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哲人艾思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人论文,艾思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9)06-0019-08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和顺乡，青少年时代成长于昆明。1933年在上海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奉调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主任教员，中央文委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副总编、总编，新华通讯社总编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艾思奇工作年代，经历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头十六年。这正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作为时代的一员，他和时代同行，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锻炼，又为这个时代贡献了全部的力量。
艾思奇在革命道路上的三十多年里，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在哲学、新闻、文化战线上卓有建树，业绩显著。《艾思奇全书》，是他一生业绩记录，是他主要成果的汇集。艾思奇是20世纪一位杰出的学人，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位出类拔萃的哲人。
一、主要贡献
艾思奇酷爱哲学。他充分意识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人民解放的精神武器。艾思奇从求学时代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哲学上。他在革命过程里，始终没有离开过哲学，哲学成了他终生奋斗的事业。因此，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最主要的是在哲学方面。
艾思奇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是20世纪三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还不久，在社会上，整个学术界、思想界，在大学的讲坛上，到处充斥着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反动势力一方面从西方搬来时髦的种种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使陈旧的封建哲学复归，妄图用来抵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的汹涌潮流。
年轻的艾思奇高举起战斗的唯物主义旗帜。他针对当时有代表性的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中国的“中庸”哲学，写了《直观主义与理智主义》和《中庸观念的分析》等文章，进行了勇敢的批判战斗。
接着，艾思奇又和叛徒叶青进行了一场辩证法的论战。叶青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篡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艾思奇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叶青对运动和静止原理的篡改，批判了“外烁论”和所谓“哲学消灭论”等谬论，赢得了很大胜利。
艾思奇在上海时期和延安时期，对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国民党的世界观——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唯生论和力行哲学，进行了批判，又批判了自成系统的阎锡山“中”的哲学；特别是集中批判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把这个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主义的愚民哲学，批得体无完肤。他还对胡适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哲学，进行过系统地批判。
艾思奇所进行的批判战斗，击破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谬论，捍卫了革命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一个重要贡献，是大众化、通俗化宣传。他在24岁至26岁期间，写成并出版了《大众哲学》。这本书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创了通俗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河。
《大众哲学》将生活实际和哲学密切联系起来，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语言，用日常的成语、格言、俗语作比喻，来说明哲学上的深刻道理，例如，从“一块招牌上的种种花样”说起，说到“观念论和二元论”的错误；“用照相作比喻”.来解释“唯物论的认识论”；以“追论雷峰塔的倒塌”，来阐释“质量互变律”；以“笑里藏刀”的格言，来说明“形式和内容”等等。他用日常生活中这些家喻户晓、妇幼皆知的事例，生动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住读者的思想，打破了哲学的神秘感。
《大众哲学》行文叙事，就像和朋友聊天，作者侃侃而谈，言出肺腑、谆谆善诱，步步深入，这就使作者和读者感情融通，引起共鸣，引人入胜。
《大众哲学》体系新颖，结构别出心裁，逻辑严密，在理论上也有许多创新，尤其在认识论上更有独特之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在延安就将《大众哲学》视作珍品.并将许多思想吸收进了他的哲学专著《实践论》、《矛盾论》。
该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胡愈之称赞：“这本书，是青年们认识世界的一盏明灯！”邹韬奋说：“《大众哲学》哺育了大众！”诗人贺敬之称之为革命的“火炬”。蒋介石则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广大青年称这本书为革命的书，“救命的书”，如久旱逢甘雨，争相购买，前后出了32版，引导了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艾思奇是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
全国解放初期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普及教育运动，艾思奇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场教育运动，其规模之大，学习人之多，普及之广，堪称历史之最。通过教育使广大工人、干部、知识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
当时在社会上、在党内，深入研究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人还不多，艾思奇可谓是凤毛麟角的人才。他恰又担任中央马列学院教员，历史任务把他推上了主讲教员的位置，起了主角的作用。
一是编写教材。一份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授提纲》；一份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一份是《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广播稿。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讲义》，累计发行46万多册，“广播稿”三联出版社印数为32万多册。
二是培训教员。经领导同意抽调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的学员数十人，先由艾思奇帮助备课，解答疑难，然后出外讲授，共有100多个单位，共讲1200次。
三是亲自主讲。除应邀到各单位讲授外，尤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邀举办讲座，第一遍连讲23次，接着又播讲第二遍，据统计，听众有50多万，加上各省电台转播，总数有百万人之多。
艾思奇所编的教材和广播稿，系统地讲授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物基本原理，尤其是广播稿的前三题，讲了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劳动群众创造人类历史，讲得深入浅出，生动而又深刻，适应了当时学习的需要，受到了广泛欢迎。许多人回忆，形象地把那场学习称之为“猴子变人”的教育，帮助他们掌握了劳动观点、生产观点、革命观点、国家观点、人民群众的观点等，从而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艾思奇在这场伟大的普及教育运动中，做出了比《大众哲学》更大的贡献。
我们还应当肯定，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毛泽东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生活工作在毛泽东时代的艾思奇，充分觉悟到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因此，他集中了很大精力，来从事研究和宣传，写的文章最多，讲课最多，成果也最多。
艾思奇在延安时期，和毛泽东就有许多交往，熟悉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整风期间，就写过《“有的放矢”及其他》一书，汇集了宣传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的成果。在解放初期，《实践论》、《矛盾论》公开出版后，更写了一系列文章，并向干部和群众多次辅导毛泽东这两篇哲学专著。特别是在中央党校给学员所作的《党史引言报告》、《世界观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别开生面，另辟蹊径，从党的历史的高度，阐明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的重大意义。艾思奇说：《实践论》、《矛盾论》，“是党在紧要关头，毛主席对党的贡献，非常有力的战斗武器，是对以后的胜利起决定作用的。”
艾思奇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有全面的发展，包括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但就其最主要的来说，毛泽东的发展是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地解决了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二是系统地解决了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问题；三是明确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详见《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艾思奇全书》第8卷，第120至129页）。
艾思奇认为毛泽东在哲学上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哲学原理，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解决了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一切错误都是由于离开了这条思想路线，而我们党之所以能从错误挫折中转危为安，并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艾思奇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而且深入研究，取得许多独到的见解，作出了重要贡献。
艾思奇一生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用哲学来教育、培训广大干部和群众。
艾思奇一生乐当教员。他在延安就担任过很高职位，但调任马列学院，只当教员，他没有异议，没有一点怨言。人们称他为“艾教员”，他总是欣然答应。正是教员的崇高职业，使他做出重大的贡献。
教员的主要任务是讲课。在上海时期，他就讲过许多哲学课。《大众哲学》起始于为量才业余学校的讲课，还多次到陶行知组织工人、失学青年的“山海工学团”讲课。在延安时期，他在抗大、马列学院、党校、陕北公学、妇女大学等学校，承担了大量讲课任务。解放后在社会发展史学习运动中，讲课的次数就更多了。在中央党校的18年里，他给各个班次讲了大量课，教员是他的主要工作，即使担任了副校长，讲课的任务却更多更重。
他讲课的内容广泛多样，从哲学的原理到哲学经典原著；从哲学史，到逻辑学（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从哲学上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从通俗的讲解，到疑难问题的解答，等等。针对听课的不同对象和教学要求，讲得林林总总，丰富多彩。
听课的对象，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大学生，也有教授；有科学家，也有作家、艺术家；有一般干部，也有许多高中级干部。听课的有时数十人、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广播讲座更有数十万人：但有时听课者只有一个人（越南胡志明主席）。不论人数多少，他都仔细准备，认真讲授。每次讲课都受到好评。
艾思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好教员，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了广大群众，培训了一大批党的高中级干部，培养了众多的我们自己的政治理论师资。从他所做的工作、学术造诣和受到的尊敬来看，堪称理论教育的一代宗师。
二、哲学思想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捍卫、传播、普及、宣传、教育方面有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面的丰富发展，也有重要贡献。
艾思奇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上哲学发展的最高成果，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真理。因此，他始终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而后为列宁、毛泽东等所发展的哲学道路前进。也因此，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为蓝本，而没有另外的独立的体系，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根本不同的东西。
但是，艾思奇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深入研究中，在宣传和教学的工作里，紧密和时代的实际相结合，做了大量的创造性说明和发挥，产生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哲学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起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高度概括。
艾思奇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时，从众多的原理原则中，揭示或强调了那些最主要、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容，并加以系统的高度概括。
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上，他高度概括说：“认识问题，就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他说：“我们学习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地就是要在思想上明确地、深刻地解决这样的两个大问题：(1)什么是正确的认识？(2)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即要通过什么道路和采用什么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就是按照这个以认识问题为中心的体系构建的，这就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联结成一个整体，使整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更加系统化。他还作出“认识路线”概括，认识始终是一个过程的概括，认识总规律的概括，等等。
在唯物辩证法上，艾思奇根据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发挥和强调了要抓住辩证法一、二、三层本质的观点。他指出：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是本质中的本质；而对立统一规律中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辩证法本质中的本质。
在历史唯物主义上，艾思奇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一个部分；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握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方法的理论；把握研究各种社会科学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的理论。”这个定义中，包含了研究的对象、目的和基本方法，是更为完全的定义。他还说：“历史唯物主义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大体上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研究经济基础的变化规律；第二是经济基础如何规定政治法律和上层建筑；第三是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如何反映到意识形态方面，又如何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矛盾问题。最后还要研究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研究经济基础、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相互变化发展的规律，如何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样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有系统性了”。他还最先概括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中第一个基本矛盾，是核心中的核心；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的规律，充分表明了发展生产力，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中的核心，是社会基本矛盾中更加核心的内容；而对这个核心内容，他又创造性地规定为：“生产关系不能长久地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同时也不允许人为地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艾思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高度概括，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大多是国外和国内的前人或别人所没有做过或没有完全做过的，这不仅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更易于从根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系统、更深化了。列宁所概括的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所概括的哲学就是认识论。众所公认，这种高度的概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深化和发展。艾思奇所做的无疑也同样具有深化和发展的意义。
第二个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创新观点。
艾思奇在长期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新的观点。
像《大众哲学》那样通俗化的阐释中，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概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尤其是认识的过程及其规律性、认识论的结构等，也提出了颇有特点的新思想。
他在以后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又有不少创新的思想。如关于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逻辑路线相统一的原理；关于主观能动性和主动性关系的原理；关于物质和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矛盾双方之间，有第一位原因和第二位原因的原理；关于人的正确认识，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原理；主观反映客观近似性原理；关于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的原理；关于总的量变中部分质变的原理（最早提出）；关于事物曲折前进的周期性发展中，后退运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原理；关于辩证逻辑中矛盾分析的原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着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中心问题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的原理；关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限和有限相统一的原理；关于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产生是必然和偶然相结合的原理；关于哲学着重在方法上认识与解决问题的原理，如此等等。
这些原理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依据，都是从实际中提炼出来的，有些是更明确了，有些是补充了，有些是深化了，有些是更系统化了，有些是增加了，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也是国外和国内的前人或别人所没有做过或没有完全做过的，是属于艾思奇独到的哲学思想。
第三个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具体化。
艾思奇所写的文章著作和讲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观点，对每一个原理的解释和发挥，都是丰富的具体的，都是相当系统的具体化作品。
一是系统说明。就像他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作《实践论》、《矛盾论》，所作的系统具体说明那样。对于辩证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以及其他形式和方法，艾思奇根据恩格斯一些分散的观点，加以集中，做了系统说明，形成了他对辩证逻辑相当完整的观点。
二是具体论证。艾思奇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总是用大量的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中的具体事例，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量材料，用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经验和事实，来具体论证某一原理的不可辩驳的正确性。例如，论证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论证了认识的过程及其规律性。他根据恩格斯从猿到人的基本思想，用大量材料论证了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人类世界、劳动群众创造人类历史，使解放初期那场社会发展史的宣传，具有很大说服力。
三是全面解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讲的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艾思奇说，不能像以往苏联那样解释，只过渡到初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应全面解释为过渡到高级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的是对立的统一，而在《自然辩证法》中，则强调了对立面的斗争。恩格斯针对杜林所说的真理绝对性，强调指出了真理的相对性；针对耐格里所说的真理的相对性，又强调了真理的绝对性。艾思奇把恩格斯在不同著作中强调不同侧面的观点联系起来.做出了全面的解释。
四是深入阐发。就像艾思奇对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提出意见时，深入地阐明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艾思奇在回答中央党校学员提出的问题时，深入地阐明了矛盾规律为什么是辩证法的核心，解答了《矛盾论》中没有完全回答的问题。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众多成果，都可以说属于深入阐发的范例。
具体化这件事，看似容易，却很不简单。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何况具体化这件工作，不仅仅是一两个历史实例。艾思奇在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时说过，具体化就是一种发展。他毕生所做的最大量的工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并且获得了显著的成就。
总起来说，艾思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高度概括的思想，有原理创新的思想，有具体化的思想，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也就是艾思奇的哲学思想。《艾思奇全书》八卷，主要的就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结晶。艾思奇的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新的东西，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化了、具体化了、丰富和发展了。所以，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智慧之路
纵观艾思奇的一生，他之所以在哲学领域做出了如此众多的贡献，是因为他走着一条智慧之路。
智慧之路，也就是哲学道路。为什么要特别称之为智慧之路呢？因为它更能确切反映艾思奇一生的历程。
我们知道，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所谓智慧，一是指聪明，一是指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智慧的核心是思维的能力。哲学就是研究如何使人更聪明一些，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更高明一些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人类智慧之学的最高成果，是最科学的智慧之学，是无产阶级和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好的精神武器。
艾思奇不断沿着智慧之路，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不断探索着智慧之学，力图通过宣传教育，传授他所掌握的智慧之学的成果，使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更聪明些，能力更强些，少些失误，多些成功，使党的事业，永远兴旺发达。
艾思奇怎样沿着智慧之路前进的呢？或者说，他所走的哲学道路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的道路。这是艾思奇在1938年4月《哲学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所提出的，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加上他的《大众哲学》主张的大众化（包括通俗化）。这可以说是艾思奇自己以前所走哲学道路的概括，也指明了今后所走智慧之路的方向，事实上是他一生经验的基本总结。
第一，是中国化之路。艾思奇所走的智慧之路，中国化是首要的。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传统的民族，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德国，列宁主义的发源地是俄国。要把国外产生的最高智慧之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环境，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首先必须中国化，才能成为我们党和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从而也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之学。艾思奇之所以大力研究和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特别推崇《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的这些哲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榜样。他自己所写的文章著作，所形成的一些独到的哲学思想，也都是针对中国实际，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的优良传统，采取民族化的形式，运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就是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他一生所走的智慧之路，始终在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第二，是大众化之路。艾思奇所走的智慧之路，所追求的就是哲学大众化。他深知哲学只有成为大众解放的头脑，才能实现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因此，他一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就把哲学大众化，作为自己的一项首要任务，并通过通俗化，来武装大众的头脑，变成群众的锐利武器。他所创作的《大众哲学》，就是这样一本成功的代表作。他的《哲学与生活》、《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也都是大众化的深刻著作。他撰写的哲学论文、论著，尤其是讲课，也力求适合大众的口味，深入浅出地加以阐释，使大众易于接受。他还热衷于推荐和赞扬工农兵学哲学，认为哲学走出书斋，和人民大众相结合，是个方向。凡比种种，表明他在智慧之路上，同时走着大众化之路。
第三，是现实化之路。艾思奇在智慧之路上，所取得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注重现实化。他反复强调，只有密切关注我们所处的时代现实，才能产生适应时代需要的作品。艾思奇的文章著作，都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总结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回答现实问题，指出解决问题的方向。例如，他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指出矛盾的同一性也具有动力的作用和意义。他针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问题，写了《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一文，给头脑发热者一副清醒剂。他概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出现过的曲折前进的正反面经验，强调了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的规律，如此等等。他的文字作品和口述作品，都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现实化很强的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是艾思奇毕生坚定不移地所走的智慧之路。这条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所规定的，同时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事业所要求的。因此，他总是坚持哲学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为党的实际工作服务，而不能停留在书斋里，只作概念演绎、逻辑推理，专搞纯粹的理论研究。他所走的哲学道路和革命建设道路始终是紧密联系着的。
艾思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之路，是一条广阔的正确道路，已成为中国哲学界的共识，表明这条道路具有普遍的深远的重大意义。
艾思奇所走的哲学道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我们之所以称谓智慧之路，是还想突出一个“之”字。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走着“之”字路。艾思奇的生平历史也未能脱出这个规律。他一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成功，也有挫折；逢有和风细雨、沐浴春风，也遇有暴风骤雨、严寒霜雪。他坐过牢，挨过批，受过冤，遭受过重重打击。
尤其是曾经遭到窃取大权的阴谋家康生、陈伯达两次严重打击，一次是1953年秋，陈伯达策动以组织的名义，批判艾思奇，把功不可没的《大众哲学》，诬之为“机械唯物论”，横加指责，并全盘否定艾思奇。另一次是1958年初，康生操纵党校反右派运动，鼓动不明真相的某些群众，围攻艾思奇，企图把他打成“右派”，后内定为“中右”，戴罪下放。两次挨整，使艾思奇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现在，历史已作出结论，那些整人的人早已身败名裂，而艾思奇经受了种种磨炼，巍然屹立，党和人民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高尚人品
艾思奇19岁时对一位朋友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科学真理，但古代哲学都说不清楚，很玄妙，最后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合理的解释。”这说明艾思奇曾努力寻找宇宙人生的真理，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才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充分信仰，奠定了哲人的思想基础。
正是这样的思想基础，决定了他立志从事哲学。有一位前辈曾问艾思奇：为什么学工的不搞工，却搞起哲学来了？艾思奇回答说：中国的出路只有改造社会制度，首先要改造人的意识形态，使人们都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宇宙观、人生观。这是哲学的现实意义。这个回答表明他弃工从哲更深的思想动机。
艾思奇走上革命哲学道路之后，始终矢志不渝，如我们上面所说，他为捍卫和传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一代智慧卓越的哲人。
艾思奇又是一代学人。哲人也是学人。作为学人，重要的是治学的精神和治学的学风。
艾思奇在治学上，最主要的是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学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曾反复研读过，精通其原理原则。他的哲学思想，他提出的一些创新观点，就是他长期研究的心得。即使经典著作中某些概念，个别字句，他也反复作过斟酌。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关于发展“源泉”的概念，王明译成“钥匙”，艾思奇查阅俄文、德文、英文，认为还是译成“源泉”为好。向王明提出，反倒被扣了一顶“二元论”的帽子。可见，做一个学人或学者，很不容易。
艾思奇更注意时代的实际。他时时密切关注着时代的信息，寻找和利用各种机会到工厂、农村调查了解情况，他甚至把下放基层，也当作深入实际学习的好际遇。所以，他写的文章著作，都是时代实际的反映。他深有体会地说，人的认识始终是一个过程。恩格斯曾说，人类进入社会主义时，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似乎人们的认识就不再是一个过程了。艾思奇根据当时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指出我们不能那样理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
艾思奇在治学上，还有许多优点。他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从少年时起就养成了手不释卷的习惯，直至病重住在医院也读书不辍。因此，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精通哲学外，对文艺、自然辩证法、历史、地理等也有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对日文、英文、德文、俄文也达到能翻译的程度。他在学习中，善于思考，头脑中常装着一两个问题，思考起来，用志不分，如痴如呆。他很喜欢古代学者韩愈的格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艾思奇治学上最大特点，是十分严谨，每写一篇文章.往往酝酿许久，反复构思，搜集材料，多方寻找理论和事实的根据。文章写成，征求意见，再三修改，又常常压上一段时间，以致错过时机。他主张文章要多写。他对年轻的理论工作者说，肩膀挑担是压出来的，文章是练出来的。只有跳入水中，才能学会游泳。文章写多了，到一定时候，就会达到得心应手、文思泉涌的境界。在他指导和帮助下的许多年轻教员，后来都成为教授、学者。
艾思奇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凡是和艾思奇相处过的同志，都知道他为人诚实、厚道、善良、谦逊、勤奋。他淡泊名利、克己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沉着冷静、宠辱不惊，等等。
艾思奇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他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数十年革命中，经过种种磨砺，更加成熟和坚强。他是一个真正有高度觉悟的忠于党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艾思奇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党性强烈的科学。他一再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这就是我们党的党性原则。他在自己从事的哲学工作中，时时处处的以这个党性原则为最高准则。
艾思奇在哲学研究中，提出自己一些新的见解，总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准绳。他坚决反对把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作为猎取个人名利的手段。有一次座谈会上，他强调要有坚强的党性，不能见利忘义，不能搞实用主义。他诙谐地说：“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是最要不得的无党性的恶劣学风。
艾思奇在党内生活中，从不以名流自诩，不当特殊党员，从不以党所给予的权力，牟取私利。他恪守党的生活准则。准时参加党的生活会，按时超额交纳党费。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一下拿出一万多元积蓄稿酬作为党费上交。凡此种种，均能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卓越的共产党员。
艾思奇一生究竟如何？且看人民领袖和导师的评价。毛泽东对刘白羽说：“艾思奇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对吴伯箫说：“老艾同志不是天下第一个好人，也是第二个好人。”又对舒群说：“艾思奇是好哲学家，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在当时中央党校校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所致的悼词中，毛泽东亲笔加上：“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艾思奇是一代哲人、学人、真正的好人、卓越的共产党人，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犹如苍山青松，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八大卷、550万字的《艾思奇全书》。正像有些同志所说，《全书》就像哲学的宝藏。只要认真学习，就会获得莫大的教益，启迪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园地，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春天，更加美好，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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