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彩斑斓，盛唐风范——唐三彩艺术精华品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斑斓论文,风范论文,精华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三彩是一种施以多种彩釉的陶器制品。它的釉彩有黄、赭黄、绿、翠绿、褐红、天蓝、加紫等色，而以黄、绿、白3种颜色为主调， 所以人们习惯上简称为“唐三彩”，三彩是多彩的意思。唐三彩是唐代陶瓷工艺中的独特产品，它在造型、装饰、色釉和烧制等工艺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唐三彩的雄浑绚烂，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早、中期典型的艺术风格。它像一杂怒放的鲜花，与同时代的诗歌、散文、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相互辉映，和谐地构成一座宏丽的百花园。
全国出土唐三彩的地区除西安、洛阳外，江苏扬州、山西太原、甘肃秦安和辽宁朝阳等地也有少量出土。这种情况似乎说明用唐三彩随葬主要流行于西安和洛阳。而西安及其附近地区出土的唐三彩至今已达千余件，不论其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其它地方无法相比的。
唐三彩的品种很多，大致可分如下3类：一类是生活用具，如用作水器或酒器的壶、瓶、罐、洗，用作饮食用具的盘、碗、钵、盆、杯等，化装用具如装油、药膏的各种盒子，文房用具如水盂、砚台，寝室用具如唾盂、香炉、枕，佛教用器如净瓶、塔式罐；再一类是俑，人物形象有天王、武士、文官、贵妇、少女、男僮、侍女、牵马俑、牵驼俑、乐舞俑、骑马击鼓俑、骑马乐舞俑、骆驼载乐俑、骑马射猎俑以及镇墓俑等，动物俑有各种形态的马、驴、骡、驼、牛、狮、虎、狗、羊、猪、鸡、鹅、鸭、兔等；还有一类是居室用具的各种模型，常见的有亭台楼阁，又有花园中堆砌的假山和水榭，各种房屋、仓库、厕所、车、柜、床等。
唐三彩的内容囊括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仅就上述的生活用具的器形来说，凡是唐代的陶器（指不上釉者）、瓷器、金器、银器、铜器、漆器、藤编器，以及各兄弟民族生活用具中的形制和邻国人民生活用具，宗教用器中的优艇造型和装饰艺术，它都吸收进来，制作出来，应有尽有。
唐三彩中的人物和动物，它们首先是当时的雕塑。艺术品。唐王朝继隋而统一中国，艺术上熔铸南北。以雕塑而言，在北方原有的浑厚劲健的基础上，加进了南方艺术风格中的清新柔润的特点。工匠们在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把社会生活加以提炼和概括，选材严格，主题思想开掘的比较深，手法以洗练明快为主。重在摄取神态，但也绝不忽略必要的细节刻画，各种艺术形象均能表现出特定的情感和特征。
从俑的形象来说，能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等级，表达它们情感和特征。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婀娜多姿的女俑。她们之中有贵妇，也有长年禁闭于深宫的侍女。贵妇们衣着华丽，发髻高耸，体态丰腴，神情自若。有的手挽披巾，婷婷玉立；有的骑马驰骋，英资飒爽，和男子一样游春。侍女俑则神情拘谨，有的捧方盒，有的执灯台，成群结队在为主人的享乐而忙碌。
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三彩女立俑达10件之多，她们装束相似，但神态各不相同。（见封底）这2件女俑均梳双鬓抱面的抛家髻， 体态丰满，眉目俊秀，高鼻小髻，恬静可爱。身穿宽袖衣，下着曳地长裙。左边一俑，上穿蓝色长袖衫，下着乳白色长裙，赭黄色长巾自右肩下垂于身后，飘于裙侧，双手前举，隐于袖内，似正低声诉说：右边一俑，上着蓝衫，下着赭黄色长裙，双手隐于袖内，拱于胸前，似在静静聆听。她们姗姗而来，互相间像是在轻语相商，或在默默思量。那种欲行还止，颦笑俱敛的意态，将少女微妙的心境表露无余，显得楚楚动人。如一对出水芙蓉，具有一种天然清新的美。从她们的装束看，无疑属于侍女一类。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地位通常只能表现出温顺谨慎的情态。她们虽被作为殉葬的奴婢来侍奉墓主，但唐代工匠们不愿将她们描绘成僵化的偶像，而是寄与了无限同情和爱怜，将人间少女最美好的形象赋予她们。
说到唐俑，自然使人会想起唐代“以胖为美”的风习。但据我们所知，初唐时期的唐俑比例适度，体态俊美；初唐以后，开始出现了以“丰腴”为痒的倾向，真正肥硕不堪的唐大多出现在盛唐以后。中堡村唐墓出土的盛唐女俑，丰而不肿，胖而不蠢，步态轻盈，动作协调。这种“胖”与“轻”的统一，倒颇见和谐，是对胖为美的恰到好处的把握。唐代这种“以胖为美”的风尚，与汉代追求轮廓线条，魏晋追求清癯骨相迥然不同，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反动。唐文化放恣热烈的美感，鲜明地区别于汉的端庄，魏晋的清新和隋的含蓄，这是唐代社会的高度发展带给人们的审美心理的变化。无论是书法，还是雕塑、绘画，无一不强烈反映出对充满生命力的健康美的崇尚。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唐代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和生气勃勃的时代气息。
西安王家坟唐墓曾出土三彩高髻女坐俑一件，高48.5厘米（封二.1）。俑面庞圆润，发髻高耸。左手似拿着镜子（已失）正在顾影自窥，为自己化妆美容，右手食指前伸，由眉毛和额上的梅花点子看，似正在做点花黄的动作。身着褐色长袖衫，外套黄白底绿色花纹短襦，下着翠绿色百褶长裙，上贴淡褐色柿蒂形花，裙腰至胸，长长的褐色裙带在胸前扎一花结，两端飘然下垂。两足垂地，端坐在束腰式花蒲团上，蒲团做工十分讲究，上饰蔓及宝相花纹。俑的神态和装束不像侍女，可能是宫廷贵妇。有的研究人员或认为此俑是该墓墓主人的形象。
女俑头梳高髻，殷唇粉面，眉若柳叶，面容俊俏，潇洒悠闲。短襦长裙，腰中系带，窈窕袅娜，丰采照人。那纤细的手指，对镜画眉，贴花黄，点妆靥，动作逼真，显示出盛唐贵妇的风姿。白居易诗中说：诗句“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状”正是此俑的真实写照。《新唐书·五行志》载：天宝初年，“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近服妖也。时人为之语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可见高髻是盛唐贵族妇女时髦的发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古代雕塑对人体的塑造往往注重神似，对女性的塑造更是如此。最能体现女性特处之处往往予以忽略。这件女坐俑的胸部同样束以宽带，但其U 形领口仅露的胸部，仍显示了她青春的魅力，这在中国古代陶俑中并不多见。
那些峨冠博带的文臣们，艺术家着意表现他们的道貌岸然。有的双手举于胸前作捧物状，表情比较拘束，似乎在观察他们上司的颜色。有的身躯向前微微倾斜，两手相交于腹下，作肃敬姿态，似乎在倾耳听候主人或上司的呼唤。
那些骑马狩猎俑，有的背弓披剑，有的带犬架鹰，姿态各异，形态逼真。其中尤以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射猎俑造型特别活泼。马是一匹矫健的斑马，头上昂，眉骨突出，两眼圆睁，张嘴作紧张状，肌肉发达。鞍上骑一武士，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长衫，下摆飘扬，腰间系带，一侧挂长剑，一侧挂箭囊，两脚紧踩马镫。武士利用骏马急驰中喘息的一刹那间，侧身仰望天空飞翔之物，拉弓射箭，矫健潇洒。正如杜甫《哀江头》诗描写的“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那些出身于下层社会，活跃于舞台上表演舞蹈、说唱的艺人形象，感表奔放，无拘无束，身躯扭动，表情活泼。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上层社会的人物显然大不一样。
唐三彩中有很多胡俑，大多深目高鼻。他们头戴尖顶帽，身穿翻领衣，或抱着西域乐器，或牵着鸣驼骏马。武士俑则夸张肌肉的发达，怒目圆睁，头戴盔，身披铠甲，一手抚盾，一手持剑，表情古板，作剑拔弩张之势；天王俑脚踏魔鬼，被踏的魔鬼往往鼓目咧嘴，作挣扎欲起之状；镇墓俑形象凶猛，两膊间有火焰形的翅膀，似乎准备随时一跃而起，驱赶妖邪。
西安附近唐墓出土了大量的异域形象的陶俑，是唐朝社会对外频繁交往的真实写照。据史书记载，唐王朝曾与3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通过陆路或海路来到长安。他们中既有西来贸易的胡商，又有东来求学的日本、新罗的士子。波斯和大食（阿拉伯）多产骏马，唐王朝在贸易中常以茶、丝易马，因之御马人也随马进入长安。当时称这些来自中亚和西亚的人为“胡人”。在这么多胡人中既有往返多次、富有旅途生活经验的长者，也有初次来到繁华的唐都长安的年轻后生。他们有的甚至世代居住在中国。
西安市中堡村唐墓曾出土一件三彩胡人奉马俑，高28.5厘米（图一）。俑圆脸盘，宽鼻梁，高颧骨，双目鼓起，长发中分。内穿淡黄色窄袖衬衣，外套大翻领浅黄色胡服，袒露左臂。胡服长至膝下，腰束带，腰上系有毛刷、梳子等洗马用具，双臂前伸，右臂肉隆起，质感很强，再现了一个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的胡人马夫的形象。
图一 三彩胡人牵马俑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由于唐代长安生活有大量的胡人，使艺术家们有深入观察、了解胡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的充分机会，兼之艺术家严肃、求实的创作态度，所以才能将他们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反映在作品中。这件三彩牵马俑就是取材于一个年轻的胡人形象雕塑而成。他满面笑容，笑的是那么惬意，从两腮深深的酒窝里透出一股气，豪爽、浪漫的神情表现的是那么贴切自然。他可能是一位马夫，通过艺术家别具匠心的艺术创造，表现在这件牵马俑身上的是一种健康丰满、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章怀太子墓曾出土两件高达130厘米的天王俑， 是唐俑中罕见的作品（图二）。俑台为红色，胎质较疏松，釉较厚，釉色光泽不及同时期其它唐墓出土的三彩釉晶莹透亮。俑周身施绿、赭色釉，面部无釉，眉毛、眼睛、胡须涂黑色。双目圆睁，宽眉高竖呈倒八字状。头戴盔，身穿铠甲，脚蹬长统靴。一件左手叉腰，右手握拳上举；另一件右手叉腰，左手握拳上举。神态威武，气宇轩昂，显示了武士所蕴藉的无穷力量。天王俑双腿呈箭步踏在小鬼身上，小鬼惊恐万分，其痛苦挣扎、求活的神态表露得极其生动。雕塑家们想表示天王双腿的万钧之力，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利用腿部的肌肉经络的暴露表示，而是通过小鬼痛苦求生的神情来刻画武士的力量。唐代艺术家丰富的艺术想象和高超的雕塑技术在这两件天王俑身上体现得十分完美。
图二： 1 三彩天王俑
图二： 2 三彩天王俑
这对天王俑是用于镇墓的，即所谓的“四神十二时”之一。唐代早期墓葬中，镇墓俑只用武士俑、镇墓兽而无天王俑。至高宗时，天王俑基本上代替了武士俑的地位，通常成脚踏卧兽的样式。武则天到中宗时期，天王俑分为两类：一类脚踩卧兽，另一类脚踏俯卧式小鬼。玄宗时，天王俑流行脚踏蹲坐小鬼的样式。德宗以后，实物资料较少，但已趋向简化草率，不及此前的精致。
天王俑以现实生活中武士的形象为依据，通过艺术加工而成。这对三彩天王俑的造型既夸张而又真实自然。面部表情，姿态动作，以至衣角、袖口、腰带、肩臂上凸起的雕饰，无不和谐一致，体现了武士外表和内在的威武。天王俑铠甲的塑造十分精细，配以斑斓绚丽的三彩釉色，显得特别耀眼夺目。天王脸部表情的刻画也是十分成功的。他方面阔额，高鼻大口，浓眉上撩，两眼圆睁。这样的俑放置在墓门口，起到镇墓辟邪的作用，无愧是唐代同类陶俑中的杰作。
西安中堡村唐墓曾出土镇墓兽2件，1件人面镇墓兽，高57.5厘米（图三）。俑为兽身，面目狰狞，凶猛可畏。头生角，肩长翼，背带刺，蹲卧于圆形踏板上。其制作方法采用模制、捏塑和刻划等多种手法。通体施赭、蓝、黄、绿，釉色鲜艳。
图三 三彩镇墓兽
镇墓兽的历史差不多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晚期。 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铜有翼神兽，与汉代墓葬出土的陶辟邪异曲同工，应是后来镇墓兽的雏形。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的镇墓兽仍是以爬兽为主，直到南北朝后期，才出现了人面兽身式的镇墓兽。此时墓葬中镇墓兽的数量尚不固定，一般为2件，但一墓4件的也不少，而河北东魏茹茹公主墓（武定八年，550年）出土的4件镇墓兽中，两件人面，两件为兽面，这无疑开启了后来镇墓兽随葬制度的先河，此后历隋至唐而成为定制。2件镇墓兽（人面、兽面各1）、2 件天王（早期为武士）和二十生肖俑一起构成唐墓随葬品中的“四神十二时”（《唐会要》卷38）。它们的用途是辟邪厌胜，保护墓室不受异鬼侵扰，使墓主亡灵平安升入天国。
西安是隋唐的故都，隋唐墓葬遍布四野，历年来出土了大量的陶俑，镇墓兽是其中引信注目的一类。唐初，镇墓兽与隋代无大变化，1 件人面，1件兽面，身体稍前倾，背有鬃毛，尾巴贴身上翘。 兽面者不是很凶，人面者和蔼可亲。昭陵长乐公主墓（虎观十七年，643 年）出土的人面镇墓兽，如非兽身，简直就是一位纯情少女的模样。至高宗时，镇墓兽的肩部往往塑出几根短而粗的鬃毛。武则天到中宗时期，镇墓兽变成长鬣耸立，肩附双翼，形象凶煞，如乾陵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玄宗时，镇墓兽形象更加咄咄逼人，还流行一类面目狰狞、长鬃直竖，四肢舞动，手握蛇、脚踏怪兽的镇墓兽。德宗以后，墓葬资料较少，便可看出制作已明显简化草率，威猛程度大不如前。
这件三彩镇墓兽为盛唐时期的样式。它两足前伸，身躯后蹲，抬头挺胸，两翼张开，全身毛发呈放射状竖起，似乎随时准备跃起扑向敢于来犯者。从侧面看，整个造型呈三角形，显得很稳，表现了镇墓兽之“镇”。为了突出形象的狞厉与威猛，在局部处理上，特别是在面部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呲牙咧嘴，怒目炯炯，鼻翼翘起，面部肌肉紧张，前额上的独角直冲前方，大有威镇邪恶、气吞万夫的威慑力量。
动物俑群的艺术性很强，不同种类的动物形象的个性特征十分突出，很多不易处理的形象，情节的选择、安排都很得体。如狮子，机灵可爱，使人看了不由自主地要动手去摸摸，感到亲切得很。还有骆驼、骡、驴等也塑得极为成功，这些动物，人们提起它，总是以笨拙呆滞来形容它，但经过艺术处理之后，给人以轻健强劲之感，比例准确，结构分明又富于艺术的概括力，它们的动物神态给人以很多联想。这些动物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尤其骆驼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被誉为“沙漠之舟”。大量出土的骆驼俑驮负卷帛、丝绸和内地名产宝物冉冉西行，或载运西方的货物东来。这里既有中亚种的双峰驼，也有阿拉伯种的单峰驼。
陕西临潼唐庆山寺遗址，兽出土一对三彩狮子，高18厘米（图四）。2件狮子分别蹲卧在圆形墩座上。一狮，双目圆睁，目光炯炯， 前趾抓地，侧转身躯，扭头张口，啃咬后蹄；另一狮，头略抬起，朦胧着两眼，抬着后蹄，悠闲地抓头搔痒。造型生动，形神兼备。制作者充分发挥雕塑优势，采用塑形、堆贴等工艺手法，选取两狮啃蹄、搔痒的刹那神态，灵活自然，又加之三彩釉质明亮光润，银釉的流动性长，烧制时往下流淌，形成融合绚丽的效果，更增加了动感，活跃中也透出威武凶猛，显得既有巨大威慑力而又机灵可爱。
图四 三彩狮 临潼庆马寺遗址
东汉章帝时（76～88年），西域月氏国王派使将狮子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汉朝廷。从此，狮子在中国落了户。六朝以后我国的艺术作品中出现了狮子的形象，隋唐时期对于狮子的塑造和表现空前增多，并且突破了佛教题材的拘泥，为适应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宫门及帝王陵墓前置石狮例成了惯例。它们置于陵前，一方面是显示举足轻重、不可一世的大唐帝国的威力，而另一方面也包含着统治者虚弱和恐惧的心理，企图借助凶猛的狮子去保卫死者的亡灵，以达到镇墓辟邪的目的。三彩狮子的用意应与之相同。
该狮采取模制、捏塑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造型复杂、生动，身体卷曲，四肢有屈有伸，相互交错，给人以强烈的动感。但从整体效果看，仍不失雕刻品的平衡与稳重的特征。
西安市近郊出土的三彩骡，高22厘米，长32厘米（封二.3）。四腿直立，双目圆睁前视，长颈，颈上有鬃，臂部肥壮，身为蓝釉，间有褐斑，鞍上驮一沉重的行囊，囊上黄、白、蓝三色相间，嘴张，似在经过长途跋涉后，微微喘息。
骡，在秦汉以产胆，中原地区很少见。《史记·凶奴列传》载凶奴“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騟、騿騱。”可见直到太史公写《史记》的时候，骡子还和骆驼、驴及各种野马，均被视为匈奴之“奇畜”。西汉陆贾《新书》中也曾将驴、骡和犀象、珠玉并列，亦可印证当时骡确不常见。东汉初桓谭《新论》中已经提到有“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春”的畜力碓和水碓了。但骡的普及却相当慢，晋代葛洪在《抱朴子·论仙篇》载：“愚人乃不信骡（驴父马母之骡）及駏驉（马父驴母之骡）是驴、马所生。”可见至晋代，还有人对这种动物的特点不甚了然。
骡是马驴杂交所生，其兼有驴、马之优势，具有形体高大，耐力长久之特点，宜于作力畜，而不便于骑乘，此三彩骡正是服役形象，且能抓住骡的外形特点，塑得十分传神，这说明唐代骡已相当普及。唐三彩中马的形象非常多，但骡的仅此一件。
在各种动物俑的形象中，唐三彩塑造得最成功的是各种马的形象。马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有突出的地位，无论是保卫祖国的边疆要塞，还是与敌人战斗的沙场，无论是民间的生产劳动，还是繁忙的商业交通，都离不开马。唐代诗歌中赞颂马或画的内容更多，如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这与道：“衔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樨下，迥立阊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丹马空。”唐代社会对刻画马的艺术形象要求很高，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三彩马俑，大多数骨肉停匀，线型流畅，神完气足。艺术家们抓住了马的精神，用内在的劲而发外在的形。有的腾空奔驰，有的缓步徐行，有的昂首嘶鸣，有的低头啃蹄，有的引颈向天，有的张嘴欲饮，有的翘唇调情，有的追逐戏耍。各种形象都给人以亲切如生的感受。
乾县永奉公主墓曾出土三彩低头马（封二.3）和仰头马各一件，分别高20和28.5厘米，堪为国宝（图五）。仰头马通体施浅黄色釉，并杂有深褐色釉斑，色泽明快，双目圆睁，鬃毛梳于前额两侧，眉骨高耸，胸肌突出，神态矫健，立于长方形平板之上。低头马全身施以赭黄略带棕色的彩釉，作低头伸颈饮水或吃草状，生活气息浓郁。这件三彩马鬃鬣披拂如同梳理过，光滑可鉴，奕奕可数，前后胯部、腰脊、四腿及臀部隆凸处肥而丰满，光彩夺目。
图五 三彩仰头马
中国的陶瓷雕塑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在制造生产生活用具的同时，开始制作陶塑艺术品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满足自己对审美的需求。如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陶猪、陶羊等。到秦汉时期，陶塑艺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秦始皇兵马俑、汉杨家湾兵马俑等。经过汉末至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到了隋唐时期完成了全国的统一，艺术上熔铸南北，反映在雕塑艺术方面，在北方浑厚雄健的艺术之上，融入了南方的清新柔润。这时期的雕塑作品，既不像两汉那样呆板，也不像宋元那样华丽，既写意又写实，在马的造型上更是独具特色。
这两件三彩马造型生动，比例准确，在制作方法上，都采用捏塑与模制相结合的方法，造型极为生动。作者利用写实的手法，但不是照搬，而是经过长期观察，精心设计创作出来的。这2 件马的制作者抓住现实生活中马在仰天长鸣时和低头伸颈饮水或吃草那一瞬间的情感动态，以逼真高超的创作技巧，给观赏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安市近郊出土的三彩腾空马骑俑，高38厘米，长52厘米（图六）。马呈腾空奔驰状，全身赭黄色，间白斑纹，马肚下有一方孔，原插在一器座上，鬃尾、蹄均呈白色，鞍鞯、辔均为蓝色，马鞍下垫有深褐色障泥，垂于马背两旁。鞍后搭一白、黄、绿三色相间的竹囊。鞍上骑俑为胡人，梳双髻，脸略向右侧视，身体微前倾作拉缰状，身着圆领深蓝色长袍，腰系革带，左侧挂一圆型小囊，足蹬尖头靴。
图六 三彩腾空马骑俑
作者紧紧抓住骏马奔跑中神彩飞动的瞬间，马头高高昂起，提起了全部精神，胸部呈现出饱满的弧度，显得肌肉丰实，身驱健美，有弹动感觉，马四肢腾空，产生流动，连续奔跑的强烈动势，自由、奔放的艺术效果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马的银蹄与尾部及通身白色斑纹相呼应，婉如身边飘浮而过的白云，使马俑仿佛富有神奇的生命力，观者似觉得耳边风声阵阵，眼见神驹奔腾而来。坐骑上胡俑风尘仆仆，与坐骑融为一体，正如唐诗人岑参诗中所描绘的“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乌”。
马在唐王朝的“创基建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唐人对马的重视和喜爱尤深。唐玄宗“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匹。遂有沛艾（高大）大马，王毛仲为监牧使，燕公张说作《駉牧颂》。天下一统，西域大宛，岁有奉献。……调习之能，逸异并至，骨力追风，毛彩照地，不可中状。……时歧、薛、宁、申王厩中，皆有善马”。在这种风气支配下，绘画、彩塑中鞍马材极为盛行。当时画马以韩干为最著名，其画马是“画肉不画骨”，即“肥壮丰满”，反映了当时的审美好尚，此三彩马亦肥壮丰满，却肉中有骨，不仅塑出马的骡肥肌丰的外形，更着力表现其雄骏的神采。
此马还反映了古代相马法。《齐民要术》栽有古人对良马的相法：“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明，脊为将军欲得强，胸为城廓欲得张，四下为令欲得长。”由外形而五脏，深入其内，相马五脏法曰：“肝欲得小，耳小则肝小，肝小识人意，肺欲得大，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心欲得大，目大则心大，心大则猛利大惊，目四满则朝幕健。”此马昂首扬尾，无气足，完全按古良马特征塑成。
三彩腾空马骑俑反映了当时审美观、相马法以及社会状况，具有很高的艺术、历史价值，是唐三彩中罕见的精品，令人叹为观止。
唐三彩不愧是中国古代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上述这些优秀的作品，虽然较之同时代的龙门石窟、敦煌彩塑有形体大小之别，但是它们的艺术成就各有所长，足以并肩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