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执政后韩日纷争的表象、根源与影响论文

文在寅执政后韩日纷争的表象、根源与影响论文

文在寅执政后韩日纷争的表象、根源与影响

吕春燕

【内容提要】 自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执政以来,韩日两国围绕慰安妇受害者赔偿、强征劳工赔偿案、“雷达照射事件”及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等问题纷争不断,其激烈程度从历史清算扩展至现实对抗,超出了以往双边关系的发展实践。此轮纷争既是韩日双边关系发展固有惯性的延续,更是源于半岛局势转圜背景下韩美日三边关系框架的某种失调。不仅导致韩日两国间的政策定位走低、社会认知恶化、交流互访减少以及产品销售受损等,还有可能损害全球贸易供应链,并对地区经济合作造成消极影响。展望未来,此轮纷争虽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但韩日双边关系也尚不至于由此成为“死结”或是完全“失控”。

【 关 键 词】 文在寅 韩日关系 美日韩 慰安妇 劳工赔偿

韩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演变脉络具有合作与纷争相互交织的双重性特征。自2017年5月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执政以来,尽管韩日两国注重在朝鲜核导问题以及半岛局势转圜进程中加强战略合作,但一直以来双方在多个领域龃龉不合,纷争不断升级,这不仅导致两国关系“变冷”,还有可能损害全球贸易供应链并对地区经济合作造成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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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日纷争的具体表象:历史清算与现实对抗

此轮纷争发端于韩日两国政府对慰安妇受害者赔偿问题的不同政策认知,随后夹杂进强征劳工赔偿案与“雷达照射事件”,矛盾还升级至日本对韩国实施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即从历史清算扩展至现实对抗,纷争烈度在相当程度上超出了以往双边关系的发展实践。

(一)韩日纷争中的历史清算

众所周知,慰安妇问题是影响韩日双边关系发展的最尖锐矛盾之一。早在2015年12月28日,韩日两国政府曾就有关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所谓的“慰安妇协议”。[1] “慰安妇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日本政府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有责任并向慰安妇受害者表示道歉,日方将向由韩方发起成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提供10亿日元资金,用于赔偿慰安妇受害者,在上述两项前提下韩日双方确认慰安妇问题将得到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 但文在寅出任总统后,韩方多次对该协议表达不满并称其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日方则坚持协议“不可逆”的立场。为此,2018年1月9日,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发表了针对“慰安妇协议”的后续措施,表示不会要求日方重新谈判,政府将拨款承担原由日方出资的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基金,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今后的运营方式,并计划出台额外的后续措施。[2] 《강경화“위안부합의,문제 해결 안돼…재협상은 요구 안할것”(종합)》,연합뉴 스,2018年1月9日,http://www.yonhapnews.co.kr/bulletin/2018/01/09/0200000000A KR20180109109651014.HTML?from=search。 2018年11月,文在寅政府宣布将解散该基金会并立即启动了相关法律程序,导致“慰安妇协议”名存实亡。至2019年7月3日,韩国政府最终完成了注销基金会的所有法律程序。对此,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稔表示:“参照日韩共识,韩国政府解散基金会的方针极有问题。作为日本来说,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1] 《日官房副长官称无法接受韩慰安妇财团解散》,共同社,2019年7月5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7/0ef3b1cd5e0f.html?phrase=%E6%85%B0%E5%AE%89%E5%A6%87&words=%E6%85%B0%E5%AE%89%E5%A6%87。

同是为了清算历史,二战期间日企强征韩籍劳工问题也一直困扰着韩日关系的政策发展。特别是随着韩国大法院、宪法法院等司法部门的介入,使得韩日两国间的历史清算问题更加复杂。

2.安倍政府力图遏制强征劳工赔偿案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此前,日本政府一贯主张,根据日韩两国1965年恢复邦交时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韩国劳工的请求权问题已经解决,韩国民众不能再向日方索赔。因此,韩国大法院的上述终审判决结果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不满。2018年11月6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强烈批评韩国大法院相关判决并表示,这既是暴举,也是向国际秩序发起的挑战,日方要求韩国政府承担相应责任。[2] 《외교부“日 지도자들의 韓 국민감정 자극 발언 매우 우려”(종합)》,연합뉴스,2018年11月7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81106182251014?section=search。 11月29日,拒不接受判决的日本政府紧急召见时任韩国驻日大使李洙勋提出抗议,韩国政府随即也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表示抗议,以牙还牙。韩国和日本同日互相召使抗议相当罕见。自2019年1月起,日本政府多次要求召开基于协定的双边外交磋商,韩方未予回应。5月20日,日本政府向韩方提议,设立由日韩及第三国委员组成的仲裁委员会来解决双方分歧,韩方仍未同意。6月19日,日本政府再次提议,设立全部由第三国委员组成的仲裁委员会,仍未获得韩方回应。7月19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召见韩国驻日大使南官杓,表示抗议。而对于强征劳工赔偿案,韩国总统文在寅则主张由韩日两国企业共同出资创建损害赔偿金的财源,认为这是具有“现实性的解决办法”,要求日方予以接受。[1] 《详讯:韩总统称日韩企业出资是现实办法支持日朝会谈》,共同社,2019年6月26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6/5295b7eb930b--.html?phrase=%E6%97%A 5%E9%9F%A9&words=%E6%97%A5,%E9%9F%A9。 韩国外长康京和重申政府无法介入司法判断的一贯见解。关于韩方的应对措施,她表示当时“不是政府能对外发布消息的时期”,暗示此事将长期化。[2] 《韩国政府就原劳工案重申无法介入司法判断》,共同社,2019年5月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5/2220ec62d104.html?phrase=%E6%97%A5%E9%9F%A9&words=%E6%97%A5,%E9%9F%A9。 针对韩方提议,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6月19日个人推特上表示:“这不能纠正韩国违反国际法的状态,无法接受提议。”[3] 《详讯:韩国提议日韩企业出资赔偿原劳工 日方拒绝》,共同社,2019年6月19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6/c032da201a6c--.html?phrase=%E6%97%A5%E9%9 F%A9&words=%E6%97%A5,%E9%9F%A9。 7月29日,日本外务省公布了1965年两国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的相关谈判记录[4] 该记录是1961年5月10日举行的协定谈判小委员会会议的一部分。会上韩方代表提及“对于强制动员并施加精神与肉体痛苦,要求补偿”。经过这些谈判,《日韩请求权协定》就日韩间的请求权问题写明“已得到完全且最终解决”。 ,将其作为印证日本主张韩国人请求权问题得到解决的证据。

洪泽湖现状兴利水位13.0 m,死水位11.30 m,2012年确定其旱限水位为11.80 m。根据《江苏省流域性、区域性水利工程调度方案》中有关洪泽湖水源调度要求、省供水范围的供水调度计划及当时雨水情、用水形势,确定省管及其他重要引水口门的出湖流量。在遭遇干旱年份,为确保城乡生活等重点用水,需要采取江水北调、挖掘死库容等措施。在不影响防洪和排涝的前提下,洪泽湖可在后汛期根据雨水情适时拦蓄尾水,逐步由汛限水位抬高至汛末蓄水位13.0 m,充分利用洪水资源。

(二)韩日纷争中的现实对抗

在欧洲很多国家,市政垃圾中的有机含量(TOC)在填埋处理之前必须低于3%,也即只有足够稳定化的垃圾才能进入填埋场。通沟污泥中有机质含量较高,若直接填埋将产生巨额的处置费用。因此,通沟污泥的处理处置方向已十分明确:必须选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处理工艺对其进行减量化、稳定化处理,从而降低末端处置难度及成本。

就在劳工赔偿问题持续发酵、“雷达照射事件”难以解决之际,2019年7月1日,日本经济产业省突然宣布,限制对韩国出口用于制造电视机、智能手机、芯片等产业的3种重要半导体材料(含氟聚酰亚胺、光致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并表示从8月开始,有可能将韩国排除在“白名单国家”之外。[1] 所谓“白名单国家”,是指日本从国家安全保障上认定的友好国家,对这些国家在出口重要战略性技术和物资上赋予简化出口手续的优待措施。目前被指定为“白名单国家”包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共27个国家。如果韩国被排除在“白名单国家”之外,不仅是半导体材料,几乎整个产业领域都将受到影响。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稔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强调,这些措施并不是针对韩国二战劳工诉讼判决的对抗措施,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对出口管理制度进行的适度调整。[2] 《日“對韓수출규제강화,징용판결대항조치아냐”주장》,연합뉴스,2019年7月1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701085500073?section=search。 而事实上,在此前的2019年3月12日,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在众院财务金融委员会会议上,谈到日本企业在强征劳工赔偿案中被扣押资产的问题时曾表示:“我想不仅是关税,大概还有停止汇款、停发签证等各种各样的报复措施。”[3] 《日本财务相就对韩报复措施提及停止汇款和停发签证》,共同社,2019年3月1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3/b86befd17d6c.html?phrase=%E6%97%A5%E9%9F%A9&words=%E9%9F%A9,%E6%97%A5。 7月4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务委员会议,认定日方的上述措施是“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法的政治报复”。[1] 《침묵하던靑,'단호한대응' 의지천명…日에 '맞불카드'(종합)》,연합뉴스,2019年7月4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704160551001?section=search。 7月9日,韩国政府在世贸组织(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谴责日本政府管制对韩出口的贸易报复措施,重申这一做法违反自由贸易原则。7月12日,韩日两国就日本对韩实施出口管制首次进行了工作层磋商,双方坚持各自原有立场,问题未现转机。7月18日,文在寅总统与朝野五党党首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日本对韩采取出口管制措施。8月1日,韩日两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谈,双方就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与强征劳工赔偿案交换了意见,双方依旧各执已见,最后无果而终。8月2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将韩国从“白名单国家”中删除,并于28日起实施。

为了对抗日本,2019年8月8日,韩国环境部决定在进口火力发电废弃物“粉煤灰”(水泥生产原料)时将加强对放射性物质的检查,而“粉煤灰”近几年的进口来源只有日本。8月12日,韩国政府又宣布,将于9月前后把日本从在安全保障出口管理上设置了优惠待遇的国家名单中剔除。[2] 韩国把约1700种商品指定为战略物资,若把日本从优惠待遇国名单中剔除,除韩国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将难以适用一揽子批准外,个别批准的审查时间也将从5天延长至15天,手续变得较为严格。 8月22日,韩国政府决定不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3] 《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订于2016年11月23日,是韩日两国二战后签署的首份军事合作协定,且是韩日间唯一有关军事方面的协定。根据协定,韩日两国间可共享除一级秘密外的所有情报。该协定有效期限为一年,届满自动延长。韩日任何一方如果不愿续签,需要提前90天,即8月24日以前向另一方通报终止协定。迄今该协定已自动续签两次。

2019年8月6日,日本政府发布了新版《出口贸易管理令》,施行细则并未针对韩国新增个别许可品类。8月7日,日本宣布批准向韩国出口半导体材料光致抗蚀剂,这是日本政府自7月4日开始加强对韩半导体材料出口管控后,首次批准日企提出的对韩相关出口。并且,此次对首件申请的审查时间大幅短于标准的90天,仅为1个月左右,意在表明日本并非对韩实施贸易禁运或限制。此后,日本经济产业省又在8月29日首度批准高纯度氟化氢对韩出口的个别申请。这也为此轮韩日纷争带来些许缓和迹象。

二、韩日纷争的双重根源:双边惯性与三边失调

(一)韩日纷争根源之一:双边关系发展的固有惯性

韩日关系纷争,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双边关系发展的固有惯性。从战后韩日和解的历史和现实中可以发现,和解的动力源自于利益驱动,和解的方式都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但是,战后韩日之间的深层和解始终未能实现,和解过程中的道歉、赔偿等要素并没有得到完整体现。[1] 王高阳:《战后韩日和解的历史与现实——兼与中日和解的比较》,载《东疆学刊》2018年第4期,第29—34页。 因此,历史清算始终是制约韩日关系发展的重大消极因素,且不时与现实冲突交织在一起。具体而言,此轮韩日纷争在双边关系层面上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3)行、蓄、滞洪区:1∶250 000比例尺上图上面积大于1 cm2的一般应表示。当范围线与等高线重合时,可压盖等高线表示[2]。

1.文在寅政府对强征劳工赔偿案采取了“局外中立”的立场。

此前,为了避免韩日关系纷争,以2015年的“慰安妇协议”为代表,韩国政府大体上对历史清算问题实施了管控。相反,对于此轮纷争中的强征劳工赔偿案,文在寅政府则多次强调行政不能干预司法。例如,2018年12月14日,文在寅在会见韩日议员联盟代表团时表示,韩国政府应基于三权分立原则,尊重司法机关的判决。大法院的判决并不是否认《韩日请求权协定》,但认为个人赔偿请求权尚未失效。[2] 《문대통령“징용손배 판결 존중,개인청구권 소멸 아니라고 본 것”(종합)》,연합뉴스,2018年12月14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81214098551001?section=search。 2019年1月10日,文在寅在新年记者会上表示,韩国政府要尊重法院的判决,并指出“这并非由韩国政府引发,而是那段不幸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日本政府不应将其视为政治争端”。[3] 《文在寅:日政府应虚心劳工赔偿不容政治化》,韩联社,2019年1月10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110004600881?section=search。 5月9日,文在寅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又表示,目前,两国的历史遗留问题成为韩日关系的羁绊,但这绝不是韩国政府制造出来的问题。两国曾为跨越过去的不幸历史签署协议,但随着人权意识和国际规范标准的日益提高,这仍无法抚平人们心中的伤痕。日方领导人将历史问题与国内政治挂钩,对两国面向未来的关系发展造成影响。[1] 《详讯:文在寅特别访谈畅谈半岛和经济等国政课题》,韩联社,2019年5月9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509005900881?section=search

历经漫长的诉讼历程,韩国大法院于2018年10月30日对二战期间日企强征劳工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日企新日铁住金公司向4名原告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2万元)。这成为首例原告终审胜诉的韩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案。11月29日,韩国大法院再次作出裁决,判处日企三菱重工向6名受害者每人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9.5万元),向受害女工每人赔偿1亿至1.5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2万—93万元)。但是,由于相关日企遵照日本政府的方针拒绝支付赔偿,2019年1月9日,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浦项分院根据原告书面提交的赔偿执行申请要求,对涉案日企新日铁住金公司持有的部分在韩资产采取扣押措施。3月7日,韩国原告方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申请扣押三菱重工在韩国拥有的2项商标权和6项专利。5月1日,韩国原告方又向法院申请变卖已扣押的日企在韩资产。

在日本,“强硬应对”朝核问题是近年来安倍晋三政府推动日本军事大国化进程的主要路径。但自2018年以来,在半岛局势急速转圜的情况下,安倍政府的对朝施压政策陷入了困境,与文在寅政府的对朝缓和政策存有明显分歧。取而代之的是,如果韩日关系保持适度“紧张”且对韩采取“强硬”立场,则有利于提升安倍政府的国内支持基础,乃至为其营造“修宪”的政治氛围。例如,2019年7月,安倍政府决定对韩实施半导体原材料出口管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通过展示“对韩强硬”姿态而确保自民党在同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

3.韩日两国社会民众情绪在此轮关系纷争中“互不妥协”。

2.3 学龄前儿童缺铁性贫血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性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性分析,结果显示,出生低体质量、消化功能、添加辅食时间、妊娠期贫血、家庭饮食习惯为学龄前儿童缺铁性贫血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在韩国,2019年2月26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对于日本统治时期的殖民残余清除问题,80.1%的受访者认为残余“仍未清除”,回答“完全清除”的受访者仅为15.5%。此外,69.4%的受访者表示对日本“没有好感”,40.6%的受访者认为日本需要就历史遗留问题道歉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2] 《3.1운동 하면 유관순…국민 80% 친일잔재 청산 안됐다》,연합뉴스,2019年2月26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226049300005?section=search。

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执政后,秉持“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对于韩日关系的关注度不足。特别是在2018年以来半岛局势转圜的背景下,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和协调韩日关系的动力下降。并且,韩日两国政府都将各自的外交战略重心放在了与特朗普政府加强合作上,相互之间在朝核问题上的安全需求减弱,均未将更多精力用于探索如何改善韩日双边关系。

4.韩日两国政府基于国内政治考量而采取“强硬应对”方式。

在韩国,就历届政府的前例来看,总统的支持率在韩日关系恶化之际会上升,韩日关系若改善总统的支持率反而会下降。文在寅政府是一个进步派政府,而进步派向来主张以更强硬的姿态面对日本,加之很多政界人士亦纷纷对日本发表强硬言论,形成了“强硬应对”日本的国内政治氛围。2019年7月22日,根据舆论调查机构Real Meter的民调结果,文在寅总统的支持率为51.8%,比此前上升了4个百分点。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一贯且坚决主张依据1965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韩国的对日索赔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相反,如果强征劳工的赔偿权重新获得承认,不仅会导致日本企业支付巨额的赔偿费用,且可能引发慰安妇赔偿问题重启,或对日本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形象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对韩出口半导体原材料实施管制以及将韩国从“白名单国家”中予以剔除的应对措施。这从形式上看是对韩国国内强征劳工诉讼案的一种报复,但从长远看则还可以趁机打压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强化日本在韩日双边经济关系中的优势地位。

(二)韩日纷争根源之二:三边关系框架的失调

可以断定,此轮韩日纷争的凸显,折射出了韩美日三边关系框架的某种失调,美国特朗普政府必将不断加大对韩日关系的调和力度,以求恢复新的稳定与平衡。例如,2019年7月17日,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新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David Stilwell)表示,韩日两国同为美国的亲密盟友,美国将全力支持两国解决矛盾。[3] 《美스틸웰“한일 갈등 해결 노력 지원…해법 곧 찾길 희망”(종합)》,연합뉴스,2019年7月17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717126551504?section=search。 8月2日,在曼谷召开东盟地区论坛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显示出居中调停的姿态,相继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举行了美日、美韩及美日韩外长会谈。8月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韩日明明是同盟国,却将美国逼入艰难立场”,要求韩日双方尽快改善关系。[4] 《特朗普称日韩对立令美国处于艰难立场》,共同社,2019年8月10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8/33a81bf4335d.html?phrase=%E9%9F%A9%E5%9B%BD&w ords=%E9%9F%A9%E5%9B%BD。

在日本,2019年1月,根据《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针对强征劳工诉讼判决和“雷达照射事件”等问题导致不断对立的日韩关系,71%的受访者认为“只要韩国坚持难以接受的主张,即便两国关系得不到改善也没办法”,只有22%的受访者认为“为了让日韩关系得以改善,日本应该考虑向韩国靠拢”。[3] 《摩擦不断,日韩关系难转暖》,载《人民日报》2019年1月29日,第17版。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关于日本政府在“雷达照射事件”上的态度,回答“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应对措施”的受访者占62%,回答“应该多聆听韩方主张”的受访者仅占7%,回答“应该静观其变”的占24%。[1] 《日媒调查:6成日本受访者就雷达照射问题希望日政府怒怼韩国》,环球网,2019年1月29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9-01/14188445.html。 上述各项调查结果表明,韩日两国民众在此轮纷争中受到了某种“刺激”,加重了彼此间的对立情绪,无助于解决纷争。

1)“杨梅采摘节”,杨梅成熟刚好和五一小长假相遇。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段在庐山西海及周边的地区通过旅行社、旅游公司、相关媒体等进行对该活动宣传。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如“摘杨梅比赛”“吃杨梅比赛”等)以促进当地旅游市场的发展,提高经济收益。

对于韩日纷争的关注,美国国内更多地是源自于担忧地区同盟体系受损。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指出,若韩日对立达到极限,在军事和战略方面统一的美日与美韩的同盟关系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解体”,导致东亚地区的同盟结构被消弱。[1] 《专访:美国专家认为日韩关系恶化或削弱对美同盟》,共同社,2019年7月7,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7/7f91ed14009a.html?phrase=%E6%97%A5%E9%9F%A9&words=%E6%97%A5,%E9%9F%A9。 因此,美国不会对韩日纷争完全放置不管,也在寻找合适的时机以某种方式促使韩日消除纷争,从而保持美日韩三边关系框架的稳定。2019年以来,美国国内也多次对此轮韩日纷争表示忧虑。2月12日,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就“雷达照射事件”表示:“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美日韩等国家需要携手合作,韩日两国都理解这一点。”戴维森的表态可以解读为,韩日纷争若进一步恶化,受损害的将是美国的威信与地位。[2] 《美日韩澳首次海上联合军演的多重考量》,载《中国青年报》2019年5月30日,第12版。 7月1日,美国国务院接受韩联社书面采访时,就日本对韩管制半导体原材料出口一事表示,韩日两国均是美国的友邦和同盟,共同面临区域问题以及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重要课题,在此情况下确保美日韩之间强有力的紧密双边、三边合作关系非常重要。[3] 《美국무부“한미일 3자•양자 간 강력•긴밀관계 대단히 중요”》,연합뉴스,2019年7月2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702019600071?section=search。 对于纷争现状,甚至有美国官员称“韩日关系已恶化到了没有美国就无法对话的地步”。[4] 《焦点:日美韩对朝步调不一致安倍欲依靠特朗普》,共同社,2019年6月3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6/df6f862f452d--.html?phrase=%E6%97%A5%E9%9 F%A9&words=%E6%97%A5,%E9%9F%A9 特别是针对韩国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一事,美国政府表达了“强烈关切”与“遗憾”,担心美日韩三方安全合作将会受损。[1] 《韩废“军情协定”动摇美日韩同盟》,载《参考消息》2019年8月24日,第1版。 8月28日,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又呼吁韩国续签《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还呼吁韩日两国开展对话求同存异。[2] 《美국방차관보“韓日 의미있는 대화촉구…백색국가상호회복 선호”》,연합뉴스,2019年8月29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828179453071?section=search。

竹子是仅次于海草的第2大固碳植物。3年生竹子的固碳量要比10年生的松树或14年生的桉树的固碳量多40%。基于此,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将竹林作为碳汇林而发展[4,12]。

此外,进入2019年7月以来,韩国方面也不断要求美国加大对韩日纷争的调停介入力度。例如,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于7月24日会晤了时任白宫国安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韩国产业部高官又于25日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均就日本对韩采取限贸措施进行了探讨。

此轮韩日纷争不断,还源于韩美日三边关系框架的失调。作为韩日两国的共同盟友,美国在韩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一直致力于美日韩三边协调机制的构建。此前,每当韩日两国因历史清算问题等产生纷争且陷入窘境之时,美国的干预和平衡往往可以促使韩日关系回到正轨。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还曾通过举行美日韩峰会来改善韩日关系。

从整体上看,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仅仅是充当了“礼貌规劝”的“和事佬”角色,尚未发挥“强力制止”的“调停者”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韩日关系的“适度”纷争有利于美国实施地区安全战略。特别是对于强调“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而言,此种“纷争”可以防止中日韩三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关系过于紧密。

目前,我国的征信系统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互联网采取的大数据手段为辅。我国的征信系统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覆盖面不够广,信息不够全面,信息具有滞后性等问题,这使得借贷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不可避免。征信系统的不完善使得互联网汽车金融企业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不能有效识别贷款者的风险,极易形成坏账,这严重地制约了互联网汽车金融行业的发展。

三、韩日纷争的复杂影响:关系趋冷与断链风险

此轮韩日纷争不同于以往,不仅导致双边关系骤然趋冷,还可能导致全球贸易供应链出现断裂风险,并给包括中日韩三国在内的地区经济合作谈判前景带来变数。其中,韩日双边关系趋冷的具体表现,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除了历史清算之外,自2018年底以来,韩日两国之间的现实对抗也日渐突出。首先表现为两国政府在“雷达照射事件”上各执一词,相互指责。2018年12月20日,韩国一艘驱逐舰在半岛东部海域搜救一艘朝鲜渔船。日方主张,韩国舰艇在此过程中使用“火控雷达”多次锁定日本海上自卫队巡逻机,并要求韩方道歉;韩方则声称并未针对日机照射雷达,反而是日机低空飞行抵近威胁妨碍救援,日方应道歉。此后事态不断发酵,为解决争议双方相继举行了视频会议(2018年12月27日)、将军级会谈(2019年1月14日),但均未能弥合分歧。2019年6月1日,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与时任日本防卫相岩屋毅在新加坡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双方仍未能达成共识。

(一)韩日两国间的政策定位走低

如何对纷争不断的韩日关系进行政策定位,2019年1月15日,韩国国防部在其2018年版《国防白皮书》中删除了“韩日两国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基本价值”的表述,从而反映出在劳工赔偿案、“雷达照射事件”等影响下韩日双边关系恶化的严峻现实。与韩方相似,日本政府在其2017年版《外交蓝皮书》中曾将韩国定位为“共同享有战略利益的最为重要的邻国”,至2018年版时则删除了韩国为“重要邻国”的表述,并在2019年版《外交蓝皮书》中进一步删除了“发展面向未来新时代的日韩关系”等积极表述,直言日韩关系“面临非常严峻的状况”。另据报道,日本政府在2019年版《防卫白皮书》的“安全保障合作”章节的原内容中,已经变更了韩国的位置排序,由此前排在澳大利亚之后的第二位,修改为排在澳大利亚、印度、东盟之后进行介绍,“这意味着韩国重要度的降级”。[1] 《独家: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或将韩国重要度“降级”》,共同社,2019年8月10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8/b3b1178c6a7e.html?phrase=%E9%9F%A9%E5%9B%BD&words=%E9%9F%A9%E5%9B%BD。

(二)韩日两国间的社会认知恶化

2019年5月,根据韩国经济团体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发布的调查结果,在进驻日本的韩国企业中,认为“营商环境恶化”者占比高达53.1%,认为“销售额萎缩”者占比为31.2%;认为韩日关系今后将改善的企业仅有20.3%,而认为韩日关系将“严重恶化”和“恶化”的企业合计达26.6%;关于恢复两国关系所需的时间,有近9成企业认为需要“1年以上”。[1] 《调查显示过半数在日韩国企业认为营商环境恶化》,共同社,2019年5月30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5/a365501c3760.html?phrase=%E6%97%A5%E9%9F%A9&words=%E6%97%A5,%E9%9F%A9。 7月,根据韩国盖洛普公司(Gallup Korea)发布的民调结果:在韩国人中回答“对日本没有好感”者所占比例高达77%,创下自1991年开始进行相关调查以来的新低,而回答“有好感”的比例仅为12%;[2] 《우리 국민 ‘일본 호감도’ 12%…1991년 이래 28년만에 최저[한국갤럽]》,연합뉴스,2019年7月12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712058100001?section=search。 有八成韩国人不愿购买日本产品,韩国民众抵制日货的情绪逐渐高涨。[3] 《日불매운동 확산…국민 10명 중 8명 ‘일본제품 구매 꺼려진다’》,연합뉴스,2019年7月12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726054400001?section=search。 另据日本民间非营利团体“言论NPO”与韩国智库“东亚研究院”于2019年6月12日公布的调查结果,韩日两国均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韩日关系不好。并且,“言论NPO”代表工藤泰志分析称,强征劳工赔偿案与“雷达照射事件”直接导致日本对韩感情恶化。[4] 《民调显示日韩就原被征劳工问题存在隔阂》,共同社,2019年6月1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6/1cc832fe6684.html?phrase=%E6%97%A5%E9%9F%A9&wo rds=%E9%9F%A9,%E6%97%A5。

(三)韩日两国间的交流互访减少

受“雷达照射事件”持续发酵的影响,2019年1月,韩国军方推迟了原定于2月访问日本舞鹤港的计划。3月,有关汇集日韩企业高层、原定5月在首尔召开的第51届日韩经济人会议,又被主办方“韩日经济协会”宣布延期至9月以后。另据透露,在朝鲜半岛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独立运动”100周年纪念日前夕,日本政府曾一度考虑发布要求国民谨慎前往韩国的“危险提醒”,但由于担心企业相关人士主动停止赴韩会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最终仅发布了建议滞留韩国及计划赴韩人员注意安全的“特定地点提醒”。[5] 《详讯:日本在韩独立运动纪念日前曾考虑发布危险提醒》,共同社,2019年3月4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3/4db3eece0b02.html?phrase=%E6%97%A5%E9%9F%A9&words=%E6%97%A5,%E9%9F%A9。 据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统计,2019年5月从关西机场和大阪港入境的韩国人共计16.6万人次,同比减少19%。[1] 《关注:政治对立影响旅游业 大阪韩国游客减少两成》,共同社,2019年8月7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8/037d76361deb--.html?phrase=%E9%9F%A9%E5%9B%BD&words=%E9%9F%A9%E5%9B%BD。 在日本地方岛根县,2019年7月13日至25日,由于韩国游客纷纷取消赴日旅游计划,该县出云机场和韩国金浦机场间的包机航班共有12个班次停飞。[2] 《韩国赴日包机暂时停飞或受日韩关系恶化影响》,共同社,2019年7月1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7/9ca0ef30b2e3--.html?phrase=%E9%9F%A9%E5%9 B%BD&words=%E9%9F%A9%E5%9B%BD。 作为交流互访减少的一个象征,在2019年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大阪峰会期间,韩日两国间也未能实现首脑会谈。

(四)韩日两国间的产品销售受损

在韩国,伴随着民间抵制日货情绪的不断高涨,日本啤酒、汽车等产品的市场销售开始受到损害。2019年7月,根据韩国关税厅的资料显示,日本啤酒进口额为434.2万美元,环比减少45.1%,同比减少34.6%;日系汽车进口额为6573.9万美元,同比减少34.1%,环比减少17.2%。[3] 《‘뜨거운 불매운동’…7월 日 맥주 수입액 전달보다 45% 급감》,연합뉴스,2019年8月6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805148600002?section=search。 同月,韩国已有约3600个中小型商店、2.3万多家超市开始下架100多种日本商品。另据测算,如果日本出口管制措施造成韩国半导体原材料出现30%的缺口,将导致韩国GDP下降2.2%;如果韩国采取对抗措施,韩国和日本的GDP将分别下降3.1%和1.8%,双方损失都会增加。[4] 李清如:《日本对韩出口管制,增加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5期,第26—27页。 当然,此轮纷争对韩日两国间产品销售损害的具体评估,还有待进一步验证。除此之外,日本管制对韩国出口半导体原材料则有可能导致全球贸易供应链产生断裂。

此次日本对韩国采取出口管制的3种产品是制造电视、智能手机、芯片等产业的重要原材料。日产的含氟聚酰亚胺和光致抗蚀剂均占全球产量约90%,氟化氢约占70%,接近垄断地位。而半导体产业是韩国主要经济支柱之一,韩国企业对日产含氟聚酰亚胺、光致抗蚀剂和高纯度氟化氢的依赖度分别为93.7%、91.9%和43.9%。据报道,若因上述3种日产原材料无法进口,韩国企业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能够确保的库存约1个月,即使加上3个月左右的成品库存也只能“维持三四个月”,最坏的情况是工厂生产线可能停工。[1] 《关注:韩媒称半导体库存仅可维持三四个月》,共同社,2019年7月2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7/78849aafa95d.html?phrase=%E6%97%A5%E9%9F%A9&words=%E6%97%A5,%E9%9F%A9。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加强对韩国的出口管制不仅给韩国企业造成影响,也会给日本企业造成“回旋镖”式的打击。韩国企业在半导体领域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韩国三星电子的半导体销售额高居榜首,SK海力士位居世界第三,且这些韩国企业都是通过与日本企业之间互有进出口的“水平贸易”方式发展起来的。一旦韩国半导体及电子设备相关生产企业受到打击,必将反过来对上游提供半导体原材料的富士胶片、东京应化工业等日本企业,以及下游使用韩国半导体或显示屏的松下、索尼等日企造成打击,导致全球贸易供应链产生“断链”风险,从而产生价格波动与市场混乱。对此,2019年7月10日,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在与美国务卿蓬佩奥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打乱全球供应系统不仅将给韩国企业,还可能给世界贸易秩序造成负面影响。”[2] 《韩外长向美国务卿表达对日本出口管制的担忧》,共同社,2019年7月11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9/07/7b3217f8f630.html?phrase=%E9%9F%A9%E5%9B%BD&words=%E9%9F%A9%E5%9B%BD。

此外,如果这种局面长期持续下去,必将影响到中日韩FTA的协商进展。并且,包括东盟10国及中日韩印澳新等共16个国家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正在进入最后阶段,若在力争2019年内结束谈判的关键时点上韩日纷争激化,将使谈判前景充满变数。

为了应对日本对韩国半导体原材料的出口管制,2019年7月15日,韩国产业部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短期和中长期应对方案:短期内,政府和企业将加强合作实现进口渠道多边化、扩充设备、加大研发力度、扩大对材料和零部件的研发投资、税制优惠等;中长期内,政府将加大对核心材料的投资,针对对日依存度高的品种集中投资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8亿元)以上。[1] 《韩拟反驳日本将韩从出口白名单中移除计划》,韩联社,2019年7月15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715002300881?section=search。 8月5日,韩国产业部又宣布,政府将在半导体、汽车和基础化学等六大领域选定100种关键战略产品,通过多重措施保障其稳定供应,同时提高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产业的国产化程度,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2] 《日에 맞서 100대 핵심소재 1~5년내 국내 공급 확보한다》,연합뉴스,2019年8月5日,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90805027151003?section=search。 事实上,2019年以来的韩国经济正处于低迷状态,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呈现负增长,且韩国对外出口已连续7个月为负增长。[3] 《日本要用贸易制裁解决日韩争端》,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7月4日,第6版。 毋庸置疑,日本政府的出口管制举措让韩国政府倍感压力,且将对韩国经济发展造成相当损害。此外,尽管短期来看出口管制举措对日本产业的影响没有韩国那么大,但从中长期看,如果韩国自主开发成功或从第三方得到有效的供应,日本企业很难再次进入原来的贸易供应链。

值得指出的是,此轮韩日纷争虽然更多地从历史清算扩展至现实对抗,但为了应对朝核问题以及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韩日两国在双边及韩美日三边关系框架下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磋商态势。例如,2019年5月9日,第11次韩美日安全会议在首尔举行,三方就朝鲜于5月4日接连发射近程武器进行评估,商定继续关注相关动向。6月2日,韩美日三国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再次确认了为推动朝鲜无核化将加强合作。7月26日,韩日两国根据《韩日军情保护协定》交换了朝鲜于25日发射2枚近程弹道导弹的相关情报,韩国向日本提供朝鲜导弹发射和升空阶段的航迹,日本提供给韩国朝鲜导弹在韩军预警雷达盲区的飞行航迹。[1] 《韩日交换朝鲜导弹航迹情报》,韩联社,2019年7月26日,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726003700881?section=search。 另外,中韩日三边合作的发展,也成为韩日关系改善的助力。2019年8月30日,中韩日文化部长会议在韩国仁川召开,通过了包括促进三国交流、配合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以及2022年北京冬奥会共同实施文化项目等内容的《仁川宣言》。

2)《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 51255—2017)要求:“城区内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现行国家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50378-2014中的一星级及以上的评价标准”“制定规划设计评价后三年的实施方案。其中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认证的建筑面积比例不低于30%”。

展望未来,韩日两国在相关历史清算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此轮纷争在短期内也难以彻底消除,但韩日双边关系也尚不至于由此形成“死结”或是完全“失控”。2019年8月29日,韩日两国外交部门在首尔举行局长级会谈,双方虽未能就两国关切问题缩小意见分歧,但商定保持外交沟通。历史实践表明,韩日纷争的产生与消弭,除了受“双边关系”框架下诸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半岛局势演变以及美国同盟体系等因素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日两国政府并不能完全决定其双边关系的走向。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与顺利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且在美国政府的多方协调之下,韩日两国政府通过对话磋商来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

4.多种极品类型均有产出。昌乐蓝宝石矿床之所以被称为极品宝石的摇篮,不仅是因为以上三方面特点,更主要的是矢车菊颜色、卡蓝等世界公认的极品类型蓝宝石品种在这里均有产出。

【作者简介】 吕春燕,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9)05-0037-17

【收稿日期 :2019-08-02】

【修回日期 :2019-09-01】

(责任编辑:张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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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执政后韩日纷争的表象、根源与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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