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十六）——关于媒体社会中政党政治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话题论文,政治论文,媒体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媒体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极其巨大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政治作为社会的神经中枢，对这种影响自然更加敏感。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经常会用到这样一些词汇：媒体主导现象、媒体时代、媒体民主、媒体社会等等。这些词汇描述了欧美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媒体正全方位地模铸着当代政治。1999年10月至2000年4月，中央编译局陈林博士和中央对外联络部郭业洲博士应弗里得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邀请在德国访学期间，多次就这一问题与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席托马斯·迈尔进行探讨。随后，迈尔应邀来中联部和中央编译局作相关学术报告，双方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这篇对话作为这些学术交流活动的产物，将集中讨论西方社会媒体与政党政治的关系，包括媒体怎样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媒体社会中政党行为模式的变化以及在政治媒体化过程中政党政治所面临的困境和限度等。
从政党领袖的媒体形象谈起
迈尔：进行抽象的理论讨论总是很累的，我想不妨把它做得轻松一些，形象一些。我先谈谈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新的一些发展，通过这些发展可以看出，媒体和政党政治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你们知道，在1997年到1998年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有一个公开的争论：到底应让拉封丹还是让施罗德担任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这个问题要是在90年代中期以前会很容易解决。那就是，经过党内的充分酝酿和讨论，由党的有关机构根据党纲的要求选一个能更好地代表党纲的人来担任候选人。可是，这一次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产生却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实际上导致了一个时代的出现。
郭：可不可以说，施罗德成为联邦总理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媒体制造”的道路。他不是在党的支持下成为社民党的总理候选人的，而是媒体，或者说是他通过媒体，将自己强加给党的。
迈尔：正是如此。施罗德在这个时期，即1997年到1998年初，得到了媒体的巨大支持，在媒体世界中游刃有余。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把目光集中到施罗德身上。虽然党内大多数人支持拉封丹，但最后党的有关机构还是宣布由施罗德，而不是由拉封丹担任总理侯选人。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媒体和政治间的辩证关系的考虑。党的领导层认为，在媒体时代，党的首席代表不仅要懂得党纲，更应当懂得媒体的要求。只有选一个能够在媒体中很好地推销自己的人，社民党才有更大的希望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才能赢得大选，也才能有实现其纲领的机会。
郭：施罗德对媒体的有效利用，早在1993年他同沙尔平、维措雷克—佐伊尔竞争社民党主席时就表现出来了。当时要不是施罗德和维措雷克—佐伊尔都作为党内的“左派代表”使左派的选票分流的话，凭施罗德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沙尔平是不可能如愿当选的。这次施罗德在继续迎合媒体的同时，为了同党内传统派领袖拉封丹竞争，他不再以“左派代表”的身份出现了，而是充当了党内现代派领袖。包括被称为“德国版本的第三条道路”的“新中间”理论，实际上也是施罗德为了引起媒体的注意，为了使自己明显有别于代表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拉封丹而提出的“概念”，个中并没有多少新内容。我认为，“新中间”不但不能成为一个“理论”，甚至不能构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竞选“口号”，而只是一个竞选“招牌”。
陈：这其实涉及到政党的纲领和政党领袖的媒体形象，哪个在选举中能起更大作用的问题。布莱尔的新工党赢得1997年选举胜利，可以看作是政党领袖通过完美的媒体形象成功进行政治推销的一个经典例证。竞选过程中每一次成功的活动，从活动内容到活动方式，从活动场所到活动参加者，事无巨细，都经过媒体专家的精心设计。政治辩论随着选民的兴趣转移，而不按照党的政治纲领或选举纲领的要求进行。还有1992年的美国大选。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当时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克林顿那充满激情的“帅哥”形象，一开始就把老成持重的老布什给比下去了。许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认为，他们的国家更需要的是朝气而不是经验。绯闻不断的克林顿，仿佛真成了美国人“朝气”的象征。更有意思的是，在意大利的一次地方选举中，墨索里尼的孙女，一个并不出色的三级片演员，也凭她“光彩照人”的媒体形象当选为议员。政治纲领似乎并不重要了，谁漂亮就投谁的票。
迈尔：更确切地说，应当是谁在媒体面前表演得漂亮就投谁的票。在电视成为第一媒体的今天，情况尤其如此。如果不是靠电视，而只是靠印刷媒体，像里根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总统。里根之所以成为美国总统，主要靠电视传播他的形象，推销他的演技，使其获得选民的支持。媒体看重施罗德，也主要是因为施罗德了解媒体的报道方式，了解媒体的运作逻辑，投其所好，使自己成为一个受媒体宠爱的人物。这就逼迫党不得不接受这个候选人。媒体影响党的机构做出重大决定，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党的机构的最后决策只受党内意见形成过程的影响，这是媒体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这个特点的展开，使得社会民主党赖以取得成功的两项传统资产——改良主义纲领和群众性党员队伍反而成为次要的了。党的首席代表人物要从他们是否具有最大的媒体魅力的角度被选出来，党的纲领也要以它们能够按照传媒规律以最佳方式得到传媒支持为准则而加以修饰和增删。这里边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陈：有朝一日，西方政党将不再是某个或某几个社会阶层利益的代表，而是一个纯粹的选举俱乐部。纲领正确与否不重要，党员人数多寡不重要，只要领袖具有魅力，口号提得响亮，选举就能“炒作”成功。至于选举获胜者上台以后，从他采取的政治行动里究竟还能不能多少看出一点他在竞选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姿态，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郭：现代媒体确实为所有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在这个新的“竞争平台”上，政党的成员力人数多少不是决定性的，政党的政策主张具有多大的合理性也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政党的政策主张是否具有“可宣传性”。德国的几个具有极右翼倾向的政党如共和党、德国人民联盟，他们基本上无政纲可言，被选进一些州的议会后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从政能力，但他们的长处是能对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提出十分简单的解决方案。出现失业问题时，他们就叫嚷“优先安排德国人就业”；欧元替代马克使不少德国人感到惶恐不安时，他们又立即将反对欧元协商写上自己的旗帜；外籍移民明显增加时，他们又高呼“不要让德国人在本国成为少数民族”等具有明显排外色彩的口号。其实，将这些口号串联在一起，根本无法形成统一的政纲。
陈：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都出现过。奥地利的“海德尔现象”更是登峰造极，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
媒体社会与媒体政治
迈尔：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政治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媒体来进行。由于地域广阔，社会复杂，而且需要动员许多人，不通过媒体而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将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偏远的村镇，人们才有可能在没有媒体影响的情况下从事政治活动。就目前而言，最主要的媒体手段当然是电视，它决定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效果。
陈：所谓“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概念。鉴于媒体在当代社会中所起的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现代化的社会”概念，而把讨论建立在一个十分流行的术语——媒体社会的基础上。我理解，媒体社会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我们的社会受媒体驱动，在媒体的强烈影响下运动、变化、发展；二是指媒体以它独立的意志建构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与现实社会并行或交叉运动的，或者说，媒体社会是对现实社会的摹写、变态、夸张和扭曲。
迈尔：记得一位专门研究大众媒体的加拿大学者说过，千万不能相信媒体会中立地、客观地报道现实。如果相信这个，那将是一个十分大的错误。媒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它在选择和传播信息时，总是带有倾向性的。但尽管如此，大众媒体作为社会观察自身的手段，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一个社会对自身的认识都不正确，就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危机。媒体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自身的手段，在4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作为社会问题的侦探，发现社会中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在扩展。(2)作为社会的检察官，检查这个社会中各种权力的使用是否得当，看看人们需要的服务是否得到落实，出现了哪些问题，尽量使这些问题公开化，变得可以纠正，并且向应该负责的人和机构施加压力，使他们纠正错误。(3)作为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中利益能够得到一种均衡，观点能够得到一定的碰撞，并最终产生统一的意见，推进社会的团结整合过程。(4)作为一个发动机，通过引导社会舆论调动人们为社会做工作的积极性，因为谁都不愿意受到媒体的抨击。
郭：这么说来，媒体确实为社会提供了某种自身能够不断地了解、不断地学习，并通过这样的了解和学习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社会作为一个大系统，它下面有许多子系统，正是媒体将子系统的信息不断进行交流和汇总。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学术的子系统，它们往往都自成体系，而媒体恰恰可以将这些自我封闭、自成体系的子系统汇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社会。所谓媒体社会，在这一点上表现是很明显的。
陈：但是，媒体的交流和汇总是有选择性的。媒体的选择有它自身的逻辑。由于新奇、冲突、不幸等等是媒体选择事件的兴奋点，媒体报道的事件在性质、程度、影响等多方面，与现实社会中的事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而且，媒体只反映通过媒体逻辑筛选出来的事件，没有被筛选出来的社会现实就得不到反应。因此，人们通过媒体所把握的世界，往往是一个扭曲的世界。仿佛媒体报道什么世界才发生什么，只要媒体停止报道了，再热烈的事态也就烟消云散了。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其实已经丧失了选择权。现代人自以为能驾驭大量涌现的信息，实际上更多地是充当了信息泛滥的奴隶而已。
迈尔：大众媒体要想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独立性应当是它必须拥有的前提。媒体必须按自己的逻辑工作，按自己的“密码”解释社会、分析社会，并自己决定什么是有意思的。什么是没有意思的，只有当这样一种前提条件存在时，媒体才能成其为媒体，才能发挥上述4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媒体总是遵循一定的并且十分有意思的自己的游戏规则。受众感兴趣的基本问题当然是什么是新的，什么不是新的，什么是有意思的，什么不是有意思的。一般而言，媒体总是选择新的有意思的东西进行报道，并以此为标准。至于什么是新的，什么是有意思的，我们发现那些记者，不管是文字记者还是图像记者，在选择新闻时总是遵循大致相同的过滤原则和标准。这里面有一种媒体的逻辑。这种逻辑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媒体都是属于私人的。相反，大的媒体、新闻机构基本上都是公法意义上的机构。它们不是由政府来进行监控，也不是由某个政党来监控，而是由社会来监控。也就是说，所有重要的社会团体都对主要媒体施加影响，都通过各种形式对它们进行监控。当然，我也同意这一点：如果期待媒体能够客观地、完全地反映社会发生的一切，那将是十分荒唐的想法。这个世界太复杂，每天甚至每时每刻，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无数的事件在发生。不管是科学家还是记者，他要报道这个事件的话，总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从中选择一些方面来重新塑造一个媒体事件。正是由于媒体通过对事件的筛选来塑造自己的世界，政治家要想成为媒体的宠儿，他就必须制造事件。要知道，一篇文章、一个思想是不可能构成报道的基础的，只有思想、观点而没有具体事件，决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所以，西方政治谋士们总是想尽办法来制造事件。只有这样，有关的政治思想、观点才能得到媒体的注意，进而引起社会的关注。
陈：这样的政治，已经成了一种媒体政治。为了能使制造的事件引起轰动，政治家总要想方设法制造一些冲突在里面。如果一个事件没有冲突，就不会引起媒体的重视。例如，如果施罗德和拉封丹在某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媒体肯定不会感兴趣。两人必须要在意见上有分歧，哪怕这种分歧是假的，媒体才会感兴趣。不止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告诉我，施罗德之所以成为媒体的宠儿，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近年来多次强调，他与党主席的意见不一致。他一说这句话，媒体马上就报道他。如果他老是说自己与党主席意见一致，媒体根本就不会注意他。媒体时代的西方政治愈来愈政客化、表演化了。
迈尔：17世纪的一位自然科学家曾经说过，要想控制自然首先必须服从自然。从这句话中，我们的一些社会活动家也得出了自己的感悟：要想控制媒体就必须首先服从媒体的游戏规则。那些熟知、了解现代媒体规则的人，特别是名人，总是擅长于利用媒体把自己的所为和所不为进行传播，在社会中产生他们所期望的影响。在当今世界的政治明星如施罗德、布莱尔、克林顿等人周围，总是聚集着一些谋士。以前政治家的谋士一般是由知识分子、理论家担任，帮助他们宣传党的政治纲领。而现在的谋士大都是些媒体专家，通常的做法是设计或渲染一些事件，使他们的主人能够尽可能频繁、尽可能光彩地进入媒体。同任何一件事物一样，媒体对于政治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正是通过现代化媒体的有效传播，社会问题、社会情绪可以及时地传递到政治当中去。同样，政治的目标和信息也可以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到社会中去。这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对社会发展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方式和方法。此外，通过现代化的媒体手段，不同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政治信息可以相互进行传递，使人们可以在相互比较中进行权衡、争论、取舍。这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宣传，是横向意义上的交互式宣传。
郭：媒体政治总起来看是虚张声势的多，实际成效并不明显。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一些国家正处于后工业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一面旗帜号召半边天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也失去了吸引力和号召力。具体到对政党的影响，表现为人们对传统政党的认同感下降。70年代，德国两个主要政党，即社民党和联盟党合计可覆盖90%以上的选民。而现在，两大党能覆盖的选民比例越来越小，选票越来越分散，选民投票意向的不可预测性增强，随意性增强。传统选民，即那种“从一而终”的选民日渐减少。面对此情此景，政治家难保“忠贞不二”，政治哲学也就难以“一以贯之”了。
政党行为模式的变革
陈：我们的谈话已经涉及到现代媒体社会中政党行为模式变革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意识或政治理念的传递问题。如果说传统政党主要是通过大规模的纲领辩论和庞大的党员队伍来实现自己的意志传递的话，今天的西方政党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党的领袖的媒体表演来感染受众，寻求认同，建立力量基础。结果，为了迎合媒体的中立性，政党面临着丧失自己政治特性的危险，广大党员则因失去目标归属感而与党疏远。与此同时，随着媒体逐步获得对党的政策和领袖的广泛支配力，政党的权力结构日益独裁化，滋生并强化了对党的领袖的“克里斯玛”情结。广大党员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自己无论在政治理想追求方面，还是在政治行动中，都是无足轻重的。这种状况，对于以纲领明确和党员众多取胜的左翼党派来说，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
迈尔：三五十年前，只有党员才能从党的基层组织中获得信息，才能参与到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去，而现在你可以通过很多渠道很快获得信息。一个党主席想什么，说什么，本党党员可能还不知道，而世界遥远角落里的人却已经知道了，因为媒体在及时传播他的想法。党的每个高层领导人都清楚，他们每天都必须以好的媒体形象出现。一旦出现矛盾时，他们更愿意这种矛盾发生在自己与党之间，而不愿意发生在自己与媒体之间。因为这些党的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能够在媒体中很好地表现，并获得更多的支持，党的组织最后也会给他以同样的支持，尽管他在媒体中所说的和所做的也许与党的机构作出的决定截然不同。奥地利一个媒体学家说的好，这其实是媒体逻辑打败了政党逻辑。政党跟着政党领袖走，政党领袖跟着媒体走。
郭：政党领袖的媒体表现对政党力量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家个人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而对社会形成的居高临下的传统态势，正日益受到大众媒体的消解。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所从事的工作不同，他们在信息获取方面是有等级之分的。政治家往往可以先于他人获得甚至垄断某些信息。这样，政治家在传播信息时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主观性，这使政治家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社会对某一事件的主流意见和看法。而在现代信息社会里，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感兴趣，他们在获取信息方面是平等的。政治家面对的不再是对某一事件的最新发展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需要靠政治家“通报情况”的百姓，而是对事件有相当的了解并且已经形成一定看法的群体。在信息的获取上，政治家原来拥有的优先甚至垄断地位不复存在，他们和普通人是平等的；在参与社会主流意见的形成方面，他们也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一种社会进步。有人甚至预言西方将进入“以现代媒体为支撑的数字化民主时代”。
迈尔：这可能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民主幻想。关于因特网在政治上的作用，现在有人存在幻想，认为在因特网中没有等级概念，通过因特网可以和政界直接对话，从而带来基层民主的繁荣，进入所谓“电子民主时代”。这种幻想不仅存在于政治学界，也影响着某些政界要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不可否认，因特网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方式，减少了等级体制，但它的局限性还是很明显的。比如，人们对于某个政治项目的信息获取方式增加了，但永远不可能向人们提供全方位的参加政治的可能。因特网的出现，当然可以为人们提供从前不可想象的参与政治生活的新方式，但只有一小部分人，受过良好的培训，对政治信息掌握比较全面，可以将网络用于政治活动，而其余的人要么被排斥在外，要么就只把因特网视为一个消遣、商务活动的渠道。
陈：因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而出现的政治生活的某种“平等”或“民主”现象，恐怕更多还是表面的。有着强大权力后盾、资本后盾和智力后盾的政治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或占有他人收集、过滤、归纳、整理信息的阶段性成果，从而避免了在信息垃圾里跋涉的大量无效劳动。这种在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便利，一般的百姓是无法想象的，大多数专家、学者也是可望不可及。何况，对那些为生计所迫的老百姓来说，媒体社会所提供的广阔的信息自由空间，其实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他们不可能去和职业政治家们进行信息较量。所以，政党领袖们还是有所作为的。他们既可以像布莱尔那样去迎合媒体，取悦受众；也可以像若斯潘那样去引导媒体，制造辩论。
迈尔：政党行为模发生的变化，媒体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我还想强调一下社会结构变革带来的影响。以德国社民党为例，一开始它对自己政治作用的理解是工人党。到了20世纪中叶，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不同于马克思当年预言的情况，工人阶级占社会的大多数这个情况并没有出现，西欧各国工人的比例从45%下降到10%到12%，职员比例上升，独立于大资本的中小独立开业者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如何赢得与其他政党的竞争，赢得多数的支持，成为全党上下特别是党的领导层十分关注的问题。二战后社民党第一任主席舒马赫提出，要想获胜，只有把自己变成一个一定意义上的全民党，变成由工人阶级、职员、中小独立开业者，包括中低层官员共同支持的党。60年代，社民党把自己理解为全民党，同时也是纲领党，这是社民党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纲领党就是说，这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党应制订一个纲领，说明如何有计划地改变、改组社会，使得改组后的社会能更符合党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愿望。全民党和纲领党之间有着重要的和清楚的联系，那就是在党的支持者中有一个共同的压倒一切的主要利益，这个利益既被他们自己所认可，也被党所看清，党可以把自己的政治多数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制订出党的纲领和基本路线。可是，今天的社会与60年代相比已经不大一样了，政党的行为模式又进一步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前的社会是由一些凝聚力强的大群体组成的，而现在社会生活越来越个性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比例越来越少。德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只占整个从业人员的5%。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分散的小群体。这样的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生活目标、观念、看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社会更加分散化，人的生活更加个性化。我们了解了这样一种发展，并逐渐理解这样一种发展。仔细观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就业情况，比如收入，与他的政治观点、政治取向、价值取向关系并不是很大。人们的利益取向更多地与生活风格、生活目标有关。这是媒体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媒体宣传把很多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人的生活态度同质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必须扩大工作范围，通过不断的政治交流，以赢得它所代表的各个社会群体的支持。而以前则不是，以前的社民党能把自己的政治建立在一个大的社会群体上，这个大的社会群体对社民党的支持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以前建立在阶级意识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在今天必须通过不断地工作、广泛地政治交流才能实现。当然，这种工作和交流的成效如何，与媒体所起的巨大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郭：西方各个政党的发展几乎都呈现这样的趋势：(1)在性质上从阶级党向人民党转变。它们或者干脆明确放弃阶级党的称号，自称人民党，声称要代表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立足于社会的“中间”，实行“中间政策”；或者虽然保留了带有“阶级党”色彩的名称，但将自己要代表的“阶级”的内涵无限延伸，将所有可能成为本党争取对象的社会群体都纳入本“阶级”。(2)在功能上由纲领党向选举党转变。比如德国基民盟，党内思想流派十分庞杂，主要分为基督教伦理学派、保守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三大派，而每一派又被基督教和天主教一分为二。但是基民盟长期执政，主要就是因为赢得选举胜利保住执政地位已经成为“教义”、“反共”之外的第三个维系该党团结的主要纽带。(3)在组织结构上从成员党向领袖党转变，领袖人物的作用越来越大。德国人普遍认为，科尔若继续担任基民盟主席，基民盟的家庭政策就依然会停留在70年代。对上述三大变化趋势，有人简称为“美国化”。由于各个主要政治力量都自称人民党，都以争取社会“中间”力量的支持作为自己的目标，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区别日渐模糊，主要社会政策领域的主张开始趋同，各个政党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色彩加重，理论主张的纲领性淡化了。
迈尔：当今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们已无法提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还是以德国为例，议会各党在政策上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没有根本的区别。就像奥林匹克的五环旗，现在它们都重叠在一起，而且重叠的部分越来越多。1891年社民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只有两页纸，就是这两页纸构成了社民党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根本区别。因为那时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敌我界限分明，提出一个简单的、主导性的要求就可以改变社会。而1989年的《柏林纲领》有60多页，十分复杂，阐述了100多个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不同的侧重点，但党的形象仍然十分模糊。有一位理论家说，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下，革命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管理机构一旦停止运作，所有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都会停滞。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如果要制订一个宏伟的、庞大的、与现行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使这个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已很难做到。现在要做的是，拿出一系列众多的、小的、长期艰难的变化来改革这个社会。以前的伟大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可信度，务实主义的倾向也使小的变化成为可能。现在还保留党与党之间的区别有时是十分有意义的，但这些区别都只是一些侧重点的不同。
政党政治的困境与限度
郭：媒体的发展的确为政党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渠道，传统的纸媒体、视听媒体自不待言，连网络媒体也开始派上用场。比如德国，社民党决定要将党的12.5万个基层组织全部联网，它甚至出现了“虚拟基层组织”，即由相互不认识、但以因特网为联系手段的人组织起来的支部；绿党的一些州级组织准备通过网络召开党代会；自由民主党除现实存在的党组织外，还准备成立一个“因特网上的自民党”。甚至一些极端主义力量也加强了对网络技术的利用。统计表明，德国具有极端主义色彩的网页近年来快速增加了3倍。可是，这与其说是媒体给政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不如说是媒体对政党的全面接管。由于媒体的运作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可以控制政党，政党却不可以控制它。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成员），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失殆尽。
陈：政党政治在媒体社会中所面临的困难，主要表现为政党影响力的下降。其中，年轻人由于对媒体信息快餐的依赖而失去对政治生活的兴趣，恐怕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迈尔：80年代，德国社民党还有100万党员，现在只有75万左右。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已经失去参与党内生活的兴趣。但是如果你去问年轻人，如果对年轻人进行调查的话，就会得到很有意思的结果。德国的年轻人会这样回答：他们对政治是感兴趣的，但他们对这种庞大的由“无名氏”组成的机构，对这样一种组织，在这里面纪律性很强，而自己又不能决定什么事情，没有兴趣。如果政治是在一种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在近距离内、在一个没有庞大政治意识形态笼罩的氛围内进行的话，那么他们还是愿意在一定时间内参与政治生活的。
郭：我想就这个问题补充几个数据。目前德国社民党内35岁以下的党员只有8万人，仅占全体党员总数的10%，而1976年则为30%；20岁以下的党员比例仅为0.6%。与此同时，50岁以上的党员比例为58.1%，而1980年时只有38.9%。不止社民党，其他大党的组织发展也面临严重问题，党员人数急速下降。许多年轻人对入党不感兴趣，认为一旦加入后便会变得无名无姓。他们对政党内部程序化的生活节奏感到无聊，对党追求的长远目标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参与那些规模小的组织，喜欢参加那些可控性较强的具体项目的运作，希望自己的“投入”马上就有“产出”。加之，随着地区一体化的进展，经济全球化速度的加快，人们的移动性增强，职业履历呈现出较强的流变性和不连续性。而在传统政党中，只有那些在基层组织中长期工作的人才能得到信任，才能进入党的领导层。现在，有耐心“多年媳妇熬成婆”的人越来越少。实际上不仅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如工会等，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陈：一方面是党员年龄结构老化，另一方面是普通党员在党务活动上消极怠工。由于政治生活媒体化趋势的增强，政党热衷于扩大舆论影响，追求轰动效应，致使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活力明显下降。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员在不断减少。我也以德国社民党为例。据该党自己统计，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员比例只相当于党员总数的10%，那些只是形式上入党、实际上并不参加党内组织生活的“消极党员”占党员的多数。从地方到联邦，社民党的各级组织共需要约5万名党的干部，而这5万名党的干部目前只能从10%的“积极党员”（约七八万人）中选拔。长此以往，社民党后备干部的选拔将面临严重问题。
迈尔：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党正在加大改革力度，初步提出了8点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在很多方面是对媒体时代政党活动方式的探索，或者说是为了向媒体妥协，摆脱媒体给政党活动带来的困难。如果这个方案付诸实施，那将是一次革命性的步骤，政党的工作将因之而发生彻底的变化。我想在这里把这8点列举一下并做些简要评述：(1)直接选举公职候选人。所有党员都要参加选举某个政治职务的候选人，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由党代表来选举。(2)全民选举政党的总理、市长等候选人。由全民选举，而不是由党代表选举候选人，也就是说采取美国的选举方式。在这点上争议比较大，党内对此批评也较大。(3)应有30个年龄不超过40岁的议员候选人。(4)吸收10个党外人士进入党的竞选名单。这10个人须是社会名流，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可以是科学家、医生或学者，目的是引进社会的新鲜血液。(5)引进项目党员制。有很多人并不想终生加入一个党，而只是对某个项目感兴趣，为此短时间入党，专门从事这一项目的工作。这就迎合了一部分年轻人希望在一种近距离、可控制、无意识形态影响的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愿望。(6)实行新的社会工作方式。党员应从党内走出去，走向社会，同人民进行讨论，关注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7)政党联网。所有地方组织都要网络化，以方便地方组织之间、地方组织与联邦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党的领导层可通过网络了解基层组织的情况。(8)组织实行庞大的培训和训练计划，提高全党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如果社民党要成为一个新型意义上的党，仅仅是几位高层领导有能力和媒体打交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广大中低层领导干部具备同样的意识和能力。
陈：这些措施听起来倒是十分富有时代气息，可总透着一股为迎合媒体而制造事件的味道，效果如何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看出来的。我有个感觉，西方政党政治在很多时候就像一台大戏，为了登台演唱，不惜浓墨重彩，频繁换妆。可是，过于强烈的执政冲动，不断弱化着主要政党的党派意识，即作为一个有特定政治理念的政党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意识和塑造意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政治活动的程式化和腐败现象的出现，致使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失望，这就从左和右两个方面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活动空间。
郭：的确是这样。选民对政党的要求是矛盾的，他们对政治和政治家怀有很高的期望值，但同时又由于讨厌传统政党政治的繁文缛节而不准备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政治，参与一个政策形成的讨论过程，甚至对选举都不感兴趣。欧美一些地方选举的参选率还不到50%。这一方面使得有关立法机构的代表性大打折扣，又使那些蛊惑性较强的政党进入议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那些蛊惑性政党的选民结构来看，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些党的选民组成十分复杂，有的穷困潦倒，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有的则高薪厚禄，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由于选民组成跨越社会两端，在“中间”无任何“支撑”，这样的政党根本没有执政能力。但一些选民对它们没有“从政能力”似乎并不介意，依然故我地将自己的选票投给它们。这其实是一种抗议性投票。
迈尔：这些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据此怀疑或否定政党政治的价值。毕竟在我们当今这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和群体，但惟有政党具有将各种各样的利益团结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出有效的社会改革方案，实行大的、公益性项目的能力，其他任何组织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有政党，才能完成将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整合在一起并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去的使命。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必须活跃党的生活。如果我们让政党自生自灭，那么社会将产生分裂，将变得没有秩序和效率。
陈：我认为，政党的逻辑也好，媒体的逻辑也好，西方政党政治的根本限度是资本的逻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宰一切。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说，资本主义政党民主，无非就是若干个基本执行同样的亲商业政策的政党，就一些次要问题进行无关痛痒的争论。只有商业利益不受侵害，民主才是被允许的。这种民主极大地损害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大公司运用财力影响媒体，控制政治程序，结果往往显得选举政治与大多数人无关，选举只不过反映了市场原则。在大资本的操纵下，公民之间的相互联系被削弱了，而有效的民主需要这种联系。资本需要的是消费者而非公民，只是大型超市而非社区。这一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以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为标志的非政治化公民越来越多，投票率的下降势所必然。何况，在西方政党民主体制下，选民投票之后就无足轻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留待职业政客去分肥。政客都有自己的资本后盾，为了实现自己的总理梦及同僚们的部长梦，什么妥协做不出来？在经济由大公司控制的情况下，连市场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何况政党政治。法西斯被人称作“毫不留情的资本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是纯粹的没有民主权利和民主组织的资本主义。可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渗透的今天，资本主义同样在“自由”的面纱下实行着“毫不留情”的统治。它代表一个商业势力更强大、更具侵略性但面临更少的有组织反抗的时代。并且，商业势力还力求将其政治权力法律化，在每个可能的战线加以施行，结果使有活力的市民社会根本无法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管那些政党如何努力，它们的行动终将没有多少办法根本改变眼前的现实。
迈尔：的确，在西方社会中大部分人，如果用数字来说的话是60%-65%的人，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只对表面的、肤浅的信息如电视媒体传播的图像感兴趣，通过电视和一些不严肃的报刊获得扭曲的信息。当然也有严肃的媒体，但这些人不会认真去读这些报刊，而只是根据每天被扭曲了的具体事件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取向。但也有少部分人，占20%-35%，他们对政治十分感兴趣，政治警觉性也特别高。他们希望得到准确的政治信息，希望对具体事情进行讨论，希望媒体能够呈现严谨的科学分析。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从事教育、媒体、咨询等服务性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恰恰大都属于这样的一些行业。这些人都希望通过直接的对话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不是通过看几分钟电视就做出决定。因此，这些人对于政党是重要的，政党对于这些人也是重要的。政党可以通过对话，争取这部分人参与党的政治生活。尽管他们是少数，有些人也不愿意入党，但他们通过讨论把观点带回家，带进他们的生活圈子和工作场所。一个政党提出的政治设想，只要既能满足社会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又能满足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它就能成功。在党的基层组织中，还是有很多人希望党具有活力，不希望党的作用由于媒体的发展而最小化。在媒体时代，党的领导层必须拥有媒体知识，通过媒体宣传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党员和党组织则通过在社会中直接对话讨论社会问题来产生影响。在这两者的相互作用中，只要工作到位，党组织肯定可以找到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政党政治新生的希望在于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在开放的社会中寻找新的力量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