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领导集体论文,中央论文,模式论文,为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030(2003)02-0010-07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开拓进取，不懈探索，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以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作了精辟的论述，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
一、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十六大报告指出，13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征途中，适应跨世纪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要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
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会议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在党的十五大上，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被明确强调为大会的主题和任务。2002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除进一步重申“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外，进一步提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p.157)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更加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明晰了小康内涵：“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具有了更为丰满的内容。
1.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全面发展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就是要追求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为了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总目标，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必须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思想，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内容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全面现代化。江泽民还指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是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秩序、社会风气都要搞好，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2](p.2080)。
第一，中国现代化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防等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其中心和基础是经济建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3](p.15)十六大明确提出我国21世纪头20年的现代化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经济建设”。经济现代化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基础的基础；二是工业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主导；三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关键；四是国防的现代化，这是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坚强保障。
经济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概括地说，就是“富强”二字。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总量的增长与扩大。(2)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必须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3)追求尽可能优化的经济结构。(4)在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第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以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同时提出加强政治民主具有广泛的内容，这就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宽泛的政治层面。政治现代化，究其本质是通过改革建立高度民主与健全法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积极探索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有效模式。
首先，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其他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4](p.34)。这是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其次，明确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我国的政治体制在不少方面和环节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需要进行改革，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这项改革只能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快了或者慢了，都会妨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江泽民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5](p.30-31)
再次，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理论。他认为：“发展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6](p.1587)他还对依法治国的内涵和要求作了科学的阐述。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2001年1月，江泽民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这两种治国方略的关系，江泽民也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6](p.1587)这是我国治国方略的又一次巨大进步，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
第三，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以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为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繁荣我国文化事业，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纲领，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p.20)这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为了加强我国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适时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
首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文化必须代表先进的方向。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其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归根到底就是建设民族精神。”江泽民认为，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指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综合国力，主要是指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7](p.647-648)因此，要真正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再次，创新是文化现代化的生命力。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不断创新。
2.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辅相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征途中，把邓小平理论同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起来，更加鲜明地提出要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并且要求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深刻理解“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正确处理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都充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且强调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从全面发展的高度赋予了人才思想新的内涵，更加明确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条件，只有正确处理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做到相互促进，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
第一，社会全面进步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基础。社会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产物，离开了人就不可能有社会；而人总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尤其是全面发展的个人，更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人自身的发展历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是同一过程中彼此促进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人的发展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又有赖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文化基础，而且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一定阶段的社会发展战略，作为各种社会关系中发挥纲领性、导向性作用的因素，既影响和规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同时也规定着人的发展倾向和发展目标。离揩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就谈不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已经解决温饱并且正在积极向小康迈进的情况下，在实施社会全面进步战略已经初见成效的条件下，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能做到的。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决定因素。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战略的过程中，人是现代化的主体，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因为作为现代化关键的科技现代化，不仅需要具有高科学文化素质的人才去创造，而且还必须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去操作；作为现代化核心的经济现代化，不仅需要从技术上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而且必须由具有高度责任心和组织协调能力的人来提高管理水平；作为现代化重要特征和根本保障的政治民主化，同样必须由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人来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和组成称职的公务员队伍。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第三，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辅相成、不断提升的互动过程。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必须紧密结合，相互促进，而不能割裂开来。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还深刻阐明这种互动关系统一于不断提升的历史过程之中，即：“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统一起来；在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上，不断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也就是说，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不断改善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又要不断提高人自身的素质，只有二者同步推进、互为因果，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
二、政党现代化的战略思维
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在十六中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建党思想和现代化建设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不仅强调了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而且提出了党的现代化的战略思维，为我们党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搞好自身现代化建设、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指明了方向。
1.政党现代化是政党发展普遍规律的要求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第一，党的现代化是政党发展普遍规律的必然趋向。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有一个重要原理，就是“党在发展”。这实际上提出了党的现代化问题，即政党必然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这是政党发展的普遍规律。其基本精神在于：党既要坚持自己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又要随着时代的发展，结合新的任务，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不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第二，党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提出全面现代化思想，即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政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核心地位，因此，政治现代化，包含了党的现代化。如果党不实现现代化，就会影响政治现代化，政治不能现代化，我们国家就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那样，现代化就将是残缺不全的。毋庸置疑，党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第三，党的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在中国非常艰巨。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自身必须走向现代化，只有具备领导现代化事业所需要的思想理论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以及决策能力、驾驭能力、拒腐防变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党才能不负历史重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
2.党实现现代化必须完全克服历史的局限
伴随着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党的建设运作也有一个适应现代化要求而科学化制度化的过程，即政党现代化。毫无疑问，现代化的社会需要现代化的政党来领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政治体制的改革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以往我们党的许多失误以及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碰到的大量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适应，与党实现领导的体制和机制、活动方式和方法、党自身运作等方面存在的历史局限有关，因此，党必须完全克服历史的局限才能真正实现政党现代化。
第一，必须克服苏共模式的长期影响。苏共模式是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革命武装暴动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其基本特点就是高度集权。苏共模式对我们党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党曾为了摆脱苏共模式作了许多探索，但是，由于认识所限，在改革开放以前，总体上我们始终没能突破这个模式的基本框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加大了探索的力度。对执政以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整个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厘清其中哪些方面是我们党不能放弃的优良传统，哪些方面是我们党适应领导现代化要求的新创造，哪些方面还属于需要消除的苏共模式和传统观念的影响，这是我们推进党的现代化必须做的基础性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应当明确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党的建设领域，要以“三个代表”作为检验理论的根本标准。
第二，必须克服在领导传统计划经济过程中形成的观念。我们党关于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领导的相当一部分观念，是在计划经济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尽管我们已经在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长期形成的旧观念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应该承认，今天这些观念在不少方面，在不少党员、干部(其中还有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上都有反映。例如，我们还习惯于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的机关和部门直接掌握行政权力，习惯于把党管干部的原则理解为组织部门和党委一把手说了算，习惯于把领导经济建设理解为直接管企业，习惯于把民主集中制原则理解为主要是集中和服从，等等。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些观念还有实践作支撑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观念就越来越和实践发生冲突，成为不能不突破和超越的东西。
第三，必须摆脱我国政治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对政党政治的误解。政党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物。当中国的革命者把政党政治作为先进经验吸收进来的时候，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理解，这里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不那么正确的东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认为，党就是未来国家的雏形，人民掌权要通过政党来体现。根据这一思想，孙中山把党设计成政府的模式：党一旦取得政权，党就转而为“国”，代替人民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我们党对政党在政治生活中作用的理解与孙中山先生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以党治国”的思想对我们也不无影响。对于执政党和政权之间的区别，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弄不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在实践中，它往往导致混淆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的界限，把党的机关当作同级政府的上级机关，结果党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了。这种现象的发生，除了照搬苏联模式的原因之外，对政党政治认识上的局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根源。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党的现代化的要求
政党现代化是政党政治的大趋势，也是我们增强党的活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的必由之路。政党现代化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科学的政党定位。根据民主政治的一般原理，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对政府的控制、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民众改变政治现状的要求，都要通过政党来实现。换句话说，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政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它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的桥梁，另一方面，它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实践中都忽视了政党的这种定位，实际情况往往是，党的各级组织直接向政权机关发指示，直接任命政权机关的各级干部，甚至直接代替政府机关从事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事实上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就使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变得困难起来，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使人民监督的可能性大大减少。推进党的现代化进程，政党首先要回到正确的位置上。我国有自己的国情，不可能照搬西方现成的模式，尤其不能消极地把党定位在“桥梁”上。但是，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也不应成为代替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这符合民主政治规律。
第二，现代化的领导内涵。执政党必须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但政党在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用社会控制论的概念来表述，就是实施政治控制。在这方面，邓小平很早就提出过一些重要思想，他认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党的优势，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强调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根本目的是要防止把党的领导变成一种行使行政权力的管理行为。把党的优势建筑在权力上，由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代替一切，这只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党的组织领导。党的领导要靠党的各级组织来实现，这本身就是组织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三者是统一和密不可分的。
第三，现代化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各级组织不应是权力运作的主体，而是对权力主体的形式、运作和政策施加影响的政治组织。党组织不能包办政府的工作。江泽民多次批评包办代替的做法，认为党的干部代替政府的工作，结果使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际就是党组织要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要求，变过去居于宪法法律之上的领导为符合宪法法律规范的领导，变过去行使权力为主的领导为说服教育为主的领导，变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为间接手段为主的领导。这就需要我们选择更为合理、更为巧妙的手段和方法。
总之，党的思想现代化、作风现代化、组织现代化，就是要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三、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选择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注重中国现代化模式的战略选择，把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注意力放在战略的制定上，坚持通过正确的战略选择，实现对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领导。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小康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1.和谐发展的三大战略决策
第一，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了具体体现。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二，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5月6日，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3月17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肯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并且提出了加强科技进步的六条措施。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都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作了阐述。
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1995年9月2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6](p.1072-1074)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年11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再次强调指出：“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还指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是异常艰巨的事业。我们既要有紧迫感，能办的事情先办，又要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一定要把西部地区建设好。”[8](p.364)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将西部大开发列为2000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
2.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说过，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他曾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江泽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于1995年提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6](p.388)对于地区差别，他指出：“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9](p.1466)对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他认为，“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9](p.1471)
收稿日期：2002-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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