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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01-0005-10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持续的高增长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模式”，“中国制造”在全世界推广，2009年的出口总额达到了82 029.7亿元①，居世界第一位。基于需求面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驱动结构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出口和投资。对出口来说，高出口可能无法持续：第一，从外部环境看，近年来经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世界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也相继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可能不会如过去般风光无限；第二，从内部环境看，中国劳动力成本将可能持续提升，依托廉价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的代工制造业步履维艰，而其转型升级是个渐进过程，出口竞争力必然会遭受削弱；第三，从国际地位上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于大国经济，继续依赖低劳动成本的出口驱动经济发展已不现实。对投资而言，高投资面临系列约束：第一，环境和资源约束，由于是政府投资主导，投资带有很强“粗放型”特征，在此投资模式下，投资需求的继续快速增长面临着巨大的环境约束和资源约束；第二，最终需求的约束，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没有最终需求支撑的高投资是不可持续的。过去持续走低的消费率及居民消费率反映我国经济并不是靠消费驱动，居民消费需求不振。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要内容。扩大居民消费不仅是应对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国内经济需要保持一定较高增长速度的应急对策，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结构调整的内在需要。“我国在进入需求约束型经济后，增长就不能仅仅依靠投资的拉动链条，需要特别重视消费的拉动链条”[1]11。
如何建立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进而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已是目前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这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方面②。第一，未来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考虑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理论是当前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前沿理论，如Deaton(1991)[2]、Carroll(1992)[3]、Dynan(1993)[4]。基于中国特殊的转型背景，国内学者宋铮(1999)[5]、孙凤(2001)[6]、易行健等(2008)[7]运用国外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消费问题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学术界对居民是否存在预防性储蓄已无异议，但预防性储蓄解释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的重要性在当前仍然争议很大。第二，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对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Kalecki(1971)[8]、Musgrave(1980)[9]、李军(2003)[10]、杨天宇(2009)[11]主要是利用居民收入差距这个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论大多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居民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后所形成的格局，收入分配既包括初次分配也包括再分配，仅仅利用收入差距这个结果变量容易忽视初次分配领域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第三，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公共支出是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基于公共品和私人消费品的最优消费选择框架，国外学者Bailey(1971)[12]、Karras(1994)[13]、Ho(2001)[14]在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存在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并无定论，国内学者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15]、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16]、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17]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也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公共支出总量增长同时结构也在变化，基于总量分析从结构层面探究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重要的，此外，考虑到我国特定的“二元经济”，也要分析这方面的影响。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研究居民消费问题，到底是何因素制约着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呢？视角不同、争议颇多，并没有形成一条清晰的研究主线。基于居民不敢消费、不能消费和不愿消费的考虑本文分别从不确定性、收入分配和公共支出三个视角系统地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以探求“十二五”期间居民消费启动的适宜途径。
二、居民消费的特征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的特征事实可以用简单一句话概括如下：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慢于经济增长，慢于政府消费增长，慢于居民收入水平增长，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相对更为缓慢。
图1 我国GDP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单位：%)
(一)居民消费增长慢于经济增长
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过程中居民消费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两者表现出相似的演变轨迹(见图1)。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被压抑的居民消费需求得到释放，居民消费的增长超过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居民消费的增长越来越慢于GDP的增长(见表1)。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5.13%，居民消费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5.18%，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大致等于经济增长速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居民消费的增长表现出滞后于经济增长，1991-2000年间我国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7.48%，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8.17%，居民消费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约0.6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后，居民消费连续8年慢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段时期我国居民消费年平均的增长速度约为11.44%，GDP年平均的增长速度约为14.98%，居民消费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约3.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在拉大。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我国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4.84%，支出法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6.06%，居民消费的增长比支出法的增长约慢1.2个百分点。
(二)居民消费增长慢于政府消费增长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过程中我国政府消费也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政府消费增长也与居民消费增长保持着相似的演变轨迹(见图2)，但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增长是不平衡的(见表2)。1978-1990年间我国政府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5.43%，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约慢政府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0.25个百分点。1991-2000年间政府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9.79%，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速度约慢2.3个百分点。2001-2009年间政府消费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2.37%，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约慢政府消费年均增长速度0.9个百分点。在1978-1990年间、1991-2000年间和2001-2009年间居民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均慢于政府消费年均增长速度。
图2 我国政府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单位：%)
表2 我国政府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单位：%)
年份政府消费增长率
居民消费增长率
1978-2009年平均 15.9444 14.8373
1978-1990年平均 15.4280 15.1795
1991-2000年平均 19.7855 17.4827
2001-2009年平均 12.3650 11.4418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政府消费1978-2009年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5.94%，居民消费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4.84%，居民消费年均增长速度约慢政府消费年均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
(三)居民消费增长慢于其收入水平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还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保持较快地增长，全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支出因此也保持着较快增长，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并不平衡(见表3)。1981-1990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5.57%，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5.56%，两者大致相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居民收入水平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6.76%，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为15.71%，约慢居民收入水平年均增长速度1个百分点。2001-2009年间居民收入水平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3.23%，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2.47%，慢于居民收入水平年均增长速度0.8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在1981-2009年间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5.25%，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4.66%，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速度约慢居民收入水平年均增长速度0.6个百分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的增长慢于其收入水平的增长。
(四)相对城镇居民而言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更为缓慢
由于中国特定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虽然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是不同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由1978年的1 092.4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8833.6亿元，增长了约25倍，而城镇居民消费由1978年的666.7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92296.3亿元，增长了约137倍，由此在居民消费的城乡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占比呈上升趋势，而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则反之。
考虑中国城市化的因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上升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下滑所刻画的居民消费城乡特征并没有排除人口变动的影响。进一步从人均的城乡对比角度进行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增长是不平衡(见表3)，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见图3)：1984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4，2009年这一比值高达3.33；1984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为2.04，2009年达到3.07。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慢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增长，这结论从表3中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的对比也可以得到体现③。
图3 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表明消费总量增长主要表现为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然而，我国人口仍然大半分布在广阔的农村，农村居民是最庞大的消费群体，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农村居民消费疲软是当前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更为重要的方面。
三、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之一：不确定性视角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居民消费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特别是1990年以来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1989年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89，到2009年平均消费倾向为0.77；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也出现大幅度的下降，从1989年的0.88持续下降到2009年的0.71。我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为何居民仍“急切”地倾向于储蓄呢？由于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是个体行为，其不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而且还与居民所感受到的不确定因素密切相关。在转型过程中居民亲身感受到了制度变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条件下可能的行为结果是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预防未来种种不确定性的风险。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在未来收入面临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居民一般都会增加储蓄，增加的这部分储蓄即为预防性储蓄，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既可以来自个人情况的不确定，也可以来自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后者则被称之为“系统性风险”。在效用函数三阶导数大于0④的条件下，当不确定性上升时，原有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水平的可能取值会朝各自的方向移动相同距离，原来较高消费水平基础上继续增加消费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减幅小于在原来较低消费水平基础上减少消费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增幅，不确定性的上升增加了既定值下预期消费的预期边际效用(见图4)，从而使居民的消费行为表现得更为谨慎(预防性动机上升)，刺激理性的消费者增加储蓄，以防止未来不确定性上升所带来的效用损失。
图4 不确定性上升对消费边际效用的影响
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带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四化”进程中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却相对滞后，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远没有达到当前社会发展的要求。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有着相对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并不高，甚至超前消费。处在转型期的我国，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居民面临各种潜在的风险急剧增长，基于跨期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居民不得不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所带来效用损失的风险，居民的消费行为难免表现出越来越谨慎。
通过运用1978-2009年的中国城乡分列宏观数据基于Dynan(1993)[4]的预防性储蓄理论，杜宇玮和刘东皇(2011)[18]采用状态空间模型估测了城乡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1979-2009年间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的均值均超过12，远大于5⑤，即居民消费行为非常谨慎。从居民消费行为谨慎程度的演变趋势(见图5)上看，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⑥。在社会保障建设滞后等条件下，不确定性因素剧增，居民的消费行为越来越谨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近些年来政府扩大居民消费的相关政策措施的效果为何甚微。
图5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
注：数据转引自杜宇玮、刘东皇[18]：《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及影响因素差异》[J].经济科学，2011，(1)：76.
预防性储蓄理论有力地解释了转型期居民谨慎的消费行为，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备的条件下，未来不确定性增多带来的居民更谨慎的消费行为显然制约了居民消费的扩张。中国居民存在“不敢消费”的问题，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措施匡正居民消费行为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
四、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之二：收入分配视角
在居民部门收入流既定的情况下，忽略消费者“异质性”的预防性储蓄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问题。事实上，在经济转型中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也相对缓慢、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解释中国居民消费不振这一经济想象，并不能回避对居民部门收入流问题的分析，也不能回避对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⑦，初次分配中要素分配结果表现为劳动者报酬率变化：我国劳动者报酬率1978-1995年在49%—55%之间波动，1995年后持续下降，从1995年的51.44%下降到2007年的39.68%，下降了约12.8个百分点。尽管有些学者如李稻葵等(2009)[19]预言未来几年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会进入上升通道，但当前仍处在下降通道。
劳动报酬率下降制约着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据笔者的研究⑧，劳动者报酬率下降1%对居民消费的消极影响在1978年为GDP的0.72%，1995年为GDP的0.64%，2007年为GDP的0.65%，提升劳动报酬率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近年来劳动报酬率持续下降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部门占比也持续下降(见表4)：初次分配后居民部门占比从1996年的67.2%下降到2007年的57.9%，下降了约9.3个百分点；再分配后居民部门占比也从1996年的69.3%下降到2007年的57.5%。居民部门占比下降显然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特别是2000年后，经过再分配后居民部门占比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改善，政府部门占比得到了提升，再分配的功能也受到了扭曲。
以基尼系数反映出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的居民收入差距有着持续扩大趋势(见图6)，全国的基尼系数(2009年为0.44)超过国际的“警戒线”⑨且居高不下，大量的实证研究都证明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制约着居民消费的增长。
图6 我国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
注：农村基尼系数来自于2010年《中国农业年鉴》；1985年后城镇基尼系数的计算采用等分法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组数据，1985年前的数据来自于李俊霖等[21]：《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统计与决策，2006，(5)：96；对于缺失的1979年农村基尼系数的数据我们用插值法补齐；全国基尼系数的数据使用城乡加权法得到。
2009年我国农村和城镇基尼系数分别为0.385和0.31，并没超过“警戒线”，虽然农村和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还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但全国基尼系数2001年就已超过了“警戒线”。结合全国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与全国基尼系数几乎保持着相同的演变轨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见图3)。学者陈南岳(2004)[22]指出，中国有利于消费需求的最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控制在1.1∶1-1.6∶1之间，如果以1.6∶1作为标尺，2009年我国3.33∶1的城乡收入差距显然并不利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从扩大居民消费角度，除阻止城镇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趋势外，应特别注重缩小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
五、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之三：公共支出视角
公共支出作为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扩大居民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仅要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等，还应切实解决居民所关心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营造一种“有钱快乐花”的消费环境，这些都是政府公共支出转型过程中政策调整有所作为的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公共支出从1978年的1 122.09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76 299.93亿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支出增长迅速，其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96年的10.7%上升到2009年的22.11%(见图7)。国家财政正经历着从“注重经济建设型”向“注重民生型”转型，经济建设费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呈递减态势，从1978年的64.1%减少到2009年的26.6%。在转型过程中建立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理应建立以提供“民生性”公共品为主的公共支出结构，在总量增长的基础上经济建设费所占比重持续递减，这表明公共支出演变趋势总体上是符合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驱动经济增长新局面的要求。
图7 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单位：%)
然而，我国公共支出转型是滞后的，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费等增长过快，而对居民消费呈挤入效应的社会文教费增长相对缓慢：行政管理费从1978年的52.9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7 571.05亿元，增长了约142倍；而社会文教支出从1978年的146.96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0 846.2亿元，仅增长约73倍[17]。在支出总量一定的条件下行政管理费等的膨胀无疑加重了财政负担，显然会限制“民生性”公共品的供给，从而制约着公共支出消费效应的充分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慢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农村居民消费的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由于长期以来公共支出具有“非农偏好”特征，公共支出支农力度持续下滑(见图8)：1978年公共支农支出所占比重从13.43%下降到2009年的8.81%，30年间约下降了34.4%，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更为短缺。公共支出支农力度的下滑使得公共支农支出的内部结构也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及农林基本建设支出占公共支农支出的比重之和超过90%，而农业科技3项费用和农业救济费用所占比例均较小，两者之和都不到10%。公共支出支农力度下滑及公共支农支出结构的“锁定”所反映的公共支出的“非农偏好”极大地制约着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
图8 公共支农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单位：%)
注：原始数据皆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0)，由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2006年后的公共支农支出用农林水事务支出替代，数据上也基本都保持了连贯性。
尽管大多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但公共支出转型滞后显然制约着公共支出消费效应的充分发挥：第一，公共支出的管理、运用效率低下[23]；第二，公共(支农)支出结构的不合理；第三，公共支出的非农偏好。加快推进公共支出转型是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及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举措。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居民消费疲软现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如何构建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是个复杂问题。消费疲软不仅是转型期不确定性引起居民谨慎消费行为导致的，而且和收入分配不合理及政府公共支出转型滞后等因素紧密相关。破除居民消费增长的制约因素是个系统工程，也是个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变革是核心，也是关键。应从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创新入手，通过渐进式变革降低居民预防性动机、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和推进公共支出转型等，使居民敢于消费、能于消费和乐于消费，加快形成“三驾马车”协调驱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一)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转型带来居民所感受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大，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的背景下为应对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居民消费行为难免表现过于谨慎且越来越谨慎。降低居民偏强的预防性动机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减少城乡居民所感受的不确定性风险，比如进一步扩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等等。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健全来缓解居民“有钱不敢花”的后顾之忧。
(二)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变革，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在收入分配的制度变革中，提升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部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有效举措。初次分配领域应探索工资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居民消费的基础。针对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时应特别注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解决城乡居民“想花没钱花”的问题。再分配领域的政策调整除制止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外应努力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构建“橄榄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三)推进财政税收体制变革，加快公共支出转型
财税政策是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分税制下由于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权事权划分不尽合理，出于政绩等因素考虑地方政府往往会有投资冲动，从而忽视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由此导致的公共支出转型滞后限制了公共支出消费效应的充分发挥。财税体制变革应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地方的职权，强化预算和监管，在保证财政收入和支出稳定增长的条件下持续加大对保障性住房、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和加大公共支农支出力度。通过推进公共支出转型，持续优化公共(支农)支出结构，增加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品和服务的供给，持续优化消费环境，使居民“有钱快乐花”。
(四)推进官员晋升机制变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型
各项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型，而政府从过去的“无限政府”、“无效政府”和“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有效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微观角度来说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变革。现阶段我国对官员的考核指标仍以GDP为主，考核模式仍是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模式。由此，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存在强烈的“GDP崇拜”。虽然地方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导致了忽视民生问题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变革必然会带来“阵痛”，如何减少“阵痛”在考核指标适量加入“民生”和考核模式适当引入“民意”，这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型进而构建居民消费增长长效机制加快形成“三驾马车”协调驱动经济增长新局面的重大课题。
注释：
①若无特殊说明，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或中经网数据库。
②诚然，除这三大因素外，还存在许多影响因素，如城市化进程、流动性约束、价格水平、传统文化、产业结构、家庭结构等等，限于本文的研究框架，这里不加分析。
③在表3中，1981-200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约为12.6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约为11.93%，慢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率约0.7个百分点。
④效用函数三阶导数为正是预防性储蓄存在的必要条件。
⑤Dynan(1993)认为，预防性动机强度的值一般为2—5之间，其值越大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越强，居民消费行为越谨慎。
⑥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动机强度在1989-1990年间出现了断点，但其前后两个时间段的趋势都在持续上升。
⑦严格来说，收入分配包括第三次分配，本文并不研究第三次分配，仅从初次和再分配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⑧参见沈坤荣，刘东皇[20].中国劳动者报酬提升的需求效应分析[J].经济学家，2011，(2)：49.
⑨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通用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是平均的，在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认为比较合理，通常把0.4作为“警戒线”，超过0.4表示居民间收入分配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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