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原义断裂、跨语际挪移与流变性转换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跨语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概念是语言的单元，承载着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考，关键概念的演变是人类思想变革的表征，而人类思想变革却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每个关键概念皆会包含着历史性的转变潜力。“国学”这个概念就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到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因此，研究与梳理国学概念史既是当下国学研究的前提，也有利于我们揭示与认清“国学”概念演变的历史真相，达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目的，以免产生误读以及“语乱天下”的局面，因为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与混淆概念，就会越发遮蔽与歪曲历史，进而搅乱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①。“从历史学的角度看，由发生过程的复杂事实来综合认识模糊概念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比在抽象的语义学层面讨论其内涵外延更有助于理解其实际涵义”②，笔者不揣谫陋，现就“国学”概念的嬗变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能指与所指或“名与实”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予以追源溯流，钩沉探析。 一、“国学”语词原义及其实体流变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然其内涵与外延皆与今日所谓国学之义大相径庭。从词源学上考察，“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此处“国学”是指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西周已设有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大而言之，可分国学与乡学两类或大学与小学两级。作为国家学府的国学制度，一直延用至晚清，如《明史·选举志》云学校有二：一曰国学，二曰府州县学。 夏商周时期，学在官府，即教育机构设置于官府之中，实质上为“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有“五学”、“四学”之称。所谓五学即中为辟雍、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西、南、北之学，又称为四学。西周这一学制不仅为《周礼》、《礼记》以及《大戴礼记》所记载，而且亦为金文所证实，如《麦尊》记载：“在辟雍，王乘于舟。”《静簋》记载：“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厥仆学射。”诸侯所设大学仅有一学，半面临水，故称泮宫。西周小学设置同样有传世文献与金文为证。国学之外有乡学，国学由大司乐执掌，乡学由大司徒负责，而国学入学资格亦具有严格的限制③。国学作为教育机构亦可简称“国”，如《礼记·王制》云“六十养于国”，孔颖达疏：“国，亦是学也。”而就读于国学的贵族子弟亦可称之为“国子”。其学亦有要求，《礼记·学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授受，没有官府之学。汉武帝在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元朔五年(前124)始在长安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此可谓周时国学之演变。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企图复古，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初立国子学，即为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之始④。国子学限五品官以上贵族子弟方可入学。但国子学在西晋并不景气，尤其是西晋末年以后，时兴时废。后北齐改称国子寺。隋开皇初年，国子寺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开皇十三年(593)，国子寺不再隶属太常，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复名国子学。大业三年(607)改称国子监，监内设祭酒一人，专门管理教育事业，属下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唐承隋制，武德元年(618)，唐设国子学，学额三百人。贞观元年(627)，唐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一人，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唐代曾几易国子监之名，曾改称司成馆、成均监，神龙元年(705)又复其名。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所谓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宋沿唐制，分设西京国子监、东京国子监，增辖武学。宋代国子监亦屡易其名，有时称国子监，有时称国子学，其职能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官学最高管理机构，二是生徒就学的最高学府。如北宋著名学者程颐曾任判西京国子监，胡瑗曾以直讲名义兼判东京国子监。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曾改国子监为国子学，淳化五年(994)又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名称反复变化。辽代的中央官学中亦设有上京国子学、中京国子学、东京国子学、西京国子学和南京国子学。其中除南京国子学外，其他均无明文可考。金代的国子学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始创，规定词赋、经义学生百人，限宗室、外戚亲属及诸功臣三品以上官吏子弟入学。另外在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设有女真国子学，限金人子弟优秀者入学。元代分设国子监管辖国子学。蒙古国子监管辖蒙古国子学，蒙古国子学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2)创立。回回国子监管辖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90)创立。元代设有汉文国子学，所学课程主要为儒家经典。明朝国子监创于明太祖建都南京之时，建校舍于鸡鸣山。永乐十八年(1420)，明迁都北京，设置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亦称南北两雍)。清沿明制，京师设国学，直省有府、州、县学。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习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⑤有清盛世时期，国子监曾现“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的可嘉景象，而其末世，世事如日落西山，学校一变经世致用之设学宗旨，沦为科举之附庸，而成士子追逐科名利禄之场所，以至于整体教育积重难返。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学部，国子监遂废止。1905年是国学制度改变的关键之年，科举制废止，新学堂兴起，千百万士子心态发生了变化，社会风尚亦转移变迁。该“国学”之“名与实”贯穿自西周至晚清整个封建社会之始终，一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变化，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结果导致社会整个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崩塌，乃至几千年封建王朝制度的终结。有学者曾作如此评价：“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科举废除——引者注)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⑥ 由上可知，“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晚清之前其义一直是指国家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此乃毫无疑义。倘若从这个层面上认识“国学”概念，我们就应该更多地关注古代教育制度设施，方为天经地义之事。然而，晚清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原有的国学制度随即废止，此时“国学”语词面临的遭际是：或成为历史性概念，指向过去，即其语义不再发展，外延封闭而内涵固化；或产生语义的断裂，即其语义可再引申，作为开放性的概念指向未来；其实“国学”语符早已产生了跨语际挪移，犹如老树发新芽一般在日本获得了新的语义。 二、日本江户时代“国学”语符的跨语际挪移 在日语体系中，由于中日同文的原因，日本人习惯于以其意志及其所需，选用汉字造新词，结果呈现的是日语词汇记录的文字相同而其义却与汉语原有义相异的现象，此已为大家所熟知，如“哲学”、“文学”、“国体”概念大抵如此⑦。“国学”作为一个日语词汇同样如此，其义却与中国汉语原有义不同，即可谓此国学非彼国学也。日本人使用“国学”一词始于江户时代。当时的一批保守派学者为了排斥儒学和佛教等外来思想而提倡所谓“国学”，实指日本国固有之传统学问。日本学者小森阳一认为：“‘国学’指的是相对于佛教、汉学、儒教等外来思想的一种称谓，其主要内容是针对日本古代的一些典籍、文献进行研究。研究范围跨越文献学、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史学、语言学、文学史等诸多领域。从‘国学’这一称谓本身便可看出其对外来思想持有对抗意识。”⑧江户时代国学者倡导依据《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集》等一批日本古典文献，探究日本古代历史、制度、文化，阐明日本“固有精神”，复归“古道”。在日本语境中的“国学”还代表着一种国粹主义的社会思潮，显然不同于中国古代语境中指向教育机构的“国学”概念。从汉字符号角度来说，“国学”出现了跨语际挪移，而且发生了语义转换。这为日后中土再次启用富含新语义的“国学”概念起到了先导性作用。 自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至1868年明治新政诞生，是史家称之为“江户时代”的日本封建社会晚期。江户时期(1603-1867)的德川幕府采取禁教锁国的政策，在宗教信仰方面重在取缔天主教，在对外交往方面禁止葡萄牙、西班牙等“南蛮人”出入日本。但是日本还是向外面世界留有一扇窗，重要的是向中国、荷兰、朝鲜开放，结果既为明治维新埋下了伏笔，又引发日本民族意识及民族文化的高涨。自公元7、8世纪至江户幕府末期，日本学问的主流毫无疑问都来自于中国的典籍，如唐代的遣唐使承担着学习汉学的责任。日本知名汉学家町田三郎说：“想要研究日本的思想史，就绝不能仅仅研究日本的神道、神社等，而是必须将日本思想史放到中国古代思想在东亚的传播这一大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汉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日本自身的研究。”⑨江户中期以降，日本“与西国告绝后，唯与荷兰相通”，并通过荷兰人以及“汉译西书”将西洋学术介绍到日本，由此产生了所谓兰学，即江户中期在日本知识阶层中以荷兰语为媒介，研究、摄取西方学术的学问⑩。在兰学没有兴起之前，日本的外来学术只有汉学，或者说，汉学是日本学术的唯一他者。江户时代一些知识分子长期浸润于中国儒家文化，以及受到新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在致力于营造出中国学术氛围的同时也就形成了崇拜中华文化而蔑视本土文化的风气。自18世纪起，在儒家学问的重重包围中，出现了一支主张回归日本古典，从本国文化中寻觅“大和精神”的“国学”潮流，“国学学者回到了日本最古老的文本，以重新发现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质……国学运动的主要人物逐渐认为，‘古代’代表着黄金般的过去，是能够满足当代社会需要的价值和道德训示的宝库”(11)。至此，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日本的思想文化体系主要是由汉学(从中国传入)、国学(日本固有学术)、兰学(从欧美传入)组成，其中儒学占据统治地位，国学的影响力次之，兰学不仅人数少，还屡遭镇压，影响力更次之。江户文化糅合了汉学、国学与兰学，是千余年来日本摹习中国文化结出的硕果，也是日本本民族文化已然成熟的标识，为日本迈入近代文明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思想界重大变化莫过于国学的兴起。僧人契冲(1640-1701)通过对《万叶集》与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讨，总结出了国学的研究方法。神官荷田春满(1669-1736)继承这一研究方法，立足于日本古典的研究，致力于将日本传统神道从儒学、佛教中分离出来的活动。复古国学的实际创始人贺茂真渊(1695-1769)赴京都师从荷田春满致力于国学的研究，结果认为日本人最初本性的真髓被外来学说如佛教和新儒学所掩盖甚至腐蚀，而《万叶集》所揭示的“诚实、率直、活力、刚毅和优雅”才是日本人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的美德，从此国学才成为一种具有整个社会影响的思潮。继贺茂真渊之后成为国学运动领军人物是其学生本居宣长(1730-1801)。他数十年浸淫于《源氏物语》、《古事记》，研究的结论是古代日本人愉快地生活在天皇统治之下，而天皇则是受到了太阳女神天照和其他神道教神祇的启示，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从此他把日本“国学”发展为“皇朝学”，确立了国学派的地位。平田笃胤(1776-1842)则受本居宣长影响开拓了复古神道的思想。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成为日本“国学”四大家。日本国学不免带有回归自己本民族文化、摆脱中华文化的味道，而国学者提出的理论大多有着尊皇、复古之倾向。国学的发展过程亦是日本思想界对儒教尤其是朱子学的扬弃过程，即国学家们均受到儒教思想的强烈影响，是在用儒教的理论来批判儒教。本居宣长主张要掌握好汉文，然后以日本精神去解读汉籍。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价值观的变迁，逐渐形成了汉学与国学的对峙。其实，这种对峙表面下也潜藏着内在联系，如国学家狩谷掖斋(1775-1835)因珍藏中国汉代五件宝物(汉镜、汉钱、王莽之威斗、中平之双鱼、洗三耳壶)而自号“六汉老人”，因其自嗜汉学而自称为一件“汉物”。1853年美国的佩利率领舰队以武力强迫日本开港之后，日本不但没有过多的抵抗，反而选择倒向欧化。日本国学从此受到了挤压，然后步入欧化主义时代。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应基于天地公道，打破旧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的口号下，掀起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高潮，甚至有人提倡改换日本人种，废除日本文字。这种极端欧化的政策，使得很多日本人担心日本传统文化会丧失殆尽。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在明治维新中期开始发端，并在国粹派的推动下迅速兴起。1888年，以志贺重昂、三宅雪岭、井上丹了为代表的政教社倡言“国粹保存”，抵制全盘欧化。这样，日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交替出现盲目崇洋、全盘西化的国家主义和狂信国粹、全面复古的民族主义的两种极端倾向。黄遵宪认为：“日本之所以国粹盛行是由于自身没有文化基底，先后驰骛于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国力渐强之后，不得不进行矫正和调整。”(12)从日本近代社会思潮来看，“国学”、“国粹”与“欧化”处于此消彼长状态。自江户时代起至明治维新，国学思潮由产生到发展；明治维新之后至甲午战争前，渐渐进至欧化主义时代；甲午战争之后则由全盘欧化主义走向国粹主义(13)。当日本国粹主义走向极端的时候，国粹派认为“日本的‘古道’或‘神皇之道’方才是日本上代生活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和儒教、佛教完全不相容”(14)。至此，日本所谓的“国学”在其演进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国家主义、天皇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倾向。正因为如此，二次大战后，“国学”这一名词在日本已很少使用了。 自江户时代至二战结束，日本国学经历了起起伏伏，“国学”语义亦处于演变之中。以史为鉴，可以知是非，所谓日本国学最终埋葬在日本不光彩的二战历史中，“国学”语词在日本当然会黯淡下去，这就是历史的逻辑使然。从“国学”语词在日本的盛衰历程可知，对于一个同民族前途攸关的关键概念应该审慎对待与处置，因为其有可能招致巨大的祸福。《尹文子·大道上》云：“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当某些关键概念被政治行为人作为传达其信念与实践的工具或舞台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有可能会受到这些概念的控制，此时就应该提醒人们要对这些概念要提高警惕了。 三、清季民初本土语境：“国学”概念的跨语际移植与转换 清季民初，日本成为中国语言的重要输出国，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词汇颇夥，大抵可分为两类：一是日本人翻译的西学，如经济(15)；二是直接引用日本的词汇为我所用，如艺妓(16)；此种风尚大有“把世界带回家”之势。日本人善用汉字“再创造”新词，如“国粹”、“国魂”这些新名词在汉语中应运而生，不过有的新词造得有些牵强，如“近世”所指时间为近代以前，但在汉语里“世”和“代”是同义词，是故“近世”一词在中国就没有流行起来。针对日本进口的词汇，时人亦有警觉，《新定学务纲要》就强调指出：“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17)时至今日，仍有人认为：“中国近代，我们引进了一大堆西方的概念、西方的术语(而且往往是经日文借中国古书中的词汇转译)、西方的规范，语言和思想被搞得一团乱，这个过程很值得研究，也很值得反省。”(18)“国学”一词此时犹如旧瓶装新酒一般在汉语中得到了重新解释，其词义与旧解有云泥之别，即清季民初在本土语境中的“国学”语义产生了转换，而不再指向国家教育机构，成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个学术范畴。 国学本土语义转换经历了一个过程。黄遵宪于1887年最早在《日本国志》汉文文本中交叉使用本土原义与日本衍生义“国学”概念，当涉及介绍日本江户时代之“国学”时，如“先是，处士高山正之、蒲生秀实、本居宣长等，或著书游说，或倡言国学，皆潜有尊王意”，“使国学者检旧典”，“近世有倡为国学之说者”(19)，黄氏此时当然就是使用该词的日本衍生义了；当介绍日本各诸侯之学校时，如“可知五经等籍，国学皆藏之也”，“大学、国学皆以岁时祀先圣孔子”，“于是变家塾为国学，举世荣之”(20)，黄氏此时就是使用该词本土原有义了。由此看来，黄遵宪视“国学”一词可以共存此两义而不悖，或许可推测黄氏当时就认为日语中“国学”之义仅为本土“国学”之引申义而已。屠仁守于1897年在《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结尾处提出“谓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21)，此乃是汉文文本在“国学”语词日语引申义上使用。不过有人认为“他们仅知国学一词，尚未从学理上、思想上加以阐述。几年后，有关国学的言论渐多，但多出自维新派、国粹派等趋新人士，国学因之获得新的思想内容”(22)。20世纪初，“国学”语义迅速完成了从日语系统跨语际挪移至汉语系统的转换，据目前所知，1902年是“国学”语义跨语际移植的关键之年。1902年3月罗振玉在日本撰写的《扶桑二月记》中以“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使用了“国学”概念(23)。1902年5月吴汝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期间“古城贞吉曾明确劝其‘勿废经史百家之学，欧西诸国学堂必以国学为中坚’”，可知其接受并借日本的国学概念移指本国既有学问(24)。1902年夏秋间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序论》已使用“国粹”一词)。当年8月，黄遵宪给梁启超回信，还提出了作《国学史》的想法。“从黄遵宪的复信中约略可以看出，梁启超以保存国粹、光大旧学为养成新国民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学’与‘旧学’所指相近，但民族国家的意味更为突出，梁任公已把它纳入‘新民’的思想体系之中。”(25)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开始学日本文，读日本书，然后由原来写文章多用中土术语改用日本新词。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3月起以“中国之新民”作为笔名陆续刊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该年12月14日《新民丛报》第22号中写道：“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权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26)梁氏强调“国学”与“外学”互动共济，并迅速推进近代国学概念之传播。从现有文献来看，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国学”概念产生了跨语际挪移，并已为时人接受与认可，即国学开始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工具”和传统的“思想资源”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趋向。这还可以通过各种国学社团的成立——以群体的力量来接受、研究和传播国学——得到有效的证明。 语言可以使人们付诸实践，正如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所言：“改变概念，无论是通过修改现存的概念创制新概念，还是取消旧概念来实现，就是改变行为。”(27)于是在“国学”概念感召下，冠名“国学”之机构团体以及国学报刊亦随之兴起。1903年叶澜等在沪发起组建翻译团体“国学社”，所译著作多偏向于灌输国人民族意识与自由思想(28)。1903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沪创立“国学扶轮社”，其出版活动则多在1905年以后(29)。1904年邓实、黄节等在沪发起“国学保存会”，1905年刊行《国粹学报》，公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宗旨。1906年9月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30)，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1906年11月6日刊行《国学振起社讲议(创刊号)》。1908年章氏《规新世纪》一文将“国粹”、“国学”、“国故”三词作为互换同义词并用。1908年北京吴仲、沈宗畸等人创办《国学萃编》。1909年柳亚子、陈去病、姚光创办“南社”刊行《国学丛选》。1911年在北京、1914年在日本，罗振玉、王国维创办《国学丛刊》。1912年马玉藻在北京、杭州创建“国学会”。1914年在东京、北京由陈尔锡、吕学沅等人创办“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1915年，倪羲抱等人在上海创办“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1919年刘师培、黄侃在北京大学创办“国故月刊社”并出版《国故》。据当时编印的《国学论文索引》，民国年间刊载国学论文的杂志计83种，冠名“国学”或“国粹”者有13种。1920至1940年代成立国学社会团体11家，创办国学刊物12种，现列表如下(31)：
大学“国学”教育研究亦大兴其时。1922年北京大学首创文科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研究所国学门，并于1923年出版发行《国学季刊》(全名《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后改月刊)。一时之间，“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南北新型大学成立专门的国学研究机构。1922年，东南大学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并于1924年成立“国学院”。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一个研究院，成为校内与大学部、旧制留美预备部并列的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之一，由于经费问题，研究院只设国学门，并延聘著名的“清华国学四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拟陆续添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科目，但是揆诸实际，研究院以国学一科贯其始终，因此，习惯上又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由此看来，清华大学的所谓“国学研究院”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清华校史上并无此官方机构名称。1926年厦门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1928年燕京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1930年齐鲁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另外辅仁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等院校相继成立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并纷纷创办国学研究刊物。这些国学教育与研究机构的存续时间虽然都很短，但却创造了国学的学术神话，成为了国学教育的重要遗产。 语可乱天下，亦可变天下。语言革命是最为深刻的革命，思想领域的战斗武器就是语言的运用而已。一旦主流话语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体系肯定就会随之产生重大变化。因此舆论控制与舆论自由是相互对立与抗衡的，舆论控制大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而舆论自由又大都是不顾及统治者限制的。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之大变局”，进入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人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文明的热潮。自洋务运动起，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国人对举中西与新旧文化，或称之为“西学”与“中学”，或称之为“新学”与“旧学”。“国学”新义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当时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使用“中学”而使用“国学”概念呢？“中学”相对应的是“西学”，“国学”相对应的是“外学”、“新学”；“中学”是洋务派提出的，并有维护满清之实，“国学”为排满人士所力推，并有推翻满清之义。黄节认为，国家落后的原因不是真正的华夏之学，而是外族专制之学，把光复国学与排满联系在一起(32)。再者，当时国人本来对于国家概念意识薄弱，只知天下或自知为清人而已，为此国学有利于宣扬国家概念，有利于国家身份的重新认证与确立，有利于从一姓一族之国家变为中华之国家、华夏之国家，因为“‘国学’一词的发生场域，恰恰就是这种‘国将不国’的危殆局面”(33)。国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化地使用着，成为一种运动或思潮。此时的“学”，“其实考虑的、关注的又决非仅仅是学术，而是远更广阔的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一类大问题”(34)。国无学则不立，是当时国学派的口头禅。这是指向未来建设的学术体系，是要从国家层面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并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在国学与外学、新学关系上，梁启超认为西学必能刺激“国学”的生长，“外学”或“新学”将使“国学”别添活气，同时，“国学”也能够助益西学的增长(35)。宋恕则认为，国粹与欧化互相倚靠、其理相通，并以日本和朝鲜为例，说明国粹愈微则欧化愈难，而国粹愈盛则欧化愈易(36)。于是20世纪初出现西学、国学、新学三学之局面，国学仅居其一。从清季起，“在近三十年间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演化进程。从称谓看，又大致经历了从‘中学’到‘国学’/‘国粹’再到‘国故(学)’/‘国学’这一过程”，“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蕴含复杂而发展曲折的演化过程，当更容易看出各派观念的异同所在”(37)。在“国学”意为“国粹之学”之后，“国粹”一词又被其主要倡导者所弃用，大抵因为一者中国传统文化并非皆“粹”，二者隐约觉察到日本“国粹主义”中“国粹”一词的问题，人们便开始试图另用一词代之。章太炎重新诠释了“国故”一词而使之流行，傅斯年后来指出：“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章太炎改其旧义，然因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38)所谓“国故”，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此前清人多有用例，如魏源认为，学者不应迷恋词章，学问要从“讨朝章、讨国故始”(《圣武记》卷十一)。胡适爽直认为国学就是指整理国故而已，“‘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39)。由此看来，国学由“国粹之学”转变为“国故之学”，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其实，也有人指出：“胡适‘国学’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根本就不承认什么‘国学’，只承认有所谓的‘国故’。”(40)否认国学存在的也不乏少数。陈独秀就曾在1923年挖苦地说：“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41)马一浮也曾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严格说来，本不可用。……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42)郑伯奇认为：“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辞，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是一种劝人研究古籍的运动呢？还是劝人研究一切中国的……不论古今新陈，只要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中国的国民性、各地方的风俗习惯的一种运动呢？前者顶好不过劝人用新眼光读古书罢了。”(43)曹聚仁则认为：“国学一日不去，国故学一日不安，斩钉断铁，惟有轰之一法。”“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44)这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走向了国学概念否定论，甚或不可知论了。 关于“国学”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邓实曾宽泛地认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45)这一定义显然过度扩大了“国学”一词的外延。倘若说国学是指“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那么其涉及的范围也仍旧很难指定，以至于钱穆边讲国学课，边质疑“国学”之概念，并在《国学概论》的“弁言”中说：“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46)1931年蔡尚思就指出：“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如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如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这些人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却始终以为，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47)在不同人的使用中，“国学”起码含有国故学、国粹学、国家固有文化学的三重意义。陈来认为，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三种不同观念：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主要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48)。“国学”定义无论如何争执，甚或互不相让的交锋，但学界本身却努力从学理层面推进既有的研究，即围绕国学的性质、内涵、范围、指向、方法等根本问题而展开，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效。 这一时期本土“国学”概念与日本江户时代使用的“国学”之关系到底应该作何看待？这需要我们作审慎的明辨与回答。鉴于两者在汉字上同文之缘由，若说日本“国学”与中国原有“国学”字符相同，毫无疑义；若说近代中国“国学”概念受日本之影响而形成，也同样有道理；若说源于日本，如何炳松《论所谓“国学”》(1929年)(49)、汪震、王正己1933年合编之《国学大纲》(50)认同此说，这也不足为奇。但是“国学”语词毕竟是已经产生跨语际挪移了，其语境、语义定有差异了。汤一介认为：“‘国学’作为一个概念或名词，是否从日本进口的，是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近代，西学输入，因而我国学者又提出‘国学’，这主要是就其内容而言。虽然它是相对于‘西学’而言，但与日本江户时代不同，中国当时是一个受到西方(包括日本)侵略的国家，而江户时代中国并未对日本有什么侵略，只是文化输入问题。而在当时中国有识之士讲‘国学’者，如章太炎、严复等并无全盘排斥‘西学’之意，无非是想为自己的民族复兴找个根据。因此，我认为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某些学者提倡‘国学’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排斥仁学和佛教，提倡所谓‘国学’的心态相提并论，并不恰当。”(51)汤一介说得很有道理，国人此时使用的“国学”概念不能仅仅等同于日本的“国学”概念，其内涵与外延确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者，黄遵宪最早使用“国学”概念时，本土义与日语义是并用的，即黄氏可能认为日语中的“国学”概念渊源于中土，而且中土国学教育的内容确实也就是本土固有的学术文化而已。一个事物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国学”概念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或政治革新的结果，总是同特定历史环境相联系的，而不是无缘无故就产生的，因此，此时本土语境与日本语境中的“国学”概念不可简单地视作等同，否则就可能患上了学术幼稚病，或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了。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总会产生一种“共变”关系(52)，“国学”概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自1950年代初院系调整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53)、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撤销，以及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停刊之后，已经渐趋消沉的“国学”概念及相应的实体机构(包括院系、刊物、团体等)，即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港台虽然还有所延续，大多也只是近代国学的余续末流。“国学”语词在大陆发声半个世纪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暂时归于沉寂。 四、新时期全球化语境：“国学”概念的新认识 大陆“文革”结束后，原已禁锢的思想界渐趋活跃，学术亦趋于自由，1980年代举国掀起了文化热潮，在一种文化“寻根”声浪中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于是“国学”复被提起，1984年9月汤一介在深圳大学创办了国学研究所，可谓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第一个以“国学”命名的研究机构；80年代末甚至有人创办民间“国学所”。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在学术开放的环境中，90年代再次兴起了“国学热”。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学热”有增无已，各种报刊杂志推波助澜，如《光明日报》专设“国学”版。大学国学教育亦再度兴起，如2001年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创办国学本科试验班，2010年成立了国学院；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布成立了国学院；2009年清华大学再次成立国学研究院；2011年杭州师范大学成立国学院。大学国学教育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国学”语词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度很高的热词。人们对于“国学”语词，不免会有怀旧情结，撩起人们对于过往的回顾，但是更重要的是寄托着当下的、民族的、人文的情怀。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华民族走向大国复兴的道路上，新时期“国学热”现象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东方文化“自为自觉”的一种重要表现。 国学业已成显学，然而关于国学理解之争论却仍旧延续着，而且还会有可能一直争论下去，如有人总结出从“面对文化他者的自我限定”、“对于外来学术的主动反弹”、“作为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中国研究领域的对峙一峰”、“全球化中的本土价值支点”、“构建文化间的主体一极”等六种视角而给出六重定义(54)。又有人从学科理解上将国学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认为国学是以“国”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如民族精神之学、民族智慧之学说法；二是认为国学是指国家的固有之学，如六艺之学，儒家经典。实质上这两种说法又有些交叉，以“国”为研究对象当然就包括了国之已有之学。倘若以整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犹如美国学，希腊学，罗马学，那么国学还存有狭义与广义、特指与泛指之分。如此看来，“国学”的定义是具有开放性的，“使得具有弹性力量的‘国学定义’充满了生机与灵动”(55)，犹如“文化”、“美学”概念一样，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并不能否定该语词概念本身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存在，同时也并不影响大家对其关注与研究，更不可能妨碍人们对于其使用，反而会越发引起人们对其探究的兴趣。这一模糊概念的魅力犹如模糊数学一般，既科学又人文还神奇。如此看来，国学定义之争既可以延续，因为争论也是对于某种感兴趣课题的一种研究方式，又可以休矣，因为未来“国学”概念还会处于发展之中，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语境中还会产生差异性。面对客观存在的国学语词，我们与其认为限于目前的认识水平而不能够给出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定义，倒不如认可国学本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定义的模糊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去描述新时期国学反映出的一些特质，这样也就能够发掘“国学”概念在新时期的力量及其价值意义了。 语言是与语境相关联的，新时期国学存在于现代全球化语境之中。国学相对地不再是过去历史语境中的“国将不国”的危殆发言场域，也不再是面对着空前强势的文化他者，“才被迫对本国的固有学术，做出了一种自限性的、甚至不无贬损性的‘定义’”，(56)。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学是自信地对于全球性文化的主动性回应，不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的同时，更多的是向这个世界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然后推动整个民族文化走出去，为人类或全球的文化作出更大的贡献，甚至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中国大陆“国学复兴热潮，可以看作‘全球地方化’的国际文化寻根运动在本土的余波”(57)。中国人历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倡导“天下主义”，相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今而言，国学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进行重新定位，呈现出开放性，在他者的参照下方显本色，既具有对于自家文化的自信，又同时可以张望文化的他者，然后显示出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向其他民族“馈赠”的气度，还可以将自家文明包蕴的慧根与外缘文明接触与对话，起码可以再次做到新的一种方式的“中体西用”。按照耗散结构理论，开放的环境方才具有生机与活力，而封闭的系统可能就会走向死寂。中国早已是世界的中国，国学需同包括西学在内的其他“国学”交换能量，绝不会排斥人类一切有益的学术思想，相反，需要向外输出正能量，向内汲取一切人类的智慧成果，创造出属于当代的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因此，该“国学”既是中国之国学，更是世界之国学；该世界既是包含中国之世界，又是拥有该“国学”之世界；即中国“国学”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同样也属于中国之“国学”。 新时期国学融传承创新于一体。现在的国学不同于近代史上的国学，后者主要提倡的是保存国粹、整理国故，主要面向的是过去；当下的国学是大国复兴道路上的“复兴”之学，是在继承基础上的赓续与弘扬，其使命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重要的是面向当下与未来，为当下出力，为未来谋划。新国学与旧国学虽然研究内容有所交叉，但是目的全然不同，即此国学非彼国学。在大国复兴的进程中，一定伴随着文化复兴，而中国力量的来源应该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与新认识而达至，才能真正发挥华夏民族性与创造性。新国学信奉的是一种逆向发展观，犹如《老子》所谓的“进道若退”，是以向回看为感召，目的是“告诸往而知来者也”，在回归与守望中实现“复兴”的伟大目标。逆向发展观并不等于保守主义，而是一种稳定发展观，静而有定力，动而有秩序，是“复兴”的发展观，反而更具影响力，目标更高远。在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实现伟大中国梦的过程中，国学肩负着历史性的使命，因为今天的世界需要一个有自己文明抱负而不是照搬别人做法的中国。当我们真正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58)的时候，国学怎么能够缺席呢？国学是这“四个讲清楚”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既然语言可以使人们参加某些实践并通过这类实践来改变自己，那么国学构成的语言体系也同样会发挥如此之效力，即在践行马克思所说的，“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9)。从此“国学”由回顾性概念转变为期待性概念或未来性概念。 新时期国学还要与海外的汉学或华学开展合作，并肩前行，汉学或华学是他者对于中国文化内生学术的认识与理解，从另一个角度对于当下国学研究提供参照与增益。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国学与汉学或华学应该是统一的，只是研究主体的“我者”与“他者”之别，即以不同的眼光审视与研究同一个对象而已，当然其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具有差异性那亦并非意外。世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他者”也就无所谓“我者”，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不可忽视的，“健康的国学，应当开放胸襟，汲纳外域英华，在学术本体与方法诸层面，都要与异域学术既相辩难，又相吸取，在互相比较、互相观摩、互相取舍、互相融会中，达成新的综合性与创造性的转换”(60)。国学不应该等同于中国学，中国学是他者对于中国的研究的总称，似乎更关注于中国当下的研究。国学不同于儒学或经学，这样会使国学显得太狭隘，而将黄老之学、老庄学、法学、兵学等统统排斥在外。国学更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文化，何况太为宽泛的传统文化中还有糟粕。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任何概念假如没有同义概念与相近概念也就无法得到分析，而有些概念必然指向更大的定义空间，而且在逻辑上可能会继续引发争议，但它并不因此丧失自己的身份。“国学”概念亦大抵如此而已。 洛克认为：“语言是社会最大的公用纽带。”(61)正是由于拥有某些公共概念，我们才构成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人们一旦丧失共同语言，就会丧失共同体，也就会毁灭共同世界。国学语言体系无疑是我们社会的“公用纽带”，也肯定应该是我们民族共同体的“公共概念”。新时期国学打上了新时期的烙印，反映出了新时代特点，是新国学，是大国学，是世界之国学，是开放之国学，具有新视野、新研究方法、新功用，也必将更加彰显出实现中国梦的大国复兴之学的中国自信、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社会向前发展时，语言也会随之向前发展。语言是动态的，语言中的基本单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或空间场域，其语义可能会出现差异，乃至正反相对，如古时“乱臣”一词却意指“治臣”，这种古今语义正反一体的现象并不罕见。“国学”就曾出现了所谓语义断裂与转换的现象，在语词史或概念史上显得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当历时性与共时性交叠于国学概念史的时候，“国学”概念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结构，彰显出历时性的不同价值。起初“国学”原义为国家教育机构及其制度，随着晚清局势的变化，“国学”原语义产生断裂并带来了新的转换。日本江户时期，“国学”语符产生了跨语际挪移至日本，这是在排外背景下的保守性产物，“国学”语义指向了一种学术思潮，然后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国学如此经历了第一次语义转换。随着“国学”在其演进中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国家主义、天皇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倾向，二次大战后这一名词在日本已很少使用了，最终埋葬在日本不光彩的二战历史中。清季民初，国人从日本将“国学”概念跨语际挪移至本土，其内涵与外延又发生了变化，显然包含着那个时期的深刻内涵，“国学”如此经历了第二次语义转换。当“国学”语词在20世纪50年代初消沉之后，80年代又重新复出，成为了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包容性产物，并在新的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外延，彰显出新国学与大国学的特质，国学如此经历了第三次语义流变性变化，顺应了中华民族大国复兴之势。“国学”概念在发展过程中，过去的深刻体验被融入其中，未来的期待内容又被纳入其中，于是便由保存了旧体验的回顾性概念转换为创造未来的展望性概念。在共时性上，“国学”作为一个基本概念综合了众多独特含义，并且关注着更高层次的意义，因此在现实中又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也就出现了一时难以统一的局面，再加上人们过于期望国学确立唯一的定义或意义，结果不同理解者之间的纷争几乎要将其解构或葬送。然而国学恰恰展示其开放性定义之特质，而今却更加显示其魅力并历久弥新。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以及通过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人们对于“国学”概念的认识与评价将会更加客观与公正。由于国学自始至终都与国家相联系，或指向其制度设计，或参与其上层建筑构建，几乎可称为国家的基础资源或战略资源，因此也就更加引起社会之关注。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人呼唤中国精神，呼唤中国力量，呼唤中国气派，于是国学顺乎其时、其势，可谓“动善时”、“势成之”(《老子》)。当下国学构建的话语体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展现出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显示出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62)，中华民族也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可谓国学振兴之时，乃为大国复兴之世。 ①参见柳士同：《厘清概念之必要》，《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4日第6版。 ②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 ③参见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69-86页。 ④《晋书·职官志》记载：“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⑤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00页。 ⑥[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王昭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8页。 ⑦日本人借用汉字造“新语”已成其能事。“国体”概念“最初是在江户时代(1603-1687)的日本国学中孕育了胚胎，并随着整个明治时期国家概念达发达而形成的”(参见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实藤惠秀指出，日本人在“输入西洋新事物及新思想时”，主要是“借汉字径造新词汇”([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3页)。 ⑧[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⑨谢宗睿：《“汉学研究就是对日本自身的研究”——专访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町田三郎》，《光明日报》2013年8月19日第8版。 ⑩赵德宇：《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 (11)[美]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王翔、朱慧颖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 (12)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5页。 (13)参见《日本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消长》，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84页。 (14)姜义华：《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光明日报》2010年11月15日第12版。 (15)国人当时反感日本人这一译法，梁启超亦屡次试图纠正以“经济”对译economics，但不得成功。如《译书汇编》在刊登翻译日文《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特说明“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因原文通用此名，故仍之”。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52页。 (16)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初版于1879年，1890年又有改订本)运用新词120个，其中源于日译欧美新词约70个，如“国会”、“政党”、“民权”、“博物馆”、“解放”、“自由”、“记者”、“中学”；取自日本固有词汇约50个，如“艺妓”、“国字”。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17)《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第3期，转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56页。 (18)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3-14页。 (19)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国统志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0、72、808页。 (20)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国统志二》，第780、781、990页。 (21)该文结尾处响应了《时务报》第22册发表的译自日本《东华》杂志的古城贞吉《汉学再兴论》(《时务报》第22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500-1502页)，提出：“昨读译《东华》杂志《汉学再兴论》，为之踌躇四顾，默愧之。滋畏之以彼人士犹能言修身齐家，设立教育之当取法；犹知尊《论语》为纯然道义之书，并推存亡消息之理；谓国学勃兴，将压倒西学。我方靡焉欲步其后尘，彼乃皇然而思返古道；我方贬圣贤以尊西洋之善治，彼且稽经史而建东洋之政策。两册鳞次之间，自立也，若彼，自屈也，若此。”(《时务报》第30册，第2051-2055页) (22)罗检秋：《国学与汉学——清末民初学术传承的再探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主编：《近代文化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23)通过考察《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是“孟春三日发东京”，盂春即阳历三月。 (24)桑兵认为：“可见国学一词，源自日本，本意在与西学、汉学相区别。日本人士在向中国人鼓吹保存既有文化时，不能称汉学，而以国学为替代。中国遂借指本国学术，因而东亚三国，各有其国学。”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246页。 (25)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85页。 (2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98、135-136页。 (27)转引自[美]特伦斯·鲍尔、詹姆斯·法尔、拉塞尔·L.汉森编：《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2页。 (28)黄福涛：《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第123-124页。 (29)据宋原放等主编的《上海出版志》，国学扶轮社1902年创办于上海，然有证可查的出版活动，却是在1905年以后。再者，刘师培于1903年方到上海。 (30)1922年4-6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第一讲开篇就是：“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 (31)谢保成：《清末、民国两次关于“国学”与“国粹”、“国故”的论辩及启示》，《炎黄文化研究》第九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32)参见黄节：《〈国粹学报〉叙》，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102页。 (33)刘东：《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代序)》，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11页。 (34)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页。 (3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35-136页。 (36)参见宋恕《上东抚请奏创粹化学堂议》，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145-151页。 (37)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4、5页。 (38)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8页。 (39)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387页。 (40)刘东：《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35页。 (41)独秀(陈独秀)：《寸铁·国学》，《前锋》第1册，1923年7月1日。 (42)马一浮：《泰和会语》，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9页。 (43)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 (44)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1925年12月)，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下册，第675、677页。 (45)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1906年第19期。 (46)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 (47)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第5页。 (48)陈来：《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49)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 (50)汪震、王正己：《国学大纲》，北京：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 (51)汤一介：《“国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6日第6版。 (52)“共变”是现代语言学术语，是指语言是一个变数，社会也是一个变数；这两个变数互相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接触而引起相互变化(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页)。 (53)1949年4月，无锡解放，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改名中国文学院。1950年秋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1952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与东吴大学、江南大学数理学院合并，在东吴大学旧址建立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 (54)刘东：《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代序)》，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1-79页。 (55)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76页。 (56)刘东、文韬编：《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上册，第75页。 (57)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西方知识范式对中国本土的创新与误导》，《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58)习近平：《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_3.htm，2013-12-10。 (59)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60)冯天瑜：《国学要在“国文”、“国史”、“国伦”中继承与弘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25日B07版。 (61)转引自[美]特伦斯·鲍尔、詹姆斯·法尔、拉塞尔·L.汉森编：《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第1页。 (6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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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原义的断裂、舌间移位及流变转换研究_国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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