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绝笔论文,熟人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沈从文自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起陷入“精神失常”的状态，在求生的挣扎和求死的绝望之间，反复无已，内心活动异常剧烈和痛苦，终至三月二十八日自杀。幸运的是及时获救，之后开始缓慢的恢复过程。 从“失常”到自杀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沈从文写下了三篇很长的文稿，分别是《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后面两篇是他构想的一部长篇自传的两章，但来不及全部完成，他留下标记说，在这两章之间还有八章。这两篇长稿编入二○○二年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 《沈从文全集》印行之后，遗稿的搜集、整理工作仍然在持续地进行，并且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沈虎雏从一大堆漫无头绪的旧纸残稿中，找出来完整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创作九十周年，沈虎雏与《新文学史料》商定发表这篇遗稿，并嘱我写篇文章，做一些解析。 《一点记录》和《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都是在清华园金岳霖的屋子里写的，前两篇当时已经完稿，后一篇回家后续写，也在三月初完成。沈从文一月二十八日到清华园，住了七八天，到三月六日写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超过三万字的文稿，可见其精神活动的持续性和纷繁激烈的程度。所以要理解《一点记录》，需要把它放在这一特殊时期的精神活动脉络中看，需要和其他两篇文稿联系在一起看。 不可思议的是，在“失常”、纷乱、纠缠不已的精神状态下，沈从文的文章却清晰、冷静、耐心、细致，虽有情绪的发泄，但更有理性的条分缕析，特别是两篇自传，自我分析的深度超出此前同类文字。这是一个“疯人”性格分裂的“不疯”的一面吗？还是只有一个“疯人”才具有的冷静和理性？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失常”，根本就不是“疯人”？ 我看了三篇文章的手稿，心里异常震惊：文章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的纸上，蝇头小字，笔画细而稳，整整齐齐地一行连着一行，一页接着一页。我原以为会是乱糟糟的纸面，以相应于乱糟糟的精神状况，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清晰、稳定、一丝不苟。 比较起来，《一点记录》没有两章自传那么条理分明，它的感受性更强，文字随着情绪的变化和意识的流动而弯曲波折前行，但核心显豁。它记录下的，是写作的即时即地，沈从文在一个绝大的问题下，对自我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是时代的巨大转折压给他的，具体到他身上，就是一提笔便不得不面对的他前半生全力以赴的文学事业的彻底危机：“我写什么？还能够写什么？笔已冻住，生命也冻住。一切待解放，待改造。是不是还有希望由复杂到单纯，阴晦到晴明？凡事必重新梳理，才能知道。” 把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置于篇首，以下叙说，无不与此牵扯呼应。 《一点记录》全文一万余字，是在金岳霖处住了六天后写的，主要写的是第一天到清华园的情形。这情形从内容上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对现实生活情境的叙述，作者身在其中，见闻感受；但他与眼前的现实情境既连又隔，隔胜过连，心思常常抽离而去，由此及彼，一再回到对于自我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上面，这是另一部分内容，即个人的内心情形。这两部分内容不是分开来写的，而是交织着叙述。从叙述的展开过程来看，或许种种具体的现实生活情境，虽然着墨不多，却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他内心思考的触机，引发他的自我思考过程层层推进。 沈从文精神状况的变化引起老朋友的关注，梁思成、林徽因等邀请他到清华园休养，“我是年夜上午九点出的城，一朋友相送，一个亲戚伴随”。朋友是清华外语系教授罗念生，亲戚是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弟，清华的学生。当时清华园已经解放，北平城处在包围之中，所以一出城即见到战事对峙中的一些情景。恰巧有一列地雷爆炸，沈从文的内心随即回应起死亡诱惑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没有死亡的爆炸。世界上也还有‘没有爆炸的死亡’，就派归了‘我’罢。”他回顾自己从少年时代起，每遇困难，即有相似召唤，但四十年来努力挣扎，不肯服输应答；“现在却似乎由于一种召唤声音的回复，我想轻轻答应一声”。 沈从文就是这样带着死亡诱惑的声音，走进清华园。一到住处，他的注意力就被这些事物和情形牵住：一、主人窗台上的瓦盆瓦罐，是养蟋蟀的，可这时节小生命都结束了，这仿佛也是一种启示：“一切存在都将成为过去，归于尘土。这真是种离奇的启示。”二、还有一张徐志摩的照片，“这个人死去即已十八年”，“身与名俱灭”。这仿佛是再一次的暗示：在此前十天，一月十八日，沈从文在家里无意中翻出了《爱眉小札》，想到当年对自己有极大的帮助的诗人早已成尘成土，他竟然羡慕那样得到休息，在书边写下：“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①三、从窗口望出去的田野，一片荒凉，“已不易想象另一时郁郁青青景象”。 但是，倘若只是渴求一死，倒也简单；分明还有另一种力量，另一种渴望。远处的蓬蓬鼓声和汽笛声，“都若象征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春天的来临”。这个将来的春天，自己也有份吗？不能不挣扎就放弃吧？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个人得挣扎到阳光下，将生命重新交给土地和阳光。凡事从新学习，由一个起码的人作起！即已无机会可望，个体在内外限制下终得毁灭，也应当用短短余生，鼓励下一代好好生存，在新社会里做一个好公民！” 思索至此，似乎得到一个暂时性的结论，这个结论里面似乎有一丝光亮。但其实不是结论，它不是对死亡诱惑的否定，也代替不了以死求解脱的冲动。可是它把这种冲动推延了，推延出来的时间，即是挣扎的时间；或者，用一种更可以接受的说法，把死亡“自然化”，等待它的来临：“我明白生命早在秋天中，成熟，透明，等待离枝。由离枝证明了废名的‘道’。”成熟的果实“离枝”，虽然是死亡，但也是自然的蜕变更迭。 不过，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离枝”，更为短暂，下一轮的思索纠结又要开始了。 接下来写的是年夜饭，主客九人围坐：女主人林徽因，性情明朗和体质脆弱结合成“人文主义一个最好标本”；男主人梁思成，受过伤的身体平时需穿一轻金属背甲，瘦弱之躯却将担负为新时代设计建筑的重任；“生与道契”的逻辑哲学家金岳霖，想中国之大，总有地方养鹅；两个年青助教，两个小主人，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个“我”——此时四十七岁的“我”，恰如十七岁的那个“我”：沉默，羞怯，慌乱，头木钝钝。 感情上极其亲切的老友，在时代转折之际的生命状态并不十分相同。梁思成夫妇，这一对杰出的建筑学家，渴望着为新时代的人民进行合理、健康的设计；就在此前不久，有解放军干部来到梁家，请教一旦被迫攻城，哪些文物必须保护，要梁思成把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军用地图上，使得夫妇俩异常感动。在沈从文眼里，主人夫妇将在新时代里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自己当时大概也是这样觉得。作为对比，沈从文自己却完全找不到新时代里的位置。与老友相聚，他的感受是，“一切存在都似乎极熟习又极生疏，完全是双重的。说什么我都懂，在微笑中领会，可没有一个人能从这种微笑中，领会一个人人格分裂以后的荒凉、麻木、机能失灵种种”。 饭后客厅中放贝多芬曲子，音乐流注，沈从文从中再次听到了死亡引诱的声音：“……你除了X还等待什么？”他的回答是顺从了：“带了我走吧……听你如命运，服从你如神。”但顺从中又禁不住抗拒：“我要动！……我不能静止，还没有死。”然而还是更倾向于顺从：“我需要静止，太累了。” 一个生命，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从乡村“游荡”到都市，或许是一种可怕的错误？沿着生命的来路回溯，可能找到本来的“我”？——“我要回去看看。”他的思绪回到了四十年前的老家，回忆起在母亲膝边哭泣的情景，发现了又一个“我”：“一个慈母和荡子的人格综合”。 由冥想再回到现实，座中“三个建筑师正谈到春天的旅行，要看看应天寺大塔，并讨论到中国塔的形式”。沈从文即时反应的是，“可决想不到面前也就有一个圮坍的塔，毁废的土堆”。他把自己想象成这样一座塔。 塔，沈从文对它太敏感，感情太深切厚重了。塔是小说《边城》的一个核心意象，风雨之夜，塔倒了，老船夫死了，这是一层意思；再一层，塔可以看作沈从文整个的文学事业的象征，此时这份半生心血建成的事业已遭全面否定；既以文学事业为生命，文学事业之塔的毁废，也即是个人生命的毁废；更而扩大来看，“塔字所含独立或孤立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象征意义，除少数专家已再无人能理会到”。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面前这个旧塔的坍圮，还包含了翠翠永世的悲哀。”《边城》里的翠翠出现了，连同悲哀的杜鹃鸣声。新的建筑将要在旧塔的废墟边进行，新的时代和自然界的春天就要来了，“我”忧愁和悲悯，真诚而善良，迎接行将到来的春天，可是这个春天“只有杜鹃存在，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完了”的悲哀刺激情绪贲张，他在心里失去了克制，喊着翠翠，向翠翠倾诉，就像喊着自己，向自己倾诉：“翠翠，你要哭，你尽管哭！你沉默，就让杜鹃为你永远在春天啼唤。你的善良品性和痛苦命运，早在我预料中，一切全在预料中。这就是人生！” 在此之前和之后，《边城》及翠翠，一再成为沈从文纷乱思绪中最痛切的回忆、想象，一九四八年他在初版本样书上写了三百字的《新题记》，满怀人与事的悲伤，“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②沈从文自杀获救后缓慢恢复的日子里，精神时好时坏，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晚上，孤苦无告之际，他连声呼喊翠翠：“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③ 翠翠是活在他文学中的女孩子，是家乡的山水和人事孕育、滋养的生命，由翠翠而想到家乡，回溯那个本来的“我”之所自：沙滩，河流，戏台，鱼，网，各种各样的人。在这巴掌大的一片地方，接续着平凡、简单而贫乏的一代代生命，“我”从那里来，欢喜回到那里去。可是，回去是不可能了，“试作溯流而上努力，即或知道源泉所在，依然不能回到那个源泉边去。一切都远了，除却保留在记忆回想中，什么都不存在了”。 眼前的客厅里，“大家正谈论到年青人的热情粘附于新信仰上时种种发展”。在这个“一切由‘信’出发”的新时代，孕育形成一种“新宗教气氛”，青年的生命在这种气氛里发酵；更奇异的是，时代在女主人“这个生命枯枝上，茁生了一簇簇新芽和新蕊。希望或理想同样在发酵”。男主人认真地谈到将来的工厂住宅设计，憧憬壮观景象的出现。面对这两个老朋友，沈从文欣赏、羡慕，同时也估计、疑虑：“二十世纪上半段人文主义传递下来的一切优秀技术，及对传统的理解，即将在新的时代作第一回新的贡献。好伟大的一回工程！”说还有疑虑，是他禁不住想，这样的奇迹、童话或神话，能不能真的实现？“能不能完成一小部分？”同为过来的人，“我”却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不能不“感到一种深刻的痛苦”。 女主人体贴“生病”的客人，她劝解，这劝解也像是一种辩驳：“为什么你会要死？……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他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年夜过去几天，沈从文坐在窗前写这篇记录，外面田野里有一列断垣，原来可能是个营盘，现在只剩下一片荒芜。他的思绪里又出现了死：过去某时，会不会有一个战士在那个门楼前自决？紧接着想到“另外一种战士”——也就是自己，会不会“来到这个废门楼前收拾了自己，完成一种象征？”——“似乎有种召唤，自远而近。我没有战栗，只凝视远处。” 开篇即提出的根本问题无从解答，思索复思索的过程没有结果，生命的疲累和空无或将战胜求生的挣扎，“我的甲胄和武器，我的水壶和粮袋，一个战士应有的全份携带，都已失去了意义。一切河流都干涸了，只剩余一片荒芜”。 死亡可以解脱一切。倘若果真听从了死亡的召唤，那么，这就是自我解脱前的“绝笔”。 沈从文自杀之前的精神活动，除了三篇长文，还可以参照的材料有，他在清华园给张兆和的信，以及梁思成、林徽因给张兆和的信，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我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书中做了集中引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沈从文的三篇长文，不仅仅对“还原”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思想和生命情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更充分地理解沈从文前半生的文学创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事业，都有深入的启发。譬如，《一个人的自白》或许能够触动我们反省，对沈从文作品的理解是否太表面化，那些被简单视为“美”、“静”、“朴素”的文字，其实包藏着生活经验中的屈辱和痛苦，也蕴含了生命意志的力量，来共同做成“微笑”的文学；由《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我们可以明白沈从文对历史文物的爱好和理解，其实源远流长，以至于早在后半生以此为业之前，就和个人生命的发展严密契合分不开。《一点记录》或许可以看成是两章自传的前奏，他写此文时的搜寻自我，延续下来，就有了紧接着的两篇长文。 沈从文本人，对他这几篇搜寻和梳理自我、当作“绝笔”留下来的文章，看得非常严肃、郑重。郑重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自白》第一段有句话：“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我至今记得十一年前读到这句话时的震惊，那是什么样的时候啊，他还想到有“和他的全部作品同置”的将来。 过了许多年，我再一次感受到心里的震惊，是看到文章的手稿。一九七五年，整日埋首于杂文物研究里的沈从文，从残存未毁的手稿中发现《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他郑重托付给忘年交、后半生最信任的王予予，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予予用卡片纸做了保护夹，外面写“沈要”两字，里面用铅笔记了一行：“七五年八月十五下午交余：‘这个放在你处……”省略号隐去的，就是那句让我震惊的话：“将来收到我全集里。”王予予在衣箱里做了个夹板层，把这页手稿藏在里面。 在《一点记录》里，沈从文回想以前的作品，从中看到了对个人现实命运的预言：《边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在耳边回旋。“我想起新婚二月会写出那种作品，再没有自己作的预言正确而真实！”但是，在当时的急迫和混乱中，他无暇也无心注意到自己作品预言的完整性，他被求死解脱吸引住了，一时没有想起那个作品的最后有个转折：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 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 二○一四年九月十二日 ①沈从文：《题〈爱眉小札〉》，《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7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②沈从文：《新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60页。 ③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