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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02)01-0038-03
一、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市镇发展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各地城市获得快速的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发展更为引人注目。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稠密，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发达的城市群。城市群内以大城市为为中心，拥有大量的中小城市及城镇，构成发达的城市系统。城市经济向周边农村地区传播，产生了显著的“城市效应”，使社会经济飞跃发展。
与广大的西部地区相似，贵州城市与城镇发展滞后，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贵州市镇发展的滞后表现为城市数量少、等级低。据贵州年鉴统计，1999年贵州人口为3710余万，拥有城市13个，平均近286万人拥有一个城市。而且仅贵阳市区人口突破100万，其他城市都是典型的小城市。
市镇发展落后状况不利于贵州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东部城市与城镇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到2000年东部沿海一些省城市化水平提高了10%，而辽宁等一些省市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0%。东部城市化的发展了提高全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到2000年全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为35%。相比之下，贵州城市化发展缓慢，时至今日，贵州城市化水平也只达到20%左右，明显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状况，给贵州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市镇发展落后及城市化滞后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现代社会的一对孪生子，城市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改革开放初期，贵州在制造业上进行全方位的开发，但时至今日，贵州在全国制造业的发展上并未占有一席之地，城市发展仍然落后，人流、物流、资金流及信息流等不畅，加之制造业市场狭窄、资金短缺及劳动力素质低等因素，使贵州制造业的发展极其艰难。
第二，制造业发展落后，阻碍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其他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转移。1999年，贵州第一、第二及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为：70:11.7:18.2；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构成分别为：29.4:38.2:32.4。和西部及周边省区相比，贵州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的比例偏低。
第三，非农产业落后制约着贵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1999年，贵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471元，排列全国的第30位；仅为同期上海的1/11。国内生产总值低下导致贵州地方财政十分困难，许多地方连公务人员的工资也不能按时按量开支。在此前提下，政府很难筹集足够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投资环境难以得到改善。
第四，城市经济落后影响到农村地区的发展，加剧了农村的贫困。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向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物质以“反哺”农业，而贵州许多市镇反而依靠农业税得以生存，农村地区长时间处于“失血”状态，严重妨碍了农业的发展。
由于市镇容量小，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地区。到2000年，贵州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高达近千万人。因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民不得不对耕地进行过度投入。在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投入则使边际效率下降及收入增长缓慢。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贵州农民收入增长率逐年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农村地区发展趋缓，不利于农民脱贫致富，也不利于贵州城乡市场的开拓。
二、贵州市镇发展的制约因素
影响贵州市镇发展的因素较多，除了经济落后或工业化水平低下等重要原因外，非经济的力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些非经济因素包括主流理论、政府政策的偏好及城市居民对人口流动的态度，现分析如下：
第一，加速还是抑制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历来就是贵州乃至国内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其中非城市化成为主流理论。非城市化的主流的理论认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膨胀，引起基础设施超负载及环境恶化，产生严重的“城市病”，为了遏制城市的膨胀，阻止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减轻城市人口的压力。
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在城乡之间竖起一道“隔离墙”，切断了市镇人口机械增长的源泉，对市镇的扩张极其不利。“城市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是城市化过程中须付出的必要代价。户籍制将大量农村人口堵封在城市“围墙”之外，束缚了城市的扩展，延缓了城市化进程，使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损失。
第二，对城市化选择的主观性不利于贵州市镇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我国《规划法》设立了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原则：严格限制大城市增长，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加速小城市的发展。其实，“小城镇重点论”主要是针对大城市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制订的，并不符合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后的20年，贵州各级政府投资大量人力与物力发展小城镇，但实际上效果并不好。
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在城市化初期选择小城镇重点的城市化战略是违背城市化规律的。城市化初期阶段，大中城市必然超先增长，确立增长极核，以带动小城镇及农村地区的发展。小城镇重点实际上是城市化成熟阶段发生的事。在我国城市化水平普遍不高、特别是贵州城市化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谈“小城镇重点论”尚为时过早。而且，在今日贵州经济落后的前提下，小城市重点论有悖城市发展原则。不少研究证明：城市经济效益与城市规模关系密切，规模大的城市一般经济效益较好。小城市最佳城市规模的立论和假设未必科学。城市化是经济和生产要素在城市集中的过程，有较好的聚集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外大城市人均产值高出一般小城市的20%至40%，我国大城市人均产值也高于小城镇50%以上。限制大城市发展，必然使区域经济失去带动力。
第三，乡镇企业为主的工业乡土化战略对贵州市镇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工业化的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发展小集镇”。这一模式曾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化模式被我国理论界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一条中国现阶段唯一可行的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得以脱贫致富的道路，因而有关部门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重要的国策。
然而，工业乡土化战略的弊端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布局缺乏整体规划，重复设置，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不合理地开采矿产，造成了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巨大浪费；设施简陋，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更为突出；乡镇企业以兼业的形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造成贵州第三产业发展缓慢。虽然工业乡土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繁荣农村经济、容纳乡村剩余劳动力作出了贡献，但从长远来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以牺牲城市经济为代价的，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因此，能否继续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脱贫致富、发展经济、促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国策，值得商榷。
三、贵州市镇发展设想
第一，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明确专业化分工，突出主导产业。市镇的发展依赖于正确的产业决策，就贵州省情而言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二是中心城市产业转换。城市主导产业的确立要求城市分工，分工则促使专业化发展，形成专业化城市。各专业城市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资源，从事某一产品的生产，获得聚集效益及规模效益；各城市间互通有无，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贵州市镇的产业规划中，主导产业的选择偏离了劳动地域分工的理论，在新兴产业中投入了巨额资金全方位开发，结果大都没有效益，反而成了经济发展的陷阱。在市镇主导产业选择中，贵州市镇应遵循劳动地域分工的理论，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具有优势的食品、医药、橡胶等自然资源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部门。
第二，转变中心城市功能结构，起到经济中心的带动作用。从当代城市间的分工角度看，中心城市的功能主要是提供服务。换言之，中心城市的发展趋势是，商业、金融、房地产、通讯、信息等第三产业取代制造业，逐渐从生产中心转向智力中心。新型的、以高科技为依托的第三产业应当是贵阳作为贵州中心城市的主要选择和发展方向，从而带动周边腹地的经济发展。
中心城市从制造业中心向智力中心转变，需要改变城市土地配置低效率的状况，应开拓和健全城市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要素市场，由市场力量决定企业选址。土地及劳动力市场的开拓，必然导致城市产业结构的重组。城区土地价格昂贵，政府可以根据土地区位，征收级差地租，迫使占有市区“黄金地段”的制造业向外分散，为服务业让出空间，使城市得以升级。
第三，在中心城市功能结构转变的基础上，构建贵阳现代大都市，以此形成发达的城市网络系统，使城市经济向广阔的农村腹地辐射和渗透。贵州城市系统的建立要求遵循区域城市体系发展的规律，由低水平的均衡阶段，经过极核阶段和聚集与扩散阶段，最终向网络化阶段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城市规模体系经历了极核阶段的发展，贵阳市的经济实力得到一定的发展，极核趋于突出。但长期的聚集使贵阳市“城市病”日趋严重，带来了聚集的不经济。贵州城市系统应适时转入聚集与扩散阶段。在这一阶段，应使贵阳市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组团式”的空间布局，提高其规模等级。在此基础上，使城市发展由中心向边缘梯度推进，最终形成等级大小有序、分布均匀有致的序列式城市体系。这是国内外城市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贵州城市化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环节。
第四，促进乡镇企业集中，提高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在贵州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地方，地方政府应创造条件，有意识地促使小企业向条件较好的特定的地区聚集，形成工业小区。聚集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乡镇企业的聚集可克服本身规模小及分散性的弱点，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与聚集经济效益。还能够促进产品的升级，提高其竞争能力。同时也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城镇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五，适当调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实现以居住地划分城镇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鼓励有相对固定住所，有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进城定居，促进农村人口向市镇转移。随着贵阳市发展重心由城市转向郊区，多中心格局必将最终形成，城市容量会大幅度提高。而且贵州现有的小城市经过扩张将上升为中等城市，城镇会成长为小城市以及大批城镇将涌现，都会极大地扩大贵州市镇人口容量。市镇容量的扩大有助于吸引农村的溢出来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也就水到渠成。
第六，大力加强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发达的交通网络系统。城市发展要求交通设施先行，交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市镇的兴衰。与全国其他省区比较，贵州铁路交通并不落后，但这些铁路大多是过境铁路，对贵州市镇发展的影响作用日趋下降。根据贵州的实际，贵州交通发展应选择高等级公路作为发展的重点目标。汽车与高速公路在近距离运输中作用十分明显，对于城市扩张意义深远，而且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对加速落后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市镇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应站在较高的起点上，统筹规划，总揽全局。事实证明：现行的一些城市发展与城市化政策已经不适应未来贵州市镇发展的需要，亟待充实和调整。未来的贵州市镇的发展，应充分吸取和借鉴国内外城市化成功的理论与经验，并使之与贵州的实际相结合，构建一种既能以国际接轨又能体现贵州特色的新型的发展模式。城市发展决策中最重要一条是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构建贵阳市多中心的大都市，以此作为增长的支撑点，进而沿着交通走廊扩散，形成较为发达的城市系统，从而带动贵州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
收稿日期：200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