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的期货市场作用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期货市场论文,体制改革论文,粮食流通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轨迹、难点及原因
（一）三次粮改的轨迹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其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整个农业改革中都是相当罕见的。
1985年开始的第一次粮改。为了应对1984年前后出现的粮食相对过剩的局面，1985年政府废除了粮食统购制，实行合同定购，并扩大议购议销，形成了合同定购价和市场价并存的“双轨制”格局。到了1986年左右，粮食市场调节的范围已占常年商品粮的60％左右（课题组，2001）。然而随着粮食供应在80年代末趋紧，政府加大了管制力度，粮食的“合同定购”实际上变成了强制性的“国家任务”，大米则恢复了国家专营。农业结构调整出现了回潮，重新回到了让农民按计划生产粮食的老路子上。
1992年开始的第二次粮改。由于行政干预，20世纪90年代初再次出现了“卖粮难”。1992年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粮改，并在1993年提出“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改革方针，当年全国95％以上的市县放开了价格，粮票流通成为历史，因而1993年成为了粮食购销制度改革最彻底的一年。但1993年下半年粮价的大幅上涨使政府又转而寻求重新垄断粮食的收购，禁止私商经营粮食，采取“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以行政手段规定农民进行粮食生产。政府对粮食经济控制范围的重新扩大，标志着市场化改革再次受阻。到1997年，“卖粮难”、“打白条”现象又因为粮食增收成为了经济中突出的矛盾。1998年国家推出了深化粮改的新举措：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营，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完善价格形成机制。1998年的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粮农的利益，但效果不佳，粮价依然保持原来的走低趋势，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播种面积减少。
2001年开始的第三次粮改。2001年3月，国务院批准浙江省率先推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放开收购和价格，由农民自主选择种植。这次改革实际上继承了1992年粮改的总体框架和思路，并作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强调按照粮食产区和销区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产区和销区进行分工协作；完善国家储备粮管理体系，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大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力度，切实转变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强化粮食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等。对此次粮改的最终效果下断言还为时过早，从目前情况看，整体进展平稳，但也有一些新情况值得研究（王健等，2002）。
（二）粮改中的若干难点问题
1.改革过程难以摆脱“过剩时放开，紧缺时垄断”的怪圈。回顾以往的粮改过程，会发现政府总是在粮食相对过剩、粮价偏低的时候推行市场化改革，而一旦粮食相对紧缺、粮价上涨时，就会为了“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等目标舍弃初见成效的市场化成果，重新垄断粮食经营，控制粮食生产，等到再次出现“卖粮难”时又寻求市场化改革。改革过程陷入了“卖粮难→市场化改革→粮价上涨→政府垄断→卖粮难”的周期性怪圈。
2.生产结构的调整不适应市场的变化。市场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断发生着变化，而粮食的生产周期较长，在期货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农户只能根据粮食的即期行情来安排下一阶段的生产，难以做到供需相符，容易陷入典型的“蛛网周期”当中，不但导致农业生产盲目扩大或萎缩，价格大起大落，而且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由于长期市场分割和行政干预导致的价格信号混乱，农民在进行生产决策时面临着严重的信息失真、信息匮乏、信息分析方式落后的约束（注：2001年浙江省农调队对全省350户种粮大户的问卷调查显示，有52％的农户认为现在最缺的是信息。在拥有种植自由后，很多农民对“种什么，调什么，怎么调”茫然不知（王健等，2002）。），导致市场需要的优质品种生产不足，而低质粮食大量积压，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
3.生产者和经营者面临的风险没有很好的化解渠道。粮食生产周期长，受天气、季节、需求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民面临的风险很大。以“公司+农户”为模式的订单农业又将单个农户的风险集中于龙头企业，使龙头企业的经营风险增大。并且，如何确定合理的订单价格是目前制约订单农业履约率和稳定性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仅有现货市场的条件下，农户和企业很难找到好的避险方式。
4.市场秩序混乱。受长期行政性定价的影响，粮食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尚不完善，价格的分散性、偶然性现象普遍；市场交易的信誉问题严重，合同的履约率低（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订立的各类合同约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却只有50％多一些（《期货日报》2002年7月3日）。）；粮食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一些粮食经营主体行为不规范，以次充好，甚至用变质的粮食加工食品坑蒙顾客的现象屡有发生。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既有市场本身的因素，也有政策方面的因素。例如：只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供求变动导致的粮食过剩和紧缺交替出现就是固有的现象，而且在只有现货市场的条件下，“蛛网效应”在生产周期较长的粮食市场上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政策方面，虽然政府已经意识到市场化是改革的必然方向，但因粮食地位的特殊性，政府面临着政策目标难以兼容的困境，即在粮食相对过剩时担心“谷贱伤农”，因而实行保护价收购，但这会加重财政负担，而在粮食相对紧缺时又担心粮食安全和物价上涨影响城镇居民生活，因而实行粮价控制和粮源垄断，这又导致市场化改革半途中断；此外，现货市场发育的滞后导致价格难以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期货市场发展缓慢使得生产和经营主体缺少必要的避险手段，等等。总之，在市场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粮改很难始终如一的得以推行，表现出明显的曲折性。
二、期货市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助推器
解决粮改中的难题需要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协同努力方能奏效。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发展期货市场是一种高效的手段。在发达国家中，期货市场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特有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已被广泛应用于现货流通，利用期货市场已经成为现代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基本理念。对于我国的粮改来说，发展期货市场可以为很多问题的解决提供新角度。
首先，期货交易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形成一个公平、合理、权威的粮食基准价格。要形成公平竞争的价格需要一系列条件：供求双方数量庞大、高度集中，市场流动性强，产品差异性小，信息透明等。期货市场集中了大量来自各方的不同买者和卖者，他们带来了各种有关供求情况的信息，确保了市场的流动性和透明度；期货交易的对象是标准化合约，确保了交易商品在规格、品质上的同一性；期货市场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如禁止垄断操纵等，并提供了公开喊价制和竞价制，加上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如会员制、保证金制、层层分担风险制等，都使价格的形成更具公平竞争性。由于期货市场的价格真实的反映了影响供求的各种因素，因此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当今发达国家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大都是在期货市场上形成的，现货市场主要安排流通，国际大宗农产品贸易通常也采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的价格作为基准价格。我国粮改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因长期行政干预和市场分割，粮价的市场形成机制很不完善，不但导致了价格信号的失真，而且使国家在寻求价格调控和给予农民补贴时缺乏科学的价格参照系，容易造成调控失当。通过发展期货市场，利用期货交易的制度安排形成全国统一的基准粮价，不但可以为现货流通提供合理的价格依据（例如“订单农业”可以参照期货价格确定订单价格，从而使双方更容易接受），而且有助于政府对粮食市场的调控。
其次，期货价格的预见性能为生产结构的调整提供合理依据。现货市场的即期价格只能反映当前的供求情况，只根据即期价格来调整生产结构容易陷入“蛛网周期”。而期货市场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陷，因为期货价格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由供求各方对未来的预测形成的，所有影响未来供求的信息都被有机的、动态的反映到了期货价格上，并不断得到修正，因此期货价格的预见性比政府或专家定价都要强。人们可以通过期货价格来判断未来的市场行情，降低因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盲目性，科学合理的安排种植结构，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发展大豆期货的效果看出。黑龙江农垦集团多年来通过利用期货价格的超前性和权威性，科学安排生产种植，解决了生产种植过程中的被动调整状态。该集团下属的120多个农场，都配有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行情终端，可以随时了解到大商所的大豆期货价格，在安排大豆年度种植面积时，大商所的大豆期货价格是最重要的决策指标之一。1995～2001年，尽管大豆现货市场价格由于受市场供求的影响变化较大，但在期货价格的引导下，黑龙江省大豆产量却始终比较稳定。以2000年为例，玉米、小麦、水稻价格持续走低，而大豆期货价格比较高。农场调减了其他品种的种植比例，而将大豆种植面积由680万亩调增到1200万亩。同时，期货市场的优质优价原则，也引导大豆质量的提升，黑龙江农垦集团在参与期货市场后，大豆生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再次，期货市场可以减缓市场波动，有利于粮食市场的稳定。由于期货价格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能够指导人们预先安排生产，因此可以避免生产上的盲目性，防止市场的大起大落。并且期货市场允许投机者的存在，投机者的贱买贵卖的套利行为可以熨平不同市场和不同时期的价格差别。投机者根据粮食生产的周期性特点，在粮食过剩价格偏低的时候买进，等到价格上涨时再卖出，这就会增加粮食过剩阶段的需求量，从而会抬高价格；同样在粮价高时卖出又能增加供给量，起到平抑价格的作用。因此投机者的投机行为可以减缓季节性和地区性的市场波动，起到稳定粮食市场的作用。实证研究也表明期货交易有助于现货市场的稳定（注：提供这方面证据的相关研究有：Garcia、Leuthold和Zapata（1986），Bessembinder和Seguin（1993）对农产品合约的研究；Chatrath和Song（1999）通过检验发现农产品期货市场上投机者数量与现货市场波动性之间的负相关性；Chatrath，Ramchander和Song（1998）指出，没有发现证据能够支持期货投机增加市场波动性的观点。）。
第四，套期保值可以为粮食生产者和经营者提供良好的避险渠道，有助于“订单农业”的成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户面临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注：张雷宝（2002）通过对1984～1998我国粮食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时间序列分析得出结论，农民收入在整体上已基本摆脱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主要受制于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订单农业”的发展将公司和农户的经营联结起来，同时也将单个农户的风险集中到了龙头企业。单靠现货市场无法为农户和企业提供有效的避险手段。而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可以很好地为生产者和经营者分散风险。参加套期保值的农户和企业只用在期货市场上买（卖）一个与现货市场上交易方向相反、数量相等的同种商品期货合约，过一段时间后进行对冲以了结履行期货合同的义务，最终都能取得在一个市场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上盈利的结果，并且盈亏大致相抵。套期保值有助于化解农户和企业的风险，对龙头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后，粮食的生产经营者们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化经营，同时面临着风险更大的国际市场，规避风险的需求会更强烈，因此积极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对中国农业今后的发展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第五，有助于解决粮食流通领域市场秩序混乱的局面。通过在期货市场上形成具有权威性的基准价格，能够使现货市场的价格更为统一，起到指导和规范现货市场的作用；通过期货市场严格的实物交割机制，能有效地保证粮食的质量，减少违约的发生。期货市场的发展可以规范现货市场的秩序，这在有色金属期货市场形成后对该行业的规范上表现得尤其显著，有色金属已从较为混乱的一个行业变为目前交易十分规范、与国际接轨最好的一个行业。有色金属行业的变化可以为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提供很好的借鉴（常清，2001）。从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的实践看也是如此，大连商品交易所自成立以来，大豆交割当中没有发生一起违约现象，质量也得到很好的保证。
第六，有利于解决国家储备粮制度中面临的难题。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建立国家储备粮制度，国家通过吞吐储备粮对市场进行间接调控，达到稳定粮价、维护粮食安全的目的。2000年国家成立了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进一步加强中央储备粮的管理。中储粮总公司已多次成功地通过郑州、天津等批发市场实行了公开竞价拍卖活动，推动了储备粮的推陈出新。然而，目前在储备粮管理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约6000万吨储备粮的轮换任务十分繁重，难度很大；储备粮的陈化和超期储存情况严重，根据1998年全国专项储备粮油库存的清查统计，小麦库存中超期储存和陈化的比例占到总库存的17.15％；现货市场行情难以把握，经常碰上粮食轮出时粮价偏低，轮入时粮价偏高的情况，造成承储企业的亏损。为解决这些问题，除继续通过现货市场进行竞卖之外，寻求通过期货市场来进行储备粮轮换也不失为一条好的渠道，其基本做法为：在期货市场上卖出陈粮期货合约的同时，可以等量买进新粮期货合约，进行实物交割，实现套期保值，从而有效避免了储备粮的超期储存和陈化，防止储备轮换时因行情波动导致的亏损，还能够确保储备粮库存管理的帐实相符。
三、中国的粮食期货市场：现状及未来的发展
1991年3月，中国第一个粮食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份小麦的远期合同，标志着中国期货交易的开始。从那以后，中国的期货市场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盲目发展到治理整顿的曲折发展历程。经过调整后，目前全国的期货交易所只剩下3家，其中大连商品交易所（DCE）、郑州商品交易所（ZCE）以农产品期货为主。历经整顿之后，中国期货市场的规范性有了明显提高，但长期以来对期货业实行严格限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期货市场规模小，交易品种少，市场交易量萎缩，期货市场在整个经济中的影响力弱，期货公司效益差，人员流失严重等。这些问题不但影响了期货市场的发展，而且制约了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在期货市场未来的发展中，必须采取措施切实加以改变。
1.健全期货市场三级监管体制。同中国其他市场领域的情况类似，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也出现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期货业要想重新焕发活力，应该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应该取消各种过严的管制。当然，为避免过去的错误重现，必须健全对期货业的监管。中国目前正力图建立国际通行的以“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交易所”为构架的三级监管体制。国外期货业监管的经验表明，三级监管体制的核心是交易所的自我管理和行会自律。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要使交易所真正成为会员自我管理的组织，会员大会应该具有包括人事任免在内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只有这样才能将交易所和会员的利益紧密相连，会员才会有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的激励；必须成立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期货行业协会，发挥连接政府和市场的纽带作用，弥补政府监管的空白（注：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美国期货业的行会组织——全国期货业协会（NFA）通过对会员资格的严格认定、监督会员的财务状况，禁止会员欺诈、对经纪人培训和测验等措施对会员进行行业自律，做了很多政府想做却无余力去做的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培育套期保值主体。套期保值是期货市场实现其功能的基本手段，成熟的农产品期货市场中，套期保值者包括各种形式的农户、企业及中介组织等，而所有这些实体，在中国期货市场中却非常少见。目前，大连商品交易所共有注册客户5万多个，其中法人户只有3000余个，相当一些企业没有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者的不足容易导致期货市场沦为过度投机的场所。造成我国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者缺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户生产规模小、高度分散化以及中介组织不发达，单个农户不具备参与期货市场的能力；而作为粮食流通领域主力军的国有粮食企业，则因为企业改革的滞后缺乏通过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动力（注：有些国有企业则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企业的管理者拿着企业的钱到期货市场去炒，赚了归自己，亏了山企业承担。这种行为是纯粹的投机，绝非套期保值。）。为发展套期保值主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坚持推进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通过硬化约束增强企业的风险意识，鼓励其进行套期保值规避风险；二是鼓励其他类型的粮食企业，包括购销企业、粮食加工企业、饲料企业、产业化经营企业等参与套期保值，从而为“订单农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培育农村的各类中介组织，使单个农户可以凭借集体力量参与套期保值，规避市场风险。
3.放宽对投资主体的限制，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应该对投机的作用有正确的认识，正是由于大量投机者愿意通过承担风险获取收益，套期保值者才能将风险转移出去，使风险分散化，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中，投机交易量一般达到套期保值量的10倍，期货市场的持仓量与现货流通量的比例应稳定在10％～15％。只要是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对各类投资主体就不要多加限制；要培育大机构投资者，并拓宽他们的融资渠道；允许各种投资基金进入期货市场；按照规模、资信程度对期货经纪公司进行分类管理，准许资信状况好、规模大的经纪公司具有代客理财和自营资格；适当放宽期货市场的资金限制，资金是期货市场的“血液”，期货市场没有足够的资金就会导致缺乏生机乃至丧失生命力。与规模庞大的股票市场相比，我国期货市场的资金量实在太少。
4.增加粮食期货交易品种。粮食期货交易品种的多少，决定了对农产品现货市场的影响力，决定了期货市场融入国民经济的深入程度。目前我国过少的粮食期货品种已无法与一个粮食大国的地位相称。迄今，我国进入期货市场交易的全部期货品种共12个，其中粮食期货品种只有8个，而成交活跃的品种仅有大连大豆、豆粕和郑州小麦3个，其余品种的期货交易基本上没有形成规模。而美国目前约有27种农产品期货合约和23种期权合约，期货市场对于农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为此，应根据目前的需要尽快推出玉米、大米、棉花等大宗粮食品种进入期货交易。对于一些非居民主食的小品种，可多开放一些，对已开放的绿豆，应适当放宽其进入期货市场的“门槛”，即降低保证金。
5.巩固现货市场基础，规范现货交易秩序。虽然期货交易的功能弥补了现货交易的缺陷，但期货市场的运行脱离不了现货市场的物质基础。尽管有经验研究表明，通过有效率的管理可以提高期货市场本身的效率，甚至可以超越“标准化现货市场——活跃的远期市场——成熟的期货市场”的演进规律，在现货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从事期货交易（注：斯坦福大学的Jeffrey Williams等人通过对郑州商品交易所近4年的研究，认为市场的发展是完全可以超越市场的演变三阶段模式的，有管理的期货市场有利于促进现货市场营销活动的进化（Jeffrey Williams，1997）。），但我们认为期货市场发展的支撑最终还是要落在现货交易上，现货市场的发育制约着期货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现货市场发育滞后、市场分割严重、交易秩序混乱等问题已成为阻碍期货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打好现货市场基础，规范现货市场秩序，推动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消除目前日益严重的现货市场信誉危机，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