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
网络社会学的双重困境及其纾解
白 淑 英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与法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网络社会学发展至今，遇到了学科定位和大数据问题两重困境。在学科定位上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主张将网络社会学定位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却面临着网络社会学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窘境；主张将网络学定位为边缘学科的，却缺少整合度；主张将网络社会学定位为新兴的问题域的，则会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对社会的全景式嵌入导致其研究对象的模糊化。同时，大数据的出现，也给社会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扰：它既面临着采用传统社会学方法研究网络行为的不适当性，也面临着采用新方法的缺少社会学性的质疑。走出网络社会学困境，需要学界摒弃网络社会虚实二分研究理路，建立学术共同体，既要研究网络社会的具体问题，也要关注网络社会的元问题，同时也需要开发数据库，共享性数据资源，前瞻性应对大数据挑战。
[关键词] 网络社会学;学科定位;大数据；困境
最近几年，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研究如网络行为、网络互动、网络文化、网络政治、网络民主、网络治理等有越来越热的趋势，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学者加入到网络社会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加强了彼此的互动，拓展了研究者的规模。应该看到，学者之间的切磋和探讨，大大推动了网络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增长。然而，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知识新发现的成就感，另一方面也因网络社会学所面临的学科定位和大数据问题这两重困境而苦恼着。本文从一个网络社会学亲历者的视角，试图对这重困境进行阶段性梳理，期望与学术同仁共求纾解之道。
一、网络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困境
目前，网络社会学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已经被众多学者所了解和认可，说明对网络社会学这一新兴学科而言已经度过了需要论证其“何以可能”的阶段。换言之，我们似乎不必再去证明网络社会学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了。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对网络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已经明了，恰恰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需要对网络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元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思索。事实上，网络社会学的发展既需要学术共同体的扩张性理论创新，更需要网络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收敛性凝聚和完善，并将其最终融入现代学科规范之林。这势必首先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网络社会学”之学科定位问题。概括而言，关于网络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目前大体存在三种认知：网络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一个边缘学科，它是关于互联网与社会的问题域。
(3)从事公益服务。参加院系(学园)青年志愿者组织组织的志愿者服务活动，或者其他各类社会公益活动。要求每位学生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或其他各类社会公益活动至少3小时。
(一)网络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吗？
网络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定位，就是将网络社会学同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一样，看作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一般而言，这是一个自然而然、无需证明的定位，但将网络社会学定位为分支学科的困惑在于：如果网络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那么它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
社会学旗下的分支学科，概而言之，都是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某一个领域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学科。如“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1]。“家庭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婚姻家庭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2]按图索骥，网络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概念工具及理论体系，来研究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作用下人类的复杂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的科学。这指明了网络社会学研究的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社会学视角，第二个重点是研究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作用下的人类行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学的视角？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学的角度应该是从群体的层次来研究群体(社会)现象。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社会学角度，它对社会学者的思维方式影响非常大。尽管如此，它仍未能成为社会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理论。这从社会学学科和理论发展上可见一斑。当然，它的好处就是为这一领域中从事研究活动的学者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想象和创造的空间。这是社会学的优势。[3]但是随之带来的劣势是阻碍了学科在共同话语和体系下的快速发展。在这样的境况下，网络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也呈现出了采用社会学不同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的景象，这虽然是好事，但是对于一个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新的分支学科来说，这种分散更不利于它的整合和发展，这给起步之中的网络社会学学科的确立带来了困难。
以德州市1997，2004，2010，2017年4期Landsat TM/OLI数字遥感影像为数据，空间分辨率30 m（见表1）．影像整体云量＜5，成像质量较好，且成像时间均为06—09月份，植被茂盛，研究区土地信息变化情况较小，有利于地表植被和建成区的差异对比，减小误差．同时还运用了全国行政区划矢量图，以及1997—2017年德州市统计年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除了学科之外，网络社会学也可以被定义为新兴问题域。无需多言，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也催生了网络社会这一新兴研究领域。邓志强认为，“网络社会学研究本身就是社会学对新的社会存在形态的介入和反思”[7]。卡斯特更是直言道：“人们感到了多方面社会变迁的影响, 但对这些变迁并无切实的理解,只是感受了变迁过程的力量。这是对社会学这门社会研究科学的挑战。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社会学, 但不是随便哪种社会学都行……它必须在其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上有其独特性, 不用为了体面而在一些徒劳的研究里模仿自然科学。之所以需要我们,是因为——同时从个体和群体上来说——世界上大多数人对我们即将穿越的风暴之意义并不了然, 所以他们需要知道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何种社会过程即将出现? 其结构是什么? 通过有目的的社会行动, 能够改变什么? 之所以需要我们, 是因为没有理解, 人们就会阻碍变化,我们可能失去包含于信息时代之价值和技术中的非同寻常的潜在创造力。之所以需要我们,是因为我们社会科学家在生产与新社会有关的知识方面, 比其他任何人所处的位置都好, 而且更可靠,至少比未来学家和空想家——他们使目前历史变迁的解释很凌乱,使政治家们热衷于最时髦的词汇——更可靠。”[8]在《另一个地球：互联网+社会》的序言中，卡斯特认为互联网研究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角度。在他看来，虽然很多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是发展和提炼一个特定的理论，但“与之不同的是，互联网研究基于某个特定的问题进行研究，比如理解某种社会语境中的互联网角色。最重要的互联网问题不能从单一的理论角度获得。以网上投票为例，网上投票的研究需要政治科学理论支持，同时需要理解可能降低可信度的安全问题，因此也需要计算机科学家和安全研究人员。问题导向的研究本身就需要跨学科，这也适用于大部分对互联网社会角色的研究”[9]。
可能有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认为网络社会学是有自己的特殊对象的，那就是网民；网络社会学也有自己的研究空间，那就是赛博空间。的确，我们在早期研究中提出过网民、虚拟主体等概念，但是“他”毕竟与现实社会中的人属于同一个主体；网民行为虽然形形色色并且与其在现实社会中不同，但是同样离不开人的本性和人的社会特质。所以，虽然网民是特殊的、具象的，但更是社会的、普遍的。至于赛博空间，由于web2.0技术的出现如微信等，早已隐去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
可见，网络社会学除了被视为“网络的社会学研究”外，还可以被看作是关于“网络社会的学科”，这是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体现了未来学的思路。它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将网络社会看作是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是人类社会演化中的一个当代阶段。[10]面对网络化社会，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都将发生改变：①身份之变，具体表现是现实身份和虚拟身份的共存；②社会互动之变，具体表现是互动中介之变，由原来的face to face 变成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还产生了吉登斯所言的时空距离化(人类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变宽)；③社会联系之变，邓巴数带来了人们对社交网络中强联系还是弱联系的探讨；④社区之变，虚拟社区的广泛存在；⑤社会文化之变，网络文化的产生，导致了新的规范、社会价值观、语言的产生；⑥社会结构之变，从微观上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宏观上社会设置如教育、政府等也发生了变化。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社会学这门重点研究过去两三个世纪工业转型所形成的社会制度的社会科学[11]将面临学科转型的挑战。
(二)网络社会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吗？
2.2.1 3组小鼠最大用力呼气容积比较 3组小鼠在6、18、36 h后的最大用力呼气容积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a。
2014年8月，在斯坦福大学计算科学技术中心召开的“新计算社会学”研讨会上，提出了“新计算社会学”的概念。它“是当代社会学界借助计算机、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新方法来获取数据与分析数据，从而研究与解释社会的一种新的范式或思维方式。其目的是要克服既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局限与不足，达到对人类行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真实认知与科学解释”[5]。按照词汇构成来看，新计算社会学较之网络社会学更符合边缘学科的特征，但从其研究内容来看，新计算社会学并不包含目前网络社会学的基本框架。因此罗玮认为，“新计算社会学，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学理论流派，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5]。简而言之，新计算社会学研究者并不想加入网络社会学共同体，甚至不认为自己在从事网络社会学研究。考虑到计算机学科正在勃兴的所谓“社会计算”，就更加难以为这一交叉领域贴上网络社会学的标签了。
有趣的是，无论是新计算社会学还是社会计算，抑或是网络社会学中的边缘定位论者，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都认为自己是对“互联网+社会”的交叉研究。但是，当论及什么是“互联网+社会”、何为“网络社会”时，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交集甚少，研究者之间也交流不多。事实上，早在十余年前，《社会学研究》发表的《网络社会的概念辨析》[6]一文就对“网络社会”的不同用法进行了深入分析，但至今仍有人会混淆或混用。
值得指出的是，2018年在家电市场整体放缓的形势下，在大家电市场接近饱和的状态下，个护小家电的增长却逆袭而上，具有多样保健功能的小家电逐渐受到追求个性、对健康意识重视的现代人青睐，像吸尘器、扫地机器人、除螨仪等产品销售额增长迅猛，前三季度均保持40-50%的增长率。不过有关呼吸健康的空净行业2018年却交出令人失望的成绩单，不少大品牌开始收缩空净业务，截至11月，线上线下空净品牌数减少至532家，至少有35%的空净企业退出市场。
以上情况说明，定位于边缘学科的网络社会学在整合度上并不理想，而且短期内也看不出有进一步收敛的可能。
(三)网络社会学是一个新兴问题域吗？
第二个问题，如何研究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作用下的人类行为？需要说明的是，用人类行为研究来概括所有的研究范畴，包括微观的和宏观的，多少有些不妥。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人类在信息网络和通讯技术作用下行为方式极容易被拉入到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如研究集体运动的，会将网络集体行动视作信息技术背景下的一种新类型；研究文化的，则会将网络文化看作是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研究经济行为的，则认为网购行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类型。……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网络社会学没有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应该是现有的分支社会学学科在信息时代的新发展或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造成这种境况的深层次原因是，网络社会学似乎没有它自己的特殊对象和研究领域。
在我看来，这是主流社会学对网络社会学不大认可的原因之一，也是将网络社会学定位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是，网络社会学不但要拥抱大数据，而且要将其完善和发展为本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网络社会学至今尚未明确自己的边界，缺少让社会学母学科承认的独特性。虽然互联网的发展为社会学研究扩展了新领域，也创生了网络社会学新学科，但就像孙秀林、陈华珊所言，“很多情况下，学者们只是用新的数据、新的方法重新验证了旧的问题而已。如对于网络空间的研究，虽然学者们也在不断强调线上线下的互动，但更多学者还仅仅把网络空间作为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虚拟映射。那么，互联网带给社会学研究的，仅仅是传统研究议题的一个网络版本，还是其本身就能够生成传统社会学之外的全新的研究题目？”[17]有鉴于此，大数据对于网络社会学而言可能是一个跃上成熟高地的阶梯，借助于二者同根同源的“天然亲”关系，网络社会学或许会逐渐形成一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社会学新范式。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觑见网络社会学可能要经历的两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它是对虚拟社区、虚拟社会等“赛博族”的切割式研究，因而有自己较清晰的边界。但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升级换代和普遍应用，网络与社会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整个社会都被“网络化”所改变，网络社会学与一般社会学都要面对共同的问题，有一种“被合一”的倾向。当然，这种发展并不能撼动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只不过要求社会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那些改变社会生活变迁的实际意义及其政策决策方面。[12]但对于进入第二个阶段的网络社会学而言，是否还能保留其独特性呢？
二、网络社会学的大数据情结
(一)大数据对社会学的激扰
大数据的出现，给社会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扰，许多人对此争论不休。有人为大数据加油呐喊，认为它代表着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种新的正在急速崛起之中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新的数据“玩具”而已，不可能取代数百年来社会学已经发展出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其中最典型的观点，前者如上海大学孙秀林、施润华在《社会学应该拥抱大数据》一文中所说：“社会学应该拥抱大数据，是因为大数据为研究人类行为提供了新工具、为研究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提供了新可能、为宏观层面的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测量手段。”[13]后者如潘绥铭所言：“人类无限丰富的生活实践，在被‘唯科学主义’改造成‘数据’的过程中，现实生活被剪裁，社会情境被忽视，主体建构被抹杀，生活意义被取消。”他甚至认为，“大数据套用到人类研究中是‘原罪’”。[14]
本文无意评说这两种观点的是与非，但认为无论哪一派观点都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人们的网络行为都会留下电子记录，并在总体上形成海量数据信息，这是网络社会研究不能忽视的。那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操作层面的了，即如何研究网络社会？是采用罗伯特·V.库兹奈特提出的网络民族志方法，即所谓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15]还是融合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社会计算、语言理解等方法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或者像号称全球大数据权威、MIT人类动力学实验室主任彭特兰那样进行“现实挖掘”？当然，我们仍可沿用随机抽样、假设检验、回归分析等经典社会学方法来进行网络数据的搜集与分析。甚至，也可以对上述研究方法进行综合运用，前提是我们具备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所谓边缘学科，按照汉语词典的描述，是指与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有密切联系，并借助它们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门类，[4]如生物物理学、生态经济学等。按照这个思路，作为边缘学科的网络社会学应是计算机网络科学、信息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
三是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在信息化背景下，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与载体的优势功能，长效推进高校服务型机关党组织建设。利用微信、微博、QQ群、网站留言板等新媒体和网络技术，构建覆盖面更广泛的服务网络，实现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全天候、零距离，提升服务工作的时效性和覆盖面。
因此，问题不在于大数据是否有用，而在于怎样科学地使用大数据。在这方面，彭特兰可能是成功的。他的研究团队连续十年通过收集手机、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和信用卡交易记录等数字痕迹，来了解分析和动态监测研究对象。这些数据通过记录每个人作出的行为决定来描述日常生活。这和人们写在Facebook上的内容大有不同，Facebook上的状态是人们选择告诉他人的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是根据当时的标准编辑过的。但是我们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不是通过我们声称自己做了什么，而是通过我们去过的地点以及我们购买的物品痕迹更为准确地决定。彭特兰认为，这才能实现“实时的、基于全体的”真正的社会测量，可以更为充分地解释人类行为。[16]
(二)网络社会学是否应该拥抱大数据？
从直观上说，网络社会学是与大数据最具亲缘关系的学科之一，因此没有理由不去拥抱大数据。这首先是因为网络社会学与大数据同根同源，有了互联网才创生了网络社会学，也出现了大数据植根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数据与网络社会学本是同根生、同步长的。只不过，网络社会学初创之时，大数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尚未成熟，这使得网络社会学只能继承其母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从传统民族志方法衍生出来的网络民族志方法，从社会网络分析衍生出来的网络关系分析，以及针对网民的线上调查等，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传统社会学方法就有什么样的网络社会学方法。现在的问题是，当大数据作为一种越来越成熟的方法被众多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运用的时候，网络社会学的态度是什么，是热切地拥抱大数据还是疏离大数据？
羊肠胃炎主要指的为一种基于固定因素的影响导致的一种复杂性较高的病症，于秋季、夏季发病的可能性较高，主要原因为羊的胃肠机能失调，致使其机体出现腹泻症状，会导致母羊的产奶量大幅度降低；哺乳期羔羊的身体素质极具下降，最终死亡；育肥羊的育肥质量大幅度降低。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手段对其加以治疗，会导致相应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受到较大的不良影响。
张乾乃鄂东怪杰，江湖人称铁头大哥，其父是油铺首富，在蕲州、汉口开有店铺，财纳四海，名满三江。张乾少时，家父曾以重金聘请本地名儒教授，均无果而终。张乾厌文喜武，力猛过人，好结英豪，素以关张自居。年方十六，即上武当学艺，三年出师，闯荡江湖，下汉口，走河南，年至三十始归，娶妻陈氏。不料陈氏因难产亡故，幸留一婴。张乾抱着婴儿讨百家奶，始知为父之艰。
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社会学不能因大数据转向而失去社会学禀赋，变得越来越不像社会学。首先，理论和方法从来都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方法，作为社会学大家庭成员之一的网络社会学，既要用社会学的主流理论去解释网络现象，也要用社会学的主流方法去分析网络问题，当大数据方法尚未迈进社会学母学科这个“大门”的时候，网络社会学的“二门”对它的态度当然是纠结的。其次，如果网络社会学成功地进行了方法论转向，它在受到还“像不像”社会学的拷问的同时，还要接受其他相关学科的挑战，如计算机科学中的社会计算、人工智能领域的语言理解、管理学科的数据挖掘，以及自认为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学理论流派的新计算社会学。说实话，网络社会学对大数据的了解和运用水平，与这些专攻大数据的学科相比，基本上处于“业余”的不入流状态。
可见，网络社会学的大数据情结，不仅与社会学母学科的大数据争论有关，而且与网络社会学自身的定位有关，同时也受制于网络社会学研究者的大数据水平。
三、走出网络社会学困境的纾解之道
(一)建立广泛的学术共同体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要依托于稳定的学术共同体，而对于网络社会学这样的初创学科来说，学术共同体建设要在“收敛”和“发散”两个方向上同时进行。所谓“收敛”，就是将网络社会学相关研究者逐渐凝聚起来，形成志同道合、旨趣相投、交流顺畅的学术圈子，这是学术共同体建设的常规之意，也是需要着力去做的大事情。这里所说的学术共同体，不是一个概念，也不是一种形式，而是能将网络社会学研究者真正地集结起来，形成合力，进行一些可操作的、整合式的研究。
所谓“发散”，就是建立与相近、相关学科的广泛联系，逐渐形成相知、互补、共生的多学科交流结构。这一点，对于网络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尤其要做好两件事：其一，是扩大学科之间的融合。网络社会学研究需要跨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尤其是与计算机科学中的学者能进行广泛交流，从而突破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壁垒。其二，是促进主流社会学的认同，社会认同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18]引入社会认同的概念，意在号召网络社会学研究者进一步统一思想，与主流社会学共同建构网络社会学的学术规范、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网络社会学的发展，不能是研究者的自说自话，彼此将其他学者界定为相关听众。我们应关注主流社会学正在从事的相似研究，彼此论述由这些研究所提出的问题。
式（5）的关联度k（x）取值在（-∞，+∞）之间。当X0和X取相同的区间时，k（x）在（0，1）间取值，这时的关联度表征着x与标准取值区间X0的关联程度。就可以将k（x）的值作为综合评判的权重。进而根据关联权重值k决定该物元与理想物元的相容程度。
(二)摒弃虚实二分，明晰学科定位
网络社会学发展初期，借助于虚实二分研究理路，在“赛博族”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多年来，我们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了网络角色、网络互动和虚拟社区中，忽略了网民与现实社会的关联。Vili Lehdonvirta评论说，研究虚拟世界的学者们试图将网络世界从其他社会中“剥离”出来。[19]但是，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它似乎已经真正地长入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虚实二分了。为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虚实边界，确立一种贯通式的研究理路。《数码人类学》认为，“我们不再把虚拟和现实视为彼此独立，有区别的两者。许多对虚拟世界的研究，是建立在虚实二分的基础之上的”[20]。这种方法论对于网络社会学研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因为人们的网络行为如网购，就是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实生活样态。
摒弃虚实二分研究理路，有利于切合实际地明晰网络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未来的网络社会学既要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也要关注网络社会学的整体框架，对网络社会学的元问题进行足够的思索。黄少华教授对网络社会学基本议题的探索是这方面的先锋，[21]但近年来缺少学科同仁的跟进和回应。同时，网络社会学还需要承续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理论建构。虽然现代社会学并无单一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观点，但对于发展中的网络社会学来说，在理论创新中逐渐确立其研究主题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学术基础，我们并非不可以将网络社会学定位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问题是能否积累出一个分支学科的学术底蕴；我们不是不可以将网络社会学定位为一门边缘学科，这要看自己对相关学科的整合能力；我们也可以将网络社会学定位为一个新兴问题域，并且用学术成果去证明对主流社会学的先锋作用。
(三)开发数据库，共享学术资源
面对海量信息和数据，单靠学者个人或者某一学术团队是难以实现的。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社会学界较成功的经验，尽最大可能开发专业数据库，以达到共享学术资源的功效。其实，即便是考虑到大数据对网络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影响，传统社会学研究的经典方法以及与之配套的专业数据库建设仍是重要的基础建设之一。因此，可以参照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连续性地收集网络社会多个层面的数据，建立网络研究数据库，为网络社会学研究者提供强力数据支持。
(四)前瞻性应对大数据挑战
网络社会有可能催生出新的社会学范式，这一点越来越被社会学界所认识。卡斯特认为，“新的问题、新的概念、新的视角要求新的工具，作为社会结构中坚的互动信息网络的出现要求更精细，这就需要在社会学经验研究中进行最大限度的方法论挑战”[8]。这其中，大数据的社会学蕴涵到底是什么？主流社会学可以观望，也可以争论，但作为研究互联网的网络社会学必须要有前瞻性的认识和作为。为此，至少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是要具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方法和技能，不仅需要具有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和技能，还需要掌握诸如编程、数据库、文本解析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技能。二是，要具备理论反思与建构的能力，不仅要反思经典社会学对于网络社会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而且有能力建构出具有信息文明特征的社会理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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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转引自[英]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数码人类学[M].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3.
[20] [英]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数码人类学[M].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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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3-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网络内容治理体系及监管模式研究”(18ZDA316)
[作者简介] 白淑英(1971-)，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网络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6-0144-08
〔责任编辑：冯胜利〕
标签：网络社会学论文; 学科定位论文; 大数据论文; 困境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与法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