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分析——基于户籍地差异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差异论文,户籍论文,视角论文,外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评述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收入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以2008-2012年为例，农民工年均收入依次为1340元、1417元、1690元、2049元和2290元，仅占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的55.0％、51.9％、54.6％、57.9％和58.8％①。收入低使农民工群体不能公平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并影响到农民工劳动生产率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促进农民工增收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提高农民工收入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群体是个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尽管整体收入较低，但被细分为不同群体后，群体间的收入差异较大。本文认为解决农民工增收问题，可以按照某种属性对农民工进行分类，比较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异，深入分析高收入的原因。这对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进而促进全体农民工增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现有文献已从不同视角对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问题作了分析，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一)个体特征驱动 一是性别差异。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民工收入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张琼(2013)在控制人口等特征后发现，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或小时工资均比男性农民工低20％以上。二是人力资本差异。学界比较认同教育、培训、健康等人力资本因素是造成农民工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张泓骏等(2006)提出，农民工多接受一年教育，其年收入将增加5.36％。张世伟等(2010)研究表明，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收入显著大于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秦立建等(2013)发现，健康状况较差农民工的年均外出打工收入仅达到健康状况较好农民工的63％。三是社会资本差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影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但相关结论并不统一。叶静怡等(2010)发现，农民工原始社会资本的高低对其增收没有显著影响，而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正的影响。王春超等(2013)认为，拥有“跨越型”和“整合型”社会资本的农民工收入更高。四是心理资本差异。徐建役等(2012)发现，农民工的心理资本越高，其收入水平也更高。 (二)就业特征影响 一是就业的地区差异。刘林平等(2011)发现，在控制人力资本和企业特征后，珠三角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低于长三角地区。二是就业的行业差异。周小刚等(2012)提出，行业差异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影响，这一作用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尤其显著。三是就业的流动性差异。学术界一般认为农民工的流动性对其收入有影响，但是作用方向不明确。第一，转换工作所属的职业或行业。吕晓兰等(2013)提出，不同类型的职业流动具有不同的收入效应，工作原因的主动流动会显著提高农民工收入。第二，转换工作的地点。谢勇(2009)认为不同城市间的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收入，但同城流动不利于收入的提高。第三，转换工作的频率。黄乾(2009)认为，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 (三)户籍特征推动 学术界关于户籍制度与农民工收入差异的研究较丰富。一是城乡分割。主要指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异研究(Knight等，2005；刑春冰，2008；田丰，2010)。二是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具体包括农民工、本地职工与外来市民的3个群体收入差异研究(杨菊华，2011；郭菲等，2012)，以及本地职工、本地农民工、外来市民和外地农民工的4个群体收入差异研究(李骏等，2011；谢桂华，2012)。此类研究表明，户籍制度的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使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明显的收入歧视。 截至目前，现有文献已就个体、就业和户籍等特征对农民工进行多种分类，并基于不同的理论，采用不同的经验数据与实证模型对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就如何提高农民工收入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演进历经本地农民工②为主、外地农民工③涌现并逐渐占据多数、外地农民工回流等阶段，农民工选择在本地或外地就业可能成为影响其收入的重要因素。但遗憾的是，已有研究中鲜有学者依据户籍地特征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细分，系统性地衡量外地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问题。鉴于此，本文试图揭示户籍地差异影响农民工收入差异的深层次动因，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形成机制，以填补以往农民工收入研究中的某些空白，更能从一个经验角度验证我国农民工演进历程的合理性。 二、概况与理论假说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推进现代化相叠加的产物，是中国产业大军的一支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农民工占乡村就业人员的比重还是农民工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均呈现逐步递增的态势(见图1)。
图1 农民工的演进历程与城镇化趋势 数据来源：庾德昌.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由于外地农民工数据难以获得，笔者只有将不同来源的数据列在一起，旨在描述外地农民工占比的一个趋势。 基于户籍地差异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从产生到消亡的演进历程已经或将会经历如下阶段：(1)农民工尚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3年)，农民工数量有限，且多为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农民工。(2)本地农民工大量增长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的空前发展吸纳大量本地农民工就业。(3)外地农民工快速增长但仍以本地农民工为主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乡镇企业日臻成熟导致其吸纳就业的能力降低，而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的扩大，促使农民工出现了大规模的异地与跨区转移。(4)外地农民工为主阶段。20世纪初-2008年金融危机前，本地农民工占比下降，外地农民工增速放缓。(5)外地农民工比重缓慢下降阶段。2008年至今，受金融危机等影响，农民工出现大量返乡现象，2011年后虽有所缓和，但外地农民工的比重仍呈下降趋势。(6)外地农民工比重下滑而本地农民工重返主流阶段。未来较长时期内，在区域性产业结构转移与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中西部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提升，部分外地农民工将回流本地就业，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或将出现此消彼长的新格局。(7)农民工逐步消亡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逐步消失，市民与农民在城乡的流动将成为一种自由、双向、均衡移动的状态，农民工逐步成为历史性的概念。 从上述演进历程来看，本文的现实背景发生在第4阶段。外地与本地农民工的初始状态不同，进入城市之后出现分化，两者在劳动力市场中遭遇的问题也不相同。第一，外地农民工为异地迁移，其受户籍地歧视而难以享受本地农民工拥有的劳动机会、补贴待遇等。第二，户籍地歧视可能会给予外地农民工正向激励，增进其工作的努力程度。第三，外地农民工是高度选择性群体(Hunt，2004)，其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等都不输于本地农民工；迁移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或培训(朱农，2005)，可以增强外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有助于提升其收入。综上所述，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约束，本地农民工从本地户籍中所获收益毕竟有限，农民工的收入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与人力资本。据此，提出假说如下。 假说1：农民工收入存在户籍地差异，外地农民工较之本地农民工收入更高。 除户籍地差异外，外地与本地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还可能源于个人特征、就业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因此，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户籍地差异对两类农民工收入差异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曾湘泉(2012)认为，个人的努力程度是工资水平调整和变动的基本原因。因而，户籍地差异对外地农民工的正向激励可能对两类农民工的收入差异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此，提出假说如下： 假说2：户籍地差异对外地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有正向贡献作用。 三、数据说明及计量模型 (一)计量模型 本文在分析外地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时，更强调农民工的异质性和就业地选择偏差所起的重要作用。异质性是指外地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工可能存在特征差异，尤其是一些不可观测特征(Ernesto等，2011)。为此，本文采用Heckman两步法来估计两类农民工的收入决定与收入差异，即首先通过Probit模型估计农民工就业地选择的影响因素，判断是否存在选择偏差，其次再估计收入决定的影响因素。 在Probit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外地就业还是本地就业(外地就业=1，本地就业=0)，解释变量包括个体基本特征(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数)、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接受农业培训、接受非农培训、健康状况)、就业特征(稳定就业④、单位规模)、地区差异(东、中、西部)、心理特征⑤(决策、克服困难)。具体如公式(1)所示，模型中各变量含义见表1。
在收入决定方面，微观层面的个体差异与宏观层面的外在环境共同作用，导致两类农民工出现收入差异。微观层面主要为劳动者个体特征，具体指农民工的个体基本特征、人力资本、就业特征等因素；宏观层面被界定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置，包括因农民工就业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由就业地选择所产生的户籍地歧视等。据此，本文对Mincer收入方程进行扩展，建立如下的农民工收入决定模型：
其中，lny为农民工月收入的对数形式，是被解释变量，
是常数项，
是回归系数，解释变量包括农民工个体基本特征(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就业特征(稳定就业、单位规模)、地区差异(东、中、西)、户籍地差异(外地、本地)，ε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中国家庭住户收入问卷调查(CHIPS2007)中的城市移民部分。该数据库的调查样本均从农民工的工作地抽取，共包括5000个农民工住户样本，8446个农民工，其中女性3647人，男性4799人；囊括了受访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工作特征、来源地等多方面的信息，为本研究提供了所需的经验数据。本研究中，农民工为“在城镇居住了6个月以上的农村户籍人员”；本地农民工为“工作所在地农业户口”的农民工，外地农民工为“外地农业户口”的农民工：研究范围限定为年龄在16～60周岁的农民工；除去主要变量有缺失的样本，有效样本数为5946个。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统计结果显示：(1)外地农民工的月均收入高于本地农民工，但标准差更大。(2)从个体基本特征来看，相比本地农民工，外地农民工更年轻，其男性的比例略高，而成婚比例较低、子女数也较少。(3)从人力资本来看，外地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与接受培训的比例相对更高，健康状况也相对较好。(4)从就业特征来看，外地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较高，其稳定就业的比例高出本地农民工10.7％；两类农民工所在单位的规模差异不大，约64％的农民工所在单位的规模小于50人。(5)外地与本地农民工就业的地区差异较大：62.6％的外地农民工在东部就业，而本地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6)从心理特征来看，外地农民工认为自己有信心克服困难的比例更高，而本地农民工认为自己能有主见地进行决策的比例更高。
四、计量结果分析 (一)户籍地差异对农民工收入作用的OLS模型 根据(2)式，借助计量经济分析软件Stata12.0，在消除了异方差后，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的模型1～模型3依次对应本地、外地与全体农民工收入方程。除了个别变量外，多数回归系数都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回归结果较理想。 1.户籍地差异。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外地农民工收入比本地农民工高2.33％，假说1得以验证。这一收入差异表明：迁移可视为一种人力资本的积累。在外就业受家庭的羁绊少，其自我优化意识与经济驱动力更强；在资金、技能、人际关系、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积累更多，增收能力也得以提高。即能力上的提高弥补了身为外地人的诸多歧视因素，并且“歧视”可能更多地给予外地农民工正向激励，增进其工作的努力程度。 2.个体基本特征⑥。(1)性别。在本地农民工中，女性收入比男性低22.82％；在外地农民工中，女性收入比男性低15.89％。本地农民工属就近转移，女性需花费精力照顾家庭保留的农业活动、抚养子女，这种个人本位向家庭本位的再次复归(金一虹，2010)，使本地农民工中收入的性别差距更大。(2)年龄。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农民工，其收入与年龄均呈倒U型关系。外地农民工收入随年龄增加而上升的幅度比本地农民工大1.06％。表明年龄越大，外地农民工较本地农民工积累的经验更丰富。(3)婚姻状况。模型3显示，已婚农民工的收入比未婚高4.92％。已婚农民工的家庭负担较重，工作更勤勉，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中能获得更高收入。其中，婚姻对外地农民工收入的正向作用为4.71％，作用大小和显著程度均大于本地农民工。已婚外地农民工往往举家迁徙，其定居城市的愿望更强，这加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与增收动力。 3.人力资本。(1)受教育年限。本地与外地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87％和2.02％，外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低于本地农民工，可能原因在于，外地农民工流动前后所处的各类环境差距大，导致其在流动前积累的人力资本只能部分得到转化；一些城市存在户籍地歧视，使外地与本地农民工之间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2)健康状况。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其收入有不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民工多从事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职业，这类工作只有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才能胜任。这导致调查样本中，农民工整体健康状况良好且差异不大⑦，健康对收入的正向作用因此并不显著。 4.就业特征。(1)稳定就业。对全体农民工而言，稳定就业的收入比不稳定就业高18.06％。频繁转换工作不仅无助于工作技能的提升，反而因为工作搜寻期间的摩擦性失业而使平均收入降低。对农民工分类后，这一效应对外地农民工的作用比本地农民工高3.28％。可能因为外地农民工多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就业，就业稳定性的收入回报相应更高。(2)单位规模。对于外地农民工来说，所在单位规模小的收入比单位规模大的高6.58％。单位规模可能与用工特点有关：小规模单位要求员工身兼数职、一专多能，员工间的替代性较差，因而需要提供较高收入留住员工。 5.地区差异。地区差异对农民工收入呈显著的正向作用。我国东部经济最发达，中部次之，农民工前往东中部地区务工，有助于增收。地区差异对本地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程度更大：对于本地农民工，在东部务工的收入比西部高45.64％，在中部务工的收入比西部高9.20％；对于外地农民工，在东部务工的收入比西部高29.95％，在中部务工的收入比西部高7.14％。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本地农民工属于就近转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收入的影响更大；而外地农民工在就业地选择时，已受预期收入、流动成本等经济要素的驱动，因而该群体收入受地区差异的影响较小。 (二)户籍地差异对农民工收入作用的Heckman两阶段模型 本文在分析农民工收入决定时，会遇到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农民工外出务工具有较强的自选择性，影响其收入决定的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同时也会影响其就业地选择。如果仅用实现了外地务工的外地农民工样本(或实现了本地务工的本地农民工样本)进行回归，则回归结果不能反映真实情况，这种非随机的数据筛选将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Heckman，1979)。表3 OLS分析中并未考虑样本的选择偏差问题，而表4将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⑧来检验与克服这一问题。表4的估计结果表明： 1.λ的系数显著，表明OLS分析中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因而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必要的。外地农民工模型中λ的系数为负，表明外地农民工在不可观测特征上劣于本地农民工，外地就业是反向选择的；而本地农民工模型中λ的系数为正，表明农民工留在本地就业是一种正向选择。农民工的这一选择倾向解释了外地农民工逐步返乡的必然性，即本地农民工占比趋升而外地农民工占比趋降的潜在态势⑨。 2.考虑选择偏差后，外地农民工的收入优势进一步扩大。本文根据Heckman两阶段模型，采用全体样本的均值，计算农民工在两种状态下的收入。结果发现，外地农民工的月收入为1513.119元，而本地农民工的收入为1201.766元，即外地农民工收入比本地农民工高20.58％，该结果比采用OLS模型计算的结果高3.7％。由于外地农民工为负向选择，因而表面上较小的收入优势在考虑不可观测能力的情况下会转化为较大的收入优势。即考虑不可观测效应后，外地务工是更趋理性的选择。 3.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存在以下特点：从个体基本特征来看，男性比女性、少数民族比汉族、未婚比已婚以及子女数较多的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外地就业。从人力资本来看，农民工选择外地就业的可能性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而下降⑩，但这一作用不显著；健康状况较好者更有可能在本地就业，但影响也不显著；接受农业培训和非农培训均能提高外地就业的可能性。从就业特征来看，就业稳定性较高和所在单位规模较小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外地就业。从地区差异来看，发达的东中部地区更多是外地农民工(11)。从心理特征来看，决策是否有主见与外出就业的概率联系不大，而是否有信心克服困难对农民工的外地就业有正向作用。 4.与OLS的估计结果比较，个体基本特征与人力资本等变量系数并无较大变化，而外地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地区差异等变量系数却发生了明显变化。这表明，影响农民工收入的不可观测效应主要体现在就业特征和地区差异上，并且这种效应对外地农民工的影响相对更大(12)。
(三)户籍地差异对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贡献率分析 影响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因素众多，上文并未回答户籍地差异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的重要性。鉴于此，本文借鉴改进的Oaxaca-Ransom分解法(13)，探讨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以便就户籍地差异对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影响作出更直观的刻画。 根据(2)式，设外地农民工收入方程为：
其中，
是全体农民工(包括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函数的回归系数。
根据Oaxaca-Ransom分解(5)式，利用表3中模型1～3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户籍地差异、个体基本特征差异、人力资本差异、就业特征差异、地区差异等因素对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贡献率。具体分解结果如表5所示。 1.户籍地差异。户籍地差异解释了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1/3，排在各影响因素的第2位，假说2得以验证，并印证了迁移的收益要高于本地非农活动的收益。 2.个体基本特征。个体基本特征差异的贡献率为6.50％，排在各影响因素的第4位。民族和婚姻所解释的差异部分在分解结果中均出现了负数，表明这两个因素能够起到缩小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差异的作用。 3.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差异的贡献率为5.27％，排在各影响因素的最末位。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的贡献率分别为5.14％和0.13％。样本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1年(标准差为2.4年)，即两类农民工的学历整体较低且差别不大是造成人力资本贡献率较低的原因。 4.就业特征。就业特征差异的贡献率为7.48％，排在各影响因素的第3位。其中，稳定就业的解释力度较高(7.66％)，而单位规模的贡献率较小，且为负值。现实中，外地与本地农民工在就业稳定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农民工就业地选择是一个以家庭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多样化经营策略。当农民工决定在本地就业时，其更多地考虑到离乡近，以便呈“兼业式”的流动来保障家庭经济福利，但这种不稳定就业会导致其收入低于稳定就业的外地农民工。
5.地区差异。地区差异的贡献率为47.3％，排在各影响因素的第1位。农民工属于“经济移民”，其自主迁移中存在择优机制(Barry Chiswick，1999)，农民工的流动是对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反应。经济发达的东部吸引了大量跨市乃至跨省流动的外地农民工，而中西部地区则多为本地农民工。就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最终导致两类农民工收入的不平等。 综上所述，外地与本地农民工的收入差异主要源自农民工就业地区差异与户籍地差异等地理特征，其次是就业特征，而个体基本特征和人力资本等个人特征的作用较小。在样本期农民工多从事体力劳动的背景下，农民只要敢于离开家乡到外地或东部地区就业，就能够获得比在本地或中西部地区就业更高的收入。对于农民工增收来说，敢于外出就业的勇气要比拥有知识技能的多寡更重要，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五、启示 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只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民工的长期稳定增收，而通过深入剖析外地与本地农民工此长彼消或此消彼长的演进过程，本文发现促进农民工增收的重要启示： 第一，从短期来看，外地就业对农民工具有增收作用，政府应采取措施，鼓励农民工外地就业。具体包括：完善城乡劳动力要素市场，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搜寻成本，加速农民工的异地流动。建立城乡联动的土地流转机制，赋予农民财产权，为外出务工创造条件。加强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加强职业教育、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使农民工就业技能和城镇第二三产业相适应，提高其外地就业与外地生存的能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歧视与异地歧视，减小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进城的阻力，破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落户的障碍，激励农民工外地就业。 第二，从中长期来看。政府应鼓励外地农民工由外地向本地转化。原因在于：本文的Heckman两阶段分析已表明，未来农民工将呈现本地务工的倾向，且解决农民工的增收问题最终要依托城镇化，而外地农民工向本地转化有助于推进城镇化。促进外地农民工向本地农民工转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中小城镇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通过让农民工落户、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吸引外地农民工回流本地。(2)促进区域性产业结构调整。中西部应抓住东部产业转移与结构化调整的机遇，依托产城结合，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更有质量的就业机会；中西部应保留并发展优势农业、现代农业。通过第一三产业互动，打造富有特色的县域经济，拓展农民工本地转移的空间。(3)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发达地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吸引农民工外地就业的原因，若要使本地农民工在中西部城镇安居乐业，就需要尽快完善与其就业方式相适应的社会管理制度与配套设施。 注释： ①农民工收入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工资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 ②本地农民工定义为：在户籍地(市/县)以内从事非农活动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③外地农民工定义为：在户籍地(市/县)以外从事非农活动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④CHIPS调查提供了详细的就业状态分类，本文将多种类型合并为两种：一种代表稳定就业状态，即长期工；另一种代表不稳定就业状态，即短期工 ⑤本文认为，农民工心理特征会影响其就业地选择，因而选取了两项心理特征变量：一项是对于自己做决策的评价，“总是有自己的主见”的定义为1，否则为0；另一项是“你是否觉得无法克服困难”，“完全没有”定义为1，否则为0 ⑥除民族因素外，农民工个体基本特征对其收入均有显著影响 ⑦样本中，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民工约占99％。即从健康状况来看，农民外出务工存在自选择机制 ⑧其原理就是将农民工的收入决定分解为两个连续的过程：一是利用全体农民工样本估计一个Probit方程，解决就业地选择概率问题；二是利用选择性农民工样本估计两种状态(外地、本地)的收入决定，解决收入决定问题 ⑨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笔者认为，金融危机只是将这种返乡趋势显性化的导火索，农民工的本地就业倾向才是本地农民工占比日益增加的内在原因。由于本地就业是一种正向选择，素质逐渐提高的农民工将更多的选择本地就业 ⑩由于本地的教育收益更高(Borjias，1987)，受教育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在本地非农就业；而外地农民工往往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从事体力劳动(Wu等，1997)，这降低了教育的作用 (11)对于发达地区来说，当地存在的一、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分隔使得二级劳动力市场因为低工资、低保障无法吸引到足够的本地劳动力，从而只得转向吸引外地农民工(Wachter等，1974) (12)本地农民工收入模型中的一些系数不显著，这可能与未截断样本量较小有关 (13)改进后的Oaxaca-Ransom分解公式能准确地计算出户籍地差异对两类农民工收入差异的贡献率，缺点是需要使用上文OLS中模型3的回归系数，并将因此忽略样本选择偏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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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务工人员与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差距分析--基于户籍差异的视角_差异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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