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言在民国学界的反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反响论文,民国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界最为杰出者有三：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若就民国学界影响力而言，葛兰言当在伯、马二氏之后。葛氏曾受教于法国汉学家沙畹（
douard Chavannes），而毕业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门下，是西方最早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汉学研究者之一。1911年来华作实地调查研究，与旅华法国汉学家铎尔孟（Andre' d'Hormon）结成莫逆之交。1913年回国，在法兰西学院继沙畹为“远东宗教”讲座教授。1918年奉法国外交部之命，二次来华。蔡元培曾与之在北京会面，有意聘其在北大任教，但他没有接受①。1919年回国任旧职。1920年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1925年受聘为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远东史地教授，次年帮助巴黎大学筹设中国学院，聘为教务长，以及汉语和中国文明教授。“二战”爆发后，巴黎失守，葛氏忧郁成疾，1940年与世长辞。葛氏师承既有汉学广博之沙畹所开创的法国汉学传统，又有专精社会学之涂尔干、莫斯（Marcel Mauss）所领导的法国社会学派，故能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贡献了不少前人所未有的新见解。如《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Fé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1919）、《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1926）、《中国文明》（La Civilisation Chinoise,1929）、《中国思想》（La Pensée Chinoise,1934）等，在民国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像这样一位与中国学界颇有渊源的西方汉学家，在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5页）之前，人们对葛氏曾在民国学界引起怎样反响，所知甚少。桑氏对此虽作了开创性的研究，然仍有许多事实有待发掘，尚存较大的探讨空间。本文拟对相关文献钩稽爬梳，集腋成裘，以期重建葛氏汉学著作在民国学界流传及其正反评论的历史图景，由此揭示域外汉学在我国学界受欢迎之程度，实与中国本土治学取向有着内在联系。
一
葛兰言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史，始于1912年在《通报》（T'oung Pao）第13卷第4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婚俗考》（Coutumes Matrimoniales de la Chine antique）。而他在1912年左右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因“一战”关系，至1919年方出版。这本书是西方学者最早运用社会学及民俗学的方法对《诗经》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1930年代出版了英译本和日译本。英译本Festivals and songs of ancient China，系E.D.Edwards所译，1932年出版；日译本《支那古代の祭禮と歌謡》，内田智雄译，弘文堂书房1938年出版。两译本均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1939年燕京大学人类学家李安宅在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发表英文评论。认为葛氏一再声称忠于文献，自称“最为重要的是判断文献的性质，然后由此决定事实的准确内涵，以避免任何超越事实之外的过度诠释”②。但事实上，他关心社会学理论胜于史实。所提供的事实是那么的薄弱，甚至没有任何考古方面的证据。以当时中国考古学的现状，也不可能解决葛氏所提出的所有问题。背景说明所涉及的，都是中国传统学者所特别关注的文本研究，没有任何现代类型的田野调查。许多学生虽对考察图腾观念很有兴趣，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有力证据，然而葛氏居然在注释里很自信地说：“一个多么完美明晰的图腾崇拜的例证！”③ 总之，李氏对葛著评价甚低，认为它只是一个用科学术语包装起来的理论假设而已，他的贡献仅在于激发人们更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④。
日译本亦为中国学人所留意，如郑师许研读过后，对葛氏推崇不已。1936年他在《我国民俗学发达史》一文论及欧美学者对我国民俗学的研究，认为马伯乐和葛兰言成绩最大，其中“格拉勒所著书，为这学披荆斩棘，虽然不免时有非难之声，但以其清新的观察，于我国民族的社会思想，纵横批判，实不失为现代学界一伟观。一九二九年氏所发表的《支那古代的祭祀与歌谣》（Fétes et Chan－sons Anciendes de la China）一文，内容分作四章，先于其前提中说明我国原始宗教研究的经过及其方法，阐明古文献的性质，然后就其所表现的事实，试为解释，终乃以‘表现于《诗经》中的恋歌’（Les chansons d'amour du Che－King）及‘古代的祭祀’（Les fetes anciennes）两论为其结语。此外还有一本名著，虽则不是纯以民俗学的考察为其目的，而于我国民俗学的影响极大的，就是一九二六年所刊布《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两巨册。其中大胆地批判我国上代的传说，勉力以阐明我国古代社会的种种真相为务，这真足令人佩服了。格拉勒两本大著，前者先涉猎其文献，或究明字句的异同或语义，然后综合其片断的资料，以对于以《书经》为中心所显现之上代汉民族的神话的体系为研究的对象；后者则以奔放的想象力，试为事实的综合整理，然后对于传说为大胆率直的解释，以阐明其与社会的习俗仪式离合的关系。”视葛氏为“现代欧洲研究我国民俗学的泰斗或明星”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采取以诗证史，通过研究《诗经》来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形态。郭氏虽然没有接触过葛著，但“时每听见朋友们说格拉南先生的方法和我的很相近”⑥。葛氏研究《诗经》的一条重要原则：“不关注传统的阐释，而要去发现《诗经》本身的原始意义。”⑦ 嗣后，闻一多提出认识《诗经》真正面目三条原则之一：“带读者到《诗经》时代”⑧，提倡运用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将《诗经》置于产生其时代背景上加以研究，根据当时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思想来理解诗义。葛、闻二氏原则极为相似，且二者研究《诗经》的学术路向亦较接近，但尚未发现直接证据说明两者存在学缘关系。不论后来者是否受其影响，或已超越前贤，从人类学、民俗学层面阐释《诗经》，葛氏无疑具有先驱者的地位。
《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是葛兰言的一部代表作，他的治学方法于此可见。是书导论59页，是葛氏方法论的一个很好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汉学界的一个革命宣言。他虽与沙畹正统派汉学阵营关系紧密，然与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为代表的史语学派异趣，可谓自树一社会学派。他将中国古代社会分为三期：原始时代、封建时代、帝国时代。原始时代全无文献可征，纯属传说时代，然其历史最长；封建时代虽有文献，然大半均系晚出，屡经窜改，未可信赖，可称为“半文献时代”；帝国时代始于秦汉，乃入于真正历史时代。葛氏治学兴趣在于前二期，尤其是封建时代。在无文献或半文献的史前和原始时代，如何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地下发掘固然比古文献更为重要，但中国考古学尚处于幼稚阶段，故仍需从旧文献中发现新事实。他批评中国传统考据学“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虽然进步甚大，但“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我该当立刻的说道：引起这种考据批评的精神一点也不是实证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评”。他进一步指出：
关于春秋以前历史事实的整理，中国汉学家所贡献的太少了。因此令我们西方人自知汉学考据以来，便不敢再相信秦以前的书，而从此便结论到秦以前的中国史事都是假的，更从此而称中国的古文化大都从埃及和巴比伦去的；……我很惋惜中国学者为什么不在几部认为较古而较可相信的书，如《诗经》、《春秋》等书内去寻求自己文化的渊源和原始形式，而要令西方人来胡猜呢！……从文字方面去考求——单从这种凌乱的文法文规的中国文字方面去寻求——古书的真伪，简直是一种令人悲哀的事情。
葛氏所批评的隐约是针对马伯乐的中国文化“西来论”和高本汉过于迷信文法。既然考订古书真伪，并不能整理出中国古代文化事实，则不如用力于研究故实方面，尤其愈带神话意味的故实，愈有研究的价值。他的方法概括为“伪中求真”，葛氏常言：“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故事的人的心理作用确是存在的。”一面是求助于历史学方法的“内在批评”，一面是求助于社会学的“同类比较”，以发现真相⑨。
二
中文世界较早介绍葛兰言著作的，是1925年《史地学报》上的一篇译文，“格兰耐（Marcel Granet）著《中国古代之诗歌与礼节》（Fétes et Chansons aneiennes de la Chine,1919巴黎出版）根据《诗经》研究中国古代生活与文学，为中国史学上放一异彩”⑩；1927年，同样在中译文里出现葛氏，高本汉《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文说：“《左传》是中国文学的杰作之一，为中国人所爱读爱研究的，并且格拉内（Granet）在一部好书里（《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Danses et lē 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1926说：‘这部书是中国文学中的很生动而丰富的文件。’”(11)《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初版于1926年，同年被高本汉论文所引用，谓“一部好书”，翌年高文被译成中文，又于同年春北京大学国学门获得葛著，此后便有了徐炳昶托李璜译述之事。这些几乎是在同个时间里发生的事情，让人觉得那个年代中外学术交往有时极为迅速，多少有些令今人莫名所以。
《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是西方汉学界一部名著，但国人直接读过原著的，如李璜、丁文江、杨堃、王静如等，实属不多，一方面是内容艰涩，另一方面，因为没有英译本或日译本，使它在我国传阅不广。仅有李璜在该书出版后，曾写过一篇长约3万字的书评，发表于《长风》半月刊，从第1期起连载。后该刊停办，又续刊在《新月》杂志第2卷第8期。1933年12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题名《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是书与原著颇有出入，而且只是译述一个内容提要，但幸亏这个不尽如人意的文本，让国内读者有机会略窥葛氏理论的魅力，不致于让他在中国学界太默默无闻。葛氏弟子杨堃一向以发扬其师学说为己任，一直不满于国内学界对葛氏的麻木，甚至以为葛氏是遇到了丁文江这样的对手，遂使其大名不显于中国。1929年葛氏《中国文明》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批评，1931年丁文江在英文版《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15卷第2期发表长篇评论“Professor Granet's la Civilization Chinoise”，对葛氏的著作乃至人品予以严厉抨击和讽刺。这一事件确实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2)。郑师许谓“时有非难之声”，或即指丁文。日本石田干之助将丁文译登于日本《民俗学》杂志，谓“东洋学界以其评Granet多知其名”，就葛氏“误读谬解中国文献指摘得体元完肤”(13)；1934年美国哈佛大学威尔（James R.Ware）评论《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英译本，特意论及丁文，认为丁批评葛氏证明了两件事：一是葛著存在一些细节错误（葛氏自己毫无疑问也承认）；二是丁文江不喜欢用社会学解释中国古代史，或许仅针对葛氏。据丁的解释，葛氏采用了涂尔干社会学派的概念和方法。不过，评者甚为葛氏抱不平，指出包括美国学界在内，似忽视了葛氏的研究方法(14)。
葛氏之所以没有能像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一样在中国走红，除了中国学界要人的批评、与中国学者联络较少等原因之外，其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他的治学方法是在西洋中国学正统派之外，别树一帜，是与我国新旧两派的史学家与国学家所抱的观点与所用的方法俱不相合”(15)。民国史学界虽派别林立，治学方法各有异趣，然占据话语霸权的是史料主义取向的新历史考据派，学界名流如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洪业、顾颉刚等多属该阵营。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初期，这些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1930年代以来，这种“非考据不足言学术”的风气，多少表现出一些保守性和排异性。1931年夏，神话学者江绍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一门课，无理由被取消，他抱怨“古今生活思想中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虽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中国官学却尚不知提倡或至少容忍之”(16)。1936年杨堃用调侃的语气告诉江氏，“官学”对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态度有所改变了。英国人类学家布郎（Radcliff Brown）来北大讲学，胡适当时曾言：“北大历史系课程过于正经，无左道斜门之设，如人类学等。”并言“此间所谓左道斜门……乃系使北大历史系对此项学术加以注意”。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亦曾说：“人类学、人种学、风俗学，都是历史的辅助科学，同时也就是研究历史应当注意的。”(17) 在胡适、陈受颐这些史学界主流派眼中，人类学等都是“左道斜门”，言外之意，惟独考据才是“正统”学问，怎能容得江氏讲“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津津乐道于文献考据之学，自然容易被国内主流学者引为同道，而视葛兰言为“旁门左道”，非“正统”中人，被“官学”拒之门外，乃情理中事。
葛兰言虽不受中国史学界主流派的欢迎，但在边缘或半边缘的学人间仍有一定的支持者。193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取向日益向人类学、社会学靠拢，“法国社会学派，及莫尔甘以后之人类学，皆予近十余年史学研究以甚大之影响”(18)。而葛氏的汉学研究正是此“预流”的先行者。杨堃曾多次说到国内学术界对葛氏太生疏，很少听人道及。这不免有些夸大，事实并非如此。1926年《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出版，同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即拿到这本书，或与留法学者徐炳昶有关，他将此书转交给李璜，希望后者能写篇读书报告或有机会翻译出来，于是才有后来《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这本小册子。这本小书在国内有一定的读者群，大多为研究社会史、古史、神话学、民俗学者。1929年江绍原读到李璜发表于《长风》月刊的译述文字，在致函周作人时说：“这篇书评尚未登完，但颇值得一读，看看法国学者怎样从中国古书中去找图腾主义的痕迹。”(19) 他的名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颇受《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一书的启示，但这时他已谓李璜译述本是“不甚满意的提要”了(20)；文学研究者唐弢曾向学界推荐此书，“这本小书，对于中国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在消极方面，不但有莫大的启示；在积极方面，还有一种精深理论的建立”(21)。文化学者黄文山通过何子星了解到葛氏研究过图腾文化，并获悉有李璜译述《古中国跳舞与神秘故事》一书，阅后谓“当代研究中国古代图腾文化最有价值的著作”(22)；岑家梧也认为葛氏指出中国古代各种模仿动物的跳舞，都带有图腾意义，“尤足启发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的研究”，李璜译述本与胡愈之译的《图腾主义》的影响都是很大的(23)。李则刚的《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元材的《秦史纲要》（大道出版社1945年版）、姜蕴刚的《尧舜禅让问题》（《学艺》1948年第18卷第5号）都参考过李璜译述本；1940年孙作云（闻一多学生）指出，葛氏《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就中国古代之舞蹈，寻求图腾社会之遗迹，又以玄鸟生子、姜原履迹等传说为图腾社会之实例。其书诚为名山之作，然以其为法文原著，又无英译本，故国人知之者少，因亦影响甚微”(24)。1939年、1945年常任侠先后两次购买《古中国跳舞与神秘故事》(25)，足见受其欢迎之程度。不过，在中国社会学界，除了杨堃，葛兰言并不受好评，尤其那些在西方受过正规社会学、人类学训练的中国学者对葛氏理论很不以为然。除了李安宅之外，人类学家许烺光亦批评过葛氏的《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与亲族关系》（Categories Matrimoniales et Relations de Proximite clans la Chine ancienne,1939），强调在材料处理和论证方法两方面，都不能认同葛氏的做法(26)。
上述这些材料至少可以说明，葛氏在中国学术界并非默默无闻，赞誉与批评之声均有。虽然没有如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诸人那样得到学界权贵的鼓吹，但也不像杨堃所言：“葛兰言不如高本汉那样幸遇，他不仅不曾得到胡适之、傅斯年两位权威学者的青盼，而且他还被他们两位的朋友，丁文江先生打了一拳。固然，丁文江并不曾打倒葛兰言，然而葛兰言从此以后，就算倒了运。无论他在国际汉学界的声誉如何高大，我国学人对之，总是视若不见，听若不闻，给他一个闭门羹。甚或，偶尔有人提到他，亦全是未先懂清，即想予以讥评。好像不如此，不能显得自己的尊贵与伟大。其实，这何尝是葛兰言的不幸，真是我国史学界内一个顶大的损失。”(27) 杨氏这段生动的表述包含了太多个人情感的因素，当时国内学界之实情恐非如此，中国学者对葛氏学说和方法并不是很陌生。事实上，1930年代以来，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社会学逐渐运用于古史研究，这种趋势大有从边缘转移为半边缘乃至进入中心，甚至“官学”代表胡适开始容忍这种治学取向。李伯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上海孔德研究所1941年排印）、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印行），均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用人类学、社会学方法研究《诗经》和图腾崇拜，葛兰言是这领域的先驱者，不论赞成还是反对他的观点，相关学者似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三
葛兰言《中国文明》是一本综合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可谓毁誉参半。美国学者布丹（R.Butin）便认为：“葛兰言一直致力于这个领域研究，他的观点是可信的。这本书写得很有趣味，并且清晰易读。像葛氏这样的著作肯定能引起人们的效仿，激发人们探索的热情。”(28) 或谓：“每位中国艺术和考古专业的学生，必会阅读这本充满创造力的著作，它对一个伟大文明作了新的阐释。”(29) 然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谢理雅（J.K.Shryock）则批评：“葛兰言理论有些可能被证明为有价值，但这本书作为整体而言并不可靠，用非常少的史实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结构。如果有人细心观察会发现，有些史实常被曲解”(30)。爱德华（E.Edwards）认为葛氏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理论解释中国上古社会现象，本应该给很多人带来惊喜，但于上古文献混乱不堪之情形下，《中国文明》确切地说，只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令人惊奇的重构（reconstruction）而已(31)。似乎可以这样说，葛著提供了极富启发价值的假说，包括一种近乎诗意的想象（poetic imagination）(32)，但对这些假设的论证，葛氏显然缺乏说服力，不仅西方学者有此认识，中国学者李安宅、许烺光同样发现其治学方法的缺陷。作为葛氏的学生杨堃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乃师试图建构体系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思想》，终究是要失败的，“因为现阶段的中国古史学，尚属于专刊式的阶段。在现有情况之下，任何一位史学家，若想以一人之力，写成一部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思想史，那一定是失败的”(33)。需要一提的是，《中国文明》的英译本出版于1930年。但是，这个英译本几乎是西方、中国学界公认的一个极为草率的译本，大小错误不可胜数，以致雷海宗大为葛著惋惜，批评英译本是“糟蹋别人的著作”(34)。对于大多数中西学者而言，所阅读的以英译本为多，因此这种劣质译本的流传，多少也折损了葛著的声誉。
无独有偶，《中国文明》在中国学界反响亦不一。不过，此书出版的同年（1929），国内学者已撰文介绍。陈训慈在《最近法国对于中国史研究一瞥》一文中，对法国汉学的进步表示敬佩，尤其称赞马伯乐和葛兰言。他说：“格拉奈氏之《中国文化史》（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为‘人文进化丛书’之一种。格氏于中国宗教、祭典、乐舞皆有研究，著述甚多，又善于应用考古上新发见，以推断中国古史。此书尤为其积年研究之结晶。”(35) 同年，《大公报·文学副刊》为此书刊登短评：
格拉奈Marcel Granet与马斯孛罗Maspem氏，同为法国汉学家之翘楚。格拉奈氏著书甚多。以《中国之祭典及歌谣》、《腾》、《中国之宗教》、《中国之乐舞及故事》等（均法文）为最有名。前此欧西之汉学家，仅能传述中国旧说，其解释经书及古史，悉从注疏及昔日学者之言，无敢立异。至格拉奈出，乃一反成说，自有发明。时当二十世纪初年，遂以人类学、考古学之方法，利用敦煌等处新出土之古物，并与印度等国古史比较，断定中国文明决不如前人所言之久远，两汉以前事，古书所言，皆不可信。氏更谓中国学者之争辩古书某种某篇之真伪，羗无意义。盖所谓真者伪者，其中所言之事实，皆本于传说，价值初无轩轾也。格拉奈氏近著《中国文明》（La Civilization Chinoise）一书，叙中国人之公私生活，不注重描叙礼制，而多论究其中所寓之思想。此书系巴黎La Renaissance du Livre书店出版，列入“人类进化丛书”第二十五种，闻氏尚拟再著一书曰《中国思想》，亦列入此丛书云。(36)
短评对葛氏著作、核心观点、近期动向叙述大体准确，当对此作了全面了解，绝非率尔操笔，疑出自吴宓之手。吴氏或许心仪葛氏，1931年赴欧洲游历，拟计划谒见葛氏。1930年4月11日，宴席中初识巴黎大学博士陈绵（此人与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多有交往），“述葛兰言为中国学院（巴黎大学附设）院长，允作函介绍宓”(37)，想必席间应谈及葛氏。又，1930年7月10日，吴宓致函叶恭绰，请求叶氏为其“写一介绍函与班乐卫、葛兰言二君，函由宓带去面投”(38)。遗憾的是，吴宓在巴黎期间并没有晤会葛氏，疑被拒访，吃了闭门羹。据说葛氏秉性倨傲，1936年吴文藻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嗣经莫斯介绍，方获晤谈(39)。葛氏不太热心与中国学者交往，这可能也是其大名不显于中国学界的一个因素。
对《中国文明》批评最为猛烈的是丁文江(40)，此外，雷海宗亦曾撰写过书评，其观点远不如丁氏尖刻，似更为公允。他首先肯定西方汉学界的成绩，谓马伯乐《中国上古史》和葛兰言《中国文明》是西方汉学界最高峰。把与中国上古史有关的材料与考据著作完全研究消化，中国古今对于古代史料的考据，西方汉学家数十年来的丰富研究，以及日本人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他们都不辞辛劳地过目一遍；他们又把中国古代传下的史料以严格的方法与冷静的态度详细考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然后才写出著作，“它们的地位与价值真可称空前而无愧（当然为中国学术起见，我们不希望它们是绝后）”。相对而言，雷氏以为葛氏著作价值不及马氏，原因有二：一是方法方面，葛氏认为中国春秋以前的年代完全不可靠，连春秋战国的年代也只有公认的价值。其书不管年代，只把他认定中国古史上发展的步骤按序写出。这虽是严谨的方法，但也未免太过，况且历史全靠年代维系，若无年代，历史就不成历史。所以，葛书所讲事实，往往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时代，加以文笔古怪，读过之后令人不得要领。不过书之大体十分清楚；二是态度的，葛氏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材料完全不可靠，连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材料，他都怀疑，所以把政治史略讲几句就去专讲法制史，这不免呆板或空虚。讲到春秋战国时代，间或引用年代，但十之八九都是错误的。“然而，在他自定的范围内，加乃真令人佩服。他对于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讨论，可以说是一个永久的贡献。儒家的理想附会他虽不承认，但他能从古书中找出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大半都是前人所未曾注意过的。历史学者若不读此书，可不要再谈中国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最后讲秦始皇、汉武帝建置帝国制度的经过，颇有价值(41)。撇开葛著细节上的错误，雷氏颇多肯定，这似与其“综合史观”有关，与一般中国学界主流斤斤于考据（或专题研究）有所不同，这大概也是丁、雷二氏之所以对葛著评价悬殊背后存在学术观念上的差异。
民国时期赴法留学者不少，有些则追随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其与葛氏有师友关系的，如李璜、杨堃、王静如、陈绵、郭麟阁、陈学昭、凌纯声、水天同、高名凯等。积极宣扬葛氏学说的是李璜、王静如、杨堃。1929年李璜在《新月》（第2卷第8号）发表《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42)，又收录于《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一书，最早向国内学术界详细介绍葛氏学说；1943年5月29日，王静如在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与中国学术之影响》，重点在于论述葛氏的治学方法。王认为法国汉学发展经历了兴降期语文考据法、大成时期的史语法、发扬时期的社会学方法。葛氏是发扬时期的代表，“他的成就便独放异彩而变为法国汉学的特征”。有必要指出的是，1940年代成立于北平的中法汉学研究所，所中成员大多与葛氏颇有渊源关系，如所长铎尔孟为葛氏旧友，负责行政事务的杜伯秋（J.P.Dubosc）、法方研究员石泰安（R.A.Stein）、中方研究员杨堃、高名凯，均为葛氏的学生。中法汉学研究所颇有志于扩大葛氏理论在中国的影响。研究员曾觉之翻译葛氏《中国思想》一书(43)，《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导论”部分，集中体现了葛氏的治学方法，尤可称为社会学派的宣言书，亦由曾觉之译成中文，惜未出版；燕京大学发行的英文版《燕京社会学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1939年第1卷第2期，同时发表杨堃的“Marcel Granet,an Appreciation”和波兰汉学家夏白龙（Witold Jablonski）的“Marcel Granet and his Work”。这两篇文字是丁文江之后，葛氏中外学生公开回应丁的批评，而为其师辩护，在海外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44)。杨是葛氏中国学生中最卖力推介其理论的一位，除了用英文介绍葛氏的学历师承方法之外，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季刊》（1942年第1卷第3、4期，1943年第2卷第1期）发表长文《葛兰言研究导论》，对葛氏的生平、著作、学术背景、治学方法及其贡献，作了详尽论述。他自己还曾翻译《中国古代的祭祀与歌谣》，约30万字，惜未出版。杨堃无疑是葛氏的忠实信徒，1942年开始着手“五祀研究”，采用与葛大致相同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他坚信建设科学的新史学，只有社会学分析法，可以胜此重任。“葛兰言的理论，我们可以修正，可以补充，或者亦可推翻。然而葛兰言所用的方法，那乃是绝对可靠的方法，亦即是建设新史学惟一的利器。我们若不能明白葛兰言的方法论，那就不必再念葛兰言，亦不必再谈新史学的建设运动。……仅有葛兰言的社会学分析法，那才是建设中国新史学之惟一的工具，亦是中国新史学运动中之惟一的一条出路。”葛氏方法最好的说明在《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因此杨氏不无一厢情愿地希望中国权威学者与研究机构，能如同善待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一样，亦聘请专家完全翻译葛氏这部大著，以为“那不仅是葛兰言的幸运，而实是促进中国新史学运动之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45)。不过，这些为葛氏辩护或倡导其理论学说的文字，大多发表于1940年代的沦陷区，在国内学界反响一般，远不如丁文江文字流传之广。
要之，葛兰言门徒虽然力图将社会学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国史学界，大声疾呼要在中国新史学运动中建立“社会学派”，但终归成效不著，加之近代中国社会战乱频繁，随之1949年中国发生翻天覆地之变革，葛氏的声音便销声匿迹。1950—1960年代，国内学术界要肃清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毒素”，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均难幸免被批判，而惟独葛氏被人所遗忘，成了漏网之鱼，这多少也说明了他对中国学界影响相对而言较为浅弱，未成气候。
注释：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7页。
② Marcel Granet,Festivals and songsof ancient China,translated by E.D.Edwards(New York,E.P.Dutton and Company,1932),p.3.
③ Marcel Granet,Festivals and songs of ancient China,p.189,note3.
④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Vol.51,No.202(Oct.－Dec.,1938),pp.449－451.
⑤ 郑师许：《我国民俗学发达史》，《中山文化教育馆馆刊》1936年第3卷第2期。
⑥ 《答马伯乐先生》，见《沫若近著》，上海：北新书局，1937年，第60页。
⑦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6,No.4(1932),p.1092.
⑧ 闻一多：《风诗类钞甲·序例提纲》，见《闻一多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7页。
⑨ 幼椿（李璜）：《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新月》第2卷第8号，1929年l0月10日。
⑩ K.S.Latourette撰，王庸译：《大战开始后七年间西洋之中国史研究》，《史地学报》1925年第3卷第8期。
(11) 陆侃如口译，卫聚贤笔受：《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国学门月刊》1927年第1卷第6号。
(12) 何炳棣回忆：“我特别记得丁文江先生一篇批驳法国汉学、社会学家葛兰言的《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所描述的，郁郁葱葱，池沼密布的黄土高原与平原。黄土高原是在长期半干旱的状况下累成的，一般而言树林仅生长于较低近水处和山坡上。这篇极重要的书评影响我日后研究中国农业的起源甚为深巨。”（《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Ping－Ti Ho（何炳棣），“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5,No.1(OcL,1969),p.11。
(13)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4页。
(14)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54,No.1(MaL.,1934),pp.100－101.
(15) 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见《社会学与民俗学》，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
(16)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导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17) 杨堃：《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社会学刊》1936年第5卷第2期。
(18) 《顾颉刚日记》（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13页。
(19) 孙郁、黄乔生主编：《致周作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9页。
(20) 《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21) 弢公（唐弢）：《书报评介：〈古中国跳舞与神秘故事〉》，《学风》1936年第6卷第9、10期合刊。
(22) 黄文山：《中国古代社会的图腾》，《新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2月20日。
(23) 岑家梧：《中国的图腾制及其研究史略》，《文讯》1944年第5卷第1期。
(24) 《孙作云文集》第3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5页。孙作云《饕餮考》（《中和月刊》1944年第5卷第1、2、3期）一文，参引李璜译述本。
(25) 常任侠：《战云纪事》，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第184、560页。
(26) Man,Vol.40(Oct.,1940),p.158。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9页）注释说：“据杨堃先生赐教，许烺光对葛氏的批评也影响很大。尚查无确证。”笔者据此线索发现，杨堃谓许烺光对葛氏的批评，即指批评Categories Matrimoniales et Relations de Proximite dans la Chine ancienne，杨氏回忆无误。
(27) 张好礼（杨堃）：《社会科学讲话》，《读书青年》第2卷第3期，1945年2月10日。
(28)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Vol.15,No.4(Jan.,1930),p.423.
(29)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Vol.58,No.339(Jun.,1931),p.307.
(3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51,No.2(Jun.,1931),p.187.
(31)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6,No.3(1931),p.813.
(32)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7,No.1(Jul.,1931),p.143.
(33) 张好礼（杨堃）：《社会科学讲话》，《读书青年》第2卷第4期，1945年2月25日。
(34) 雷海宗：《加乃〈中国上古文化史〉》，《社会学刊》1931年第2卷第4期。
(35) 陈训慈：《最近法国对于中国史研究一瞥》，《史学杂志》1929年第1卷第6期。
(36) 《中国文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93期，1929年10月21日。
(37) 《吴宓日记》（1930—1933），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53页。
(38) 《叶恭绰友朋尺牍》，《历史文献》第4辑，第195页。
(39) 高名凯：《葛兰言教授》，《燕京学报》1946年第30期。
(40) 有关丁文江批评葛兰言之事，详参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6—14页），在此不赘述。
(41) 雷海宗：《加乃〈中国上古文化史〉》，《社会学刊》1931年第2卷第4期；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6,No.3(1931),pp.813－814。
(42) 此文又改题《“伪中求真”之中国古史资料研究——述一位法汉学家的社会观点》，发表于香港《文史学报》1964年第1期。
(43) 该书序中译文《中国心理与比较心理学》，Henri Berri撰，曾觉之译，发表于《中法大学月刊》1936年第8卷第5期。
(44) 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35,Livr.5(1940),p.427.
(45) 张好礼（杨堃）：《社会科学讲话》，载《读书青年》第2卷第4期，1945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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