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结构转换模式的分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经济结构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国台湾地区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中枢，出现了举世瞩目的新发展。90年代以来，台湾经济发展不仅速度较快，波动幅度较小，而且抗外界干扰能力较强，东南亚金融危机基本上没有对台湾经济发生大的影响。当前台湾的人均GNP已达13000美元。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同文同种，有相同的民族传统与思维习惯，也有经济整合的潜力。因此，以台湾为参照系，研究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及其经验与制约因素，将对祖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积极借鉴意义。
一、抓住时机，更替产业结构
经济结构是指一定社会阶段经济成分的构成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它是包括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技术结构等经济活动的过程总和，但主要是指以产业结构为核心按照社会再生产投入产出关系形成的具有自身逻辑联系的物质生产过程经济结构转换和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这是以调整产业结构为轴心，使现实经济秩序不断高级化的系列动态过程。台湾产业结构调整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抓住时机，循序换代。
观察和分析台湾地区经济结构的更替，在很大程度上是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化的时机，实现在产业换代为核心的结构改革，在完成产业发展阶段转变的同时使宏观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完成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
二战以后，新技术成果应用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变革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分工。台湾从50年代始就注意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革中替换下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新开发的产品技术。这种转移来的产业具有技术简单、加工层次少、劳动密集、低耗高效等特点，正适合台湾经营。故此对台湾50年代的工业发展和6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结构转换和起飞起到明显推动作用。7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将资源和能源消耗多的材料型重化工业，转换为高科技为中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台湾则借机发展起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交逐渐形成“进口日本，岛内加工装配，出口美国”的经济循环模式。进入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台湾在一定资本积累之后，不失时机地从美国、日本引进电子资讯等高新技术，迅速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开拓，并在造船、计算机等行业呈现出现优势。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统计，到1996年台湾的产业结构与出口已由劳力密集产业转向重化工业和技术密集产业，出现类似美国产业发展的趋势。（注：台湾《经济日报》1997年3月16日和4月7日报道。）历史地看，台湾产业结构转换是一个积极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依次传递过程。由于前一个产业层次发育比较完全、充分，其功能耦合自然要求产业结构转换，所以每一次传递与转换所构成的结构边界都没有打乱经济运行的基本秩序，具有比较稳定的性质。这是其产业转换成功所在。同时，台湾的产业转换过程不仅与整个世界经济结构转换步调联系密切，相继及时，而且在不断超越世界经济整体的结构进步，从而积累起自身特有的优势。
第二，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产业结构日趋“轻型化”和现代化。
就我国台湾地区看，其产业结构转换起步于“重型化”的制造业，第二产业的工业总产值曾迅速增长。而7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大量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流入以及出口工业化策略的确定和实施，以及对外贸易、交通运输、电信、金融、娱乐文化等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开始了新的增长势头。到1986年已占总就业比重的41.5%，首次超过工业的比例。进入90年代以后，台湾的产业结构急剧由传统工业向服务业转化，以体现社会化和现代化特征的服务业一跃而成为主干行业。1986-1990年服务业年均增长率达10.9%，明显地高于同期工业、农业以及总体经济增长率。服务业在岛内占总值的比率已从1986年的47.3上升为1996年的61.1%。与此同时，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率也从1987年的50.1%上升为1994年的73.8%，劳动密集型工业则相应从49.9%下降为26.2%。（注：《世界经济》1996年6期第30页。）这从近年台湾产业变动情况看得十分清楚。见下表：（注：台湾《国民经济动向统计季报》1995年5月。）
年合计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86
100
5.6
47.1
47.3
1987
100
5.3
46.7
48.0
1988
100
5.0
44.8
50.2
1989
100
4.9
42.3
52.8
1990
100
4.2
41.2
54.6
1991
100
3.8
41.1
55.1
1992
100
3.6
39.9
56.5
1993
100
3.7
39.0
57.3
1994
100
3.6
37.4
59.0
1995、第二季
100
3.8
36.8
59.4
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台湾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迅速转移。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台湾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比重从43.4%下降为15.7%，服务业劳动力则从60年代的33.2%上升为1995年的50.74%。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台湾地区产业构成的深化和优化，从而体现出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要求，而且说明各个环节的更新稳妥、有效，速率较高。
第三，加快发展高科技产业，使产业结构跳跃式转换。
高科技产业具有技术、资本密集、高附加值等特点，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近5年台湾产业企业的排名看，以内销为主的传统产业走向衰落，而以电子信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如果说60年代加工出口区的建立是台湾产业结构转换的起点，那么80年代兴建的科学工业园区则是产业结构跃上新起点的标志。据统计，1995年台湾用于技术引进、科技开发的费用已占生产总值的1.8%。高科技产品增长率和在总出口产品中的比重迅速增长。见下表：（注：台湾《台湾经济金融月刊》1996年11期董志兰文章资料。）
年度
1985-1986 1986-1987 1987-1988 1988-1989 1989-1990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3-1994
增长率
32.3 46.7 26.8 10.1 7.2 14.611.8
10.5 14.9
出口比重27.3 28.8 31.9 33.8
34.9
36.1
37.1
39.0 41.1
台湾以及东亚各国产业结构转型及其所引起的对外贸易的变化，必然引起东亚地区出口市场结构的变化，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使本地区获得了自我支持、独立发展的内在力量。其结果是使东亚各国和地区彼此之间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以产业结构布局为基础，以产品销售为纽带的地区优势。这种形势有益于台湾和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互动性。
二、引进外资，优化资源结构
经济结构转换成功的关键是优化资源配置，一切经济利益都是资源效益的体现。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在不同使用者和使用途径之间的分配。它包括自然资源配置、资本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源配置，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力资源配置。因为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都是通过利益关系在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中实现的。
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引进外资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通过两种方式发生的。一是直接或间接的通过利用固有资源，如当地劳动力、原材料等对东道国的资源配置发生优化作用。二是通过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市场营销网络等外资带入的资源比较优势与现有资源的融合而对当地资源结构发生优化作用。西方经济学界的发展主义者强调外资的介入既直接利用了当地资源，又带进新资源填补了当地资源缺口，因而对优化资源配置是有益的。近年来台湾经济结构转换过程表明，外资引入和使用作为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通过三个渠道调整和优化着地区资源。
第一，顺应本地区资源状况，直接利用和发挥当地资源比较优势。60年代以后，台湾利用自己的地理位置和廉价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寻求扩大出口市场的渠道，完成由初级进口替代阶段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它在各港口城市设立出口加工区，并供应有水、电、交通、银行等设施的标准化工厂；通过发达的交通系统将沿海与广大农村腹地联系起来，便于投资者能充分利用当地农村劳动力。这种网络系统的建立和“离岸加工型”的引资战略选择，为劳动密集型出口以及外资使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资源提供了极大方便。
第二，利用外资带来的新资源优势重新调整和配置当地资源，形成资源新优势。在利用资源优势及其对当地资源重新配置的正效应方面，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混合阶段尤其明显。表现在：(1)通过引进技术等资源的效益性对当地的竞争者或模仿者产生激励效应，也由于新技术拥有者和相关企业的业务联系，改造和优化上、下游有关行业的资源配置。(2)利用外资带入的广泛营销网络和遍布世界各地的外国合作者销售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资源新优势。(3)通过逐渐增加当地销售的份额替代进口，或者通过对进口含量很高的中间品的需求来直接、间接地刺激当地的进口需求等。外资引入所带来的这些新资源效应，既给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效益，也给当地企业带来生机，从而间接地优化了本地区资源配置，增强了自身资源比较优势。
作为经济结构转换的基础，台湾利用新资源优化当地资源的过程总体上是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框架内发生作用并吻合于当地资源比较优势变化的。70年代中期，台湾处在非熟练劳动力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前期，则外资较多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80年代中期，台湾资源比较优势转向熟练劳动力利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外资企业则又以比当地企业更快的速度，使用了更加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这种变化及其影响，无疑大大加速了台湾资源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利用速度，对提高当地宏观资源的配置起到“放大”效应；同时也在动态中培育出新的资源比较优势，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构筑起新的条件。
第三，以资源新优势为基础，积极开拓资源新空间。台湾经济结构转换和技术引进促使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资源的优化配置，尤其是人才和技术的优化又带动了台湾经济结构的新转换新扩展。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资源优势，台湾产业开始以财团的资源综合形式迈向世界，大有形成高科技跨国集团的扩张与竞争态势。从台湾大企业的排名看出，许多80年代后兴起的高科技产业凭借其综合资源优势迅速向外扩展，诸如宏基电脑、大众电脑等公司已成为拥有多家子公司或分公司，在海外大量投资的国际化集团企业。宏基电脑公司还被1997年6月号《亚洲企业》杂志列为亚洲最具竞争力50家企业的第二名（台湾有5家企业上榜）。宏基于1997年吞并美国一家笔记本电脑厂后，成为世界前五大笔记本型电脑厂之一。当前台湾有许多科技公司将生产转向国外，并在国外上市。日月光集团属下的福雷电子公司于1996年在美国挂牌上市，联电集团属下的联阳、联杰、联笙也已在美国注册，即将上市。（注：王建民：《台湾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评估》，载香港《经济与法律》1997年5期。）台湾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高新技术公司的兼并活动，明显的具有资源外溢、技术寻求和市场开拓性。而这一切，都是以优化的资源配置为基础和前提的。
另外，台湾劳动力就业率的变化也明显显示出外资引入的资源配置效应。新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为当地劳动力资源创造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假定每一美元的销售可以创造同样多的就业，则就业被分为两部分：一是因出口生产而创造的就业，二是因国内生产而创造的就业。把行业中每一企业因出口而创造的就业相加并用该行业总的就业量相除，即可得出行业总体出口阶段的就业效率。如果这一比率高于平均的出口率，则可以认为该行业的出口生产创造了比向国内生产更多的就业机会。统计显示：1975年和1986年在台外资企业的总出口率分别是56%和49%，而同期这些企业因出口而创造的就业率占总就业份额的76%和65%。优化资源配置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就业率的提高，尽管在不少时候是间接的，不明显的，但它对台湾地区整体经济增长量有深远战略意义。
在外资作用下，地区资源配置可以发生良性的自身调整。但台湾模式说明，外资使用要有全局性战略思考，要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比较优势为着眼点、限制外资企业所有权优势、防止与当地企业的直接市场竞争，更要防止外企的资源优势垄断或寡占现象发生，将外来资源优势定位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引导和补充席上。同时，要重视外来新资源的间接溢出效应，借以改造、重组和扶持国内关联企业，提高民族企业的内在自生力。
三、立足自强，改善技术结构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其作用在于使原有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产出比没有技术进步时有更多的产值，或者说，用比以前更少的生产要素组合生产出同以前一样的产品。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增长型模型、剑桥增长模型等几个主要经济增长模型显示，任何实际的资本产出比率都是技术水平的反映。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技术水平的进步是通过技术结构的改善来实现的。技术结构是指经济体的整体技术工艺状况和技术效率水平，其中技术构成与变化对结构效率起着决定作用。在经济结构转换中，台湾企业技术结构的改善主要是通过消化和扩散外来技术，孵育独立开发新技术能力实现的。
台湾技术引进的明确指导思想是“以我为主”推动自身“经济自强”，所以它十分重视有形和无形技术引入的消化和扩散并借助这一过程带动当地企业的技术成长和行业结构升级，从而体现出对原有技术构成的显性或渗透性改造作用。这从台湾70年代以后缝纫机行业的崛起可以明显得以印证。据统计，台湾地区在60年代初期已有生产缝纫机38781台的能力，但生产过程原始落后，部件规格不一。美国缝纫机跨国公司Singer在台投资子公司时曾遭到当地企业激烈反对，理由是台湾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市场也已饱和。但台湾当局批准了美国公司的申请，并要求：第一年必须为当地零部件供应商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图纸，派有经验的工程人员帮助当地建制工作方法，选定原料，监督产品等，并购买当地83%零部件；不准高于从其他Singer子公司进口零部件价格13%的价格供给当地组装商；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Singer公司不仅很好的满足了上述条件，而且扩大了与当地联系，扶持性的免费提供大量技术援助，包括开设热处理研究、产品监控、量具使用、在职培训；包括开放工具市场，改进铸造、电镀等技术工艺方法等。Singer新技术的介入，很快促使台湾缝纫机行业技术结构换代和技术效率提高，到70年代末期台湾缝纫机厂商在台面、手臂等新技术的孵化方面已超过了Singer，并且创新出工业用高速缝纫机，成为国际市场缝纫机技术出口基地。外部技术的引进在对台湾有关企业直接起到带动和改造作用的同时，也间接地起到“示范”作用，当地企业都把它作为榜样，模仿它；又当作对手，积极与之抗衡，赶超它。更可喜的是，由于缝纫机及其零部件生产技术比较优势的形成，又引来新资金和新技术的流入。70年代以后，四个日本缝纫机生产商相继携带一流技术在台投资设厂，积极利用当地大量优质、廉价零部件和台湾生产商在国际的竞争优势。这种关联滚动效应是改善技术结构积极效果的又一表现。它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技术改造意识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了企业和行业的结构效率，为“经济自强”和获得新的“后发性利益”铺垫了基础。
台湾企业技术结构升级为孵化新技术奠定了基础之后，便努力由以转借技术为主的组装业务和“代工”方式（OEM/ODM，原厂委托设计制造）向体现自身开发能力的方向转换。据调查，1995年台湾用自己的品牌商标生产的台式电脑比率已达44%，手提式电脑的同类比重达到21%，台湾已成为世界上第7位电脑产地。1996年台湾生产的电子信息产品中，自己品牌产品的销售额已占27%（其中CD与唯读光盘机占73.3%）。预测到2000年，其半导体产品的自给率将从1994年的16%上升为37%。（注：日本经济企划厅调查科：《1996年台湾经济动向》，载《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3期。）这表明其技术再造力和自生力的强劲，也说明结构效率提高对经济结构转换的推动作用。
台湾技术结构升级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1)努力实现外来技术、管理等资源的消化、扩散和新的孵化，促进自身企业结构效率提高，最后形成自身经济结构整体的竞争优势。(2)技术引进要有利于自身资源比较优势利用和配置效率提高，并通过培训和利用外来资源所具有的市场优势和经营优势等，“催化”当地企业发展、壮大，最后实现从国家资源比较优势向产品所有权优势的转换。
四、台湾经济结构转换的趋势与制约因素
在进入21世纪之际，台湾经济结构如何向更高阶段转换，借以扩大其发展和活动空间，一直是台湾当局高度关注的问题。经过长期酝酿研讨，1995年正式提出建立“亚太营运中心计划”的经济发展战略。尔后又经过论证和比较，为了避开与新加坡和香港的功能竞争，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则又将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制造中心”作为“亚太营运中心计划”中优先发展的目标。“2000年台湾建设蓝图”明确将高科技产业作为经济结构转换和产业升能的主体内容。这种中心转变的目的是，逐步实现“以台湾作为东亚地区高附加值产品分工生产及行销中心地点”，并借机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经济共生共荣的关系，减少对大陆经济的依赖。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加速以高科技为核心的各类科技园区建设，积极创造投资和科研、开发的有利环境，吸引外国跨国企业集团的介入，并计划建立17个实力强大的科技工业园区。已于1996年7月动工的台南南部科技园区初具规模，主产业规划包括半导体、微电子精密机械、生物技术和农化等三个专业发展区，另有工业服务和仓储运输两个专业区。台积电、联华电子与华邦三家企业计划兴建的十家芯片厂投资过万亿元新台币，将成为台湾未来经济结构转换的支撑点。二是为保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实现建立台湾科技岛的蓝图，台湾当局从税收方面对高科技产业企业给予特殊扶植，以增强其在岛内外的竞争能力。
台湾经济整体结构转换的目标是有一定根据的。据统计，以电脑和半导体为主的电子信息产业近些年的产值增长率一致高达28%左右，1996年产值达164亿美元（不含海外产值），仅次于美国651亿美元和日本636亿美元而居世界第三位。目前，台湾的电脑主板、键盘、监视器、讯视绘图卡、鼠标、扫描器等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全球之首，笔记本型电脑产量也有超越美、日之势，除了英特尔相容微处理器之外，其他半导体芯片在台湾都能生产且有能力供应。（注：王建民：《台湾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评估》，载香港《经济与法律》1997年5期。）从1984年到1994年十年间，台湾技术密集产品输出额及其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有了大幅度上升。见下表：（注：叶先宝：《台湾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载《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4期。）
年别
技术密集产品输出额
技术密集产品输出额占总
净技术贸易额
（百万元，新台币）
输出额的比重(%) （万美元）
1984283983
23.6-7500
1985269095
22.0-7600
1986
333417 22.2-10400
1987
413346 24.3-14600
1988
497896 28.8-26300
1989
514788 29.5-46400
1990
612402 34.0-42100
1991
634982 32.4-48500
1992
785066 37.9-45700
1993
1254792 55.7-46600
1994
1146600 47.0 -
为了因势利导，台湾已决定将24种高科技产品规划为极具竞争和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潜力的重点推广项目。其中，新竹科技园区的精密工具、半导体制造设备、医疗保健设备、64位元微处理机、视讯通产品作业系统、大型通讯系统输出、通讯关键零部件、液晶显示器、高解析度大尺寸显象管、生物技术等11项产品具有相当良好的生产基础。计划兴建的各种科技园区将成为台湾经济结构新转换的主导趋向。
台湾经济结构转换的总体模式值得研究和借鉴。但目前有三个隐忧因素制约着其经济结构转换的效果：一是台湾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偏低，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总体上也缺乏独立能力，有60年代和70年代工业化过程的依赖心态，较多的把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来源，本地区科技部门发挥提升科技水平去转换经济结构的主导功能差。二是科技产业的自主性和扩散性以及与周边产业的关联度还很脆弱，台湾经济十分需要再一次进口替代的产业结构转换，即在减少高科技产业技术、配件和行销渠道对外依赖的同时，加强内部产业间的连锁效应关系。三是台湾当局限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牵制和消弱着台湾经济发展的后续力。由于资源配置在不断增长的空间范围内的调整和重组，以及经济利益的联结，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集团化将成为普遍趋势，台湾、大陆经济协调发展，优势互补的格局势在必行。顺应这个趋势将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不利用祖国大陆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则不利于台湾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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