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走出治理困局的大学之道——文化重塑：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困局论文,之道论文,能力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高等教育承担着培育高级专门人才、助推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促进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职责，是社会建设之根基。作为社会思想高地的大学，理应自觉推进治理体系综合改革，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此垂范。然而，在大学治理中存在着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之间的角色定位模糊、科层制管理权力僭越、大学校长领导力薄弱、治理制度难以与时俱进、功利主义侵蚀治校理念等诸多困扰，以致阻碍了大学健康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大学相继推出具有风向标意义的综合改革方案，旨在理顺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为建设合理的大学治理结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同时，顺畅优化的治理过程与卓越的大学校长领导力密不可分。在大学治理困局中，严格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无疑是一剂制度药石。对全面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的大学校长而言，在重新明晰角色定位和任务，从而实现对大学的现代化治理等方面，必须迈出实质性的关键步伐。为此，2015年4月14～15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学”一级学科基地、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主办了“大学领导力与大学治理现代化”高峰论坛，以期学界就大学治理体系建设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展开更多切实探讨。 ——原刊主持人阮凯 高苑敏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在这个大背景下，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成为理论和实践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大学制度和观念除旧布新，与时俱进，摆脱某些“旧”的传统，重构某些“新”的现代模式和理念能力提升和再造过程。当下，大学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一是重构新型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学府关系”；二是重建符合现代大学运行“内在逻辑”的治理模式；三是重塑体现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价值体系。然而，实现这种“重构”、“重建”和“重塑”任务是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其关键在于寻找到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和改革之锥。 文化因素：充当“虚物实作”的角色 制度主义社会学家斯格特认为：制度规章、非制度性行为规范和文化认知是组织制度变迁的三个重要的核心要素和内部支柱。美国组织行为学者温德尔·弗伦奇更加明确指出，组织发展和转型首先在于实现从文化认知到行为习惯的转变。显而易见，从制度到行为，中间的连接点在于文化认知。[1]美国学者加里·巴尔迪&费尔·南德斯曾经指出：“文化：一个任何改革都应对此进行考虑因素，但有时人们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没有考虑文化时，制度改革或许也能发生，但需要的时间一定很长，或者遭到抵制，可能会出现的结果是变化可能出现在边际上，使改革成为一个令人泄气和只能是部分成功的行为。”在高等教育文献中，大量的理论研究、个案研究和经验研究也业已表明：大学文化与大学治理和院校发展密不可分，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独特价值。例如，美国学者B.斯彭的一项研究就曾经验证了两个基本假设：强势文化远比弱势文化更有利学校发展取得成功；外向型的文化更加能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早在1922年就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滞差”理论，用以描述文化内部相互联系的各部分各自独立地率先发展或滞后，特别是物质文化由于容易积累发展较快，而非物质文化则相对发展缓慢。 因此，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文化重塑的问题，即完成大学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等)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和扬弃过程。 文化价值：兼顾理论与现实之需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中指出：“人是一种悬浮在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这只‘意义之网’就是文化。”在西方语境中，文化是一个多重含义的概念，通常被看作既是一组理论意义上的概念，代表着由信念、价值、符号和语言等构成的意义世界；也是一组实践的概念，代表由机构、习惯和行为等构成的外部环境。在我国，文化也是一个多重含义的概念：既包含广泛意义的社会文化(物质和精神的)，也包含某些特殊形态的组织文化，如企业文化和院校文化，还包含更为具体的专业和学科文化等。院系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组织文化主要体现在校园布置、象征符号的设计、组织制度构建、师生行为表现，以及以价值观和认知形态呈现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等方面。这种有形与无形的“文化形态”存在于大学环境之中，构成了多层次(社会、院校、专业和学科的)文化之网，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大学的治理和发展。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存在，大学组织发展和组织转型才有了不可缺少的理论支撑和观念引导。尽管这种文化因素往往镶嵌在制度结构之中，或者潜藏于组织活动背后，但却弥散在大学校园的各个角落，成为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大学组织转型和组织发展的重要支配力量。 从实践角度上看，文化重塑不仅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和提高治理能力之需要，也是改善我国大学组织环境和学术生态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当下中国，大学变革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人们对其组织文化和学术生态的状况，及其暴露的问题表示极大的不满。主要表现在：第一，官僚文化模式仍然在大学管理中占据主导。“官本位”思想严重损害了学术自由和院校自治，造成行政权力强势和学术权力弱化成为中国大学普遍现象。第二，工具理性主义与非利士主义占据大学文化建设的支配地位。“工程化”、“政治化”、“行政化”和“市场化”等成为大学领导者和管理者最普遍的话语方式和行动准则。第三，教师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与批判性思维缺失。面对残酷的竞争环境和紧张的生活压力，很多大学教师似乎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平庸化。一些教师为谋求不正当的金钱或荣誉不惜丧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德。还有一些教师在社会和人民需要他们站出来讲出真话实话之时，选择了明哲保身，沉默无语，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勇气，由此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角色也极大地受到消解。第四，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与学术生态的恶化。伴随西方学术理论的引入，很多学人对西方学说和理论产生了迷恋，对本土理论和概念创新显得信心不足。这些问题的出现和频发，导致大学文化环境的破坏和学术生态的恶化。 文化重塑：肩负大学使命与责任 如何重塑大学文化，进而唤起大学自我文化觉醒？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加强三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强化大学“文化身份”的独特性。这是对大学作为一个文化性组织属性的基本认同。即承认大学是一种文化属性的社会组织，不是具有政治属性的组织机构(如政府、议会或党派)，不是具有经济属性的经营机构(如公司和企业)，也不是具有军事性质的组织机构。那么，大学文化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何处？一、从来源上看，大学文化是在大学组织与发展过程中由大学的教师、学生以及内部工作人员，而不是大学以外人群共同创造出来，并愿意共同维护、守成和创新的。具体包括组织文化、专业文化和学科文化等。二、从时间上看，大学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是经受了漫长时间岁月考验之后，在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推动之间张力的作用下，通过“遗传”和“变异”，不断积淀下来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三、从类型上看，大学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或者说是一种混合文化。它既包含了早期大学“学院式”的文化，又称“学术共同体文化”或者“学术部落文化”，也融入了现代社会组织机构的“科层文化”，或称“官僚文化”，乃至“政治组织文化”。四、从隐喻上看，大学文化基本上可视为一种适合于学术共同体特征的“牧猫文化”，而非适合于企业组织的“牧羊文化”和适合政府机构的“牧犬文化”。 第二，将文化逻辑视为大学组织变革的前设。任何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及其运行都是在一定逻辑基础上进行的。大学的变革也自然如此。从理论上讲，大学改革与发展逻辑可以遵循三种逻辑：政治的逻辑、经济的逻辑和文化逻辑。所谓“文化逻辑”，就是在承认大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组织机构的基础上，让大学组织的每一次改革和转型都按照文化的逻辑展开。当前中国大学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对文化逻辑重视的不够，没有将文化因素置于应有位置。政府和院校的改革者和管理者似乎对大学改革的经济逻辑更加情有独钟，对诸如成本、效益与规模发展等表现出极大的价值偏好，他们往往打着“遵循市场规律”的旗号，通过非常规、非理性的手段，盲目追求院校的“跨越式”发展，甚至用极度的工具理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判断去制定院校发展战略、评价教学、科研指标和管理学术人员和教师。当然，强调和凸显大学改革文化逻辑的重要性，并非否认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在组织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合理性，也并非企图将文化因素从大学赖以存在社会环境中区隔出来，使之独立于大学“政治—经济—文化”整体性图景和框架之外。 第三，培育大学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指出：“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自己必须是批判的中心。”英国的R.巴纳特也指出：“如果一个机构不具备‘批判理性’、‘真知’和‘对话’这样的观念，人们则很难设想它可以戴上‘大学’这顶桂冠。”众所周知，大学是一个育人之地，科学发现之所，社会服务之站，所承担的三个基本职能都是与人类的智力和知识活动联系在一起。由于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一个以探究和质疑为前提的过程，从而导致知识不可避免地与批判产生了内在的联系。一方面，知识构成了批判的基础；另一方面，批判也成为了知识发展的动力。社会学家海曼姆指出，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师)“总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以理想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与对待一切有缺陷的社会，并对现实和未来做出严肃的思考”。换言之，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质疑、批判、检讨和反思的天然本性和意识决定并赋予了大学组织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批判的机构。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批判性机构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大学在肩负社会批判职责之时，还需显示更加强大的自我批判能力和精神。理由很简单，首先，大学在批判他者之前，必须先检讨自我、审视自我，评估自身是否具有批判社会的资格。自我批判不仅是大学的基本属性，而且也是履行社会批判的前提。只有大学具有自我批判的意识、勇气和能力，才能使大学赢得社会的信任和资格，开展社会批判。其次，自我批判来自大学危机的反思，文化自觉的集中表现。大学正是凭借这种批判的自觉和勇气，才有资格在充当社会良知“守望者”和“批判者”的同时，扮演化解大学“合法性危机”先锋军和“制度德性”保护神的角色。当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这种天然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正在日益突显。在西方，1970年代以后，西方知识分子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照下，不仅对技术社会所导致的“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对峙”、“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割裂”以及“技术主义和道德滑落”之间的巨大反差，展开猛烈的批判，同时也对大学自身的“制度缺陷”和“观念滞差”予以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一场有关大学精神和大学品格的“文化战争”的序幕在西方学术界全面拉开。在我国，可喜地看到，一些关注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对大学自身开展了自我的检讨和批判，王英杰、眭依凡等学者都从不同侧面批判了我国大学所面临的危机的问题，对重新审视和塑造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开展大学自我批判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标签：大学论文; 大学之道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逻辑能力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