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1]2011年在《当前市场经济诚信缺失透析与解决途径》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关键的一点是要在经济生活中树立诚信观念,以此来带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越来越完善,诚信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没有诚信,就没有秩序；没有诚信,就没有交换、没有市场；没有诚信,经济活动就难以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存在。但是,在当前的经济生活中,诚信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本文的选题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简要介绍了本文选题的意义和目的,并对国内外该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指明了本文的创新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市场经济及诚信观念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着重分析了诚信的内涵以及中西方诚信观念的差别,同时也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叁部分,对当前诚信缺失的表现及其深层次的原因进行了剖析,指出当前诚信缺失表现在范围广和社会影响大两个方面。诚信的缺失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当前的社会诚信缺失是由多方面造成的,从经济因素看,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从道德因素看,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伦理道德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从制度因素看,我国还没有严格的市场经济制度,导致一些人钻了空子,为所欲为。第四部分,针对当前社会的诚信缺失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认为诚信缺失应该从社会文化、约束机制和诚信主体叁个方面加以解决。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推进社会主义诚信建设。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同时,还要从政府、个人和企业叁个方面努力去培育社会诚信主体,引导他们以诚实守信为荣。最后,对本文进行了简要的总结。
傅春风[2]2003年在《市场经济诚信缺失因素分析与建设途径探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图追溯诚信的源头，分析诚信所属范畴及其经济学、社会学意义，在中国建设诚信体系存在的问题和成功的可能性，并提出一些诚信建设的个人建议。 我国在古代就已经把诚信看作立身行事的基本道德，认为诚信是自然界的一条基本规律。诚信属道德、制度、经济范畴，叁种范畴是相互影响的。从经济学角度看，诚信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资源，人们可以借助它完成交易，实现各自的利益。诚信能够促进博弈中合作解的出现。能够节约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而给交易带来的不利，是一种交易的润滑剂。从社会学角度看，诚信对于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创造和睦、稳定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诚信何以成为问题?理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特性，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转型期中国在经济领域、意识和信仰领域、政治领域理性缺失，全社会范围内道德失范，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结构解体。失信行为泛滥，有历史上计划经济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原因，有产权不明晰的制度原因，有政治上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确、中央与部门和地方的分权关系不稳定以及行政垄断的原因，还有法律体系不健全和执法不严等原因。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失信行为与市场主体发育不成熟，市场竞争规则作用发挥不完全，失信者成本低、守信者获益少，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不好，诚信制度缺失等有关。 诚信何以成为可能?通过对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和美国信用危机案例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诚信是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特殊性，表现于经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关系，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两种调节手段完美组合的可能性等。中国现在上下都认识到了诚信的重要性，这对诚信体系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诚信建设有叁大误区，一是用经济逻辑代替道德逻辑，认为经济发展了道德自然也就提高了，社会也就讲诚信了；二是传统道德误区，主张用传统道德体系(以无私利他为总原则)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行为；叁是资产阶级道德误区，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什么两样。必须克服这叁种错误观点。建议从以下途径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诚信体系:1、文化转型，从传统的、保守的农业文明转向体现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现代工业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文化;2、道德重建，应从传统的无私利他、利己主义转向已他两利主义，使道德走向现实;3、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抓紧立法，严格执法，加强政府监管，树立法律权威和政府权威，同时要建立和完善中介机构的管理制度、行业管理制度和企业自身的诚信管理制度;4、培育公民的诚信意识，政府应带头诚实守信;5、要注意培养企业家品格，塑造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儒商精神。当然，诚信建设不是一蹦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
方艳[3]2013年在《诚信问题社会建构中传媒场域介入的研究》文中指出在人类文明的几千年发展中,诚信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道德、文化基础之一,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诚信的缺失却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正视这一问题,借助社会问题建构论这一新的理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是怎么看待、解决这一问题的全过程,研究了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本文应用的社会问题建构论是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这种理论认为很多现象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但什么是社会问题以及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社会现象的问题性质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建构中有很多社会力量参与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大众传媒、政府、专家学者,他们分别代表社会和各利益方来建构社会问题。建构主义注重研究各利益方代表谁的利益,用什么样的事实去建构,以及如何建构这个复杂的过程。本文由此来考察30多年来我国社会对待诚信问题的过程,借鉴其他领域社会问题建构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诚信问题的社会建构活动分为公共关注、议题聚合、舆论动员和对策行动四个阶段,详细考察了传媒、政策和学术这叁个场域在诚信问题社会建构中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在公共关注阶段,最为活跃的是传媒场域,它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一系列的报道开启了诚信问题的公共关注,让更多的人逐渐感知到问题的存在,进而引起全社会的注意。此阶段,政策场域处于前决策过程,是整个政策过程的开始期,政府部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也开始思考问题的解决之道；学术场域是研究上的跟进,开启诚信问题的理论化研究进程。在议题聚合阶段,是以学术场域为主进行问题的类型化和问题定性,形成了以前没有的诚信问题的概念或概念系统。政策场域察觉到了问题的性质,开始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并与其他社会管理相关联,一步步推进诚信问题的政策议程；传媒场域则是以自己独特的阵地传播概念、性质,也以报道辅助诚信问题的议题聚合。在舆论动员阶段,又是传媒场域发挥主导作用,它采用各种报道框架来影响人们的认知,制造舆论,从而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到诚信问题的解决中来。政策场域中的局部政策开始试行,并借助传媒做社会动员,既为全面政策出台制造舆论,也通过这种动员达到人们对政策出台的心理预期及认同；学术场域则是对已经定义的问题进行传播,将学术问题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问题,并进行政策建议,甚至为政策的出台做学理性的准备。在对策行动阶段,政策场域最为活跃,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政策大量出现并呈现体系化特征。传媒场域在政策出台中营造舆论环境,为公众提供一个意见反馈和建议提出的平台,不仅对政策进行宣传,也和相关人士一起对政策进行评估与监督；学术场域以政策目标为指引,持续理论研究,并通过期刊乃至大众传媒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还进行政策评估和对策性研究,影响政策的过程,在学术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验证自己理论的有效性。本文从社会问题建构理论出发,研究诚信问题社会建构的实质、要素、过程,为诚信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本文在诚信问题社会建构的四个阶段中,考察了传媒、政策和学术叁个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制,进一步从这个角度考察了传媒场域的角色、功能与地位。本研究不仅使用了文献法、深度访谈法、个案研究法,也对传媒、政策和学术叁类样本进行了抽样分析,做到了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李铜山[4]2008年在《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天大的事”,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高度重视和急切解决的问题。就中国来说,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食品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的事实,政府相关政策措施成效不够明显的情况,以及笔者的调查都表明,目前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方面正面临着高关注度、高期望值与低发展水平、低满意度并存的不和谐状况,已经凸显出监督管理、信息披露、质量追踪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要解决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问题,绝对不能仅仅满足于个案治理,而需要从根本上分析和反思。通过分析和研究笔者发现,中国还没有实现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其症结之所在,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健全的长效机制和完善的支撑体系。也正是基于此,本论文借助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无缝隙组织理论等多种理论,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反馈相结合、案例分析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问题,全面拓宽相关理论分析和应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积极探寻中国推进和实现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路径取向和对策建议。本论文共分10章对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具体的结构安排和基本内容如下:第1章为导论。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指出了对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深度分析之不足,以及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研究之匮乏,点明了要在明确研究思路、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问题开展深度分析和专题研究。第2章为理论研究。主要诠释了与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相关的一些概念,介绍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无缝隙组织理论等理论基础,阐释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内在机理以及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中国推进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第3章为现状分析。主要阐述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缘起和发展,洞察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发展现状,剖析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障碍性因素和风险因素,论述了中国食用农产品非安全生产的集中体现及致因分析,找出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还缺少完善的支撑体系和健全的长效机制,进而说明必须将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作为推进中国开展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当务之急。第4章为市场失效分析。主要进行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分析、外部性问题分析和公共物品问题分析,在运用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解析和阐释的基础上,论述了这些问题的主要表现、不良后果和应对措施,阐明了这些问题同时存在且都能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进而揭示出中国要推进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必须引入非市场化的政府监管手段。第5章为博弈分析。主要进行了生产者与消费者行为、合法安全生产者与潜在非法不安全生产者行为、政府执法者与生产者行为的博弈分析,洞察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过程中各方利益的着眼点,阐明了各种参与者行为方式对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不同影响,还进行了一些理性化的思考、讨论和启迪,进而揭示出中国要推进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必须由政府出面强化监管。第6章为国外借鉴。主要阐述了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的主要做法、基本评价、理念和启示以及经验借鉴,查找了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中的明显缺憾,以便洋为中用地学长补短。第7章为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主要阐释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中各种长效机制的涵义和设计要求,列举了国内试图形成这些长效机制的典型个案,解析了这些长效机制的设计目的或目前存在问题,阐述了这些长效机制的建设途径,力争形成一些隐性化、制度化了的方法,使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具有长久的生机和活力。第8章为支撑体系建设研究。主要阐释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中各种支撑体系的涵义和设计目的,分析了支撑体系构建与长效机制设计之间的照应关系,阐明了现实中存在的缺憾,提出了各种支撑体系的建设思路,力争形成一些显性化、系统化了的构架,使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具有支撑的强劲和坚实。第9章为案例分析。主要以河南猪肉食品安全生产综合示范区建设为例,介绍了示范区概况、建设路径选择、建设运行模式和建设成效,透视了示范区建设运作情况,说明了示范区建设运行模式正是在设计和建设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示范区建设路径选择正是在构架和建设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支撑体系,从而为本论文的主题观点提供佐证实例。第10章为结论和建议。主要归纳了本研究的重要结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运筹科学的建设规划,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促成明晰的协调体制,探索耦合的监管方式,寻求创新的发展思路,实施得力的配套措施等。最后,还进行了研究总结,指出了有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本论文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为研究宗旨,争取在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等方面都有新创意。归纳出来,本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有所创新:一是从新的研究视角为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架构了新的研究框架:二是全面构建了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博弈分析体系;叁是系统地提出和阐释了建设中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的构想及方略。
陈媛媛[5]2010年在《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文中认为在现代化建设正步入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今天,随着改革发展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的繁荣,因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群众观念价值取向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的出现,由于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而引发的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日益呈现上升趋势,已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一些重复发生的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与各种社会问题紧密相连,如果处置失当有可能出现社会危机。面对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的考验,基层政府公信力在处理该类事件的过程中突显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行政理念落伍、行政行为失当、行政效率低下等方面。我国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的上述发展态势,必然对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建设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是制约基层政府公信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基层政府在处理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的表现,是公众衡量政府执政能力和政府公众形象的重要尺度。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公信力反映着政府治理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政府公信力反映着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是政府实现公共管理职能的重要保障,政府公信力直接影响着政府治理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的整个过程。因此,能否正确应对和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尤其是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就成了对基层政府公信力的重大考验,同时也直接关系到政府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和良好形象,直接关系到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安宁。本文试图从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入手,对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的界定、发展阶段、成因以及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内涵、作用、建设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深入阐述了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与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关系、对基层政府公信力构成的挑战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基层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危害以及建设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意义,指出了在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中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建设途径：基层政府只有从转变行政理念、健全完善行政体制、创新行政机制、优化危机教育环境等方面来进行决策,强化责任和提高能力,多途径加强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增强社会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感和归属感,才能有效地处置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
夏绪梅[6]2006年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伦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西方功利观念逐渐侵入，在转型经济的特殊时代背景下，经济活动领域中企业反伦理行为层出不穷，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对转型经济条件下企业伦理问题的研究迫在眉睫。论文通过企业伦理依据问题和企业伦理民族性的理论分析，结合对我国企业伦理演化和特征的实证研究，在对企业主体伦理行为进行理性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推论企业伦理的叁大制约因素为信息不对称、企业伦理素质残缺和市场不完善，而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则是制约企业伦理的最终原因，从外部制度供给和企业内部机制构建两个视角为企业伦理提供了可行路径和对策措施。 新制度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都可以论证经济理论中的伦理取向；同时企业本性理论、人性假设理论、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也证明企业管理理论中饱含着伦理意蕴；管理理论发展中的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管理阶段、“管理丛林”阶段的历史演变脉络中充满着企业管理思想演绎的伦理思维，从而为企业伦理提供了丰厚的理论依据。 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市场经济的良性有效运行需要一定的伦理基础，企业反伦理经营行为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性，影响市场机制的运行和市场秩序的建立；同时企业反伦理经营具有外溢社会负效应。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正面的论证和反面的例证都充分说明企业伦理与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企业伦理有助于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企业享有良好的声誉，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提高社会地位；有助于企业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促进合作效益的创造；有助于企业取得和维持杰出的组织业绩并获得长期绩效，从而为企业伦理提供了坚实的实践依据。 以美国、日本和中国为典型代表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叁国不同的民族文化及影响下的企业伦理各具特色，企业伦理具有民族性。 通过实证调查获得资料，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归纳梳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转轨经济条件下企业伦理现状和特征后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伦理的特征为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伦理基础匮乏和以国家伦理替代企业伦理。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具有高度的不规范性，企业伦理的特征一是企业伦理对企业有积极的作用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存在着将企业伦理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面对义与利的冲突，企业在实际行动时受利益的驱动更具有一种功利倾向；二是人们对企业伦理有着近于理想化的期望，但是实践中却不太可能做到，或做的一般，企业伦理状况不容乐观，人们对目前企业伦理状况评价不高，期望和现实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当然，公众对企业伦理的期望高于他们对现状的评价，
宋尧[7]2012年在《金融工程中的伦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使人们不知所措,让正处在极度贪婪中的金融交易者警醒到,无节制、缺乏伦理底线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以获取利益的不正当行为是会遭到市场的报应。这次危机爆发的根源是社会伦理道德的缺失,金融交易者见利忘义、自私贪婪地损害民众的利益,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危机的爆发使人们重新以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充满着金融衍生产品和交易技术策略的金融工程领域。金融工程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与伦理道德无关的领域,因为它是充满了数学模型、理性分析的领域。然而从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金融衍生品过度开发和滥用,而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和发行都是人的主观行为,所以说金融工程是为人所用,必然要受到伦理的约束。同时,金融工程在近些年的飞速发展,也进一步提出了新的伦理诉求。鉴于金融与伦理的关系,近几年大多数学者提出了金融伦理的概念。因此,在研究金融工程的同时,需要把伦理的约束作为一项重要因素加以思考。本文通过对金融工程的研究,认为金融工程作为金融领域的新学科同经济、金融一样与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要受到伦理的约束。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首先,本文的选题具有一定的研究前沿性。对金融工程与伦理关系的研究是一项跨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学与伦理学的多学科研究。目前金融与伦理的跨学科研究不多,尤其涉及到金融工程与伦理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的研究可以充实相关伦理与金融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其次,本文通过对金融工程领域的深入分析,根据金融工程的本质特点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诉求,将伦理分析作为金融工程下的一个分析角度,丰富了金融工程领域的伦理内涵。本文研究的实用意义在于对金融工程方面的问题的分析和合理途径的提出可以加深人们对金融工程领域伦理问题的思考,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形势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巩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同时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的价值承载着开发者的伦理行为。较高的伦理道德赋予了金融衍生品更高的价值,加速了新产品的推广和新技术的扩散,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时间成本。即对该问题的研究的实际效果是可以提高金融效率。最后本选题的研究是培养具有伦理道德的金融复合型人才的时代需要。本文从对金融工程和伦理的内涵、关系的讨论入手,阐述了伦理学在金融工程领域中应用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论文以基本的金融伦理知识体系为分析框架,将伦理分析深入到金融工程这一特定领域,集中分析了金融工程中的伦理范畴、核心关系以及它的实际应用与伦理的冲突矛盾。并重点讨论了金融工程中面临的伦理问题,提出了笔者对于金融工程领域伦理建设途径的设想。本文的写作架构由以下五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绪论。本部分是对选题的背景目的及意义、采用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框架进行的介绍。第二章为金融伦理及金融工程伦理的研究综述。目前有关于金融工程伦理的研究文献较为有限,关于金融伦理的大范畴研究相比之下较为丰富,由于金融工程是金融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其有关伦理问题的分析可以以金融伦理的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基础。第叁章为金融工程和伦理的思考。本部分是对金融工程和伦理的含义及其二者关系的探讨,并揭示了金融工程伦理诉求的重要性,以及金融工程中经济利益与伦理价值的矛盾。第四章为我国金融工程面临的伦理问题探讨。从我国金融工程相关人员的伦理认知状况、金融工程相关金融市场的伦理冲突等方面做了深入地分析。第五章为我国金融工程的伦理建设途径的设想。从金融工程人才的培养、金融工程相关的市场监管,以及金融工程产品的伦理规制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首先采用规范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相结合,以金融伦理知识体系为分析框架,展开对金融工程与伦理的主线探讨；将伦理学基础知识融合到金融工程领域分析当中。其次还采用了比较分析法,将国内外该领域的伦理建设方式方法进行比照和参考,便于提出更合理化的伦理建设途径。最后在某些内涵的探讨上采用了学术思想综述法进行研究,得出笔者观点。本文的研究特色有两点：第一是本文选题较新,将当前金融工程和伦理学两个热门的学科融合到了一起,是一个具有独特视角的跨学科研究选题。第二是本文对于金融工程的伦理分析视角新。在缺乏前人较为系统分析框架的情况下本文提出了一套新的较合理的研究切入角度,即从金融工程中的人、金融工程有关的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几个层次着手,为后人进行该领域的研究分析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借鉴模式。
杨璐[8]2010年在《我国公务员个人品德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个人品德建设”的概念,这是在总结我国长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实践经验,结合当前社会整体道德状况以及分析当前社会发展需要而提出的一个新课题,是对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公务员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其个人品德的好坏备受全社会关注。公务员个人品德在整个社会的个人品德建设中,处于示范引领的地位。而作为服务型政府中最重要资源和主要支撑者的公务员,却在近期暴露出大量个人品德失范的问题,对公务员自身队伍建设、构建服务型政府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回顾个人品德概念的提出开始,阐述了公务员个人品德的定位、价值维度和时代要求,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个人品德建设的成就及现阶段公务员个人品德失范的主要表现,解析公务员个人品德失范原因的同时,借鉴中国传统行政伦理的精华,以及发达国家公务员建设的先进经验,重点探讨了公务员个人品德建设的路径,以期能为公务员个人品德建设的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操作提供有益的思路。
陈枫[9]2007年在《黑龙江省地方政府诚信体系建设的研究》文中提出政府诚信是在全国上下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背景下,作为各类诚信(个人诚信、企业诚信、社团诚信等)的核心、基础和保障被提出来的,反映了和谐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共同要求。文义上,诚信要求政府机构及其官员讲诚实、守信用;实质上,它对各级政府提出了全面升级的要求:一个诚信的政府需要通过高效行使各项职能,促进社会关系整合;通过切实贯彻政策法规,推动市场经济发展;通过积极鼓励公民参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取得并长期维持公众的信任,才能产生诚信政府的辐射效应,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进而实现地方经济政治的发展。本文以黑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的诚信研究为对象,在深入剖析政府诚信的涵义和阐述国内外的诚信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省各级地方政府的诚信现状以及诚信缺失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我省的总体诚信水平及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最后,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通过论证社会资本的性质与政府诚信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我省地方政府诚信建设的基本措施,即我省政府可以通过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渠道建设树立对内的诚信形象(赢得管辖区内个人与团体的信任),通过协调权利关系树立对外的诚信形象(赢得利益相关外部实体的信任)。提出了完善的评价监督奖惩机制作为政府诚信建设的制度保障,构建了我省地方政府评价的指标体系,为我省各级地方政府的诚信建设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唐霄[10]2018年在《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从历史经验上看,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影响和制约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两者的关系呈现一致性,但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基于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要求,探讨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对于促进跨学科理论方法融合,识别法治建设与经济发展所凸现的现实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与方法,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围绕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在梳理理论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模型与体系。研究基于2014-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样本调查数据,以公众满意度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绩效,采用法制建设、过程推进、目标实现、总体表现等4个维度及立法立规公众参与、政务公开、反腐败、政府总体表现等15项满意度指标;地区经济发展遴选经济增速、结构配置、人民生活与发展潜力等四个维度8项指标,进而对两者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研究验证了叁项假设,即: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受到复杂因素调节和制约。首先,针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研究采用经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准模型,并依据主客观变量结构将其调整为弹性的双固定效应模型。OLS估计结果显示: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满意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显着的正向作用,并且该变量在加入的全部解释变量中效力最佳,其评分每增加1个单位,预计将带来地区GDP总量超过3.2个单位的提升;进一步把因变量从总量口径替代成为增量或人均口径的指标,估计结果仍具有稳健性。其次,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存在正向影响。研究以因变量法治满意度为多类别定序变量,按照技术规范选用包含概率的Ordered 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显示,地区经济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公众满意度)存在明显的促增效应,其中:地区GDP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单位将带来法治政府建设绩效“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受访比例分别提高0.39%和1.61%;此外,行政层级及公众背景等变量在估计中大多满足期望的显着水平,表明这些因素对两者关系存在调节和制约作用。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推进广西各地经济发展与法治政府建设及其互动关系,本文建议:一是应明确两者协同的价值目标,包括弘扬法治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强化依法行政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二是以经济发展优化法治政府建设的资源环境,应利用国家优惠政策,立足本地实际,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叁是以法治政府建设夯实经济发展的动力保障,包括营造有序的法治环境,提高政务公开的透明度,加强对财产权利的保护等。同时,本文研究力图有所创新:理论上,法治政府建设研究属于法学范畴,对法治政府建设绩效测量属于管理学范畴,经济发展研究属于经济学范畴,对两者关系研究涉及交叉学科,本身具有创新价值;方法上,研究将定量方法导入法治评价领域,为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与法治政府建设绩效的关系提供识别问题的方法论;数源上,以广西全区叁年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库为依据,有效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说服力。当然,基于获得客观指标的困难性,本文以满意度作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绩效的指标,在现实环境条件下显得单薄,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 当前市场经济诚信缺失透析与解决途径[D]. 姜鹏. 沈阳师范大学. 2011
[2]. 市场经济诚信缺失因素分析与建设途径探索[D]. 傅春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3]. 诚信问题社会建构中传媒场域介入的研究[D]. 方艳.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4]. 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支撑体系建设研究[D]. 李铜山.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5]. 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D]. 陈媛媛.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6]. 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伦理问题研究[D]. 夏绪梅. 西北大学. 2006
[7]. 金融工程中的伦理问题研究[D]. 宋尧.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8]. 我国公务员个人品德建设研究[D]. 杨璐. 北京交通大学. 2010
[9]. 黑龙江省地方政府诚信体系建设的研究[D]. 陈枫.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07
[10]. 法治政府建设绩效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 唐霄. 华南理工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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