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8862 （1999）08—0016—05
本世纪初，列宁主义在我国指导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中国人民主要是通过列宁主义而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这样，在本世纪2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便来得很晚了。大致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逐渐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出版于1982年，可以看作我国学术界评述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开端。
一、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8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初步进行介绍和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所以引起重视，并且比较全面地介绍到国内来，显然与真理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相联系。不过，应当看到，这时候国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掀起的高潮已基本回落，而且在我国舆论界的主导方面，由于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传统观念出发，最初一般是把它看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潮，或称为“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思潮，总之，多半是指责它歪曲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种种挑战，当然，这种状况随后不久就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个阶段影响比较大的著作， 除前面提到的徐崇温的著作以外，
英国佩里·安德森（PeiryAnderson）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的中译本已于1981年出版。《探讨》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囊括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扩展了最初由柯尔施（Karl Korsch）提出， 后来由梅劳－庞蒂（Merleau—Ponty）进一步阐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围。近20年来国内基本上是沿照这个扩展了的范围来讨论的。在80年代初，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有评介性的著作出现。杜章智所编的《卢卡奇自传》于1986年出版，由于比较广泛地收集、翻译了卢卡奇的一些自我批评和自述的材料，也增强了读者和研究者的兴趣。
（二）80年代后期至末期，热烈展开讨论和争议。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和学术、文化领域“双百”方针的提倡，当人们较多地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和实际内容后，就对原有的某些比较简单地定性和批驳提出了质疑。1986年8 月在长春市召开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学术讨论会，会上发生不同观点的交锋。随后在1987和1988年，国内理论界就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发表文章数十篇，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葛兰西的思想，特别是如何分析、评价卢卡奇的奠基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等等。虽然，由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自80年代末往后，这场讨论和争议的热潮已发生回落。但它积极促进了以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派别的代表性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并且波及到海峡对岸，发文章，兴讨论，出丛书，重交流。在一段时间内，掀起了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热潮。90年代以来，高潮虽已过去，但讨论和研究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三）90年代至今，持续开展翻译和研究。接着讨论和争议热潮而兴起的，是一个翻译和出版原著的热潮。因为争议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都要求直接阅读和研究原著。十余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主要派别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已陆续翻译、出版。海峡两岸曾分别出现合作出版的丛书系列。最突出的是，由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已出版译著和著述30余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内已经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比较多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葛兰西思想的评论；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及其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的评论；有关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萨特的评论；有关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代表人物阿尔都塞的评论；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一专题或某一新派别的评论，等等。可见研究的重心是在人本主义的派别方面。此外，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学者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性著作，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加〕本·加格尔著）、《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英〕戴维·麦克莱伦著）、《辩证法的内部对话》（〔美〕诺曼·莱文著）等。还翻译、出版了某些工具书，如《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等。1994、1996 、 1998年都曾召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1996年正式成立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总之，各种翻译、出版和研究活动还正在持续而逐步深入地开展。
二、发生争议的主要问题
讨论中的分歧和争议，主要发生在一些总体性的评论、估价方面：
（一）对卢卡奇及其《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开创者，卢卡奇究竟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认为他是20世纪的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分歧显然与对他的关键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评价密切相关，这种评价并且直接关系到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认识，甚至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重大争议之源。自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发表以来，对其理论性质和主导倾向的评价，国际上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持基本肯定和赞扬态度者认为它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而持基本否定和批判态度者，则把书中的基本观点确定为“理论修正主义”或“黑格尔主义思想之大杂烩”。国内有的学者把书中的某些“偏颇”和“失误”看作“瑕不掩瑜”，“根本无法遮掩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有的学者则认为书中的思想“构成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的挑战”，“其基本倾向是错误的，影响是不好的”等等。造成这种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凭藉的理论尺度不同，从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卢卡奇的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而从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则认为卢卡奇强调主客体关系和改变现实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本来思想的恢复和发扬。但是，即使都声称凭藉实践唯物主义的尺度，由于理解的不同，也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评价，比如，一派认为，卢卡奇要求对人类社会生活作整体、全面的理解，即不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是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了人类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和高于自然历程的特点，因而贴近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另一派则认为卢卡奇提出“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忽视了“第一自然”的前提，否定自然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社会哲学；而且卢卡奇的实践概念不以劳动为基础，还把实验和工业排除在外，并在最后归结于意识，因而不能说成是实践唯物主义，而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总的说来，与国际上的“卢卡奇热”相似，国内对卢卡奇的研究和评价，也有一种从贬到褒、从否定到较多地肯定的趋势。然而，《历史与阶级意识》究竟树立了一面什么旗帜？它的理论思维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并未明确解决的问题。
（二）怎样认识和估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是多次争议的焦点，大致有三派观点：
1、 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2、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 甚至就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3、 认为不能先入为主或一概而论地笼统定性，应当就不同派别、不同代表人物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观点，分别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评价。第一派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实行与西方哲学中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结合，主张一种折衷混合的世界观；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提出了一条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哲学路线；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人本主义学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了，否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因而与历史唯物主义无缘。后两派观点反驳前者的理由主要是：（1）“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时，正值西欧工人运动处于低潮， 一些代表人物和理论观点又在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政党内受到排斥和批判，经常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很难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由于所受传统教育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方式的局限，不少著述的内容和语言表达也确有晦涩难懂的一面，但这种思潮没有失去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敏感，而能对重大历史事变作出积极反响，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探讨，一批又一批地出版专著。其中不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揭露，对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批评，还是对科学技发展、现代生活中种种问题的分析，以及新的战略、策略主张的提出，都正是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历史实践的某种结合。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研究和吸取当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部分或因素，并不等于主张折衰混合的世界观，而正说明他们没有使马克思主义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相脱离，这种工作和成果即使发生偏差和错误，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借鉴。（2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否认自然辩证法、批评反映论的倾向，突出地表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同线索和自身分化。这种倾向在理论上不免有所偏颇和失误，但也提出了某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和可资借鉴的因素，如体系结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辩证法的分类、实践观与反映论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各自的思想特色和差别问题，等等。（3 ）这种思潮中的人本主义学派力图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哲学，突出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活动，从各个角度发挥了人学，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有偏离唯物史观的倾向，但每个派别对科学技术发展负效应的揭露，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考察，对人的心理因素和微观领域的探索，对个人问题、人的价值和个性的研究，可能正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比较忽视和薄弱的方面，因而也值得认真考察和借鉴。
（三）怎样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哲史上的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哲史的研究对象，应不应当纳入马哲史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三种观点：
1、根本对立、应予排斥论。认为这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对列宁主义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战，虽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虽有某些可以借鉴、吸取的合理因素，但首先应当正视它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对立。长期以来，国内的多种马哲史教材或专著中不提这一思潮和派别，或只作为批判材料涉及，也正是这种观点的表现。
2、区分主流、支流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必然呈现一源多流的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演变过程中的客观事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理论的源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流派，必然有主流、支流、逆流之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未形成主流，也不可简单地归之于逆流。这一思潮的不少代表人物是潜心研究和有所作为的理论家，从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出发，以新的视角和方法，突破了第二国际和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某些有价值的探索和贡献，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支流，是马哲史的一部分。列宁主义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是支流与主流的关系，既有分歧和对立的一面，也有相互促进和借鉴的一面。
3、当代哲学分化论。认为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不同脉络的分化和多样化的格局。一般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有三种：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更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这种分化和多样化的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内在差别，人类历史实践（社会历史条件）的重大变化。多样化在理论上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创造本性和马克思学说的内在生命力，在实践上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重建和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局面。因此，马哲史的研究应当破除唯一“正统”的固定观念，突破直线和单线发展的思维模式，正视马克思主义分化和多样化的历史事实，从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三、展望今后的研究趋势
与50—60年代的极盛时期相比，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已进入低谷。但任何有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都不是直线发展的，总是呈现有起有伏的波浪形态，低潮并不等于没落或衰亡。自80—90年代以来，某些后继的派别和代表人物正在面对社会现实的重大疑难，进行更加深沉的思考，出现了若干新的趋势。当前值得我们重视和跟踪研究的方面是：
（一）西方有的研究者在近20年来，逐渐把注视科学和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危机”、“后工业社会”、“女权社会”、“现代家庭”，等等，并且进一步把本国、本民族的重大现实问题与人类全球性问题、人类未来的问题联系起来探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派别，主要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等，目前国内理论界已开始注视这些派别，并有个别专著和少量论文发表。
（二）90年代以来，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加潜心于研究现实生活问题。比如关于十月革命的合理性问题，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意义问题，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模式问题，等等。这些在国际上富于敏感性的重大理论问题，西方学者的研究动向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三）对卢卡奇的研究应从早期转向晚期。国际国内以往对卢卡奇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其实，他的思想愈到晚期愈益丰富而完整。他在晚期所写的三部著作：《审美特性》、《社会存在本体论》、《民主化的进程》，是他毕生探索的总结性成果，是他晚期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有着内在的相互联系。目前前两部著作已有中译本出版，笔者正在翻译他的《民主化的进程》。他在晚年的多次谈话中，也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问题。因此，我们似应把研究卢卡奇的重心，从他的早期转向其晚期，并且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
（四）要重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态，近些年来已出现“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目前我们对“后马克思主义”还十分陌生，这看来是一个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后期思想等方面都有密切联系的思潮，需要我们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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