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章的“别样风景”——以严复、林纾的翻译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桐城论文,译为论文,风景论文,严复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桐城古文传衍至晚清，颇有些“强弩之末”的景象。不仅领军人物才力不逮三祖，难以威仪天下，而且后继乏人，文脉殆息。吴汝纶曾自言：“文非吾之至者”①，“拙作古文，千万不可付刻。古文最难成。我所作甚少，皆凡下无卓立者”②。作为桐城派的“最后宗师”，居然对自己的古文“深自愧恨”，缺乏起码的自信。不仅如此，他对门下弟子的古文创作也颇不中意，曾云：“马通白近寄其母行状，乃不惬人意。吾县文脉，于今殆息矣。”③当然，桐城之“高古深远长”非朝夕就能覆亡。尽管“纯粹”的古文创作“不惬人意”，但由“桐城家法”训练而成的桐城文人，其眼光、学识和文化情怀仍然令人称道，其中的佼佼者由桐城文章“旁逸斜出”，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诸多建树，仍然名动京师，称誉天下。其中最为时人所推重和景从的，是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文人以桐城文章翻译西学，绍介新知，别开生面，为桐城古文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桐城文章作为新学的文化载体，也由此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但是，“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连同桐城文章，却好景不长，失落于五四新文化大潮，被无情遗弃；“光焰”了二百年的桐城派也由此以“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熸。前因后果，意味深长。本文试图就此钩稽史料，展开论述，以严、林为中心，解读桐城文章与翻译的“别样风景”。
一 从几则“告白”谈起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脱手，就被慧眼识珠的友朋刻印成书。翻阅1898、1899两年的晚清报刊，便可发现多则《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天演论》的发售“告白”。读来饶有意味，不妨择其最早、最有意味者转录如下：
（一）《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99年4月24日）头版刊载《巴黎茶花女遗事》、《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三种合印发售“告白”：
《巴黎茶花女》小说，情节变幻，意绪凄恻。前经福建某君译出付刊，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并附《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二种，不日出书。如有喜阅者，请至本馆及各书坊购取可也。昌言报馆白。
1897年夏，林纾笔述成《巴黎茶花女遗事》④，1899年2月以“畏庐藏版”在福州正式印行，不到三个月，在上海的昌言报馆即发布重印广告。其传播速度之快，即在今天亦可称道。大概是觉得上述“告白”未能尽述译作风采，于是，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该馆再于《中外日报》头版广而告之：
此书为西国著名小说家所撰，书中叙茶花女遗事历历如绘，其文法之妙、情节之奇，尤出人意表。加以译笔甚佳，阅之非独豁人心目，且于西国俗尚亦可略见一斑，洵为小说中当行之品，非寻常小说所可同日语也。……昌言报馆代白。
汪康年主办的《昌言报》乃维新派舆论阵地，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如此快捷地印售、宣传，显然是看重了其“旁采泰西”的巨大文化启蒙价值；而拈出“叙事”、“文法”、“情节”、“译笔”、“西国俗尚”加以褒扬，更凸现了维新派人士新旧兼容的文学好尚和敏锐闳通的文化眼光，灵犀一点，惺惺相惜，耐人寻味。⑤
（二）《苏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头版刊载《天演论》“告白”：
是书上十八篇，下十七篇。英国名士赫胥黎所撰，格致之精义也。侯官严复所译，文章雄伯也。深言之，为西学之通径，时务之要书；浅言之，亦为场屋之秘本。侯官友人嗜奇精舍集资石印，以广流传。纸墨精良，款式雅驯，洵有目共赏。每部收回工料实洋四角，趸买八折。寄苏报馆账房及四马路中市古香阁书坊、老巡捕房对南广学会、惠福里游戏报馆、棋盘街南首天禄书局六先书局、三马路申报馆间壁格致书室分售，所印无多，先睹为快者请速移玉各处向购可也。此白。
这则“告白”中包容的丰富信息。应该说明的是，文化传播界对译述著作的推崇并非一视同仁。笔者在翻阅这几年的晚清报刊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翻译“告白”虽不时出现，但文辞显然没有像对《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推崇备至。例如，同样是译述斯宾塞尔的文章，《昌言报》在为“湘乡曾广铨
译、余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作“本馆告白”时是这样表述的：“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环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⑥且不说为章、曾译述“广而告之”还要拉严复译述“助威”，仅以其一句赞语，也无法和前述之严、林译述“告白”之遣辞措语相提并论。看来，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译笔甚佳”、“文章雄伯”更是其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深究。
二 游走边际的古文
关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体，陈子展认为，“他们（严复、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或近世文学的书，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⑦将其视为古文，这其实是晚清民初学界的普遍认同，检索史料，触目皆是，毋庸赘言。而溯波讨源，所谓“古文”，发乎唐代韩柳古文运动。其形式，系与典俪偶韵的骈文相对而言，以先秦两汉之奇句散行文体为宗，气盛言宜，明白晓畅。苏轼所言“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精炼地概括了韩柳“古文”的文道功用。文以载道，“古文”的文统、道统，经唐宋八家、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倡扬，规模千年，成为“文章”之“正统”。而“桐城三祖”，又以“义法”将“古文”再次“雅洁”；孔孟程朱，伦理纲常，体清气洁，法度谨严，成为桐城古文的风貌特征；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笼罩百年。由于“古文”善于操练“有节制的表演”，在科举制度下，便与“时文”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古文为时文”是桐城古文的拿手好戏，它“很好地接通了‘古文’与‘时文’，它所讲究的‘义法’，有审美意义，但更有实用价值”。⑧因此，对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文化群体来说，古文，主要是桐城古文，成为其必备的训练项目和写作技能。晚清朝廷近臣恽毓鼎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古文义法当师桐城派”，“古文断不可不学，凡论事叙事，识见虽好，必须文笔足以达之，方能通达简明。试观古今有名大人物，无不通文笔者，其为用甚大。若骈体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无趣，以言有用则未也”。他对自己“因草封奏，遇事理难显之处，竟不能曲折畅达，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归之于“平日未能专治古文”，而深感愧恨。⑨正是这种带有“普及化”的古文训练和“古文意识”，使古文成了文言的化身。日记、尺牍、公牍、笔记，乃至于便函等一切无韵之文的写作，常常以古文为皈依。而这种“古文意识”笼罩文言写作的结果，必然导致古文的边际游走，即古文自身自觉与不自觉地扩容与宽泛，旁逸斜出，穿插甚至包容其他文体，其自身的边界也由此日益模糊。因此，虽然受过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感同身受于这种“杂文学”景象的胡适脱口而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⑩自然合乎情理。同样，国学功底深厚的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众多晚清民初学者相同或类似的表达，也同样是这种“杂文学”观的自然流露。(11)
而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首先是桐城文人自己运作的结果。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等桐城大家以古文记日记、写尺牍、草奏章、撰考察报告，在文体与语言上已打破桐城三祖狭隘的古文禁忌，不仅文体广泛，而且文中亦有尺牍语、时文语、注疏语，其外来语和俗语更是常见，雅洁的要求已经放宽。但正因如此，却使桐城古文变得“更有实用价值”。这样，只要在文言写作中胎息史汉、有“义法”，那就被视为古文，其佼佼者或被纳入桐城门下，或被视为桐城盟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龚自珍、钱大昕、冯桂芬、缪荃孙、陈去病、柳亚子、于省吾、冒鹤亭等明显不属于桐城派的文人，也被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纳入桐城派作家之列。(12)以刘声木这样学养深厚的桐城门人，岂不知龚文之“奇霸”、冯文之“经济”、柳文之“劲健”，与“雅洁”之桐城古文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于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时人心目中的“桐城古文”的概念已经大为宽泛，范围几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不太出格，那些写作古文“言有序、言有物”且师从或私淑桐城的文人都可入刘氏之法眼。(13)至于严复、林纾被摒弃在外，那是因为刘氏对“义理”、“辞章”的家法“看护”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线，他可能觉得严复以古文扬“泰西”义理、林纾以古文创作及翻译小说都太出格，颠覆了桐城的核心理念，“有伤风化”，尽管两人“纯粹”的古文创作完全可视作桐城古文，但将其收入桐城门下实在“有失家风”。当然，严复译著和林译小说的确不是纯粹的桐城古文：严译用的是渊雅的先秦文体，“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有弹性的文言”；“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14)但严林译述之深美可诵的情调与左史笔法，其实与桐城古文之“义法”息息相通，甚至合拍，因此，以“杂文学”观视其译述为放大了的桐城古文，表述为“桐城文章”是能够成立的。以此返回现场，来观照、分析晚清“杂文学“的混沌现象，就能够深刻而周全地展露晚清那驳杂而又生命淋漓的文学史现象。否则，钱基博之语：“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跷径。”(15)那就难以理喻了。同时，从诗文唱和及史料检索来看，吴汝纶、马其昶、二姚等“正宗”桐城文人与严复、林纾互相推重，早就打成一片，视为知己。(16)严、林以桐城文章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拜吴汝纶为师的结果。严、林为桐城护道和张目，亦人所共知，视其为晚清民初桐城的重要“盟军”，始终是学界的普遍认同。严、林的“出局”，可以说乃刘氏的“个人意见”，虽可理解，但不足为凭。
由此，严复、林纾以桐城文章翻译西洋学术和文学，其实是桐城古文边际游走、范围扩大的结果，昭示了桐城古文在文化转型期的泛化和变革；虽前所未有，却意义重大。因此，以“杂文学”观视野下的“桐城文章”来表述放大了的桐城古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 别无他途的译述工具
晚清的文化转型，其历史的独特性在于这一转型是在列强入侵、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国运衰微，士大夫阶层既恋恋不舍于孔孟之道，又冀望以西学而自强。儒学一尊被彻底打破，意识形态领域因此诸家并出，异说蜂起。这样，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恰逢时运，再一次获得了展露功效的“表演舞台”。应运而生的严复《天演论》、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在文化启蒙方面振聋发聩，而且其译述工具——古雅的桐城文章，正好迎合了此时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和阅读习惯。因而，甫经脱手，即“不径走万本”。前述之“告白”恰好从传播方面反映了这一文化奇观。
但值得重视的是，严复、林纾译述文体不仅“迎合”文化时尚，而且也是时势所然的“由衷之言”。严复当年留学英伦，尽管驻英公使郭嵩焘对其赞誉有加，曰：“文行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17)但继任者曾纪泽却对其文章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严复）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至之于成也。”(18)严复回国后交游的同乡郑孝胥亦云：“观又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19)因此，尽管曾纪泽对严复存有偏见，但严复此时的古文水平，应该说功夫未到、火候欠佳。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不足，严复回国的第二年（1880年），即拜“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20)面对“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又重科第出身，受此刺激，严复再“发愤治八比”。(21)尽管四试不第，但严复由此而得到的“桐城家法”之“强化训练”，已使他的古文水平今非昔比。当他一心著述时，果然文章“雄伯”，一鸣惊人。而由桐城文章译著的《天演论》，更是蜚声海内，博得了士大夫阶层的由衷喝彩和价值认同。严复可能没有想到，他那“身份认同”的刻苦磨练和痛苦挣扎，其实是“种豆得瓜”，绝佳的桐城文章是这位“译界泰斗”得以天下扬名的得力工具，日后的“赐文科进士出身”，于此也实为因果。
林纾的情况比较单一，自幼熟读经史，尤好左史八家；七试春官，虽只得到举人身份，但就其对桐城古文的熟谙而言，当在严复之上。因此，他以古文译小说，自是轻车熟路，是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将古文的“小说笔法”，“共振”与“转换”于小说翻译和创作之中。(22)虽然当时，以古文述逸闻趣事、写小说笑话颇有市场，好之者众，如俞樾这位经学大师也喜撰“笑话新雅”，(23)但文笔均不及林纾；尤其是以桐城文章翻译西洋小说，更是“举世无双”；于是，“严林”并举，天下景从。
林纾将桐城古文“浅化”，翻译西洋小说，古朴顽艳，自然上下相通、左右逢源，合乎士大夫“闲情偶寄”的审美好尚。恽毓鼎“灯下听雨，阅西小说《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不禁赞叹：“此书情事既佳，文笔渊雅激昂，尤可歌可泣。……畏庐得力于《史记》，故行文悉中义法。欲通西学必精中文，观于此而益信。”(24)看来，不管林纾喜欢与否，“今之蒲留仙”的美誉也一样得力于桐城文章。
与林纾译小说“耳受手追”、“运笔如风落霓转”之畅快淋漓相比，严复翻译西方学术思想著作则“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译文古奥尔雅。 “古文不宜说理”，曾国藩的遗训可谓至理名言。梁启超就曾提醒严复： “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
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25)而严复对此的答复是：“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颐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26)这就“天机泄露”，严复用桐城文章翻译是专供“多读中国古书”的士大夫，是冀望于能够转换士林风尚的“上层”读者，其“别有用心”，恰如王佐良所云：“他又认识到这些书（译著）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27)由此看来，严复、林纾通过桐城文章来译述，显然是把翻译文体的“级别”提高了。
换句话说，倘用白话译述，不仅林译小说将被视为“不入流”的低级通俗读物，难入士大夫法眼，即便“旁采泰西”的严译学理，亦难以打破精通文史的上流知识文化群体的偏见。孔子所谓“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值得认真思考。更有甚者，在当时，即使是太炎先生倡扬的“魏晋文章”，也难当此任，其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表述能力明显不及严译，因而其传播、接受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前述的几则“告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作为太炎先生的弟子，周氏兄弟用“魏晋文章”译小说也不成功。阿英对此解释道：“周氏兄弟译本，完全用着深奥的古文，又系直译”，(28)“既没有林纾意译‘一气到底’的文章，又有些‘佶屈聱牙’，其得不到欢迎是必然的。”(29)平心而论，“桐城文章”并不比“魏晋文章”高明，从“析理绵密”和“玄远深幽”上，“桐城家法”远逊“魏晋风度”；但以“清通”的实用性而言，“魏晋文章”则显然要稍逊一筹。(30)倘若再去读一读严复、林纾的文字，则更能加深理解：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天演论》开场白
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情好日深，交游日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段
这种“音调铿锵”、清雅可诵的文字，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价值体系间的转换，确实能使读者“忘其为译”。仅此，就远非“枯涩”的“魏晋文章”所能代替。正如胡适所评：“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些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在当时，倘若不以这种“清通”的桐城文章来翻译，其译述文章便难以风行天下，更难以“移风易俗”；做“通”了桐城文章实在是译述的最佳工具，除此别无他途。还是胡适说得好：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顺了”，“桐城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谈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31)由此而言，严复、林纾以桐城文章来翻译，不仅是时势所然，从更深的文化层面来看，其有意无意地会通新旧、苞举中外，其实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选择，其成功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四 “场屋秘本”与“国文读本”
桐城文章作为译述的最佳工具，不仅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特殊”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而且还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可能连严复、林纾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天演论》等“严译名著”一度成为“场屋秘本”和学堂教科书，《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林译小说”竟成为当时青少年的“国文读本”。之所以如此，当然与1899年之后的文化教育体制的转变大有干系。“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有此“温床”，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而同时，科举制度也因时而变，八股取士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时务策论。山西士子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就详细地记录了这期间科考“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的种种情形。1899年印行的严复《天演论》自然成了“所最重者外洋之法”(32)的科考时务策论的最佳“秘本”。因而前述“告白”云其为“西学通径时务要书”、“场屋秘本”，既是诚恳的“高考”指南，可能也是实在的经验所得。吴玉章就明言：因为阅读了《天演论》，“1902年参加考秀才，府考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33)不仅如此，轰动一时的《天演论》还广泛地被各地书院、学堂作为西学教科书使用。据王天根考索，直隶、关中、湖湘、江浙、上海、两广等地的书院、学堂，或在课堂讲授《天演论》，或作师生重点研读的人文读物。(34)无独有偶，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就曾描绘过上海澄衷学堂国文老师杨千里以《天演论》教学的动人场面：“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35)
《天演论》通过教育活动对青少年有如此大的影响，“林译小说”其实也不例外，尽管其不能进入科考和教学课堂，但却在更广泛的层面影响着那时的青少年的思想和好尚。郭沫若就称林琴南译的小说，是其童年时代嗜好的一种读物，感动得为之泪流满面，并对日后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36)钱钟书也坦言：“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37)两位大文人的如此直白，说明“林译小说”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之功有多么巨大。更有甚者，周作人说：林译小说“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的国文都是看小说来的”。(38)据张俊才考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由沈雁冰校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供中学生作课外“国文”读本用的。(39)施蛰存更以切身感受概括道：“传统的知识分子，看小说书一般都在青少年时期，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林译小说“文体既不是唐人传奇，内容又不同于《红楼梦》，于是，他们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40)由此看来，“林译小说”是在课堂之外强烈地吸引着青少年，作为课外读物，既提高了他们的国文水平，又使他们得以“睁眼看世界”。因此，其功效较《天演论》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桐城文章作为科考范文和学子读本并非自严、林始，前文已述桐城古文与科考时文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将桐城文章作为学子读本实起于姚鼐，其编定的教科书《古文辞类篹》中就有27篇方苞、刘大櫆之文。后起的黎庶昌、王先谦各自编定的《续古文辞类篹》则收入了更多的桐城诸家文章。问题是，桐城先贤之古文承载的是孔孟程朱之“义理”，清正雅洁；而严、林译述较之则显然有别。蔡元培曰：严复“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41)严复也自云，他对“达恉”的种种经营，其实就是要“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以达易“西儒”之“精理微言”，(42)是以有序有物、“文理密察”的雅洁文字来承载西儒之“天演”思想。其滔滔雄辩、“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逻辑文”(43)，既规避了“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又在“辞章”上扩容了崇尚“醇厚老确”、“措语平淡”的桐城古文；而且，更在“义理”层面，将孔孟程朱替换成西儒思想。桐城文章成了严复的“达恉”的“借壳”。其良苦用心，是以新学新旧学，既达西儒之恉，又抒本人之幽怀，轻易间难以体察，故其云“学我者病”。吴汝纶对此心有灵犀，他在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之后，赞为“高文雄笔”，并“手录副本，秘之枕中”，(44)欣然为之作序。但周作人在几十年后却对这篇序文感到“很奇怪”，认为吴汝纶根本不看重天演的思想，“只因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因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对此，鲁迅也有同感。(45)其实，周氏兄弟可能是给这篇序文的春秋笔法蒙蔽了。作为桐城宗师的吴汝纶凭其学养和眼光，对严复的“义理”更替和“达恉”幽怀，岂能不“明察秋毫”？只是世风时运，桐城古文的扩容和新学的输入于国运有助；尽管气纵才露、其文闳肆的严复文章相对于“正宗”的桐城古文而言不那么纯粹，但吴汝纶此时既“吾恐西学不兴”(46)，又忧心“桐城光焰自是而熸”(47)，因此，当“音调铿锵”的严复雄文横空出世，识时务的“桐城派的老头子”吴汝纶自然“感动”不已、褒掖有加了。
林纾以古文“笔述”西洋小说的情形，与严复大同小异。林译小说讴歌纯洁的爱情，鼓吹个性解放，乃至于热心实业，倡维新救国等，都为古旧桐城义理所不曾包容，与严译异曲同工。尤其是“收容量颇大的”小说语言，虽然“胎息史汉”，但不避新语、俗语、佻巧语，滑稽风趣，风流蕴藉；从“纯文学”观来看，已是典型的“小说家言”；与“雅洁”之桐城家法已相去甚远，确如钱钟书所言，其文体已不是纯粹的古文了。(48)刘声木将林纾摒弃在桐城门外，其“愤怒”由此亦可理解。但恰恰因为林纾用这种不是“古文”的“古文”翻译小说，使得青年学子激动不已，爱不释手；有意与无意之中，展现了古文的魅力，强化了桐城文章的影响。
有趣的是，严复“达恉”的幽怀与林纾笔述的风流并不仅仅“诉诸文字”，严、林由此生发的教育情怀亦颇为世人瞩目。1912年，清朝亡、民国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校长。他带领师生同北洋政府企图停办北大做了艰苦而坚决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并藉此阐明，“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49)将保留北大与保留中华文明等同起来，一举两得，不仅事关北大存亡绝续，同时也为日后北大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导夫先路；严复此举，对北大、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取向之影响极为深远。桐城派所谓“识见闳通”，由严复上述言行而观，确实名不虚传。严复因此成为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而为中国学界所追怀和尊敬。林纾虽较其逊色，但他在课堂上讲“故事”可谓“前无古人”，石破天惊。当时的北大学生胡先骕回忆道：“先生素精技击，每每在（北大）授课时述及技击故事，辄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蔡元培亦揶揄道：“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50)在课堂“指凶”小说，即使是新派人物，在当时亦可谓不雅不洁之事。林纾此举，颇有些“风流倜傥”。但正是这“惊世骇俗”的言行使小说的传播更为广远，视其为新文学的“不祧之祖”，实在是恰如其分。(51)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此乃“桐城家法”。然而，时移势易，桐城古文之“道统”与“文统”在中西方文化的异质碰撞中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桐城文章因此颇有了些“现代气息”。严、林的译述尽管其初衷“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但时势的机遇，使其与教育发生了极其紧密的关联，成了青少年的精神食粮，深刻影响并改变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虽然桐城古文不再纯粹，但正因如此，桐城文章通过教育、通过文化的传播，功能发生了质的飞跃，对晚清民初的新学传播与兴盛，贡献非凡。
五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严复对译述的谨严，人所激赏。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使严复认真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1894年10月，他去信长子严璩，曰：“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52)从此，以救亡保种为己任的严复，把翻译西学作为自己神圣的事业和使命。自1896年起，在十余年间，他独立翻译了十余部西方人文思想著作。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近世中国无出其右。不约而同的是，同乡林纾也视译述为“畏庐之实业”。1897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意外成功，激使他一发不可收拾，以“笔述”的奇特方式，耳受手追，二十年间翻译了246种西方文学作品（大半为小说），亦为旷世罕见。就新学而论，严复、林纾奉献给国人的是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洋小说，“一新世人之耳目”(53)；就旧学而言，严、林的译文是桐城文章，音调铿锵，深美可诵，“文章确实很好”(54)。由此得维新、守旧两派认同和激赏，当在情理之中。时势造英雄，晚清民初的文化大转型，造就了“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由其风行天下而引发的文化翻译浪潮，是中华文化更新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活水注入，中国二千年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输入高潮因此而得以形成。桐城文章经过严复、林纾的“扩容”和“更新”，似乎又一次地勃发生机；严、林也因借力于桐城文章的译述而为人称颂一时。
但“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引领的文化翻译和文化输入浪潮，既为日后的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人才，储备了条件；也为自己“败走麦城”埋下了伏笔。正是那些读着“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长大的五四健将，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就毫不留情地遗弃了严、林；更反戈一击，无情地打倒了桐城文章。对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桐城派）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上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55)将桐城派与新文化运动连接起来，这是周氏的洞见，精辟之至；视桐城文人思想保守落后则是五四时期的学界共识，虽有时代的合理性，今天看来，却不无偏颇。严复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56)。他持会通新旧、苞举中外的渐进文化观，反对那种“悉弃其旧，惟新之谋”的文化激进。曾云：“新学固所最急，然使主教育者，悉弃其旧，而惟新之谋，则亦未尝无害”(57)；“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58)。这样的文化思想在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期间自然是跟不上潮流，人们尽可嘲笑其落伍老朽；但风平浪静，正如当今学人所评，乃一代哲人切合中国现实的深沉思考。(59)其价值和眼光，日显深邃。毛泽东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60)之一，可谓严复之身后知己。殷海光在其晚年曾这样认为，几十年过去了，除了中间一小段时间外，我们仍在严复已经辨明的方向上打转，有时甚或背离此方向，从而把是是非非越搅越乱。(61)林纾虽然谈不上思想系统，但其文化直觉与严复亦有不少类同，即使其守旧落后的文学主张，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他对古文的强烈“卫道”，不免迂执悖时。“桐城盟友”对其“任气好辩”也“不以之为然”。(62)严复就曾直言：“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63)但其“古文万无灭亡之理”的临终遗言，却在日后部分地应验了。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古诗文占其一半以上篇幅，而且大半要求背诵，可谓一证。遥想新旧交替的晚清民初，新中藏旧、旧中寓新的人物何止严复、林纾。旧派且不说，即便新派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公，旧的等级意识也极强；在“革命气味”掩盖下的言辞中，“野小孩”、“婢”等旧式话语不时脱口而出，(64)其意识深处的旧色彩由此而暴露无遗。更有甚者，钱玄同一面高呼打倒“桐城谬种”，一面又给友人书信，私下认为小学生“最后还要读（桐城）‘谬种’诸公之文”(65)。其对传统文化的“双面人”态度昭然若揭。其实，身处晚清民初，各派人物表象上冲突激烈，似乎势不两立，而内在却是彼此渗透、交融、甚至重合。新旧杂糅可谓是那个时代人物的生命特征，几乎无一例外。陈寅恪就称自己的思想在湘乡和南皮之间，好生奇怪，却省人深思。
在我看来，严复、林纾之所以“跟不上潮流”，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打倒孔家店、倡扬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激进的变革时代，不仅文化理念仍然固执己见，“固步自封”，没有像梁任公那样，“跟着少年跑”；(66)而且，还试图以桐城文章承载日新月异之新学，并借此“固守古文壁垒”。如此，岂能不遭激变时代的唾弃？尽管桐城文人的文化教育眼光令人称道，吴汝纶、严复等就积极倡言废除科举，但他们没有预料到，废除科举对桐城文章而言可谓灭顶之灾。科举制废除，士大夫阶层土崩瓦解，喜好古雅之严、林译述的“文人雅士”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在代之而起的文言退场、白话兴盛之新文化教育体制下，畅达的白话则具有更大的语言表述优势。严、林译述的桐城文章未能再进一步，自然逐渐成了中下层读书人的阅读障碍。因此，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五四健将登高一呼“桐城谬种”，自然是应者云集、四方响应。熊十力曾云：“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67)“道”变“文”亦当变。在这文章风气大变的时代，当严复的“达恉”、林纾的“笔述”被视为“胡译”、“乱译”，更被宣布为“死文字”之后，“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连同所有的桐城文章，放进博物馆，当作古董，自然就成了唯一的归宿。深层考究这一历史扬弃，其实是新文化对旧文化的一次吐故纳新；尽管激进，尽管留有诸多文化遗憾，但无可否认，这却是“必然”而且“合理”的历史进程。
要之，在历史的推移中，严复、林纾“扩容”和“更新”桐城古文，以其译述传播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引进西方文学观念和技法，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成为语文合一的阶梯；同时，又通过教育深刻影响并改变了知识青年的精神世界。借此不仅成就了桐城文章的最后辉煌，也大大加速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于中华文化而言，可谓功莫大焉。但桐城文章的文与道、义理与辞章其实合一，严、林的文化选择恰恰是自毁桐城根基。新酒美味醉人，旧瓶累赘当弃。古雅的桐城文章不能“与时俱进”，自然是“老朽应当让位”，(68)，黯然退场了。因此，桐城文章之于翻译，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这既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温情回眸，惟有感叹：历史从来如此。
注释：
①张宗瑛：《〈吴先生墓志铭〉》，《吴汝纶全集》（四），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150页。
②《与王子翔》，《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
③《答张廉卿》，《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
④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⑤在这两则“告白”的中间还插有二则：一则言“情节变幻，译笔尤佳，现已印出”。一则言林纡将“板价”捐给福州蚕桑公学；已为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世界文学》1961年第10期）所述录，可参阅。
⑥《昌言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曾广铨为曾国藩之孙、曾纪泽之子，亦为当时译界名流。同册还有代售谢芷汸“新印归槎丛刻七种”告白，仅言其“切实有用，不蹈空谈”，可备一例。
⑦陈子展（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85页。
⑧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26页。
⑨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光绪廿三年六月初十日、十月十五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⑩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2，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21～122页。
(11)鲁迅曾言： “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见《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周作人曾言：“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见《林琴南与罗振玉》，《语丝》第3期，1924年12月1日。今人施蛰存也有相同言说。
(12)参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
(13)笔者曾持此观点请教过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飚先生。王先生亦持此论，曾语笔者曰：“刘声木将龚、柳等收入桐城门下，昭示了桐城古文的泛化。”笔者深受鼓舞和启发。谨此向王飚先生致谢。
(14)(37)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23页。
(1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136页。“古文辞”乃古文之别称，姚鼐《古文辞类纂》可备一证。
(16)姚永概为林纾文集所作序言，苍凉悲壮，其与林纾相濡以沫、知己知音之情溢于言表，可谓一证。
(17)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7页。
(18)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6页。
(1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页。
(20)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年11月。参阅皮后锋《严复大传》，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21)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2)吴微：《“小说笔法”：林纾古文与“林纾小说”的共振与转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23)参见1899年前后的《时报》、《中外日报》等晚清报纸，“新出俞曲园笑话新雅”之“告白”不时出现。
(24)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廿三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5)《绍介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一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原文未署名。
(26)严复：《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书》，《新民丛报》第七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
(27)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阿英：《翻译史话》、《阿英全集》（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1～792页。
(29)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30)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平原师对此阐述深刻，可参阅。
(3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3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3)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5页。
(34)王天根：《〈天演论〉传播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动员》，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5)胡适：《四十自述》，《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36)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98页。
(38)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39)张俊才：《林纾评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8页。
(40)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上海书店1990年版。
(41)蔡元培：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42)严复：《〈天演论〉译例言》， “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43)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2007年版，第310页。
(44)吴汝纶： 《答严幼陵》，《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1卷，光绪三十年(1904)桐城吴氏家刻本。
(4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页。鲁迅的类似评论见《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386页。
(46)吴汝纶：《答严几道》，《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第2卷，光绪三十年刻本(1904)桐城吴氏家刻本。
(47)林纾：《送姚叔节归桐城序》，《畏庐续集》，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48)张俊才：《林纾评传》第五、六章对此有深入阐述，可参阅，此处不赘述。
(49)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0)胡先骕：《京师大学堂师友记》，王世儒等主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在笔者看来，所谓“故事”，其实就是小说。其《技击余闻》就是笔记小说。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51)参阅张俊才《林纾评传》第六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
(52)严复：《与长子严璩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80页。
(53)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54)鲁迅：《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
(5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56)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0页。
(57)严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学科为当务之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页。
(58)严复：《主客平议》，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
(59)参阅马勇《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6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61)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文艺书屋1976年版，第294～298页。参阅卢云昆编选《严复文选》序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62)吴孟复：《忆姚仲实先生》，《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页。
(63)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9页。
(64)新派人物亦新中藏旧。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84页。
(65)钱玄同致胡适信（1921年7月28日），《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8页。
(66)当然，任公先生并非盲目地跟着少年跑，譬如对诸少年“打倒孔家店”就不以为然，亦力言辩驳之。参阅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等文，《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页。
(67)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
(68)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