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3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年度论文,政治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一点在2013年表现得更加充分。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有四个方面：一是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对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增强理论自信、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日益成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中国的实践，解答中国的问题，提炼思想、创新理论，对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不能盲目崇拜，全盘照收。二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全面部署，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的理论观点，包括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观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的观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的观点；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的观点等。这些重要理论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三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发酵，经济持续低迷，贫富两极分化加剧，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掠夺性日益加深，环境和生态危机不断恶化，财政赤字无节制膨胀，垄断资本对民主政治和社会舆论的操控加强，霸权主义和军事干涉盛行，这些弊端相互交织和集中爆发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本质和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而是在日益深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和批判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四是被人们称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新的工业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历史走向，既给我国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赶超发达国家的难得历史机遇。在上述因素的推进下，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
一、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基础，历来受到学界重视。2013年，我国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在劳动价值论、利润率下降理论和危机理论、再生产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分述如下。
（一）劳动价值论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之一，劳动价值理论今年仍然成为了研究和讨论的热点，成果主要集中于如何创新劳动价值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联合生产中的价值决定问题和转形这四个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劳动价值理论应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加以发展或者将其赋予更具现代性的形式，从而增强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但是对于这些创新的努力是否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一脉相承，是否是具有发展空间的理论等问题，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争论。
蒋南平将中国近来对劳动价值论的看法分为四大派八种观点：一是拓展派，包括“广义活劳动价值论”、“物化劳动价值理论”和“广义劳动价值论”；二是综合派，包括“统一劳动价值论”和“多元劳动价值论”；三是质疑派，包括“历史局限性的劳动价值论”、“整体劳动价值论”；四是否定派，主要是非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广义活劳动价值论”是根据现代经济活动尤其是第三产业活动的特点，在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的对劳动价值论进行的扩展。这是“广义劳动价值论”则范围更大，将知识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包含进来；而“物化劳动价值论”、“整体劳动价值论”都与马克思的原意严重不符、“统一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庸俗经济学基础上的，而“历史局限的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的现实作用，而“非劳动价值论”则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①
陈文通认为，很多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创新的努力实际上背离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逻辑，价值只能是商品具有的属性，所以只有创造商品的劳动才可能创造价值，而且在创造商品的劳动当中不同职能的劳动也必须加以区分，不能将创造价值的劳动不断泛化。流通领域的劳动不创造价值，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同。这些问题马克思早已有了详细的论证，并对与此相对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因此很多对劳动价值论的重新解读很难算是一种“创新”。②
许光伟针对一些对劳动价值论数理化的尝试，提出在对劳动价值论的解读一方面要警惕非批判的科学主义，另一方面要警惕庸俗化的辩证法；试图构建一个一劳永逸、完全可靠的分析基础是一种忽视了马克思劳动价值作为“实践态”的历史理论的不良倾向。③
冯金华针对单位商品价值量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理论提出了批评，指出由于错误地理解劳动二重性，“正比派”学者把某种劳动理解为只能用于计算价值量抽象劳动而不是能够计算劳动生产力的具体劳动，因此在计算价值的时候倾向于包含物化劳动和复杂劳动，而在计算劳动生产力时则倾向于将它们遗忘，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④
实际上，在关于理解和创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方面不可回避的是如何理解生产性劳动的问题。陈文通认为，应当将人类一般性的生产劳动或物质生产劳动、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劳动加以区别。我国目前多种经济形势并存，因此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也比较复杂。⑤
刘召峰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具体区分为三个层次，即从“生产一般”角度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在于具体劳动是否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否凝结；从商品生产角度，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形成价值；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二者的区别则在于是否生产剩余价值。同时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为社会提供公共剩余的劳动，无论其是否表现为“公共价值”，都可以看做是从社会主义生产的角度所定义的生产劳动。⑥
自斯蒂德曼提出劳动价值论体系下联合生产导致负价值问题以来，联合生产与劳动价值论的兼容性问题就备受关注。本年度，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饶有趣味，尤其是联合生产中价值决定问题，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冯金华认为，无论在单一生产还是联合生产条件下，单个商品价值量等于单个商品价值量与总价值量的比率与社会劳动总量的乘积这一点都适用，而且生产的商品若为稀缺的有用品，其价值必为正，而商品若为无用品或有害品则价值可能为负。⑦
张忠任则认为，斯蒂德曼的错误首先在于忽略了活劳动作为价值源泉的特殊性，而通过引入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使得商品价值同使用价值同向增减，可以使负的价值在经济上有意义，在技术层面上相比于这一问题上普遍使用的冯·诺依曼的生产过程—商品模型，里昂惕夫的部门—部门模型更具有实际的操作的可能性。⑧
余斌认为，斯蒂德曼的体系中存在着不同的生产效率，而在生产效率不同的情况下，联立方程组方式求解单一价值量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利润平均化的问题，因此模型的结构上存在根本问题，而且斯蒂德曼构建的理论中商品即是自身价值的创造者又不是自身价值的创造者在逻辑上不能够成立。⑨
另外，学者们还就转形问题的“真伪”继续进行着争论。余斌针对冯金华之前诸多认为转型问题是伪问题的论证提出了批评，认为对于静态模型而言，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是先定的，而冯金华的模型中将其视为同时决定的；对于动态情况而言，冯金华的模型中只有价值和价格是动态的，而其背后的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都是不变的，扩大再生产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因此，余斌认为，冯金华忽略了转型过程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最关键的因素，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发生。⑩
张忠任认为，转形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因此不可能是不重要的，而关于转形问题的诸多错误来自对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理解不当，只要能够克服劳动力“亚商品化”问题，转形问题本身并不难解决。（11）
冯金华总结，在模型中加入了“经济变量”和“消耗系数”，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模型，坚持原来的价值总量等于生产价格总量且平均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则每种商品的生产价格就等于其价值，即“总量”相等必然使得“个量”相等；反之若“总量不等”，则“个量”也不等的观点。他仍然认为生产价格体系是不必要的，坚持价值转型问题是一个伪问题这个结论。（12）
此外，刘召峰认为，两个总量相等本身是马克思理论中必然的逻辑结果，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形成在时间上不同，没有必要用联立方程的方法让这些变量同时成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实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垄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的情况下，价值理论应该对于垄断价格问题进行更多的关注，而利润平均化则相对次要。因此，尽管转形本身是存在的，但是传统意义上转形问题却是一个伪问题。（13）
（二）利润率下降理论和危机理论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利润率下降理论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本年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理论的介绍、评论和实证性的研究两个方面。
对国外理论的介绍方面，刘灿、韩文龙系统地梳理了国外有关利润率下降理论的相关文献，总结了关于利润率理论的四次大的争论，并将国外利润率下降规律原因的不同解释归为八类：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技术变化、真实工资率、劳动生产率、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变化、社会制度与冲突积累、工资推动型的利润挤占和人口统计学因素。在经验检验方面，对实证理论基础、数据处理和对转形问题的处理，以及经验结论方面等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分类和评论。（14）孟捷、向悦文对克罗蒂和布伦纳的两种非传统的利润率下降理论进行了比较和评论；克罗蒂的理论涵盖了更多的抽象层次，而布伦纳主要集中于对竞争策略的分析；布伦纳直接使用过度竞争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克罗蒂则认为利润挤压仍然是重要的；而在对待固定资本的问题上，布伦纳认为固定资本的存在直接导致了过度竞争，而克罗蒂的理论则更为复杂，认为不同的竞争体制下固定资本的作用可能不同。文章认为，这二者的理论存在一些共同的弱点，一是没有处理好竞争和垄断的关系，二是对于竞争手段的理解过于片面。（15）赵亮亮针对布伦纳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提出了一些系统性的批评意见，他认为布伦纳的理论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解存在问题，从而导致他过度关注制造业的情况；同时他认为布伦纳忽视了世界市场上剩余价值国际转移问题的讨论，而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很可能对利润率的计算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在讨论过度竞争的时候，新兴国家的作用也没有被充分考虑在内，并且，布伦纳的理论在解释经验数据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16）
在经验研究方面，鲁保林和赵磊使用莫恩的框架对美国1966～2009的非金融部门利润率进行了分解，发现利润率波动的影响因素中资本有机构成所影响的资本产出比的变化是使得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因素，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延缓但没有扭转下降的趋势。这些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结论基本类似。该篇实证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发现非生产性劳动支出比例在不断上升，而这在阻碍了利润率复苏的同时扩大了收入差距。（17）
关于危机理论今年也有一些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马锦生、何自力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危机理论联系起来进行了讨论，认为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在发展中解决自身基本矛盾的手段，而产业的空心化和劳资矛盾的加剧则是在此金融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共同导致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和危机形态的演变。（18）赵峰等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后凯恩斯的金融化的危机理论进行了评论，认为金融化的危机模型将债务成功引入经济周期的分析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但是同时这一模型也继承了凯恩斯主义所固有的利用心理因素分析经济问题的错误观点，导致在对危机的拐点的判断等方面模糊不清。（19）
（三）再生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依靠其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洞察力建立起了一整套对于资本主义宏观运行的分析。随着政治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于这些思想进行挖掘、整理、再讨论和再表述，试图以此加深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变化的分析。
裴小革通过重新梳理马克思在《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的论述，认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是存在顺序的，生产起着支配作用，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积累肯定是优先的，资本主义过度消费的倾向正是对这一规律的违反；但是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在长期趋势上应该是同比例增加的，而资本主义正是由于其基本矛盾必然不断地破坏这种比例。而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则应该注重这种比例的协调，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转型升级。（20）
张晨、冯志轩从过度剥削这一现象出发，根据《资本论》的相关论述和现实情况论证了过度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而且当一国技术落后的时候，其更可能依靠过度剥削来维持本国平均利润率。其文献在构建一个三部门再生产模型的基础上证明，技术落后国家的过度剥削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即投资率过高或畸形消费的两极分化。（21）
刘小怡则在马克思再生产条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阶级消费倾向的差别、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以及货币的内生性等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构建了一个可以用于宏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IS-LM模型。（22）
刘伟、方兴起利用实物和价值型的投入产出模型将马克思的两部类再生产模型扩展到了N部门，并据此得出了N部门的再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在实物模型中基本上类似与投入产出的霍金一西蒙斯条件，而在价值模型中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两部类模型时所具有的性质。他们同时还在文中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和宏观模型本质上是一种在宏观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分析。（23）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分析上做出了很多尝试性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初步的，在模型的设定上不尽完美，甚至在有些部分仍然没有摆脱经济学模型设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尝试，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基本经济制度相关问题
我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坚持和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任务。然而，关于基本经济制度却长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与主张，特别是流行着很多否定公有制、主张私有化的错误观点。政治经济学界对此进行了分析与批判，并对我国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一）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
2013年，学界围绕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国有企业是否存在垄断、未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未来的改革方向的不同认识。
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天生是低效率的，如果表现出来的不是低效率那一定是由于市场结构是垄断的；竞争是不公平的，国有企业天生的低效率和各种竞争中的“优势”都源自其背后作为所有者的政府的行为；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妨碍市场发挥作用的手段之一只能通过退出和私营企业的竞争，必须进行私有化才能解决国有企业固有的问题，等等。论断层出不穷。例如，高尚全认为，中国的私营企业相比于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着非常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主要表现在一是私营企业获得资金更加困难，面临融资难题，而国有企业则更容易获得信贷；二是私营企业的产权没有获得有效的保护；三是私营企业受到各种腐败势力的侵害。国有企业仍然在许多行业占据着垄断地位。而中国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配置出现的问题，正是来自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对其的控制，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也来自于国有企业和其背后政府的权力滥用及其所导致的对市场的扭曲。（24）
张鹏、韩东平则主要使用产权理论来批评国有企业，他们认为，在国有企业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用“超产权”理论去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倾向，而“超产权”理论认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因此通过引入竞争可以实现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对市场的误解，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有效的产权保护下的自愿交易，市场经济内在的要求就是明晰的产权，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不是其自身效率的提高，是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国有企业由于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导致激励的扭曲，而且政府也不具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最佳专业人员管理企业，这种委托代理问题和私营企业中的两权分离问题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后者最终仍然分解为自然人的选择，因此国有企业的无效率不可解决，国有企业要实现改革，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25）
程承坪、程鹏认为，国有企业并没有特别之处，而是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替代物”，国有企业可能会存在政府滥用权力的成本、市场替代过度的成本、企业考核的成本、政府目标与市场目标相冲突的成本、政府政策经常变化引起的成本、国有企业管理人才缺乏的成本，等等；并认为国有企业的比重的大小取决于政府的自律程度和管理水平，若政府推进自身改革、自律程度变高，则可以适当提高国有企业比重；反之则只能缩小国有企业比重。（26）
与此相对，支持国有企业的学者对于上述观点进行了一系列的回击。在国有企业自身效率的问题上，林岗、张晨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从技术效率上来看，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非常迅速，已经接近三资企业的水平，同时和全部工业企业没有区别。而从财务效率上来看，国有企业的销售利润率高于其他企业，资产负债率和其他企业相当，只有总资产贡献率略低，而这主要是由于企业行业性质导致的资产周转速度较慢和社会负担的较高导致的。（27）
而关于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不公平以及国有企业存在垄断这个问题上，荣兆梓指出，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这绝不是如许多人所说的那种国有企业完全占据优势，私营企业完全居于劣势的一边倒情形，不公平竞争的环境是复杂的，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中小企业融资领域和市场进入方面，私营经济确实处于劣势，但是这种劣势很可能是由于私营企业规模小导致的，而金融系统对于中小企业的歧视是各国经济都难以克服的现象，私营企业融资意愿本身也是导致外部融资较小的原因之一。而且国有企业在劳动力成本、税收和社会负担方面也处于劣势，并且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也并没有像某些报告中指出的那么严重，许多高补贴的指责实际上来自毫无依据的臆测。因此，对于国有企业利用优势和私营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而且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各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处在不断弱化中，公平的环境正在逐步形成。（28）
林岗、张晨则指出，生产的集中导致垄断这是经济规律，不能将竞争导致的集中的市场结构当成反对的对象，而应该对垄断可能造成的危害加以控制。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并非是集中程度过高，而恰恰是集中程度过低，这造成了中国在多个行业竞争力低下，产业被外资控制；而且不能将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对立起来，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的发展恰恰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技术支持和稳定的市场环境。（29）
丁冰认为，国有企业存在行政垄断在任何国家都是是难以避免的，行政垄断本身并不能解释国有企业具体的效率问题。（30）何干强认为，给国有企业扣上垄断的帽子是一种理论上的错误，垄断的确切含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帝国主义理论中才能获得确切的诠释，而目前这种关于垄断的肤浅的指责实际从根本上忽略了由谁来垄断的问题。（31）
在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戴锦认为，国有企业是具有政策工具属性，而这种属性来源于国有企业在执行政策成本方面在很多情况下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国有企业的优势和问题都来自与政府的关系，而不是与全民的关系，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基于这种政策工具属性的更好发挥，不仅仅依靠“政企分开”，更不是直接私有化，而是寻求一种更能优化政企关系的制度安排。（32）
从上述争论可以看到，支持私有化反对国有企业的观点尽管可能局部地改变了表达方式，但是其理论逻辑却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翻版而已。随着争论的不断发展，私有化观点越来越难以寻找到可以支撑其理论的现实证据，而只能在自己的话语体系内兜圈子。相比之下，私有化理论的批评者显然占据了优势，其批评不仅更具理论说服力，而且在经验证据上也更为充分；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定位与发展改革目标的文献仍显不足。
（二）关于农村土地改革问题的讨论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本年度学者们就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
目前，农村的土地主要的用途是供给农业生产和供给城市化中产生的土地需求。从农业生产上来看，首先，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村开始面临“谁来种地”的问题，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其次，宅基地过度占用耕地，加上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大量房屋闲置浪费。最后，由于土地的细碎化和劳动力结构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非常缓慢，而且土地抛荒现象严重。这些问题都使得土地流转问题变得日益迫切。而从农村土地供给城市这个方面来看，主要是农村土地出让过程中农民权益经常遭受侵害，甚至造成许多社会冲突；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出让的收入，土地财政现象严重。（33）（34）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观点认为，只有彻底或局部的私有化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例如蔡继明提出，对待土地制度改革要搞“顶层设计”，对于农村土地要不仅要逐步私有化，并且让农民的土地直接参与到城市土地市场之中。
这种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简新华系统地总结了支持土地私有化的学者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包括私有化可以保护农民利益，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消灭土地管理中的各种乱象并铲除腐败的土壤，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等等。但是简新华认为，这些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土地私有化不仅不能保障农民权益，而且反倒可能严重损害农民权益。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非常庞大，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民迅速两级分化，造成大量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的存在；私有化也不会使得农民致富，因为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在卖地过程中难以掌握定价权，大多数农民的土地远离城市和交通线，出售土地的收益非常有限。真正导致土地抛荒而未能有效利用的原因并不是土地的自由买卖，而是土地收益太低，私有化无法解决土地的有效利用问题；土地私有化也不会消除与土地相关的腐败，因为土地具有“空间垄断性”，是最基本的资源，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配置，有管制就可能产生腐败。（35）
孔祥智、刘同山指出，土地私有化从理论上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实践上可能导致恶劣的后果，中国的土地制度目前是适合国情的，问题并不一定要借助私有化才能解决，土地流转和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也可以解决问题，要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化。（36）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才是解决农业生产和城市土地供给问题的办法。朱悦蘅、黄韬认为，目前农村土地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不是因为农村集体所有制本身的问题，恰恰相反，是由于一部分权利由地方政府控制，另一部分权利下放给农民，导致集体的所有权空洞化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流于形式导致的。要实现农村土地配置效率的改善，保障农民的权益，应当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和集体的权利清晰地界定，这种界定实际上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37）
宗寒认为，中国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和集体经济是与农村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但是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形式，目前的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既能发挥规模效益，又能发挥分工效益；由于集体经济是合作经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关系，有助于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在社会治理上存在极大的优势，因此具有很高的社会环境效益。中国长期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得集体经济具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和一些素质较好的管理人员，从而具有科学管理的优势；在集体经济的基本框架内，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出了多种适应自身情况的具体实现形式。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集体经济的比重太低，发展不够快，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必须要再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38）
朱有志和肖卫通过对诸多实地调研数据的分析认为，从总体上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的模糊程度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高，产权制度整体而言还是清晰的，治理结构上也基本上趋于合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农村集体经济实现了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因此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加强集体的经济管理职能，同时积极探索同其他市场主体的合作，并加强集体经济内部基层民主建设，防范资本对农民利益的侵蚀，提升集体经济的竞争力，使之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39）
孔祥智、刘同山认为，目前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首先仍是要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且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强培育新兴市场主体，加快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灵活的手段进行土地流转，才能保证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以及农村的长治久安。（40）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到，尽管在几年前学术界有许多声音主张土地私有化，但是从今年的探讨来看，这种主张已经不再占据主流，更多的学者认识到土地私有化的弊端，对其提出了有力量的批判，并且实事求是地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讨论如何通过完善集体经济来解决三农问题和城市化问题。
（三）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创新的解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新部署，并在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的创新。在《决定》发布后，理论界对于这些新战略、新提法进行了深入的解读。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地位做出了新的表述，《决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41）张宇认为，这进一步明确和突出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地位。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这个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力量。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只有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才能发挥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两方面的优势，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型市场经济。同时这也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这一对非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强调是在继承了十五大、十六大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根据公有制、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和作用的变化做出的。（42）张卓元认为，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以及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差异化生产所表明的生产社会化规律的复杂性，都决定了非公有制必然成为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43）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是关于混合所有制的论述，作为《决定》中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亮点，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44）张卓元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我们党以往有关论断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和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成果。”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特有的，它的出现和发展与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分不开的，国有经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导向的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体制外的增量发展，对混合所有制的探索提供了条件。（45）
张宇认为，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意义重大，首先是指出股份制不仅仅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是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在内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各种所有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从而突出了混合所有制的地位。其次是强调了混合所有制在国有资本放大和保值增值中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新措施，允许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46）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不仅能够扩大国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同时也能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倒逼国有企业进行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同时也能扩大其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转型方面对非国有经济的示范作用。（47）
郑志国认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基于党中央一系列重要认识，在关于基本经济制度若干实现形式的丰富的已有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得出的，是实现基本经济制度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有效途径。（48）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是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49）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认为，从管资产向管资本的转变，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些具体的形式，明确了国有资本的授权主体和被授权企业的责、权、利，必将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的发展。（50）张宇认为，这一系列举措澄清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是非，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与市场经济有机的融合，而不是退出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的性质是全民所有，而绝不是与社会主义无关。（51）
可以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若干理论创新受到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和较为深入的解读，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上的创新必将越来越凸显出来，并引起学界持久的关注。
三、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2012年，中国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9.9%，而同期全世界年平均经济增速仅为2.9%，中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2位。然而，自2010年开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0.4%下降到2011年的9.3%，并进一步下降到2012年的7.7%（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初步核算的结果，2013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引发了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有关问题的讨论。
（一）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中国究竟处于何种增长阶段呢？按照一些学者对经济增长速度阶段的划分，（52）10%的经济增长率是“高速”，8%～9%是“中高速”，7%～8%是“中速”，6%～7%是“中低速”，5%以下为“低速”。按这一标准划分，中国经济目前已经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阶段的界定，“中速增长阶段”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有学者认为，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这一变化实质上是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53）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30余年的“结构性增速”转向了未来5～10年的“结构性减速”轨道，一位数的增长率将成常态；我国将逐步告别“结构性”赶超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平稳较快增长的阶段。（54）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正在进行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我国将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我们有能力把经济增长的降幅控制在20%～30%范围内。（55）
面对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的现象，大多学者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例如，有学者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保持下去，中国能够保持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情。高速追赶阶段结束以后，经济增长自然回落，这是正常的、合理的现象。（56）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有幸持续了如此之长的高速增长期，但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逻辑推论，需要关心的问题是高速增长期的结束何时、以何种形态到来，并会带来哪些可能的影响。从世界历史上看，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降是一个规律性现象。（57）
（二）中国经济未来能否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之后，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将持续下滑还是会保持当前的增长势头？
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判断问题上，一部分学者持悲观态度：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都避免不了落入“发展陷阱”的结局，中国也不会例外。第一，中国作为后发的追赶型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应对更发达国家的围堵，传统产业无法应对更后进国家竞争。第二，近十多年来，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远远快于以人民币计量的实际增长率，中国的国际相对竞争力不断下降。第三，从企业整体层面看，中国人均收入水平逐渐提高，人们为追求生活品质改善使得大量收入向发达国家转移，导致了企业整体收支不断恶化。以上原因说明，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发展陷阱”，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而且中国也不可能顺利地通过结构调整而进入现代化。中国在落入“发展陷阱”后很可能出现像当年日本那种虽不会发生剧烈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陷入持续萎靡不振状态。（58）
中国会落入“发展陷阱”的悲观观点与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大体一致。有学者认为，中国有逼近“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势头趋缓，“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特征已不同程度地显现出来，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放缓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并存、贫富分化与腐败严重并存、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并存、生产要素市场不健全。中国会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更深层次的根源是制度质量低、权力缺乏制约以及社会流动的僵化，这导致了我国缺乏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的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59）
“中等收入陷阱”论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这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不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不能正确、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非科学的理论概念，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不具有指导意义；“中等收入陷阱”理论不仅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而且用数量掩盖了经济发展的本质，把量和质割裂开来，把量变视为一个孤立的东西，脱离了质的规定性，不能客观分析自身所处的阶段性特征，很容易落入表面化、片面化、脱离实际的认识“陷阱”，误导一些国家陷入宿命论，而不探索发展道路的选择；“中等收入陷阱”虽然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总体上讲是一个非科学的概念，过度迷信会导致不能正确廓清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能理性看待我国当前经济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矛盾，不能全面理解现存的风险来源及规避措施，不能正确洞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要害在于两极分化，实质是沿着资本主义老路发展，并由外部列强干预，其直接效应是不让中国又好又快持续发展。（60）
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论暗示中国也会进入“陷阱”，这与“中国崩溃论”极为相似，是“华盛顿共识”的延续和变种。从“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硬着陆”到“中等收入陷阱”论，对中国经济的“唱空”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唱空”中国的声音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包括金融机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有学者对“唱空”中国的论调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认为中国经济转型中遇到的资源环境、通货膨胀以及与此相连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质量提高等问题难以解决；第二，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由大量投机资本支撑，存有巨大的经济泡沫；第三，认为中国政治体制面临严峻的危机。（61）
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这种负面看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批评了“唱空”中国的论调：
第一，“唱空”中国的论调是对“中国崩溃论”添油加醋、变换论调“与时俱进”的发展，这些论者居心叵测，其实质是冷战思维作祟，妄图忽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巨大成就，通过无限夸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入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进一步扼制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企图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62）
第二，不应以个别年份个别时期的增长速度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而应从长期发展状况做判断。任何国家在不同年份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总是会有变化的，长期发展趋势才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唱空”中国者看到我国增速低于8%就断言“中国出现危机”、“会硬着陆”，这只能表明他们的无知，说明他们不仅不懂得不同年份、不同时期的增速不可能完全相同的道理，更无视降低增长速度是我们为了进行调整结构所主动做出的举措，体现转变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63）
第三，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依赖于实体经济的强大支撑，“唱空”中国经济的观点并无可靠的依据，某些投资公司和人士试图“做空”中国经济更不靠谱。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中国经济不仅支撑中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也将保障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坚持实体经济基础地位和支撑作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必将阻退“唱空”中国的论调。（64）
第四，坚持“三个自信”是抵御唱空中国论的有效手段。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为我们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我们应当排除“唱空”中国的干扰，按照党的十八大的战略部署，贯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抵御中国崩溃论的有效手段。（65）
此外，多数经济学者都对未来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魏杰指出，未来10年中国经济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还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高增长不会停止，但这种较高的增长需要一些条件和工作的支持。（66）林毅夫认为，从后发优势的观点出发，中国具有在今后20年继续实现年均8%的高增长率的潜力。（67）张军认为，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存在巨大的投资和生产率的改善空间，经济增长速度即使到2020年以后会慢下来，但也不会太低，就平均而言，维持10年的6%～7%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68）
（三）未来应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3年度经济学界对转变未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讨论中，突出强调了依靠创新驱动的重要性，在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以此来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第一，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的根本动力在于依靠创新驱动。首先是技术创新，包括原始、集合、吸收、引进、借鉴、再创新等多种形式的创新，包括社会教育及卫生等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研发的投入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结构转变的战略支撑。效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结构演进则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数。但是制度重于技术，一切重大技术创新或者说社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均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的，具有活力和竞争性、同时又具有秩序和公正性的社会制度安排，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在中国现阶段，制度创新的历史内涵，即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则是实现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69）
第二，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可以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抓手。利用知识、技术、企业组织制度和商业模式等无形要素对现有的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新组合，以创新的知识和技术改造物质资本、创新管理，就可以提高物质资源的生产率，从而形成对物质资源的节省和替代，在减少物质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而采用创新的绿色技术，可以实现绿色低碳生产；依靠科技创新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能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国产品的品牌价值。总而言之，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目标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培育技术、质量、品牌的竞争优势。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其中科技创新是关系发展全局的核心。（70）
第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而要实现产业升级，必须要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战略思想。产业升级不仅仅是要培养几个“高技术战略产业”，而是要全面提升我国各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要调动各领域、社会各层次、各地方的能力和优势，综合发挥政策和市场作用，排除矛盾，形成协同效应。从长远计，根本的任务是以自主技术创新为关键环节，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确立“从成本优势转向争取技术优势”的战略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主导，发挥国有企业应有的作用，把握市场和政策指导、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平衡。（71）
第四，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是中国未来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并且“人口红利”面临消失的情况下，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途径是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在与技术进步有关的生产率基础上。要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72）
第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由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特别是科技型增长，重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卫兴华回顾了6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创新因素特别是科技创新因素作用的情况，认为必须把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创新驱动的紧迫性有两个方面：一是改革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过度消耗以及生态环境付出过大代价的模式已不可持续；二是从国际形势看，正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就能实现跨越发展而成为世界强国；否则就会继续落后。未来中国必须要依靠自己，走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特别是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73）
四、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
如何正确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正式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新提法，引起了学界不同的解读。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新提法这意味着要求政府进一步退出资源配置领域。例如，高尚全指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就表明经济发展的主体是市场，政府的职责仅仅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74）吴敬琏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否定了强化政府权力的前行道路。（75）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能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我国的成就主要并不是得益于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力量，而是来源于民间创业活动的开拓。（76）
政治经济学学者对这种市场与政府二元对立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仅仅强调市场作用或者仅仅强调政府作用都是错误的，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解：一是要全面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三是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一）全面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强调了要充分尊重价值规律，也更加明确地否定了某些地方政府不当地干预企业活动的行为。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市场可以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事业的前进道路，也就是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限于一定范围之内的。
卫兴华从资源配置和改革发展两个层次诠释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在资源配置层次，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不能违背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在这个层次上，市场能做到的和能做好的都交给市场，不要缺位、越位和错位；其次在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事业层次，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要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的顺利进行。在这个层次上，应该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就资源配置领域而言的，这与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事业中起到的主导作用是不相违背的。（77）
张宇提出，应该在综合考虑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从两个维度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维度上，政府是“裁判员和服务员而不是运动员”，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增强市场活力；在国际竞争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维度上，政府不仅仅是裁判员和服务员，而是“重要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参与者，是主导性的力量”，所以在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等方面，必须要依靠政府。（78）
逄锦聚梳理了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的联系，提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质上是强调要尊重价值规律，因此政府就不应该介入到市场该管的资源配置领域；但是在需要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担负起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需要讨论的不应该是政府的作用应不应该发挥的问题，而是政府的作用应该如何发挥的问题。（79）
上述学者都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分层次的，所以市场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另一方面要明确政府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事业中的主导性地位。
（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这两点，必须结合起来理解才完整。
邱海平指出，资本作为市场的实际主体，其权力的过度强势会偏离党结合中国国情制定的方针政策，同时会违背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所以在政府、资本和劳动者三大利益主体构成的社会格局中，需要政府制定法律和政策来规范劳动者和资本的话语权的合理关系，所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是不可或缺的。（80）
林毅夫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必须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这种结合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现阶段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转型中的国家，这种结合既强调了我国应消除市场中遗留的一些干预，又强调政府要克服原来制度的扭曲、建设基础设施和补贴转型期中的产业。（81）
袁恩桢批判了“将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此消彼长关系”的观点，指出：中国不能走西方“弱政府、强市场”的道路，而必须实现“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道路，即一方面要继续发挥市场经济的竞争、激励与配置资源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能以公有制机制之长去制约市场经济的一些消极影响。（82）因此，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不能削弱，还要适度地加强。因为“坚持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83）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呢？
张宇认为，我国政府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以至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一些政府该管的事情没管好。因此，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既要进一步在增强市场活力相关领域中简政放权、健全市场体系，又要在提高政府效率相关领域中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提高宏观调控的计划性、有效性和权威性。（84）他提出在资源配置的层次，政府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一是监管生产和产品的安全，二是有效监管市场，三是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以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四是防止和处置环境污染和损害生态平衡的行为，五是影响和调节市场以引导企业科学发展，六是以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理念与政策引导企业，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在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事业层次，应该在以下三个领域中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与发展及其改革中，二是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三是在国防与军队的建设与改革中。（85）
林毅夫认为，政府应该与市场协同作用，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86）他认为政府应该在以下三个领域发挥作用：一是产权的保护，二是维持宏观稳定，三是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的变迁。政府不仅仅要完善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相适应的基础设施，还要及时补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以发挥我国不同经济时点的比较优势。（87）
逄锦聚强调，政府职能的标准在于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具体来讲，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弥补市场失灵；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资源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这四个方面。（88）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意味着政府在所有资源配置领域和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领域的全面退出，而是要求政府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两者是关联的而非对立关系。
（三）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想
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理解为政府的全面退出的观点，显然受到了新自由主体政府—市场观的影响，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非常有害，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程恩富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与中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具有五个特点：“一是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并存；二是限于一般资源的短期配置，而非地下资源等特殊资源和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三是文化、教育等某些非物质资源配置只是引进适合本领域的市场机制，而非市场决定；四是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并体现在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活动中；五是在财富和收入分配领域由市场和政府各自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场作用大些，再分配中政府作用大些。”这五个特点确保了高效的市场和高效的政府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我国在顶层设计层面避免了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89）
卫兴华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较，反驳了有些学者主张我国应该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观点。第一，如果我国完全私有化，消除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区别，就相当于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况且，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有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区别。第二，如果我国放弃政府调控，那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的实现都相当困难，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对危机的救援等事实，都证明它们不再只充当“守夜人”了。第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市场经济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第四，如果我国政府不掌握国民经济命脉，那么必然会由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控制，甚至附属于外国资本。（90）
何自力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总结了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缺陷。他指出，虽然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越加激化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导致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收入两极化、经济发展停滞，以及国家竞争力衰竭。他特别强调，我国已经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那么就要继续以创新的精神完善该模式，而不是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所迷惑。（91）
胡钧强调，一定要明确政府对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功能。某些学者的“政府的职能只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弥补市场之不足”的观点，是束缚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之内的思想，它严重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照搬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并将其作为衡量我国改革是否到位的行为，是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基本关系的体现。同时他警示我们，如果我们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所迷惑，会给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与改革带来重大损失，“甚至有引向改旗易帜邪路的现实危险”。（92）
此外，有些学者认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寻找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介力量。但是，他们对中介力量的具体形式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科林·克劳奇论证了市场与政府之间存在两种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企业，企业在避免政府与市场发生冲突中的作用受到了下列三个因素的强化：第一个因素是政府越来越偏好将许多公共活动外包给私人企业，后者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第二个因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第三个因素是金融业的巨型企业与政治力量的强大结合。但是，由于这种格局没有对集权进行约束，所以市场和政府之间应该有第二种力量——公民社会。科林主张建立一个在政府、市场、企业和公民社会四种力量之间存在持续的、长久的、互相制衡的经济社会。（93）
厉以宁指出，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可以弥补彼此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弥补是不完全的，即这两种调节之外会留下一些空白。而只有依靠习惯和道德才能弥补这些空白，于是就形成了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习惯与道德调节三者共同发挥调节作用的格局。（94）
杨承训、承谕认为，应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加入科技因素，实现从“两只手”的协同向“政府主导、科技引领、市场发力各司其职并形成合力”的三元耦合机制转变，建立以政府为核心，发挥市场活力、同时避免市场缺陷，并且使科学技术起基础作用的体系。（95）
从上述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的转变，不意味着市场在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起决定性作用，也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的比重或作用范围。两种极端立场——仅仅强调市场或仅仅强调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都是错误的。要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五、新技术革命及其影响
近年来，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讨论和研究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新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再工业化”等概念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和各类文献中。与新技术革命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是在以下背景中展开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的大多数经济体，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严重的萧条，失业率持续上升，经济出现了连续的负增长。然而，通过历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历次的经济危机往往都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潜力。通过技术革命、积累体制的变迁甚至战争等方式，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在此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提出要以新的技术革命或所谓的“再工业化”来拉动经济增长，希望通过技术进步促使经济体走出此次危机，重新进入稳定的增长轨道。
在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讨论中，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技术革命所包含的内容、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在新技术革命中的战略选择三个方面。
（一）新技术革命的内容
对于新技术革命究竟包括什么样的内容，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观点：一是里夫金等人认为，建立在有限的化石能源基础上的经济必然会遭遇积累的困境。通过考察工业革命史，他发现新型通信技术和新型能源的组合往往意味着重大经济转型的来临。分布式的信息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就是此次新技术革命的基础和本质。（96）二是一些学者认为，此次新技术革命是区别于传统的数字化生产和大规模定制主导的生产方式。他们指出，随着智能软件、新材料、更加灵活的机器人、新工艺流程（尤其是3D打印技术）、信息技术等科技成果的相互融合，制造过程会向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变。他们聚焦于商品的生产过程，认为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即制造业向更加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才是新技术革命的核心。（97）三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技术革命主要以更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的开发和运用为标志。这些学者更加关注网络信息技术。新技术革命在他们看来是更加先进信息通讯技术在现实中的更加深入全面的应用。（98）四是以佩蕾斯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对技术史和资本主义长期的波动的研究，认为新技术革命是第五次康德拉基耶夫长波及其延续。此次新技术革命是以生物技术、纳米、生物电子和新材料为核心的技术革命。然而对于这次技术革命的具体发生时间和地点，这些学者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99）（100）五是还有一些学者综合了以上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试图把上述各类新技术纳入一个完整的框架。例如贾根良教授把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和正在酝酿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合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他认为这一次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五次长波的延续，即第六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不仅包括了里夫金所描述的新能源的大规模运用和麦基里强调的以3D打印、新材料为核心的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革命，还包括生物技术、生物电子、纳米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创新的不断扩展等。其中3D打印、机器人技术等仍然处于早期探索阶段。（101）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对本次新工业革命的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部分的学者们似乎都仅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某一种单个的技术创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处于黎明期，与之相关的各种创新技术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依旧处于酝酿阶段。虽然这些技术在一些科学研究和产业中有所运用，但是还远远没有扩散开来，所以，对于哪些技术的运用在此次新工业革命中将成为主导还不是十分明朗。
（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
由于学者们对于新技术革命所包括的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争论，所以对其影响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具体来说，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四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一种角度主要聚焦于新技术革命对经济本身的影响。首先，一些学者们认为，新技术革命会使生产变得更先进、更有效率。3D打印技术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设备以新材料、计算机、激光等技术为依托，使制造过程更为数字化和智能化，提高了设计和制造的一体化程度，简化了制造流程并且缩短了企业的生产周期。更多新材料，如复合材料、纳米材料将替代水泥钢铁等传统材料，相比之下提升了材料的质量、性能和耐用性。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控制整个贸易、通信甚至整个生产流通系统，与制造过程相关的生产辅助技术也会随之变得更加有效率。（102）
其次，学者还关注到新技术革命对于产业关系的影响。由于制造业的生产制造主要由高效率、高智能的新型装备完成，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制造业的主要业态，制造业企业的主要业务将是研发、设计、IT、物流和市场营销等。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及时对市场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要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更为深度的融合，包括空间上更为集中、产业的界线模糊化、产业组织网络化、产业集群虚拟化。就就业结构而言，在这样的产业发展趋势下，低技能的生产工人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下降，高技能的专业服务提供者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103）
再次，一些学者们认为，以制造业智能化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会对某些传统观念中的经济规律产生冲击。例如，3D打印等新制造工艺的创新将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3D打印机通过把材料层层电解沉积的方法来生产产品，即“添加型制造”。它不同于传统制造，如果利用3D打印技术，每次制造的单位成本都是一样的，那么规模经济的定律在制造业中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104）产业集中度和市场进入壁垒逐步下降，在新技术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分散、合作式的商业模式会大大降低垄断的可能性。扁平化的对等结构和虚拟世界中几乎不存在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除外）。大数据的积累与挖掘和新型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会逐渐化解信息不对称。（105）
此外，学者们还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具备形成新技术革命的种种条件，例如更有利的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更有创新意识的企业、更高端的人力资本和技术人才，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利用此次新技术革命实现“再工业化”，走出危机。（106）
第二种角度从全球视角探讨了新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构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以新技术装备为基础的“个性化生产”和“大规模定制”很可能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强化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进一步固化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产业体系。二是重构世界经济地理。当发达国家重新获得生产制造环节的比较优势，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重新回流至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拥有技术、资本和市场等先发优势，将更有可能成为新型装备、新材料的主要提供商。在此趋势下，发达国家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高附加值终端产品、主要新型装备产品和新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和控制国。由于与第二产业的融合度更高，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领域内的领先优势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三是重构国家间利益分配机制。制造环节由更多、更高效、更智能的资本品和装备产品参与从而导致生产制造业的进入门槛变高。新技术革命强化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由于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由专业技能人员组成，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更高、行业的进入门槛更高、从业人员谈判能力更高等各种因素，使得服务业在整个价值链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更大。因此，随着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相关专业服务业向发达国家进一步集中，发达国家更有可能享受国家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构红利”。（107）（108）四是从全球化到洲际化。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了国家市场和民族国家政府的形成。然而此次新技术革命的能源、通信媒体和基础结构将会超越地理的限制，各大洲将成为经济生活的新平台。洲际性政治联盟，将成为新型的治理模式。五是从地缘政治到生物圈政治。能源机制内所发生的由有限的化石燃料到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将会重新界定国际关系理念。由于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且易于共享，需要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合作管理，因此国家间的关系会从竞争性侵略性向合作关系和共生关系转变，全球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109）
第三种角度探讨了新技术革命对文明的影响，这些学者相信能源机制和信息技术塑造了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文明的组织结构、商业和贸易成果的分配、政治力量的作用形式，指导了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在于通过能源的民主化，人类将迈入分散式的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将向更加合作和分散关系发展，权利结构也会越来越扁平化。（110）
（三）中国在新技术革命中的战略选择
由于新技术革命还处在黎明期，虽然这些技术在一些科学研究和产业中有所运用，但是还远远没有扩散开来，这为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对发达国家进行赶超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对于中国在新技术革命中的战略选择，中国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技术创新体系。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为了迎接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中国必须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坚持自主创新，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发展，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发挥创新在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同时研发新能源技术，变革能源利用方式。坚持以企业为创新的主体，支持企业进行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帮助企业提升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尽快在数字制造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自主掌握数字化制造产业的核心专利。（111）然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大可能率先实现技术革命，成为技术革命的中心，因此在新技术革命到来时候，中国应该选择与发达国家与众不同的特色发展道路，实施“主辅双层战略”，即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产业链提升为主要发展战略，以充分准备新技术革命的扩散为辅助战略，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实施赶超战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提升产业链的位置，为下一步发展和超越奠定基础。（112）
第二，产业体系和市场的调整。一些学者认为，在新技术革命中需要正确认识所谓“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认为，目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应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经济，许多传统制造业应该转移淘汰出去。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盲目的“去工业化”战略给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国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现代服务业与新型制造业融合，以及新的工业生产方式、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的生产制造模式基础之上。（113）此外，学者们还对新技术革命中中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具体方法进行了讨论。例如：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提升产业智能化水平，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先进制造业；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匹配；建立面对新一轮工业革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接入全球先进制造创新体系和产业网络，充分利用国际资源；辩证地看待“走出去”战略，把投资重点集中在未来的核心技术和设备制造业的国内投资方面。（114）
第三，政府的职能和制度建设。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新技术革命中政府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培育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各类制度，例如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变革政府管理模式，改善财政补贴使用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更大胆地进行创新的制度建设和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教育制度改革，有效使用人才资源；坚定不移地实施反垄断政策，实现对垄断行业的竞争化改造；要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对民族高端产业予以保护和扶植；等等。（115）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于中国在新技术革命中的战略选择无论从技术创新体系，产业结构调整，还是政治职能转变问题上都存在相对立的观点。因此，究竟什么样的战略选择能使中国在此次新技术革命中占据优势，学术界还需要更加切实、具体的研究成果来佐证。
总的来说，这些年来关于新技术革命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新技术革命还处在初始阶段，相关研究也仅仅刚刚起步，因此我们期待学者们在以下一些问题上还能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首先，进一步加强对技术经济的研究。技术始终是所谓新技术革命的核心。对于某一项可能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新技术，学者们不能仅仅通过书面上的报道和描述对其进行研究，而应该从实践出发，实地对其进行考察。由于技术革命中的种种核心技术涉及到理工科的前沿知识，而其影响又会对社会、政治、文化等产生巨大作用，因此，作为经济学科的学者们需要跨出本学科的局限，持续关注和了解与新兴技术相关的发明创造。
其次，对于新技术革命的问题，学术界有必要进行更有说服力的实证和案例研究。无论是新技术革命的影响，还是关于新技术革命的各项政策效应，都需要更详细的数据和案例支持。同时，关于中国应对新技术革命的战略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宏观策略的研究，更加详细具体的微观政策也应该纳入研究的重点。
再次，学者们应该把此次新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迁和演化结合起来去考察。例如，此次技术革命在整个资本主义长期波动中到底能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六、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探讨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征、演变规律、发展趋势等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是否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其新的特点是什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当代表现是什么？资本主义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成为了本年度学界讨论的焦点。
（一）新帝国主义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中，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和剖析，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近年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和不合理性更加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根本性质未变，只是新时代下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并以“新帝国主义”来称谓当代资本主义。本年度，众多学人对新帝国主义的特点和实质进行了探讨。
杨承训等通过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处于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突出表现是美国拥有的超级金融垄断地位，实质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在持该观点的人看来，新帝国主义具有七大新特点：一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美国成为资本主义的霸主和领袖，具有对世界的领导权；二是美国以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作后盾，利用美元的超级金融垄断地位建立和强化国际金融霸权，主导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了由美国独家用金融业垄断的世界超级金融帝国；三是虚拟经济在GDP中占比不断上升，实体经济不断下降，经济结构走向超级虚拟化，经济出现巨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并扩展为经济危机；四是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增加科研投入，垄断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封杀其他国家的技术创新，并把技术与虚拟资本相结合，强化金融的流动性和连锁性，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五是跨国公司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垄断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主要经济形式；六是军事实力的发展由虚拟经济的发展所支撑，局部战争仍然不断，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在全球强制战略资源；七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新帝国主义的七大特征中基础是国际超级金融垄断。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是继承和扩展的关系，但相比之下，其腐朽性、寄生性更加突出。（116）
赵常庆通过分析新帝国主义产生的背景，认为新帝国主义除具有传统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掠夺本性外，在新时代下还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新帝国主义国家倚仗强大的军事科技实力，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炫耀武力；二是新帝国主义国家依靠科技和经济实力，通过跨国公司，以科技成果和金融产品获取最大利润，同时把利润微薄和损害环境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延续老牌帝国主义损人肥己的贪婪本性；三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再实行侵略扩张的殖民统治方式，而是以抢夺和控制石油等战略性资源作为控制世界和巩固霸权的手段；四是美国操纵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滥用美元发行权，剥削发展中国家，左右世界经济；五是充分利用其软实力，向全球推行其价值观，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发展中国家。（117）
蒯正明认为，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一样，都不断追求资本扩张、拓展资本积累的空间；但是与传统的殖民掠夺方式不同，新帝国主义构筑了一套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和剥夺体系。该体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国内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在国外则要求各国放松资本管制，打破贸易壁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从而释放资本扩张的空间，为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赢利创造空间。其结果导致各国的经济命脉被大资本所控制，特别是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形成了新的经济依附关系，失去了经济自主权；二是资本积累方式转变为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通过金融投机，利用金融工具和货币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财富，形成了金融全球化。特别是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全球进行金融掠夺他国财富；三是新帝国主义国家借助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推行新自由主义，主导国际规则制定，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益服务。在他看来，新帝国主义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控制，这套体系范围更大、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118）
陈人江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不断对外扩张和掠夺，世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垄断资本控制下的食利性帝国，核心就是金融资本对全球产业和金融部门的控制和支配，形成金融资本的垄断。该食利性帝国通过两大支柱体系实现其统治：一是通过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对他国产业和资源进行占有和控制；二是美国对世界货币体系的垄断地位使得美国可以只通过美元的霸权地位同时借助国际性的金融机构控制和垄断世界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大肆掠夺世界财富。（119）
从上讨论中可以看出，学者们认为：新帝国主义之“新”在于，一方面金融资本获得了垄断性的地位，脱离了产业资本成为主导性资本形态；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和掠夺财富的方式不再是通过侵占他国土地，实行殖民统治，而是通过金融和科技手段间接控制世界经济政治，从而实现金融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但是，这些新特征的出现并未改变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以及经济高度垄断的本质。
（二）资本主义的阶段性特征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泛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本年度，国内学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
张宇等从五个方面全面概况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一是体现生产力的信息革命导致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加深，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加剧；三是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层面，经济关系中的金融化程度都在不断加深，具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四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都盛行新自由主义思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少；五是世界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具有不对称性。（120）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全球性扩张迈入了一个新阶段，是信息化基础上的全球生产。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是以信息化、智能化的高科技发展为基础，以金融、高科技和跨国公司为手段，以经济一体化为形式的全球性扩张，西方国家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121）与此相联系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高度的金融化。周宏等指出，过去30年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全面的金融自由化，金融业迅速膨胀，金融资本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资本高度金融化，经济活动的中心从产业部门转移至金融部门，金融资本的发展造就了一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另外就是影子银行和金融衍生工具得到了巨大发展。（122）何自力等则进一步指出，金融化作为一种资本积累模式，开启了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新阶段，资本积累的金融化意味着利润来源日益依赖于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产和贸易渠道，即资本的价值积累独立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流通。在他们看来，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高度金融化是资本主义交换的内在矛盾逻辑演绎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23）赵磊等也认为，发达国家高度金融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资本主义企业为了实现价值增值以及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采取了金融化的方式，保证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124）
除了金融化这一明显特征之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劳动与劳动、市场与国家之间又有哪些新的特征呢？总体来看，这些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只有充分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才能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具体体现，从而更加清晰地判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三）资本主义制度的困境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存在深刻的矛盾，而危机持续发酵则进一步凸显了当前资本主义难以应对经济危机的制度困境。本年度，国内学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困境进行了广泛讨论。
蒯正明等认为，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处于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困境。首先是随着金融资本的扩张，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力量出现变化，中产阶级分化严重且大部分向低收入层滑落，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基石；然后是资本积累遭遇困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国内贫富差距过大制约了消费需求，而严重的债务赤字又使得财政政策受到约束，另一方面全球化已经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资产也被掠夺得无利可图了，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转嫁危机的空间越来越小；最后是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各国应对危机的各种政策手段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导致政治制度受到合法性的质疑，西方一直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神圣光环不在。（125）
吕薇洲等也认同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在他们看来，危机对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欧洲福利资本主义这两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都形成了巨大冲击，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内在的深刻矛盾；而危机中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运转不良、效率低下的弊端使得危机无法及时得到救治而且越来越严重，动摇了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心；同时国家对垄断资本的救助方案又恶化了社会不平等状况，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126）
有的学者还指出，目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困境是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因而经济增长不见起色；另外，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也长期缺乏创新，主流文化颓废，思想创新的衰竭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失去了根本性的方向。（127）
总体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同资本主义已经陷入了一场制度性危机，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都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同时，他们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想在不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一些政策手段来应对危机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四）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切能采取的手段应对危机的冲击，然而持续至今，经济增速依然低迷，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世界各国有识之士都在不断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将何去何从的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话题。2013年国内学界主要探讨了两个主题：金融危机是否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走向衰落？短期和长期中的资本主义将出现何种变化？
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由盛转衰的历史性拐点。杨承训等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的变化来判断这一趋势：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崛起导致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外部力量出现新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金融危机演变成全面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综合症，经济社会受重创且持续时间长；三是经济危机引发国际及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纷乱，世界多极化越来越明显；四是资本主义霸主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推行军事资本主义，这将进一步导致美国自食其果。因此，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矛盾、同世界人民的矛盾还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都表明资本主义矛盾在不断深化，资本主义正由强势而充满矛盾走向衰变。（128）
张宇等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技术、所有制、资本形态、资本运动空间和调节方式五个方面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日益接近这一制度极限的原因。技术方面，信息化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产业空心化和无就业增长；所有制方面，资本社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法性的丧失；资本形态方面，金融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资本运动方式进入了最高阶段；资本运动空间上，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使得资本运动的空间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包括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所有手段仍然无法解决危机，各种干预政策都失去效力，因此这些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可能陷入长期的停滞状态，资本主义正走向历史性衰落。（129）
李慎明则认为，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霸权在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而最终削弱甚至最终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灭亡。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高新技术的发展结合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世界一系列的矛盾如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积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等难题将进一步趋向激化；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将从理论和实践中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因此，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资本主义日益走向衰落，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日趋接近。（130）
还有学者探讨了欧美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和爆发成因，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持该观点的人认为，帝国主义已发展到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控制的新阶段，因而是寄生性、腐朽性更强，更接近于垂死的资本主义。所谓“垂死的”并不是指明天就死，而是一个时代性的判断，是指资本主义已进入其最后阶段，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最后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131）
由于目前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军事、科技、文化实力，相比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并且世界体系规则也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制定和掌控，因此，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认同金融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制度将走向衰落，但是也认为这种衰落并不是立马崩溃或即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而是一种长期的发展趋势。
当然，很多人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将走向衰落，而是认为未来资本主义经济可能全面复苏，但是这种复苏必将伴随着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变革。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森”发展模式的失败，而未来莱茵模式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选择，该模式的主要代表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未来资本主义各国除了将重拾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外，同时还将吸取莱茵模式的“精髓”，包括注重长远发展、注重提高储蓄率和人力资本投资、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发展、注重让社会各阶层分享发展成果、企业实行“共同参与决定制”、金融行业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等等。但另一方面，资源环境压力、高福利政策引发的债务压力又使莱茵模式需要新的创新，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积极的福利政策，在财富分配与创造、公平与效率之间实现平衡；二是投资社会化，通过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议一种协作机制，发展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业和就业结构；三是全球化治理方面，需要更加紧密的跨国合作以应对环境、移民、贫富差距等全球性问题。这种模式被称为“新莱茵模式”，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未来资本主义很有可能向该种发展模式趋同。（132）
总的来看，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看法各不相同，但多数学者都认为金融危机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危机，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全面性危机，金融危机将全面重塑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研究与国外理论介绍
2013年，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的广泛研究成为突出现象。其中，国际最具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刚刚出齐，就掀起了政治经济学界“《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新高潮；以手稿为基础关于《资本论》创作史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此外，国内学界还翻译和介绍了一系列国外关于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动态讨论的文章，关于经典文献尤其是《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呈现出蓬勃之势，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
（一）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
《资本论》手稿忠实地反映了马克思创立《资本论》的思想进程，记录了他艰辛的理论研究轨迹，内容博大精深，论述透彻精辟，为深化理解《资本论》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133）2013年，国际最具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刚刚出齐，就掀起了政治经济学界“《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新高潮。
恩格斯编辑版《资本论》的一个重要缺憾，是未能反映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作历程。大谷祯之介试以新MEGA所收录的马克思为《资本论》第2部所写作的8部手稿为文献基础，以再生产理论为中心，考察马克思逐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划清界线，渐次发展出自身独特理论的艰辛创作历程。（134）
大村泉讨论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推定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第2部在全3部中的体系定位；第二，考察第2部与第1部中所展开理论之间的承接关系，以及其与第3部中所详细展开理论之间的导入关系；第三，考察恩格斯在具体编辑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自身所确立的编辑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个原则及其原因。（135）另外，大村泉认为，考虑到在很多问题上马克思手稿本身就存在着显著的变更，那么如何评价马克思本人对自己理论的展开过程就成为评价恩格斯更改马克思手稿正确与否的关键。（136）
新MEGA第Ⅱ部分将所有相关手稿悉数公开出版，为研究“《资本论》恩格斯编辑问题”奠立了可靠的文献学基础。但是，陈浩指出，有鉴于马克思手稿的未完成性，以及恩格斯在编辑过程所做变更的复杂性，在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和探究、彻底解答这一难题之前，对于“《资本论》恩格斯编辑问题”而言，新MEGA第Ⅱ部门的出版又仅仅只是一个新的开始。（137）
（二）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研究
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兴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发生着变化。
阿明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长期准备期、短暂成熟期和漫长衰落期，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长期衰落的开始。他论述了边缘地区民族和国家的最初发展，并分析了普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否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的问题。（138）除此，阿明还重点论述了“剩余”和帝国主义租金，并对剩余提出了一个“定量指标”。通过对剩余这个概念相关组成部分的分析，他认为，对大部分活动进行的管理具有寄生性，会使GDP膨胀，从而大大降低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真正“财富”的指标的深远意义。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以垄断租金即帝国主义租金的形式出现，把帝国主义租金从边缘地区转移到核心地区，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促使对剩余的吸收处于膨胀状态。（139）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的解读一般聚焦于全球化，由此说明资本与现代劳动结构的密切关系。但弗雷德里克指出，马克思试图表达的是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复杂的整体现象，对这种现象的回应是创造出一个概念不断运动的文本，把资本的每一个新的特征转变成一个问题，把每一种新揭示出来的特点转变成有待解决的新的挑战。他还认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浪费和破坏，当前破坏的体现是大量失业。（140）
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也最广泛、最激烈。保罗给出资本积累方程组的一个动态解，并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它们将导致利润率下降。这一动态模型可以被用于分析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并帮助理解当前的世界经济结构。（141）
丁声振试图集中于马克思最初在这一计划中提出的“世界市场危机”概念，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文章认为，2007～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证明了作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现实性。（142）
法莫尔简要地勾勒了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概貌，并对这种关系在最近几年的发展状况进行检视，认为经济危机充分证明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事实是，国家在保持资本主义正常运转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资本主义并没有丧失其核心动力，其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对利润的追逐和竞争性的积累——的发展。（143）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与介绍
2013年3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发展建设研讨会暨2013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重温习近平同志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的重要讲话。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受习近平同志的勉励和鼓舞，将更加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尤其是《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资本论》虽已发表百余年，但其仍然具有极强的当代价值。胡钧指出，《资本论》仍然是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和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现象、经济发展和中国政治经济学建立的理论根据。（144）林岗从《资本论》的现代性阐释了它的当代价值，并指出《资本论》揭示了社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指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资本论》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根据时代和国情的特点加以发展和创新。（145）
李义平梳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关于创新的一系列论述，并结合中国实际对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创新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由于交易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并由此激励了旨在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个别劳动时间的创新；其次，创新形成超额利润的过程，以及军备竞赛式的创新激励着进一步的创新；再次，行业之间的竞争形成了平均利润，并且使社会资源得以有利于创新的最佳配置；最后阐述了经济下行期特有的淘汰、兼并、重组是市场经济下创新的杠杆。（146）
董瑞华、唐珏岚重点研究了《资本论》的经济体制理论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资本论》的经济增长理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本论》的劳动和资本关系理论与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通过总结国内外目前对《资本论》的研究现状，结合当代实践与发展，讨论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147）
雪峰指出，充分借鉴《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思想，对于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理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创设生态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树立生态发展理念、助推生态环保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148）
李成勋以《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论述为线索，指出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绝不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的视野之外，因此运用《资本论》的理论来指导中国当代实践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149）
另外，《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述，是诠释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文本依据。在当代新的境遇下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必须深入展开对《资本论》文本理论的研究。2013年，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论》文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资本论》中探寻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成为一个研究热点。朱炳元、张兴亮研究了《资本论》中关于虚拟资本具体论述的章节，全面考察虚拟资本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虚拟资本的理论原型。（150）还有学者从《资本论》中探寻风险理论的根源以探讨金融危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风险是指资本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危险。具体而言，资本形态在其转化过程中会遭受风险，金融投机的意图是以最小风险换取最大利润，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篡夺使风险落到资本家头上，资本通过联合使自己免遭风险。莫凡、谭爱国认为，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为探寻风险根源提供了基本思路：从资本形态的转化过程入手探寻风险根源；从金融投机的本质属性入手探寻风险根源。为防范风险提供了基本方法：必须辩证地看待资本通过联合来防范风险的措施；在防范风险时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处。（151）
第二，对《资本论》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解读。何干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他认为，首先要重视全面科学地把握宏观经济分析的对象，用辩证方法分析宏观经济关系，科学地进行宏观经济数理分析，科学地分析国际经济关系，遵循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其次，应当推进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与方法的具体化，努力创建唯物史观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话语体系，注重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宏观经济协调运行的决定性作用，自觉应用唯物史观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152）孟捷对《资本论》的文本进行解读，考察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回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机制——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在何种意义上不符合（或符合）正义。（153）另外，《资本论的哲学》用物象化的观念来闸释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哲学批判逻辑，特别是著名的经济拜物教批判思想。（154）
第三，《资本论》的创作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聂锦芳重新思考和梳理《资本论》的研究原则与基础文献，对《资本论》手稿的文献进行疏证，对《资本论》的哲学思想进行辨析，对手稿的经济理论精随进行探究，为《资本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完整的文献资料，为《资本论》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和可能。（155）魏小萍以马克思的原文本为基础，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前《资本论》的发展历程和研究思路进行了研究。（156）张钟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作为马克思的第一部经济学手稿，展现了马克思理论制定过程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战的特点，表明他的理论是通过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实现的，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制定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突破性的、革命性的成就，是区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水岭。除了这一主要理论成果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还在资本的生产性和局限性、大机器生产和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社会发展和共产主义等问题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157）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
2013年3月20日，由《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社主办的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发展建设研讨会暨2013年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重温了习近平同志2012年6月对我校《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视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教育部高教司对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并对人民大学的《资本论》教学与研究提出希望。
2013年7月26日，由《经济学家》杂志社及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的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30届年会在西南财经大学隆重召开。会议总结了30年来《资本论》研究会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经验，认为坚持马克思《资本论》基本理论，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瞄准国际社会的理论前沿，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规律，提出新方案，是研究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2013年5月，西南财经大学组织的《陈豹隐全集》正式发行，以纪念这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者、《资本论》最早的翻译者。陈豹隐是中国最早系统编著马克思经济学教材，并将系统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引入大学讲坛的学者，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中国大学做出了的重要的贡献，促进了《资本论》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和学习。（158）
2013年10月出版的《论〈资本论〉——洪远朋资本论研究文集》是洪远朋教授研究《资本论》的论文选集。文集收录了作者关于《资本论》的研究论文60多篇。洪远朋教授长期从事《资本论》的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成果丰硕、获奖颇多、影响广泛。（159）
参与本年度政治经济学发展报告撰写的还有：冯志轩、姬旭辉、齐畅、王亚玄、李民圣、马慎萧等。
①蒋南平、崔祥龙：《不能脱离马克思的理论框架来发展劳动价值论》，《经济纵横》2013年第10期。
②陈文通：《劳动价值论不宜拓宽》，《经济纵横》2013年第1期。
③许光伟：《是矛盾的对偶，还是历史的发生？——兼评〈实体与形式对偶的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
④冯金华：《单位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不可能成正比》，《财经研究》2013年第8期。
⑤陈文通：《劳动价值论不宜拓宽》，《经济纵横》2013年第1期。
⑥刘召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劳动的耗费，凝结与社会证成”为中心线索的解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⑦冯金华：《单一生产，联合生产与价值决定》，《学习与探索》2013第1期。
⑧张忠任：《论联合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兼容性》，《社会科学战线》2013第3期。
⑨余斌：《斯蒂德曼讨论联合生产条件下价值决定问题的主要错误与纠正》，《经济纵横》2013年第4期。
（10）余斌：《价值转形究竟是不是伪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1）张忠任：《转形问题的关键和误区：一个必要的修正》，《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3年第1卷
（12）冯金华：《价值转形：总量相等则个量相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3）刘召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劳动的耗费、凝结与社会证成”为中心线索的解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第2期。
（14）刘灿、韩文龙：《利润率下降规律研究述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
（15）孟捷、向悦文：《克罗蒂和布伦纳的破坏性竞争理论比较研究》，《经济纵横》2013年第5期。
（16）赵亮亮：《布伦纳利润下降式危机说及其批评》，《金融评论》2013第5期。
（17）鲁保林、赵磊：《美国经济利润率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1966～2009》，《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18）马锦生、何自力：《论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在联系》，《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4期。
（19）赵峰、马慎萧、冯志轩：《金融化与资本主义危机：后凯恩斯主义金融化理论述评》，《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20）裴小革：《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若干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1）张晨、冯志轩：《技术落后，过度剥削与经济失衡》，《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9期。
（22）刘小怡：《马克思的IS-LM模型及其现实意义》，《经济学家》2013年第10期。
（23）刘伟、方兴起：《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再认识——基于均衡与非均衡的一种解析》，《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24）高尚全：《营造公平市场环境的关键仍是改革》，《学习月刊》2013年第9期。
（25）张鹏、韩东平：《市场经济本质、“超产权”条件与国企改革思路论争》，《改革》2013年第8期。
（26）程承坪、程鹏：《国有企业性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替代物》，《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
（27）林岗、张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2期。
（28）荣兆梓：《也论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不平等竞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29）林岗、张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2期。
（30）丁冰：《再论正确看待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2013年第2期。
（31）何干强：《不应把国有企业称为垄断企业》，《毛泽东邓小平研究》2013年第5期。
（32）戴锦：《国有企业政策工具属性研究》，《经济学家》2013年第8期。
（33）简新华：《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34）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
（35）简新华：《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36）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
（37）朱悦蘅、黄韬：《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的主体化及其治理机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年第2期。
（38）宗寒：《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几个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39）朱有志，肖卫：《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深化“五个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40）孔祥智、刘同山：《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4期。
（4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42）张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9日。
（43）张卓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经济日报》2013年11月22日。
（4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45）张卓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经济日报》2013年11月22日。
（46）张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9日。
（47）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六谈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光明日报》2013年12月5日。
（48）郑志国：《怎样认识混合所有制经济》，《人民日报》2014年1月8日。
（4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50）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六谈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光明日报》2013年12月5日。
（51）张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9日。
（52）刘树成：《当前和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中国流通经济》2013年第1期。
（53）刘世锦：《我国增长阶段转换与发展方式转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54）李扬、张平、张晓晶等：《当前和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对策分析》，《财贸经济》2013年第1期。
（55）余斌：《中国经济前景与2013年展望》，《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1期。
（56）余斌：《中国经济前景与2013年展望》，《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1期。
（57）刘世锦：《我国增长阶段转换与发展方式转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58）杨文进：《“发展陷阱”入口的中国经济——“发展陷阱”形成机理分析》，《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
（59）卢现祥、罗小芳：《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基于利益集团理论视角的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
（60）杨承训、张新宁：《科学运用“两期论”把握阶段性特征——兼析“中等收入陷阱”论的非科学性》，《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
（61）张新宁：《“唱空”中国解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62）张新宁：《“唱空”中国解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63）宗寒：《道路决定社会发展——兼评“唱空”中国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64）何玉长：《实体经济阻退“唱空”中国的论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65）张新宁：《“唱空”中国解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66）魏杰：《对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判断》，《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
（67）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68）张军：《中国经济还能再增长多久？》，《红旗文稿》2013年第11期。
（69）刘伟：《促进经济增长均衡与转变发展方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70）洪银兴：《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
（71）高梁：《转变发展方式需要系统性的思考》，《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
（72）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73）卫兴华：《创新驱动与转变发展方式》，《经济纵横》2013年第7期。
（74）高尚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新进程》，《北京日报》2013年11月25日。
（75）吴敬琏：《坚持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准确定位》，《北京日报》2013年11月25日。
（76）吴敬琏：《制定全面改革的行动规划》，《中国改革》2013年第8期。
（77）卫兴华：《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3日。
（78）张宇：《科学认识政府和市场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角》，《光明日报》2013年6月7日。
（79）逄锦聚：《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光明日报》2013年12月6日。
（80）邱海平：《资本权力过大，不得不防》，《环球时报》2014年1月20日。
（81）林毅夫：《有效市场也需有为政府》，《经济学家周报》2013年12月7日。
（82）袁恩桢：《政府与市场的“双强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8期。
（83）韩文秀：《怎样理解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求是》2013年第8期。
（84）张宇：《科学认识政府和市场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角》，《光明日报》2013年6月7日。
（85）卫兴华：《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3日。
（86）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0日。
（87）林毅夫：《有效市场也需有为政府》，《经济学家周报》2013年12月7日。
（88）逄锦聚：《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光明日报》2013年12月6日。
（89）程恩富：《要分清两种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环球时报》2013年12月10日。
（90）卫兴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纲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9日。
（91）何自力：《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基于西方和拉美国家的教训》，《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期。
（92）胡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93）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94）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北京：经济学科出版社，2010年。
（95）杨承训，承谕：《论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创新——从析“唱衰中国”，“改革停退”论说开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8期。
（96）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97）"Manufacturing: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Economist,2012-4-21.
（98）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99）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0）克利斯·弗里曼、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1）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02）克里斯·安德森：《创客：新工业革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制造业的应对战略》，《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9期。
（104）芮明杰：《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叩门，中国怎么办？》，《当代财经》2012年第8期。
（105）戚聿东、刘健：《第三次工业革命趋势下产业组织转型》，《财经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106）芮明杰：《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在叩门，中国怎么办？》，《当代财经》2012年第8期。
（107）朱启贵：《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转型选择——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动力与路径》，《学术前沿》2013年第3期。
（108）吕铁、贺俊、黄阳华：《如何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7月26日。
（109）（110）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111）朱启贵：《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转型选择——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动力与路径》，《学术前沿》201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制造业的应对战略》，《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9期。
（112）马虎兆、张慧颖、王辉：《新技术革命是中国走出“危机”最佳手段吗？——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与新技术革命关系的初步思考》，《科学学研究》2012年第1期。
（113）闫海潮：《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
（114）贾根良：《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在于发展模式的革命——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与反思》，《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5期。
（115）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116）杨承训、张新宁：《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盛衰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
（117）赵常庆：《新帝国主义的特点与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
（118）蒯正明：《论新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与剥夺方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119）陈人江：《金融垄断资本与食利性帝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20）张宇等：《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
（121）孙劲松：《全球化视野下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122）周宏、李国平：《金融资本主义：新特征与新影响》，《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123）何自力、马锦生：《发达国家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内涵及本质》，《经济纵横》2013年第5期。
（124）赵磊、肖斌：《经济金融化何以可能——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125）蒯正明、王玉：《从“欧债危机”透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
（126）吕薇洲、刑文增：《从金融危机看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困境》，《郑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27）陈江生：《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及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128）杨承训、张新宁：《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盛衰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
（129）张宇等，《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
（130）李慎明：《时间不在资本主义一边——高科技正在革资本主义的命》，《红旗文稿》2013年第3期。
（131）丁冰：《从欧洲当前债务危机看主权债务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132）刘盾、袁伦渠、林玳玳：《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经济学家》2013年第7期。
（133）韩立新：《新MEGA“〈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新进展——纪念新MEGA第Ⅱ部门“〈资本论〉及其手稿”出版工作的结束》，《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134）大谷祯之介：《从新MEGA第Ⅱ部门第2卷来看马克思对再生产理论的推进——以《资本论》第2部的艰辛创作历程为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135）大村泉：《新MEGA第Ⅱ部门第13卷〈资本论〉第2卷的编辑和研究（上）》，《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136）大村泉：《新MEGA第Ⅱ部门第12卷“恩格斯编辑用稿”的编辑和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137）陈浩：《新MEGA第Ⅱ部门与“〈资本论〉恩格斯编辑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138）萨米尔·阿明：《历史资本主义的轨迹和马克思主义在三个大陆的使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期。
（139）萨米尔·阿明：《垄断资本主义剩余与帝国主义租金》，《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9期。
（140）费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141）保罗·考克肖特：《为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辩护》，《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142）丁声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
（143）杰克·法莫尔：《国家和资本是对立的吗？》，《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3期。
（144）胡钧、张宇：《〈资本论〉导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
（145）林岗：《不朽的〈资本论〉——纪念马克思195周年诞辰之际为〈资本论〉的初学者而作》，《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
（146）李义平：《市场经济为什么是创新的机器——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相关论述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
（147）董瑞华、唐珏岚：《〈资本论〉及其手稿在当代的实践与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
（148）雪峰：《〈资本论〉蕴含的生态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
（149）李成勋：《〈资本论〉论中国》，《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
（150）朱炳元、张兴亮：《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文本的虚拟资本理论探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期。
（151）莫凡、谭爱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风险思想及其时代价值——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例》，《学术交流》2013年第1期。
（152）何干强：《要重视唯物史观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
（153）孟捷：《论马克思的三种正义概念——也谈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在什么意义上是不符合（或符合）正义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54）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
（155）聂锦芳：《〈资本论〉及其手稿再研究：文献、思想与当代性》，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7月。
（156）魏小萍：《通向〈资本论〉之路：前〈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探索轨迹及分析：以MEGA2为基础的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2月。
（157）张钟朴：《〈资本论〉第一部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创作史研究之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
（158）刘诗白：《陈豹隐与〈资本论〉理论在中国大学讲堂的传播》，《经济学家》2013年第6期。
（159）洪远朋：《论〈资本论〉——洪远朋资本论研究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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