理论的核心支撑点与反馈点，在民族经济发展现状的改善和优化方面、民族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处理上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环境的日新月异给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断激发出新的视角与思维方法，与此同时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新形势的出现也对传统的定义发出了质疑。
(一)城镇化趋势下的人口迁移及身份认同
近些年来，城镇化成为国内外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最早国外学者提出的二元经济城镇化理论就是集中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传统部门(农业)与现代部门(工业)由于各类要素、信息的不对称形成了二元经济，而薪资的差距促使劳动力的部门转移从而加快了人口城镇化的进程[18]。城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会给社会各方面带来深远影响。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少数民族人口迁徙表现为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向城镇流动以及城市流动人口进入民族地区两大类，且流动人口数量逐年递增，规模不断扩大，群体及个体间来往更加密切，跨区域流动更为活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每年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就达1000万，且大多来自民族自治地方。原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以及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各自治地方，然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已经不仅局限于民族聚居区，在经济较发达城市如北上广深都拥有相当的规模，人口分布的区域壁垒因为跨区域高频率的人口流动被打破，传统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特点已经不“特”。根据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1990年上海的少数民族44个，人口总数62171人(不包括未识别民族人口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少数民族个数及人口数分别为53个、103639人，增长率为66.6%，；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为55个、27.56万人，与2000年相比增长达165.9%。从这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沪的少数民族人口涨幅还是很明显的，且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多元的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更高的薪酬、更多的发展机遇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民族外来人口，进入城镇后的他们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就是如何更好地融入城镇生活。生存环境的颠覆无疑是他们现阶段生存和适应新社会活动的头等障碍，熟人社会为人处世的法则不再通用，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文化等都是降低他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原因。在工作、生活、社会活动等方面遭遇的各类困难，致使他们拥有较低的身份认同感。身份认同感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强调的是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与个体间的一种过程。人具有分类的主观社会能力，特别是在社会分类中，个人会根据自身实际群体认同，自动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并将内群体的共性特征赋予自我，将自我融入进内群体，完成自我身份确定[19]。城市中的少数民族人口与其他流动人口相比，其特殊点是民族属性，而民族的群体意识强度往往与社会认同感成反比。不同的群体根据一定的标准在“本地人”“外地人”、“我者”“他者”、“我群”“他群”之间划了一条无形的边界线，进而演变为一些社会排斥现象，文化的差异化使得少数民族在融入城市现代文明中少了些许的群体归属感，工作环境的改变、制度的影响等等一系列的原因造成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对改性沥青新材料进行制备之前，最为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要进行原材料的准备工作，原材料可以划分为三种，细集料、粗集料以及填充料。在对粗集料进行收集的时候，要对大石料进行破碎。为了能够有效的提升沥青材料的粘附力，在进行石料破碎的时候，要选择最为恰当的方式，以此来保证破碎面能够符合要求。在对细集料进行选择的时候，采取的最为普遍的方式就是运用天然砂石以及人工砂石，从而保证它的纯度。在填充料的选取中主要是使用亲水系数小于1的憎水性石料，确保它的干燥度、清洁度等因素，精细度要符合专业标准。
传统的民族经济定义中，诸多学者将民族经济学视为民族区域经济学，认为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如今迁徙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已成普遍现象，并且不同于过去人们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的认知，大多行业领域的中高层都存在着少数民族活动的身影，他们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理应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显然，通过上述的论述，传统的界定并不能涵盖并解释现阶段我国社会城镇化背景下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人口迁徙及其身份认同的现象。
在金融运行中，通过提高最低资本充足率来调节监管中的顺周期性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办法，它能让我们在逆周期监管中缓释金融的顺周期性。从金融市场来看，“以逆周期资本、动态拨备等工具降低金融体系顺周期性，才能重点缓释流动性风险”[2]。
(二) 生产方式变革下的身份转换
民族经济学传统定义发出挑战的第二类情况是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少数民族身份转换问题。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主体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劳动者，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很多学者偏向少数民族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经济关系。随着世界性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全球化已成为新时代最火热的名词，其热浪席卷全球，再偏僻的角落都不例外，地区间联系日趋紧密，人口流动和民族来往更频繁，加剧了社会的全方面变革，其中尤为明显的是经济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身份是个体在社会场域中的显性标识，并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可以拥有多层身份，众多身份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被称为“元身份”，其他的身份被称为“次级身份”，“元身份”统领着其他身份，个体可以拥有一个“元身份”和多个“次级身份”。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公民身份是所有中国人的元身份，而民族身份是中国国民次级身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成员在不同的场域中身份不尽相同，并且身份会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分为内部驱动和外部力量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致使民族身份的转变则是两者的统一，一方面改变了外部大环境，另一方面环境的改变促使民族成员自身进行主动地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前期民族识别工作真正完成，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清晰，各民族特征、民族地域、民族生活等等基本情况得到了掌握。虽然各民族人口、历史、环境、文化、经济水平等皆不同，但都凭借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实现了经济的转型与发展。从经济视角来看民族身份的话，民族成员的生产方式角色就是其在经济场域中的最重要的身份。在传统农业文明中，农民是民族成员最重要的社会身份。目前，中国已进入到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呈现出高效率的信息分享和流动、高科技的杠杆效应、及时快速的交流模式等等，时代的变迁颠覆性地改变了民族地区的整体环境及其社会结构，经济层面的重构改变了传统大众的行为逻辑、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面对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他们需要主动且持续性地进行自身调试，不断更新思想，以不同的社会身份、积极的态度来适应。生产方式深刻变革下的民族身份的转变为民族经济学概念研究中民族生产关系的准确把握增添了较大的难度。
(三) “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的民族互嵌
面对新时期的民族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 “三交”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正式提出的，它是立足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发展大形势重大变迁的客观事实基础上与时俱进发展而来的科学论断。“三交”的本质是对民族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认识，它指历史过程中所形成民族关系的三种表现形式——民族交往关系、民族交流关系以及民族交融关系。民族关系是民族经济生产关系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构面，对经济及其他上层建筑的建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急性中毒患者经积极救治、病情稳定后，护士应做好患者的病情恢复管理工作，主要从康复锻炼、饮食指导方面入告知患者应摄入合理的饮食，保持营养的均衡丰富，有利于促进机体免疫功能的恢复；同时在病情恢复即开始进行康复锻炼，促进血液运行，有利于增强机体抵抗力，减少住院时间；出院时统一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告知其注意增强自我防护、自我保健意识等。
针对新形势下民族经济发展问题，传统的民族经济定义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判断和指导，但总归解释力度不强。理论建设和发展最主要的任务是要能为现实所服务，并被现实所检验。想要做好概念的准确界定就得科学地把握和面对当前形势下的诸多新问题，在上文中，笔者共分析了城镇化趋势下的人口迁移及身份认同、生产方式变革下的身份转换、“交往、交流、交融”背景下的民族互嵌、开放条件下他民族人口的流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五种民族经济发展目前主要所面临的新挑战。这五方面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表明了民族经济近些年所发生的变化，那么在概念中该如何才能将这些新情况全面涵盖呢？答应是要通过准确分析和把握已经出现及有可能出现的民族经济新变化，归纳总结其共性，从共性出发来重新界定民族经济学。
回首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可以清晰地发现从古至今我国各民族间的互动一直都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太一样，有时候是交往交流交融，有时候是冲突矛盾甚至是战争，并且每个时期所表现的特点都不相同。在民族间的互动交往过程中，有的民族融合到他民族，有的民族重构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有的民族逐渐消亡。现今我国各民族在“三交”背景下群体间互动的频率、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意味着民族间互嵌更加深刻。民族互嵌是不同的民族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空间等各维度相互嵌入的客观民族交往现象，是一种动态过程和民族存在状态。生存空间的嵌入呈现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到多元、从隔离到混杂居的特点，空间的扩大为民族多元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民族间的文化互嵌力量不容小觑，文化是民族发展之魂，为民族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支撑。无论是较大范围的群体互动还是微观个体间的来往，无论是文化变异还是文化创新，皆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动态作用结果，皆带有深刻的民族文化烙印，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互嵌在所有形式的互嵌中其稳定性最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推进民族格局形成的主要推动力，经济层面的互嵌包括经济形态的互嵌、各类经济制度政策的嵌入以及主体的经济行为互嵌[21]。经济互嵌打破了传统的地区要素流通限制，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满足了民族成员最根本的利益诉求。另外，一些民族交往中政治的互嵌、婚姻形式的嵌入等，都意味着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日益复杂性，那么该如何更好地把握民族关系也是理论研究的一大难题。
(四) 开放条件下他民族人口的流入
改革和开放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实现全面发展的两架马车，自党的十七大提出“三沿”开放政策后，我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拓展之路，全方位加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沿海地区成效尤为突出。但是将目光投向民族地区，会发现其对外开放成效并不明显，究其原因，会发现“稳定”是当时民族地区民族工作的最主要任务和目标，开放力度不够，发展水平依然较低，保守、封闭依旧是当时民族地区的代名词。
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真正地打开了民族地区掩着的大门，极大规模的财力、物力、人力的倾斜保证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族的发展。2010年后，西部大开发进入了深入实施的第二阶段，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地区的开放进入了新阶段。随着民族地区开放程度的加深、全球化思潮以及城镇化的发展，人口流动加速，除了本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向外迁徙，其他民族人口流入民族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的数量也愈来愈多，其中包括了跨城乡流动和跨地域流动两类。人口的流入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或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积极影响，人口的流动意味着人力资源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外来人口为民族地区注入了新力量，他民族成员较为差异的价值观和意识激发了地区经济发展思路和活力，带来的新技术也促进了产业的变革。人口流动改变了民族地区人口的结构，而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过渡的人口结构使得现阶段我国民族研究区域主体呈现多元化。但另一方面，开放条件下的民族人口流入也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比如外来民族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还未建立起相应高效的协同机制，管理难度大；潜在的文化冲突对社会治安产生了负面影响，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还有各民族的公平与效益、人地矛盾、生态环境问题等等。
(五) “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
如果说前面的内容是关于微观层面主体的论述，那么“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是聚焦于宏观层面上的民族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民族地区的科教文卫事业有了十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质变，然而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较，其发展较为缓慢，几十年的时间里东西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民族新问题新矛盾。近些年东西部差距有所缩小，但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仍是我国现代化之路上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1983年，于光远等提出民族地区经济研究是从“地区”角度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可归属于“地区经济”范畴；他注意到这些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实际，提示民族地区经济包括多民族的经济生活在内[2]。1985年，施正一在我国首部民族经济学研究学科理论的专著《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将少数民族经济学对象确定为“社会现象领域中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色矛盾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为研究重点[3]。1989年，高言弘在《民族发展经济学》中首次提出“民族发展经济学”的概念及理论，以我国少数民族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民族经济生活进行历史和现实分析，揭示这一过程的特点和规律[4]。
“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民族地区从传统封闭性的经济向现代开放性经济的转型是必然发展之路，但是民族地区能否高效进行转型？具体怎么转？转型中少数民族切实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得到保证？新阶段的民族经济如何定义？都是需要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
如图2所示，在满足隐意产生的诸条件的前提下，话语表达的所言先以语义确定得以解码，传递给听话者并匹配其交际期待。然后，听话者通过补足、扩展或转移，进行进一步的语用加工，在认知语境和具体语境的作用下获得隐意。在此过程中，在合作原则指导下，听话者相信说话者有诚意通过话语表达某种意图，且听话者知道说话者相信听话者有能力根据语境推导出话语的隐含意义。听话者依据关联认知原则，对话语可能表达的隐意进行推理加工，直至找到最佳关联。如果隐意满足不了听话者的交际期待，他将继续通过语用推理获得含意，最终完成交际过程。
四、研究展望
(一)面对新挑战的概念反思
1. 面对民族地区格局的改变，原有基于民族地区的概念界定如何理解？
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概念发展是建立在少数民族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然而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的现实情况已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传统的民族经济界定大多是以民族成分或地区或流域为划分标准，但随着民族地区开放范围的扩大、程度的深化，传统的民族地区格局有所改变，民族人口流动加快，民族人口分布范围不断扩大，集中程度趋小，民族成分更为复杂，跨境少数民族、海外少数民族问题渐凸显。另外，民族关系、少数民族经济等作为民族概念研究的要义，其真正内涵都发生了变化，这些改变意味着传统概念中的一些核心名词内涵的改变，进而导致了整个传统概念与新形势不匹配的现象，民族经济区域对象的变化促使民族经济学的概念也必须做到与时俱进。
2. 民族经济学概念如何涵盖变化了的新情况？
目前，我国能源消耗量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问题。随着我国新常态发展战略的不断落实，我国各个地区都在不断优化当地的产业结构，在这种大环境下，对社会企业能源消耗监测的需求度正在不断提升，同时产业的能源结构也逐渐产生了较大的转变，由原来的粗放型逐渐转变为节约型。在这一过程中，能源计量工作的有效落实不仅可以极大地促进节能管理水平的提高，还可以有效地促进能源结构的转换效率，进而快速建立完善的节能性产业结构，实现节能降耗目标[1]。
100μg·mL-1 Cr标准溶液（GBW(E)081001，国家标准物质中心）；1.19g·cm-3 HCl（优级纯甘肃白银化工有限公司）；1.40g·cm-3 HNO3（优级纯甘肃白银化工有限公司）。
1990年，童浩在《民族经济学》中提到“民族经济”是一种区域经济，且主要是指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与此不同，“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民族区域内各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即民族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的科学”，以民族区域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理论基础[5]。1993年，施正一在《民族经济学导论》中，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范围可分广义和狭义，“从广义上来说,它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经济问题”,“从狭义上来说,它是研究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我国则是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它是穿着“民族服装”的经济学，并将少数民族经济学对象确定为社会现象领域中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以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为研究重点[6]。1994年，陈庆德在《民族经济学》中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引入中国，进行学科分析。认为民族经济学“不仅要考察各种经济物流量的变化,研究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演变，而且要在经济变量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一定经济状况的历史成因，并为之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之间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道路”[7]。1999年，王文长在《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认为狭义的民族经济研究就是研究由民族内生属性所定义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性、民族的行为、习惯、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作用，以及相应所呈现的规律、结构变迁的条件和状态等；广义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是狭义层面的进一步扩展，即涵盖民族国家概念涵义的经济和民族区域概念涵义的经济[8]。
开设《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等相关专业课程，加强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创新教学方法、培养模式，构建“三个课堂”育人模式，打造一个“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学生职业素养培养体系，职业素养的培养是润物细无声的，也是无处不在的，目的是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实践中注重培养职业素养，让学生多种途径接受培养教育，提高思想意识，逐步养成行为习惯。学校更应注重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法，加强实习阶段的职业素养培养考评和反馈，践行全方位立体化的职业素养培养新模式。
现有的关于民族经济学的概念数量不多，且大多研究思路相近，绝大部分是从地区或民族来对民族经济进行界定，哪怕经历了四十年的发展，也没有完全跳出最初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偶然的新视角新提法也是拓展和具化，并没有出现新的研究范式。回归到民族经济，其本质是文化行为，无论是经济行为主体还是经济发生过程，背后都是文化在发挥作用。对于民族经济学概念研究中民族文化的学理价值，近些年有学者提及，但是真正地从民族文化角度去界定民族经济还未曾有。民族经济学面临的新挑战更多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研究新视野、新思路和新方法，笔者认为把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经济学概念研究出发点，以民族文化为纽带进行界定，是有可能实现原有概念突破的。
(二)民族经济学概念新界定与解读
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到了十字路口，尤其是基础的概念界定若不能解释新的变化进而探讨民族经济发展规律，则学科的发展堪忧。当前尤其重要的是，新的概念必须深化，而学界要围绕概念进行深化并达成共识，无休止的争论于学科发展没有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民族经济概念应回归民族文化原点，以民族文化异质性(差异性)为出发点，探讨民族文化在民族成员、民族共同体及与其他民族交往与合作中的作用，在把握差异性的同时寻找以文化为纽带的发展共性，研究新形势下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民族经济学就是以民族文化为基元，以文化价值实现为目标，研究不同文化主体的经济活动及不同文化主体间的经济交往关系，从而揭示民族共同体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一概念尚不成熟，但主要有以下方面的考虑：
1.在城镇化及“三交”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与文化互动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民族成分不同，但经济生活的同质性增强，如果不以文化差异性为原点，那么传统的民族经济是不全面的，已有的民族政策就失去了附着点。而人都是一个“文化的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区域和群体之中，内在的文化属性改变不了，那么，以推动民族经济发展、民族繁荣为目标的经济活动和政策就能瞄准目标，就能实现精准施策。
2.在开放背景下民族经济的发展是多维互动的过程，其发展的过程必然面临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只有我们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同时才有可能实现包容性发展，以文化为内驱力达成经济活动的共同目标。
包括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计算机基础、普通话、大学生就业指导、体育课、大学英语、人文素质讲座等课程。该类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基本人文素质和思想道德观念，提高其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
3.民族文化在一个民族及其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且具有方向决定性的作用，其文化的差异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结构、水平、性质上的差异。马翀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各种经济行为都体现出了文化的特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程度或近或远的每一件商品都具有文化的要素[23]。每一个特定民族群体的文化模式，都内含着可资利用的生产性资源，可以通过信任、制度、规范、人际关系等方式的特定作用，与生产性转换产生经济影响，支持生产效率，实现产品与服务价值[24]。所以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在之源和持久之动能。那么，研究以文化为内核的民族经济发展就应是我们界定民族经济概念的核心价值所在。
4.民族经济既有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更呈现出特殊性。如果我们不以文化为研究的原点，这种特殊性就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也很难找到其共性的规律。因此，我们在概念界定时，要充分地体现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清晰地揭示民族经济发展的脉络与前进方向。
在新的条件下，民族经济学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我们要认真反思既往的研究，集中力量进行包括概念在内的系统研究，实现学科理论发展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73.
[2] 于光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A].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一集)[C].银川:宁夏出版社,1983.2.
[3] 施正一,黄万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念[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5.
[4] 高言弘.民族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45.
[5] 鄂西民族经济编辑部.民族经济学[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4.
[6] 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44.
[7] 陈庆德.民族经济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58.
[8] 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1999,(4):49-57.
[9]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38-40.
[10] 叶坦.全球化、民族性与新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J].民族研究,2005,(4):10-16,107.
[11] 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2):18-27.
[12] 刘永佶.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27-37.
[13] 龙远蔚.民族经济研究30年概述[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59-64.
[14] 包玉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核心概念、概念体系及理论意义[J].民族研究,2010,(5):30-35+108.
[15] 乌日.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概念关系[J].民族研究,2010,(5):45-47.
[16]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
[17] 施正一.关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学浅见[J].西藏研究,1984,(4):36-44.
[18] 尹虹潘. 人口流动、“四化”协同与新型城镇化[D].重庆：重庆大学,2016.
[19] 史毅.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移民与城市认同研究述论——来自不同视角的研究观点[J].中国名城,2016,(9):25-31.
[20]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
[21] 杨荣.云南民族互嵌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5.
[22] 全胜跃.少数民族地区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7,(35):22-23.
[23] 马翀炜.民族文化资本化论纲[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30-37,93-95.
[24] 吕昭河,张敏,余泳.社会资本与民族经济发展——基于民族文化市场效用的分析[J].思想战线,2013,(5):77-82.
The Concept of Ethnic Economics: Retrospect, Challenge and Prospect
LUO Xi, LI Zhong-bin， LI Luo-jin
( College of Economic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ethnic economics has achieved certain achievements, but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has not yet been clarified and unified. In terms of disciplines, this fundamental and essential problem has not been resolved, which has hinder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Many new situations, new problems, and new phenomena that have emerg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ethnic economics. It can even be said that traditional concepts cannot cover and reflect these new changes. While comb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this paper faces a series of new changes, carries out profound academic reflections, and attempts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the definition of concepts.
Key word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thnic economics; concept definition
[中图分类号] F06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63( 2019) 03-0028-10
[收稿日期] 2019-04-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MZ009)
[作者简介] 骆熙(1991-)，女，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民族经济发展研；李忠斌(1965-)，男，湖北利川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民族经济理论、民族经济发展研究.
[责任编辑：张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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