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中论文,代价论文,我国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7)12-0010-05
一、我国GDP增长过程中的代价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4％，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资源、环境、社会公平等方面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1.GDP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尚未摆脱粗放型的增长模式，生产工艺总体上还相对落后，GDP的高增长率与高消耗、高排放相伴随，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物排放。同时，我国的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GDP增长仍然是各级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使得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屡禁不止。发展经济往往“压倒一切”，环境和生态保护只能为经济建设“让路”。在此情况下，GDP带来的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
尤其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我国GDP增长中能源短缺与能源浪费现象长期并存。一方面，我国能源短缺现象严重。其一，从电力来看：据来自国家电网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前11个月电力最高负荷达到3.8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上升了16.46％，增长幅度比前10个月加快了0.3个百分点。在用电量方面，前11个月全社会用电量为25627.49亿度，同比增长14.5％，比前10个月提高了4.5个百分点。2006年11月单月用电量环比上升了0.7％。其中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4.26％，城乡居民用电量增长了14.58％。全国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海南等电网外，其他省电网一律拉闸限电，高峰供电紧张形势依然难以彻底改观。如今，大面积电荒再次触及我国能源短缺之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电力消费第二大国。其二，从石油来看：作为非再生性能源的石油，一直是我国短缺性战略物资。目前，我国石油资源仅占全世界的3％；同时，我国因开采量已接近极限，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量几乎要完全依赖于进口。据专家估计，我国石油的进口量在2020年左右将有可能达到3亿吨，而成为世界第一大油品进口国。其三，从能源总耗来看：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自1980以来的能源总消耗量，年均增长率近5％，为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我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与能源供应及储量的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据专家估计，21世纪初期能源缺口将超过1亿吨标准煤，2030年约为2.5亿吨标准煤，2050年约为4.6亿吨标准煤。总之，我国的能源资源对当前尤其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我国能源浪费程度十分严重。其一，从电力来看。水电及火电等电力供应企业自身浪费的电能较大，如水力发电单位有10％的电力被其内部消费掉了；同时，用电企业的电力利用方式相当粗放，其低利用率造成了电力浪费巨大，如我国绝大多数钢铁企业的吨钢耗电量大大高于美国及日本等国家钢铁企业。其二，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比以发达国家为主要成员国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相差10个多百分点，落后近20年，且能源消费强度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美国、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日本的3倍、3.8倍和7.2倍；而且，我国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要高出25％至90％,如我国火电厂的供电煤耗即每千瓦时404克标准煤、比国际先进水平317克标准煤高出近28％，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1.86美元少产出1.5美元、比日本5.58美元少产出5.22美元。总之，我国企业受技术装备及科技进步缓慢的影响造成能源的利用率低下且浪费较为严重。
2.投资率大大高于国际一般水平,投资效果系数却不断下降
“六五”以来，我国消费增长一直落后于GDP的增长，结果是投资率不断攀升，至2006年，按支出法统计的投资率已超过40％，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20％左右的水平。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严重地降低了我国经济的宏观效率，使投资效果系数大幅下降。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5年我国1元人民币投资仅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185元，比2003年下降了0.07个百分点，比1981年更是下降近0.10元，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这说明现行的投资决策与管理是有问题的。虽然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化推进，非生产性的城市建设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动态存在一定不可比性，但总体上仍可以反映出我国每创造100元人民币GDP所付出的投资代价越来越大。
例如，我国工业每万元产值的用水量，要高出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2003年，我国实现的GDP，按现行汇率计算为1.4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但为此消耗的资源，包括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分别约占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消耗的资源高出世界平均水平很多，从而最终导致投资效果系数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同比上升0.8％。
3.环境污染的代价仍在加重
预计未来20年，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污染较重的行业，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煤炭、石油工业、化学工业、电力、交通运输等原材料工业和基础工业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同时，我国加入WTO后，食品、服装、医药、家用电器等行业仍将稳步增长，可能成为这些产品的“世界制造中心”。毫无疑问，在传统污染密集型行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和这些行业技术进步有一个渐进过程的情况下，进一步削减化学耗氧量和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总量困难很大。对某些城市和环境敏感的地区，通过调整结构，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是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行的办法。但对全国总体而言，未来20年这些行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还会有较大发展，污染物排放量依然会很大。
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从能耗、环保、税收等方面对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等高耗能项目进行限制，迫使这一产业向境外转移。现在我国国内在建和已经建成的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等生产线，已经超出国内需求的1倍以上，各地上马的积极性依然很高。不少新上高耗能项目的主要市场在国外，说明我们正在不惜资源、环境代价，不顾国内能源紧张的形势，努力为别人提供高耗能产品，这实在得不偿失。我国高耗能产业面向国际市场的这种发展思路，不仅会使我国可能成为世界高耗能产业转移的中心，还会进一步加重我国能源紧张局面，使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
4.我国GDP增长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居民财富分配的调节
长久以来我国推行的是以“重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了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而这些部门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以提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必然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和地区，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间的收入不平衡。另一方面，在我国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实施经济高速发展战略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有很强的“挤出效应”，这直接导致了我国低收入者的群体化和集中化(如上世纪末开始的纺织行业大规模下岗问题)，使得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如“铁本事件”和“雅安事件”)，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稳定。最后，GDP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腐败和非生产性收入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直接垄断了许多稀缺性的经济资源(如银行资金的投向、许可证的发放等)，并且以极低的成本投入到承担赶超任务的行业和企业。这就使得许多优先发展的部门和企业为争夺稀缺资源而展开竞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以争取补贴和扶持，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在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极易导致“寻租”活动和腐败现象的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差距。
通过相关统计资料我们可知，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状况呈现出以下特点：(1)贫富差距扩大速度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近年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迅速增高，1996年为0.375，1997年为0.379，1998年为0.386，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4。而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200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2)城乡大多数居民的收入都呈明显恶化趋势。1990-2005年间，我国乡村基尼系数上升了4.04个百分点，而城镇基尼系数上升更快，超过了6个百分点。(3)中间阶层收入水平下降明显，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过多过快地流向富裕阶层。(4)对金融资产占有的不均现象日趋显著。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2005年我国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可见，近年来我国高、低收入阶层间金融资产占有量的差距日益拉大。
二、我国GDP增长付出巨大代价的原因
当前我国GDP高代价增长总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成本的高投入，二是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所谓发展成本的高投入，是指发展成本过高或投入过大，获得的收益低于所付出的成本或投入，由此导致了发展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所谓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是指发展实践造成的破坏、损失和牺牲等呈现出日趋加重化的迹象。这些年来我国GDP高代价发展有三个突出的特征：(1)在发展理念上，奉行“物本论”；(2)在发展过程上，只追求发展的速度和数量；(3)在发展目的上，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由于人们缺乏代价意识，特别是在实践中奉行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以致陷于这样一种“发展困境”，即所取得的进步与所付出的代价同步增长，甚至所取得的进步越大，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多。单一经济增长论的失误在于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或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破坏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缺乏代价意识，看不到人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为经济增长了就完全等同于社会进步了。
当前我国GDP增长付出巨大代价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GDP增长过程中付出巨大代价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排名中不断上升。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在进一步加剧，使资源损耗和生态环境难以承载。如电力弹性系数的急剧上升、投资效果系数下降、三废排放量的上升，都说明耗电量大、附加值低的粗放型产业在我国仍很有市场，这与走新型产业化道路相距甚远。又如耕地的不断减少,这固然与经济的发展对耕地的依赖程度加大有关，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与近几年粗放地建设工业园区、开发区而圈占大片良田有关。因此，如果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资源消耗强度，我国经济将难以持续健康发展。
2.外延扩张型的投资高增长给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从这几年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远远高于GDP的年均增幅，这表明目前经济的发展是明显的投资拉动型。应该说，大规模的投资是驱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之源，但投资的快速增长所引起的一系列后果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投资的快速增长在带动生产快速增长的同时，必然带来生产资料消费的快速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快速增长。而与投资密切相关的钢铁、水泥等主要生产资料行业又是高污染行业，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威胁同样不可低估。
3.企业生产方式、外部化行为和居民消费方式加剧了环境压力。经济发展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表明，造成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但我们现在仍在竞相效仿发达国家走过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有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的许多企业在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观念淡薄。而且企业外部化行为明显，认为生产发展是企业的，而造成污染是社会的，在企业管理中还没有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成本核算范围。同样，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也没有在居民中形成共识，居民生活中的资源浪费行为，生活垃圾没有分类处理甚至乱扔等现象还普遍存在。当然，要改变这种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难度很大，这涉及到许多制度的形成与规范，但现实的资源和环境已不允许我们仍沿用早期发达国家曾走过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4.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导致重建设、轻治理现象长期存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政府的管理体制发生改革，在近些年也大大加强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但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仍没有将公共管理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能。主要表现在：一是许多管理社会公共资源的机构不具备足够的制度能力，如立法不到位。近些年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不少，但从国家公共资源管理实践来看，有关法律规章的立法层次、明确性、可操作性、与其他法律的一致性等有不同程度的欠缺。二是目标错位，部分地方政府将政府目标代替社会目标,并且存在政府行为短期化趋势，重政绩、重眼前利益。一些政府部门“经济意识”过强，凡是那些可以收费、发放许可证、分派项目资金的权力，各政府部门争相“监管”，而那些“含金量”低的、服务性强的社会服务责任则成为各部门间互相推诿的对象。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偏好大动作，喜欢提新口号、新计划，习惯于搞形象工程，而对于长远的、累积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效果则关心不够。
5.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过度依靠市场自发力量调节居民财富分配的倾向。针对我国居民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客观事实，一部分人士认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增长市场力量会自发地调节分配不均现象，故而主张对此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然而这种观点是极其有害的，如果经济增长真能消除分配不均的话，那么美国理应是当今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可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绝不应过度依靠市场自发的调节力量，而应吸收和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通过政府的各种宏观调控措施，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问题,以便使我国广大民众能够更好地分享到我国GDP快速增长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目标。
三、实现我国GDP低代价增长的对策建议
追求GDP高速增长战略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然而，我们所追求的应是低代价前提下的GDP高度增长。所谓低代价发展，是指所付出的发展成本和所导致的消极后果最小或最少，而发展收益最大或最显著。经济增长要付出一定代价是难免的,但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减少损失、减少代价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更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是个人均资源贫国，所以不能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面临资源问题而影响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按照“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改革相关税收、贴息、补贴等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造。尽快研究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制定和实施强制性能效标准，建立资源开采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提高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使用价格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一方面可以逐步通过制度安排，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引导企业与居民减少废弃物排放，清洁环境，对各类废弃物分类回收并循环利用，使环境与资源循环利用变成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2.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公共资源管理制度改革。我国各级政府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在加强经济调节、促进经济增长工作的过程中要把重点放在注重规划、注重政策、注重协调、注重环境建设上来。首先,要将公共管理职能作为政府的首要职能，纠正政府职能结构的长期失衡，将社会公共问题,如基本生活保障、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等问题的解决当作自己的“主业”。其次，要突出政府的区域发展规划与协调职能，如加强开发区建设的规划和引导，制定项目引进的产业导向标准，避免盲目引进高能耗高污染项目，避免开发区建设中的无序竞争造成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再次，确保政府在公共管理中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推进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在具体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社会组织和市场的作用，提高管理的效率并改革传统政府组织的弊病。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
3.采取切实措施加强环境治理力度。首先是要加强环境立法，通过法律规章形式，强制企业遵守排放标准,不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企业不能生产。引导企业将环境保护成本主动纳入企业生产成本，将排污的外部化行为变为企业内部化行为，将政府主导的环境保护的行为转化为企业的自发行为，控制企业生产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其次是要加强环境的监测工作，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要将环境监测工作面由排污重点企业扩大到所有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并且对企业废弃物的排放监测工作由不定期检查转变为不间断监测，彻底改变部分企业在检查时运转治污设备，无人检查时就偷偷排放的不良行为。环境保护部门还可以考虑向社会聘请部分环境保护监督员，让企业的排污行为接受群众监督，对揭发污染行为者实行奖励，在全社会营造全民环境保护意识。再次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降低治污成本。可以考虑通过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建造区域性的大型治污企业，区域范围内企业的污水、废物、废气集中进行处理，以降低治污成本，企业按污水、废物、废气排放量缴纳费用。
4.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社会的调控作用。一方面，市场经济不等于无政府经济，我国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合理调节居民财富分配。现阶段我国政府应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加大力度，包括强化相关税收的征缴和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机制等。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应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尤其要强化对因行业垄断等因素带来的过高收入进行监管和所得税征缴，以防止社会财富过快集中于少数富裕阶层；另一方面，应建立对低收入者的保障机制，对其发放补贴、津贴等转移性再分配，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同时，我国须适当调整现行的部分经济优惠政策，改变其过于倾向城市而不是农村、倾向沿海地区而不是内地的现状。
另一方面，不宜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发展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状况与其受教育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性。而国家投资于义务教育有助于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这比累进所得税或转移支付更具积极作用，能从根本上抑制贫富不均现象的发生。但近期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把教育推向市场的措施，而完全依靠市场发展教育的结果易使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利于贫困阶层，进而增加其脱贫致富的难度。因为我国现阶段过高的教育收费制度使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从而使很大一部分贫困家庭子女成为被教育边缘化了的人，若长此以往我国贫困阶层的整体文化水平将如何提高？贫富差距如何切实缩小？可见，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调控职能，努力使教育机会均等化。为此，我国首先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我国目前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GDP的比重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力度势在必行。其次，可对贫困家庭实施教育补贴政策,这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机会均等，能从根本上改变许多贫困家庭子女的命运。
本文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