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代游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游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5744(2006)06-0015-07
游民(包括流民在内)的存在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权都难以完全避免的严重社会问题。游民的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统治阶级施政治国的社会基础，妨害了统治者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统治效力。更有甚者，由游民或流民发动的叛乱和斗争严重动摇甚至摧垮现行政权的事例也是不胜枚举，如“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元末农民起义(以朱元璋为代表)、明末李自成起义等。也正是因为游民的存在对统治者构成如此严重的影响，所以任何一个朝代或政权对于游民(包括流民)问题都是慎重对待并严加防范的。
研究游民，首先要搞清楚“游民”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说：“无业游民”。在普通民众看来，“游民”似乎全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吊儿郎当之徒。若如此来理解游民，实在是对游民这一社会群体的一个不小的误解！“游民”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王制》篇中：“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中国从周朝开始就有比较明确的“四民”划分，所谓“四民”，是指从事士、农、工、商四大行业的人们。进入秦汉以来，社会阶层的划分愈加明确，四民之外的人往往被视为脱离了国家正常统治秩序的人。前人学者也多有对游民的研究，笔者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代“游民”就是脱离社会基本统治秩序，不以从事士、农、工、商四业为生的人。
游民和流民比较起来，既有近似之处，更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流民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客观的灾难性原因，如水涝、旱魃、蝗灾、瘟疫以及兵燹之祸。流民在辗转迁移的过程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所拥有的不过是随身所带的破衣烂衫(甚至没有)，这时的流民是处于极其盲目的流动、游荡状态之中的。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对此时的流民只要略施恩惠、稍加拉拢，都会得到流民的极大信任，被他们视为再生父母、救世菩萨。假如豪强大族拉拢流民，流民就会依附于大族豪强，成为他们的门客或仆从；盗贼威逼利诱流民，他们就可能由此落草为寇，为害一方；而政府救济流民，则可能使流民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之中来。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流民是有可能成为“游民”的。当然，只要政府安置及时或流民遇有解救，大多数流民还是愿意重归田亩、安心生产的。毕竟中国传统农民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是“安土重迁”，背井离乡实在是无奈之举。第二，流民的产生除了兵燹灾害之外，残酷的经济剥削亦是迫使农民走上流亡之路的重要原因。伴随着一个封建政权的稳固与强大，普通百姓并不能持续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太多的收益。而这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却已经在脑海中孳生出更多的奢华欲望来，这些欲望的实现与满足无一例外地要依赖千百万人民的辛苦劳作。在统治阶级看来也许是极其微小的一点举动，都会给处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带来极大的影响与波动。无数的农民可能会因为统治者贪欲的一时兴起而永远失去安身立命的土地，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自己多年辛苦经营的作坊和微薄家产，统统被抛进苦难无边的流浪大潮中。
与流民不同，游民的产生却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天灾人祸的客观原因，导致游民产生的深层原因中更多地融入了政治、文化及心理因素。虽然“游民”在最初同样可能会因为天灾人祸而背井离乡、浪迹四方。但“游民”的“游”是有目的的，换言之，游民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游”于社会的——暂且不论这种理想是否高尚。游民们的社会理想可能是为了宣讲自己的学说，可能是为了完成先人的遗志，或是为了抨击时政而游走天下。并且，很多游民并非出身潦倒，他们中的很多人拥有千万贯家财和显赫的社会地位，在财富之外，他们还拥有自己的思想，有着对自身、对社会、对政治独特而完整的认识，而这些都是一般的流民所不可能具有的。当然，在游民中也只有跻身高层之士(或称为中高级游民)才会有这种理想，一般的、低层次的游民如盗贼、市井无赖、泼皮少年等是绝难具有这种品格与修养的。
综观两汉社会，基本面貌是国家统一、社会秩序安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不管是西汉抑或是东汉，在国家的统治阶层中，上自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至各级地方官吏，都能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这种统一和谐的局面！在两汉内部相对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中，各类“游民”也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积极奏响着他们的时代节拍，为汉代社会融入了主流意识之外的光彩！笔者将就导致汉代游民产生的原因、汉代主要游民形态的社会活动、汉代游民的特点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 导致汉代游民产生的原因
汉代游民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涉及思想文化、政治环境、(游民)个人性格及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1.思想文化原因
汉代承秦制而建，秦虽然颁布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法令制度，但秦却因其过于短命的统治，使得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诸多制度法令在它本朝并未产生太大的实际效果。秦始皇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只能更多地理解为是政治与疆域的统一。至于在思想文化方面，虽然秦始皇力图通过“焚书坑儒”一扫“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局面，但“千古一帝”远没有认识到改造人民思想的漫长性与艰巨性，妄图用他那一统东方六国的“金戈铁马”来踏平“异端邪说”，结果却事与愿违。伴随着在消灭暴秦基础上而诞生的西汉王朝的建立，各种制度法令又逐渐完备起来，各级统治机构又在新的王朝中开始了全新的运作。而汉高祖刘邦的文武大臣中有好多人如张良者是六国贵族后代，他们投在刘邦麾下，最初只是想借刘邦之力除秦暴政，恢复故国(张良曾“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1])，西汉建立以后，这些人又转而成为汉王朝的重要建设者。而另外一些同样为六国贵族出身、却并未像张良这般幸运地受到君主重用的人们，只能终生游走于民间，将自己的所学、所思散布于乡闾。这一部分人的思想学说中既有对战国百家争鸣某一派或几派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又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汉代现实社会状况的深刻思考乃至严厉批判，因而当他们的思想散布出来，就必然引起当时统治者的高度关注。在两汉建立之初，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
2.政治原因
春秋战国是一个在政治上(至少在区域或局部政治上)相对开放民主的历史时期。各国君主出于自强革新的需要，广延名士，四海纳贤。因而各家学派也多以出仕致用为准则，从不同的侧面观察、剖析社会并为各国君主提出改革济世的良策。若是自己的谋略不能为统治者所用，这些士人就抬腿走人，真正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拥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只要真正学有所成，而不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士人们总是不难找到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政治舞台。而继春秋战国之后建立起来的秦朝由于实行极端高压的统治政策，特别是“焚书坑儒”对士人造成的心理恐惧，使得多数知识分子出于“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考虑，或者躬耕垄亩，或者归隐山林，尽可能远离现实政治。西汉建立以后，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向天下万民做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模样，多次下诏，广求贤达。而此时隐居于田亩山林间的名士们，似乎还未从秦朝暴政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心中还残留着些许对政治的恐惧，因而并未对汉政府真诚而强烈的召唤发出太多的回应，依然悠悠自得于青山秀水间。这一部分没有充实到汉代政府中的知识分子，从未放弃自己所抱定的政治理想，只不过他们采取了与汉政府主流节拍不一致的表达社会理想的方式。
3.个人性格因素
仔细分析《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关于“游侠”类游民的记载，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人之所以成为游民的性格原因。如朱家“专趋人之急，甚于己私”[2]；剧孟“行大类朱家……及孟死，家无十金之财”[3]；郭解“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4]；原涉“倾身与相待，人无贤不肖阗门，在所闾里尽满客”[5]。这些“游侠”或仗义疏财，或乐善好施，或以德报怨，或倾心交友。简而言之，这些“游侠”所具有的特立独行的品格与风范，使得他们能够在乡民中产生出足以威重乡里、号令一方的精神力量。同样，我们不难发现“逸民”类游民产生的性格原因：高节骇俗、不问政事、安贫乐道等。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探寻出盗贼、流氓、市井少年等各类游民产生的性格心理因素。
游民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难以用简单的语言进行分析表述的复杂社会问题。以上仅就导致汉代游民产生的几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而对地域、民俗等方面的原因尚未加以探讨。
二 汉代游民的构成
如上所述，游民的产生是由复杂原因造成的，而在一个社会中游民的组织构成与产生他们的原因一样，同样需要我们进行缜密的分析。依据社会表现形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汉代的游民大致分为几种主要存在形式：游侠、隐士与逸民、盗贼、市井泼皮及无赖少年。汉代游民的这几种主要存在形式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相互影响，并共同对汉代社会的发展演变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下文我们将分别对汉代几种主要游民形态进行分析探讨。
1.游侠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游侠列传》，班固在《汉书》中也专门列出了《游侠传》。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写道：“郡国豪杰处处各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常道。”[6] 可以想见，无论司马迁还是班固都把“游侠”作为一类常见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形式而加以重视。被司马迁列入《游侠列传》中的人物有着共同的特点：“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7]。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游侠”并非全是舞刀弄枪、杀人越货之流。“游侠”——更多的时候所表现为一种精神品格，是一种特定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在这些特定的人身上的统一组合与完美体现。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在汉代游侠中有以武犯禁、乱法不羁之徒，但更多的是乐善好施、慷慨助人之辈。
汉代游侠多喜延揽名士，颇有“战国四公子”之遗风，如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8]。而郭解则名声更著，“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声争欢驩”[9]，郭解对这些与他欢情交往之人自然是厚待不已。再如原涉“倾身与相待，人无贤不肖阗门，在所闾里尽满客”[10]。其他如剧孟、陈遵、萬章等无不争相延揽名士，广致门客。毫无疑问，众多门客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门客收养者的经济负担，使得这些热衷于广交朋友、乐善好施的“游侠”要承担自身消费之外的更多物质供应，但“游侠”们在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却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精神愉悦和崇高的社会声望。除了自身所养的门客外，“游侠”们还广施天下，郭解“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原涉“专以振施贫穷赴人之急为务”。在施舍天下的同时，这些“游侠”自身却过着一种相对简朴的生活，原涉“妻子内困”——因为对他人乐善好施，以致连自己的老婆都处于生活困顿之中，在汉代社会中，恐怕只有真正以“天下为家”的游侠才能做到这一点。游侠们平日乐善好施、慷慨助人，为自己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声望。其实，在游侠的内心中也是希望自身的善行能够得到回报的，那些受惠于游侠的门客或落魄之人更是怀抱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信念，时刻想以一技之长乃至身家性命回报恩人，当然，乐于为游侠两肋插刀的还有那些仰慕游侠的高义名节却并未直接受益于游侠的江湖志士。例如，原涉的叔父为茂陵秦氏所杀，“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11]，而闻听此事的谷口豪杰为替原涉报仇而杀秦氏，宁愿自己“亡命岁余”。分析“谷口豪杰”之所以愿意为原涉如此卖力复仇的原因，显然是受到原涉名扬天下、普施济众的品格与魅力的影响所致！
门客受到“游侠”的真诚相待，他们对于自己的主人自然也是倾力相助，容不得他人对自己的主人有丝毫的不敬。试以郭解为例，《汉书·游侠传》记载：“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独箕踞视之……客欲杀之。”连有人挡住主人的道路、不敬地看他主人一眼，都会引起郭解门客的极端不满，以致要用“杀之”的办法来惩戒这个路人。可见，在门客的心目中，能够为他们提供衣食之养和避难之所的“游侠”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而“游侠”之所以能够在门客心中赢得如此高的威望，与他们平日扶危助困、解人危难的义举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游侠”通过平日的言行已为自己储备下一笔宝贵的无形社会财富！
“游侠”在普施天下、解危助困的同时，还对于汉代社会政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例如，当吴楚七国之乱时，太尉周亚夫火速派人到河南找到剧孟，将其接到军中，大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12] 班固称赞周亚夫得剧孟的这一举动为“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13]。剧孟作为身居洛阳的一位“游侠”，颇有义名，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吴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先下手为强，争取到剧孟，使得叛乱者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援助，加速了叛乱的破产。事实上，吴楚七国何尝不想得到剧孟，只是下手不如周亚夫快罢了。一个身居洛阳的“游侠”——剧孟，竟然在汉代中央与地方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中成为政府与反政府的叛乱者共同争夺的目标，得之则胜，失之则败。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周亚夫急切得到剧孟的原因，显然是考虑到剧孟拥有的社会声望与影响以及利用剧孟所可以调动的社会巨大物质和智力资源。
在汉代社会，豪强与游侠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但同样不可截然分开。豪强之所以称为豪强，首先是因为这些人拥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是这些人“强”的稳固物质保证，但要想保住已拥有的财富并进而做“大”，则需要拥有物质基础之外的更多条件与手段，如结交官府、延揽名士、结党营私等等。特别是进入东汉时期，由于光武帝及其手下文武大臣大多出身豪族，因而豪强势力更加空前强大。游侠与豪强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游侠中的很多人和豪强一样，拥有较为强大的经济基础，能够为他们广泛的社交活动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并且由于“游侠”与豪强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都喜欢招揽门客，因而形成一个为他们私有的智囊团体。但游侠与豪强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见的，“游侠”乐于将自己的财富用来广施天下，让更多的人受惠于己，而豪强中的相当部分人却经常在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人力、物力用在了破坏社会秩序、扰乱民生甚至对抗官府上。当然，我们不能简单机械地对汉代的游侠与豪强进行比较和区分，因为在汉代社会中将游侠与豪强二者特性合而为一者不乏其人！而在汉政府看来，“游侠”与一般豪强似乎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可能成为危及自身统治的社会势力。因而在两汉政府对豪强实施打击时，很多“游侠”也被列入打击范围，甚至由此遭受灭门之祸。
范晔在《后汉书·酷吏传》中开篇写道：“汉承战国余烈，多豪滑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14] 豪强势力在乡里为所欲为，飞扬跋扈。西汉景帝时，“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15]，一个地方宗族竟然拥有三百余家的势力，恣意妄为，连西汉“二千石”高官都对之无可奈何，足以想见这个宗族的能量之大。如此嚣张的宗族，对于地方所产生的破坏性是不言自明的，假如不及时根除，最终的局面只能是愈演愈烈，以致失控。所以景帝任命郅都为济南守“诛瞷氏首恶，余皆股栗”。在《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多有政府严黜地方豪强的记述。王温舒就任河内太守后，“捕郡中豪滑，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16] 汉宣帝时，严延年被拜为涿郡太守，时郡中“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忤，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17]。而严延年下车伊始，就“更遣吏分考两高，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18]。东汉光武帝即位后，拜李章为阳平令。当时，赵、魏地区豪右往往屯聚，而清河大姓赵纲更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无疑，这种行为是对政府统治的公然武力对抗，所以李章到阳平就任后，即着手诛除赵纲。李章除赵纲的手法似乎就是上演了一场完美的“鸿门宴”：章“乃设飨会，而延谒纲。纲带文剑，被羽衣，从士百余人来到。章与对宴饮，有顷，手剑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19]，在取得斩杀匪首的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吏人遂安”。由此我们可以管窥两汉政府为巩固自身统治，坚决诛除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坚定决心以及斗争场面的血腥残酷。在消除豪强的斗争中，一些原本为地方官吏所不容的“游侠”也被地方官吏借诛豪强之机消灭了。如前文所说到的郭解虽然风光一世，最终亦难逃诛九族的惨运。郭解可被视为是将“游侠”与豪强二者特性合二为一的典型。郭解曾“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不可胜数”[20]，却“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21]。由此可见，早年的郭解也是作恶多端，只是在他成年以后，才“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逐渐树立起了侠义的名声。但是，郭解及其门客的任侠精神和狂妄行为，在无形中形成了对西汉统治的潜在威胁，汉政府早欲除之而后快。加之郭解的门客经常伤人亡命之事不断，更为政府剪除之提供了充分的理由，遂在郭解之兄子又犯下一起命案之后，朝廷发布了追捕郭解的命令，在颇费一番周折之后，“久之得解，穷治所犯为”。就在朝廷下令拿办郭解的时候，轵地有一个儒生说了一句：“(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此话被郭解一个门客听到，这个儒生马上就遭到了断舌杀身之祸。也可以说，正是郭解门客多行杀戮之事，使得郭解平日普施广济的光辉一面淡化以致湮灭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郭解门客的种种不法举动是受了郭解的授意而为)，而在汉政府的眼中，郭解已经无异于一个好杀斗狠的狂莽之徒，正如御史大夫公孙弘在奏议郭解时所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当大逆无道。”[22] 除郭解外，原涉的结局也是很悲惨的，《汉书·游侠传》记载：“宾客车数十乘共送涉至狱……遂斩涉，悬之长安市。”雄居一方、威风八面的原涉竟然是被自己平日所养的宾客送入了监狱，最终上了断头台，这实在是汉代游侠遭遇悲惨结局的又一个典型代表。另外，西汉成帝河平年间，王尊做京兆尹时，先后捕杀了萬章、箭张回、酒市赵君都和贾子光等“皆长安名豪”，游侠的社会实力及影响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2.逸民
在《后汉书》中，范晔专辟《逸民列传》一章，详细记述了十多位生活于东汉一朝(尤其是东汉中前期)极有代表性的“逸民”的事迹。在《逸民列传》的开篇，范晔将“逸民们”的共性归纳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并进而生动形象地刻画出“逸民”的主要表现形态：“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23] 范晔还引用荀子的话来突出强调“逸民们”的特点：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当然，若以范晔判定“逸民”的标准来分析两汉的士人，符合条件的不啻千万，绝不止《后汉书·逸民列传》中所记述的这十几位。
所谓“逸民”，并非贪图安逸舒适、只求清闲度日之人。笔者理解“逸民”中的“逸”有逃逸、躲避之义，换言之，“逸民”就是“逃民”。那么，逸民们究竟在逃避什么呢？他们又为何要逃避呢？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是我们理解逸民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关键所在。下面试以《后汉书·逸民列传》中所列举的人物为例，分析导致汉代逸民出现的原因和他们的生活面貌。
(1)逸居山林田园
范晔笔下的逸民生活时间较为集中，大多生活于西汉末年到东汉前期，此时“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已趋没落的西汉社会，严重打击了士人的政治积极性；而由于王莽改制造成的混乱局面，又彻底扫荡了士人心中对君主、对政府仅存的一丝希望，于是本来已经是“义愤甚矣”的士人“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由此可见，西汉的衰败和王莽的篡位是导致士人大量“逃逸”的直接社会政治原因。那么在东汉建立之后，这些学识丰富、名义高洁的逸民缘何依旧保持山野田林间的隐逸生活，而不愿意在新的政权中出仕效力呢？这其中的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在经历了莽新之乱后，东汉之初的士人们普遍患上了政治恐惧后遗症，对于新建立的王朝多持观望态度，并不愿直接置身其中。加之东汉王朝建立伊始，百废待兴，社会秩序极其混乱，即便接受朝廷征举，也大多是从事一些危险而艰巨的工作，无功不说，还难免刀兵杀身之祸！如温序和彭脩就是受朝廷征辟而为官，却先后在与“贼众”的战斗中死于刀锋箭雨中。正是基于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深刻考虑，逸民们选择依旧保有“安逸”的生活。如向长“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24]；逢萌“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25]；井丹“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26]；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27]；戴良“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以寿终”[28] 等等。
(2)“优游山林”，却不忘关注现实
逸民们都超然于社会现实之上，他们“乐山乐水”，躬耕垄亩，其雅致超凡之处，足令俗世凡人赞叹不已。可谁又能想到，在逸民们悠闲、清雅的外表下，大多隐藏有一颗对于现实社会充满了强烈关注的心。一方面在优游山林，一方面又关注政治，矛盾吗？不矛盾！原因有二：首先，孔子早已为后代的士人(知识分子)定下了基本的人生路数——学而优则仕！而西汉的知识分子又多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熏陶，对于孔子的这一教导自然是铭记在心的。其次，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天性地怀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济世情怀。因而汉代的逸民们在游山玩水之际，依然以或悲、或喜、或隐、或显的方式表达出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可以找到反映这方面情况的多处例证。如光武帝路遇野王二老，与二老讨论擒虎之道，光武帝认为只要“苟有其备，虎亦何患”。而野王二老同样以擒虎之道向光武帝娓娓道出自己的政治思想：“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其备，庸可忽乎！”[29] 野王二老的话意很明显，是在委婉劝诫光武帝为政治国须谨慎而行，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虽然当光武帝决定任用野王二老之时，二人“辞而去，莫知所在”。但稍加分析，就不难明白：假如此二人真正对社会政治毫不关心，何以会在光武帝行猎于野的偶然时机，将自己的肺腑之言向当朝圣上和盘托出？谁又能断言如此善于把握时机向皇帝妙言讽谏之人是对现实政治毫不关心的呢？除野王二老外，同样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的逸民还有逢萌，逢萌“知莽将败……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30]。此处先暂且不论逢萌的政治立场，单凭他以“哭”这种不寻常、不平静的情绪状态来回应莽新政权的倾覆，就可以看出逢萌对现实政治是极其关注的。那么逢萌对于莽新政权究竟是什么态度呢？略看《后汉书·逸民列传·逢萌传》便知，当得知王莽杀掉自己的儿子宇之后，逢萌对朋友说：“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31] 根据这段记述我们可以作出明确的判断：逢萌对于篡汉杀子的王莽是非常厌恶的，对于莽新政权是极其鄙视的！逢萌之所以“解冠浮海”而去，绝非仅为了苟全身家性命，而是为了远离颠倒人伦、毁灭纲纪的黑暗政治——这便是逢萌的政治立场。试想，有着如此明确的是非观念、爱憎分明之人又怎会完全自外于现实政治呢？若以上两个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逸民心中对于现实政治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眷顾的话，就让我们再举一例：光武帝征召严光，“(帝)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32]。严光在光武帝安车玄纁、三请而难却的盛情之下，终于应召而至。这其中虽有严光与光武帝是故交加之盛情难却的客观原因，但隐藏在严光内心深处的政治追求才是促使他最终应召的根本所在——尽管严光最终依然是“归耕富春山……终于家”。类似的例子《后汉书·逸民列传》中还有汉桓帝征韩康等等。虽然在朝廷致仕为官者只是逸民中的一小部分或是某些逸民一生中的很短时期，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存在于逸民中的重要现象。
(3)逸民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逸民大多隐居山野田林之间，但他们在精神与思想上并未脱离于现实社会。再加之逸民们多具有广博的学识、优秀的品性，因而逸民很容易在他们所生活的区域范围内发挥出相当的影响作用。如上文所举朝廷征召严光、韩康等为官的事例就反映出这些人所具有的社会影响。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微之处同样可以反映出逸民的社会名望，如当高凤见到邻里有为争夺财物而持兵相斗者，就前往调解，并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33] 最后使得争者怀感，投兵谢罪。从处理这一看似简单的邻里纷争事件中，就足以看出高凤在乡邻中所具有的良好声望，否则当高凤前去调解时，就有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已刀兵相向的争斗双方。又如：周党居太原广武，逢王莽当政，天下“盗贼横行”，后来“贼暴从横，残灭郡县，唯至广武，过城不入”[34]。盗贼不入广武的原因，不是因为广武城中屯有精锐重兵，而是景仰周党“敕身修志，州里称其高”的品行。一个普通的逸民用他高尚的道德操行击退了盗贼，使全城百姓躲过了一场刀兵之祸，保全了身家性命。可见，汉代逸民的社会影响之大，不仅使普通民众百姓深受感染，就连噬杀成性、“残灭郡县”的盗贼亦为之感动。
综上所述，“逸民”是汉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他们多不愿出仕于社会，但又不自绝于社会，他们时刻关心着现实，并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发挥着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3.盗贼
在本文中我们之所以将“盗贼”也归入到游民的行列中，是因为“盗贼”与游侠、逸民等都是汉代社会士、农、工、商阶层之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形式，是汉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的盗贼，一部分是指在两汉政府正常统治状态下出现的攻城略地、杀人越货、成集团规模的为非作歹之徒；另一部分“盗贼”则是指在两汉政府陷入深刻的统治危机之际出现的、对政府统治构成心腹大患的“绿林、赤眉”与黄巾起义军。本文中我们将要讨论的盗贼侧重于两汉正常统治秩序下出现的为非作歹之徒，即前一种情况。
在《汉书》和《后汉书》中有很多关于“盗贼”活动的描述。在《汉书》中，如，“广汉男子郑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冬，广汉郑躬等党与浸广，犯历四县，众且万人”[35]；“(吾丘寿王)稍迁，会东郡盗贼起”[36]；“武帝末，郡国盗贼并起”[37]；“(王尊)威震郡中，盗贼分散，入傍郡界。豪强多诛伤伏辜者”[38]。在《后汉书》中同样也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记载，如，“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39]；“广陵盗贼张婴等诣太守张纲降”[40]；“太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叛，杀长吏”[41]；“济南贼起，攻东平陵”[42] 等等。在两汉社会正常统治秩序下，出现如此多的盗贼的原因并不难理解，简单概括起来就是：天灾人祸。随便翻翻《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其他反映两汉社会状况的史籍就可以看到，关于蝗、水、旱、地震、瘟疫等灾害的记录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汉政府所采取的赈济措施与百姓所遭受的损失比起来，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甚至有时，汉政府不但不采取救济措施，反而让未逃亡的百姓替已经逃亡的人承担赋税，对百姓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最终促成久已压抑的反叛情绪的大爆发。而正是这种大爆发最终直接危及两汉统治的社会根基。归纳盗贼们的活动并与前述游侠豪强、逸民的活动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1)盗贼活动多具有突发性质，两汉政府或百姓经常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盗贼袭击，蒙受严重损失。(2)盗贼活动的暴力性质很强，盗贼大多采取烧、杀、抢、掠的方式，因而使得遭盗贼洗劫之地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破坏。(3)两汉政府大力缉盗。正是因为盗贼的存在严重危及自身的统治，所以两汉政府对于盗贼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在《史记》和《后汉书》中都辟有《酷吏列传》，《汉书》中亦有《酷吏传》，无论是《酷吏列传》还是《酷吏传》，其中所述之人物，很多是在为两汉政府平叛削乱的过程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如“王温舒……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以故齐赵之郊盗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43]；“武帝使(尹齐)督盗贼，斩伐不避贵势”[44]；“(黄昌)密捕盗帅一人，胁使条诸县强暴之人姓名居处，乃分遣掩讨，无有遗脱”[45]。
盗贼的组织形式和社会活动都不同于游侠、豪强和逸民，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盗贼这一暴力破坏性团体的存在，必然对所处社会产生极大危害。
三 汉代游民的特点及影响
游民在整个两汉社会中始终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形式。两汉游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可以说，要了解两汉社会状况的全貌，对两汉游民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前文对两汉游民主要形态分析阐述的基础上，笔者试将汉代游民的特点及影响简单归结如下。
1.两汉游民的特点
(1)形式多样、人数众多
游侠、逸民、盗贼以及无赖少年等共同构成了汉代游民的存在形式。同时，两汉时的任何一种游民形式都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社会群体。由于游侠和豪强大多豢养数量众多的门客，少则几十，多则成百上千，因此若将整个两汉时期有据可查的游侠和豪强豢养的门客数目统计起来，绝对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若再加上举家、举族归隐山野田林的众多逸民以及经常三、五十为群的盗贼、乞丐和无赖少年等，在汉代社会中，游民在社会总人口中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
(2)活动范围广、生命力强
可以说，整个两汉社会的发展始终有游民活动相伴，而两汉之后中国任何一个政权的统治更是都有游民相伴其中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存在时间长，不应作为某一个时期游民活动的特点，而应是游民这一特定社会阶层从产生之日起就注定必有的特性。汉代游民活动范围相当广泛，既有躬耕垄亩者，亦有致仕为官者，既有隐居原野者，更有啸聚山林者。尽管两汉时的游民经常被政府以征召、迁徙和诛灭等手段加以利用或遭受打压，但各种形式的游民多能在独具特色的生存空间中顽强生存，生生不息。
(3)社会影响巨大
游民所以能够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与他们独特的人生理念、品格修养及行为方式都是分不开的。汉代游民中如剧孟者，能够影响到国家政局的安危，成为朝廷顺利平叛的关键，其影响力足见一斑！
2.两汉游民的影响
(1)游民对汉代社会风气、社会秩序的影响
游民对汉代社会风气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促使社会风气改善好转的一面，也有造成社会风气败坏恶化的一面，有时两方面的情况又交织在一起，需要具体分析。汉代的游侠及豪强多豢养门客，而众多门客出身三教九流，成分极其复杂。在两汉统治相对稳固时，能够做豪强或游侠的门客似乎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无论是求仕无望的读书人、漂泊无靠的流浪汉，还是流落市井的无赖流氓等多以此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这些人或一无长处，或偷鸡摸狗，或仅凭三寸不烂之舌来讨得主人的欢心。游侠豪强及其所豢养的众多门客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合，这种社会组合的存在，一方面的确可以安置在汉政府统治水平下无法获得理想归宿的部分失意士人和流落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流落闲散人员；但另一方面，这种在游侠和豪强门下由形形色色人物所组成的大大小小的群体组织，则又是两汉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新的社会积瘤，两汉政府见之心痛，却又无力去之。除了游侠豪强及其门客之外，逸民对于汉代社会也存在着相当的影响，逸民往往举族迁徙归隐，无疑会对汉政府的户籍、土地管理及赋税征收政策造成影响，但逸民又往往能在所居之地树立良好的声望，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民风的好转。
(2)游民对两汉统治政策的影响
在两汉政府的统治政策中，很多时候都可以体现出政府对于游民(包括流民)的重视，翻阅两汉史料尤其是正史，不难发现数量极多的朝廷“大赦天下”的记载——灾荒年月要大赦，新帝即位要大赦，改元换号要大赦，出现奇瑞天象要大赦，似乎两汉政府总在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大赦天下”，两汉政府何以要如此频繁地“大赦天下”？赦免的都是什么人呢？让我们回到史书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吧。受汉政府赦免的多是抛荒土地、流移他乡、偷窃抢夺乃至杀人越货的“游民”之辈，赦免的目的无非是要减少游离于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游民数量，对这些人进行抚慰劝藉，并将他们重新笼络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在西汉时，政府还经常对豪强实行强制迁徙政策。迁徙目的还是要使豪强脱离已经形成的私人势力范围，削弱其社会影响，并将其所掌握的财富和人口转移到更便于中央直接控制的地区来。东汉时光武帝的“度田”政策，也是针对豪强游民而实行的，尽管最终收效甚微。
(3)游民对两汉经济的影响
豪强游民往往田连千亩、豪宅万栋，营理多种产业，富甲一方，加之豪强手下千百成群的门客，在一定区域内，其势力之强大实在是无人能敌。故而出现“二千石莫能制”的局面就不足为怪了。在地方上，游民财富的空前积累、势力的急剧膨胀，使得汉代地方政府所能掌控的经济能量大受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难以有足额保证；而游民又控制了大量人口，无疑是在同政府进行一场人口争夺战。另外，游民中的消极成分——盗贼对于汉代经济的损害也不可低估，他们攻城略地、杀人越货，其对社会经济和人民安全的伤害，更是短时间难以弥合的。分析到此，两汉政府采取迁徙豪强、度田及严捕盗贼等政策所具有的经济意义就不难理解了。
(4)游民对文化的影响
我们不可简单地将游民理解为一群愚莽粗鲁之徒。恰恰相反，很多人之所以成为“游民”，正是因为他们有着稳定而明确的人生追求，为了实现理想而不甘于同俗世合流。汉代是中国游民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期，而游民文化也在这一时期逐步趋于成熟，并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汉代游民中多有饱学之士，如向栩“恒读《老子》，状如学道”[46]；向长“好通《老》、《易》”[47]；逢萌“通《春秋经》”[48]；井丹(字大春)“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纭井大春’”[49]；法真“好学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50] 等等。如此事例还可举出好多，经学在汉代成为官方之学，但身处民间的“游民”大儒对于汉代经学的推动发展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并且“游民”士人不拘束于官场规矩，思路新颖、视野开阔，可以别开一番思想、言论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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