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卢姆与阿Q，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卢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20年代初，在世界文学艺术殿堂里，出现了两个奇异的艺术形象。他们都以其貌不扬的外表，上不了台面的本领和一副彷徨戚苦的面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震惊。他们一个是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一个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笔下的利奥波尔德·布卢姆。他们分别是1922年与读者见面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和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可谓文学艺术之神的双生子。尽管他们生活的环境在地域、民族、文化等方面差异很大，个性又都极为独特、鲜明。但奇怪的是，你一旦认识了布卢姆，往往会想到阿Q。
一对异邦的难兄难弟
《尤利西斯》是西方意识流小说名著，它以新颖、独创的写作方法，描写了布卢姆一生中的一天，即1904年6月16日，从早晨8时到次日凌晨计18个小时中的所作所想。布卢姆是生活在爱尔兰的匈牙利裔犹太人。他没有什么业务专长，靠兜揽广告为生。他穿的是丧服——一身纯黑色衣服，连帽子和领带也是纯黑色的。他的眼睛也是黑色的，脸色却苍白，看上去蔫蔫糊糊，没有男人气度。他与读者正式见面，是在小说第二部第四章，以爱吃动物下水亮相：“利奥波尔德·布卢姆先生吃牲畜和禽类内脏津津有味。他喜欢浓浓的鸡杂汤、有嚼头的肫儿、镶菜烤心、油炸面包肝、油炸鳕鱼卵。他最喜爱的是炙羊腰，吃到嘴里有一种特殊的微带尿意的味道。”[①]布卢姆的此行此举，与西方社会所标榜的“高雅”不合，所以让人看不上眼。作者让主人公如此亮相有些滑稽，但读者对此却有了颇深的印象：不文雅的布卢姆与其环境不协调；作者乔伊斯对于社会现行的观念不以为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阿Q正传》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小说中的阿Q，是生活在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流浪雇农。他首次亮相就挨了赵太爷一个嘴巴。一出场就被地主打没了人格，打掉了尊严。一个嘴巴，浓缩了阿Q的卑贱与屈辱，揭示了阶级的压迫与欺凌。
文学佳作大都讲究人物的出场。尤其大家笔下的人物，一出场就能让读者把握到人物的性格特征，甚至可以预测到人物的未来，进而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开头，上来就议论道：“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而终于归结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②]由此可以看出，阿Q的塑造与布卢姆一样，也是作家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
布卢姆怕老婆。他妻子莫莉是位漂亮、风流又小有名气的女高音歌手，收入也比丈夫多。一清早，布卢姆就在厨房里为躺在床上的莫莉细心地准备早餐，自己吃了煎腰子，把妻子情夫鲍伊岚的来信交给了莫莉，忐忑不安地走出了家门。
忧虑重重又百无聊赖的布卢姆，在都柏林大街上开始了一天的游荡。他这儿走走，那儿逛逛，可是心里一直放不下莫莉与鲍伊岚的事，甚至在幻觉中自己还亲眼看到了他们通奸。布卢姆带着满脑子的胡思乱想，走遍了邮局、教堂、报馆、图书馆、海滨、医院、妓院等。当有人问他：“去哪儿？”他却回答：“哪儿也不去。”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街上洗澡、吃饭、买东西，取信、写信、办广告，在书摊上为莫莉弄到一本书，到酒吧给死去的友人的遗属找人等等，都平淡琐细到无从谈起。可是在布卢姆这些琐琐细细的行为里，渗透着他身心受辱后的种种悲苦。首先，他发现自己在家里成了外人。妻子有了情夫，他羞愧、惊讶、尴尬，但他在自省与宽恕中忍受了这顶绿帽子。作为38岁的壮年男子，在结婚生子后又过上了单身汉的日子，这使他在一整天里痛苦异常并不断思念妻子，渴望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但他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反而时不时地犯意淫甚至手淫。这如同到了而立之年的阿Q，因向赵太爷家的女佣吴妈求婚，而挨了竹扛，赔了香和红烛，被扣了工钱与衣服，还丢了饭碗一样，让人感到可笑又心酸。当然，阿Q恋爱的方式，在漫画式的夸张下，比布卢姆更为荒唐可笑。因为阿Q的生活环境没给他提供不荒唐可笑的恋爱方式：学斯文写情书，阿Q不识字；花前月下情话绵绵，阿Q口讷不能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倒合正统婚嫁规范，但阿Q连姓都没有，何况父母？买卖婚姻行得通，可阿Q没有钱……所以，他只能做出阿Q式的求婚。
布卢姆与阿Q在承受难言之隐的痛苦中，都有鄙俗下作的一面。布卢姆早晨去买腰子时，看到排在他前边的邻家女佣买完东西走了，就想：“要是她走得慢，还可以追上去跟着她走，跟在她摆动的臀部后面，一大早，看着舒服。”[③]阿Q则“在戏台下的人丛中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④]，还有，拧了小尼姑的面颊后感觉异样并飘飘然等。东西方这种鄙俗人物的丑陋行为，何其相似！但是，作为男人对女人充满渴望，又是天经地义的。（阿Q追求的吴妈之“吴”也可以理解为“无”，即无这样一个具体女性，而泛指女性而已。）如果我们从文化的深层意义上去思考，阿Q与布卢姆这对凡夫俗子的追求，可以认为是人性对社会的正当呼吁。在这点上，不管是东方小人物，还是西方小人物，他们的要求都代表了人的要求。当作家揭示他们的求之不得时，笔锋所向，读者是明白的。这样，我们也就顺便认识了东西方在文学创作上的某些基本规律。
布卢姆与阿Q在追求异性的过程中，透露出来的不同也很明显。阿Q在追求吴妈前，想到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主要是为了嗣计而求婚。布卢姆思念妻子时，则在大量不受时空限制的意识流动里，呈现出他与莫莉热恋与恩爱时，两人共享欢愉的美好时光。这说明婚恋对布卢姆第一位的是个人的感情需求。阿Q与布卢姆尽管都是平庸之辈，但在个体人性发展上却不属于一个层次。当然，除了不能离身的破夹袄和裤子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阿Q，首先要吃饱肚子；“经济基础”尚无着落，要他和他所代表的赤贫的人们去追求别的什么，岂非妄谈！
布卢姆作为犹太人，在社会上遭到种种歧视，处处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小说第十二章写布卢姆在巴尼·基尔南酒吧对周围歧视他的人们说：“我也属于一个受人仇视、被人迫害的民族。现在也仍然如此。就在当前。就在此刻。”[⑤]这话出口不久，又因他发表了几句不同的见解当即遭到外号叫“公民”的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嘲笑与攻击。布卢姆反驳说：“你们的天主是犹太人。基督和我一样，是犹太人。”[⑥]“公民”大叫道：“耶稣啊，他说。这个背时犹太佬敢犯圣名，我得砸开他的脑袋。耶稣啊，我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非钉不可。”[⑦]说着就把一个铁皮罐头盒子朝布卢姆扔过去，好在“太阳正晃了他的眼，要不他真要了他的命”[⑧]。此时布卢姆已坐在马车上，马受了惊吓，拉着车疾驰而去。“公民”的狗“着了魔似的追着”[⑨]马车，“全城的人又喊又笑”[⑩]。这一幕欺凌与被欺凌的悲喜剧“来势惊天动地”(11)，让人想起阿Q的相似遭遇：“未庄的人们之于阿Q，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12)，他头上的癞疮疤是闲人们的话柄，动辄奚落、羞辱，挨骂遭打更是常事。1905年前的某一天，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地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地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3)赵太爷知道后，大声骂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14)说着跳过去给了阿Q一个嘴巴：“你怎么姓赵，你哪里配姓赵！”(15)从此，阿Q便没有了姓。阶级压迫也好，民族歧视也罢，都是人类生活中需要割除的毒瘤。两位作家怀着正义之情，以惊石破天之笔，描写了阿Q与布卢姆这对异邦难兄难弟的屈辱遭遇，照出了人类生活中的丑恶与不公。
两种相似的国民灵魂
人们知道，沙漠里长不出牡丹花，环境使然。我们随着布卢姆的脚步，看到了一个立体的、变动着的、喧闹不止的都柏林。他在英帝国和罗马天主教的双重奴役下，变得保守闭塞狭隘浅薄。人们在统治者的淫威下，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不管是“懒洋洋地抽着一截烟屁股”的拾破烂的小男孩，还是歪戴着帽子行街头的邋遢妓女，还有那些活动在酒馆、饭铺、商店、妓院里的人们，他们操着流利而粗俗的都柏林腔调，低声唠叨或高声叫骂着是是非非，都叫人感到污秽和腻烦。被浸染在这种都柏林气味里的布卢姆没有才气，又缺乏志气和勇气，过着庸庸碌碌的小市民生活，无精打彩地捱日子。他在生活中苟苟且且，逃避屈辱与痛苦，患上了精神麻痹症。对家庭与社会的丑行，他了解甚至熟悉，可他见怪不怪，听之任之，丧失了抗争的意识和能力；对自己的尴尬与无能，他清楚甚至羞愧，可他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只有在冥想之中，他休掉了妻子，做上都柏林市长，当上爱尔兰国王。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丢掉了尊严，扭曲了人性，严重到本身也失去了自制力，常常屈服于肉体的低级冲动，做出些粗鄙、无耻的事来自我安慰。这一切都表现出被践踏、被压迫的爱尔兰民族的劣根性。他是一副有病的爱尔兰国民的灵魂。对这种国民劣根性，乔伊斯极为憎恶，并为此离家去国，流亡异国他乡而终其一生。但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和人民，以至他的每部作品里都有都柏林。特别是涉及到民族关系、民族解放的内容，作者多有精彩动人的描写。如在《尤利西斯》第十二章里，布卢姆一反过去忍气吞声的窝囊样子，说了“侮辱与仇视那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男人和女人。谁都知道，那是和真正的生活完全相反的”，而应该是“爱”，是“仇恨的反面”(16)等掷地有声的话。当他为此遭到追打时，作者用象征、比喻、夸张等写作手法，让坐车逃出险境的布卢姆，成了拯救世人的先知以利亚，坐车“升向金光圈中”(17)，热烈歌颂了爱尔兰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乔伊斯的这种民族之尊，爱国之情，以及憧憬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以仁爱代替仇视进而和睦相处的情怀，在全世界有识之士都倡导经济互补、和平发展的今天，极为可贵。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着战乱，人们被迫颠沛流离，过着“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乔伊斯的描写及其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阿Q被地主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其表现也引人深思。那时，“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18)，后来忿忿地躺在土谷祠里想，“现在的世界太不 成话，儿子打老子”，又“忽而想到赵太爷的威风，而现在是他的儿子了，便自己也渐渐地得意起来”(19)。阿Q用自欺欺人的方法，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连同他的自大自夸、自轻自贱、忌讳缺点、麻木健忘，组成了阿Q的基本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即把失败幻想成胜利，在精神胜利中逃避失败的痛苦，却不思改变失败的现实。它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表现，是呻吟在高压之下，贫穷、落后、不觉悟的中国国民的精神特征，是病态社会里的有病的灵魂。它是统治阶级瞒和骗的思想及其愚民政策造成的，来源于社会长时期落后的经济生活，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的奴性文化，而积淀为民族集体无意识。它代代相传，根深蒂固。鲁迅在“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危难之际，在面临亡国亡种的切肤之痛中，获得现代意识与道德的觉醒后，直面人生，寻找国人的精神病根和振兴祖国的良药，而画出了阿Q这个国人的灵魂，并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用讽刺嘲笑之笔，无情地揭示并鞭挞这有病的灵魂，唤起国人在勇敢咀嚼民族痛苦中涅盘，求得新生。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升华，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自强不息地去开创新生活。
不应忘记的是，布卢姆、阿Q这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屈辱与痛苦中表现出来的好品德。布卢姆为人本分、善良、关心他人，向往美好的生活。在家里，作为儿子，他怀念父母；作为父亲，他痛惜儿子茹迪的夭折，关心女儿米莉成长；作为丈夫，他爱妻子，并能宽厚待之。在社会上，他力所能及的多做善事：一天之中他为死去的朋友送葬，又为其遗属慷慨解囊，扶不认识的盲青年过马路，看望难产的友人，解救醉酒被打的斯蒂芬，并对其施以父爱。平日里，蔫兮兮的布卢姆还喜欢议论和思考。尽管他议论起来常常说点不对路的外行话，思考起来往往信马由缰，不着边际；但是，他有知识，文化素养不低，养成了拣个话头就议论，碰见什么就想想的习惯。比如，他看到路上一群牛正被赶向码头，要送到英国的利物浦去，就议论说：“市政府为什么不能铺一条电车道，从花园口直到码头呢？那么一来，所有的牲口都可以用车运上船了。”(20)寂寞中他在东方茶叶公司橱窗前站了站，就想：“远东，一定是一个可爱的地方：人间乐园，懒洋洋的大叶子，可以躺在上面漂游。”(21)特别是在墓地那阴森可怖的环境里，布卢姆的思考凌乱芜杂、变幻无常。但是他的意识之流却始终执拗地涌动不止，他想：“死人要是竖着埋那就省地方了”(22)，还想到：“植物园就在近旁，血渗入土壤，滋生了新的生命”(23)，又想：人“死后不能不靠别人盖上”(24)，接着又想：“尸体，无非就是放坏了的肉”(25)，又回忆起自己看过的一本《中国游记》里，“中国人说白种人身上的气味象死尸”(26)，忽而联想到“火葬比较好”(27)，由此又想到：人死后要到一个叫地狱的世界，自己不喜欢地狱，女友也不喜欢地狱。因为“还有好多东西要看，要听，要感受呢。感觉到身边有热乎乎的生命”(28)。就这样，布卢姆在人们司空见惯的身边琐事中议论着，思考着；而涉及最多的是环境改造，人际关系，地狱人间的生死转换以及人生意义的自我体验等等。总之，在庸俗的布卢姆身上，蕴藏着爱尔兰民族的美好品德，蕴含着在渴望中不断追求、不断前进的人的精神。
阿Q勤劳、质朴、坦率，不崇奉地主赵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怒目而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本色和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精神。辛亥革命发生了，麻木的阿Q竟威风凛凛地将辫子盘在头顶上，大喊道：“造反了！造反了！”(29)他企望革命为他解决衣食、女人等迫切问题，认为自己革命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30)。他还到静修庵亲身经历了一次迟到的“革命”。可惜，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他心里涌起了从没有过的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别的路，……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会被一笔勾销了”(31)。
这里，鲁迅先生写出了处于奴隶地位的阿Q，不得不追求革命又不知如何革命，以及追求不到时的痛苦与思考，就中蕴含了丰富而深邃的思想。神往革命的阿Q被革命拒绝了，最后竟被钻进革命内部的“把总”老爷平白无故的当作强盗判了死刑。阿Q也糊里糊涂地画了押——圆圈。他不知道自己正面对死亡，但“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还“羞愧自己画得不圆”(32)。谁能说阿Q对人生、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不强烈、不执着呢！况且是以生命为代价。只可惜他被推向了有价值人生的反方向。而排斥并处死阿Q的革命也失败了。倘有一场真正彻底的革命，能启发、教育阿Q，欢迎他在革命队伍中打击敌人的同时改造和锻炼自己，阿Q一定会成为战士，度过有意义的人生。显然，阿Q的痛苦与思索，就是天下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们的痛苦与思索，就是一切要改革社会的革命者的痛苦与思索。
结语
常言说，文如其人。鲁迅与乔伊斯在思想倾向、政治追求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他们笔下的阿Q与布卢姆这两个形象的深层内涵也就各有洞天。
早期的乔伊斯仇视虚伪的教会和腐朽的社会，憎恶殖民主义，崇尚民族解放，也信仰过社会主义。但他后来远离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追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直到孤独地客死异乡。他追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限制了他的生命价值。因此，在孤独、淡漠的布卢姆身上蕴含了更多的关于人，关于人性，关于人的心理（包括性心理）的种种思考与探索。作家远离了群体，力求从更深的层次上去揭示个体，去把握人，去追求认识人的新方法，开拓理解人与世界的新领域。《尤利西斯》在结构上，用荷马史诗《奥德修斯》中神话英雄奥德修斯（拉丁文即尤利西斯）在外漂泊十年来类比布卢姆都柏林的一天游荡。这就使布卢姆平庸琐细的所作所想，具有了史诗的概括性、宏伟性和哲理性，具有了象征普通人类经验的神话和寓言的意蕴，表现了爱尔兰民族甚至以色列民族的全部历史和精神生活。乔伊斯又融汇了不同的文体，集大成地运用了意识流写作技巧，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还通过人物内心的自我对话、自我审视，使人物形象从外到里，呈现出空前的真实且血肉丰满，从而立体、生动地反映了西方在世纪之交，人们面临战争灾难、殖民主义、经济压力和传统观念的丧失等等而陷入的精神危机，真实又全面地反映了西方社会的阴暗、没落，揭示了西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彷徨、幻灭，表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本质，具有很大的认识价值。
立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虽然早期与比他小4个月的乔伊斯一样，都受过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都欣赏易卜生对现实的深刻理解与批判，但鲁迅先生一开始关注的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而追求社会革命与人民解放，积极投身革命实践，最终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所以，在凄惨、彷徨的阿Q身上，蕴含着作家对黑暗现实的无情否定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厚感情。阿Q与布卢姆虽然都在可笑的外衣里，包裹着被扭曲的人性，具有现代悲剧的深度，但布卢姆的悲剧是西方现代人在失落中自我寻找而不可得的悲剧；而阿Q的悲剧，则是中国老百姓求生不得反遭生命毁灭的悲剧，其凝重、浓烈的色彩，其悲苦、苍凉的悲剧氛围，是异质文化领域的人难以体验的。在阿Q的人生悲剧里，还凝聚了作者对革命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冷峻而睿智的思考。作为伟大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的鲁迅，他从寻找国人的病根，画出国人的有病的灵魂，直到追求到医治其病的良药，付出了终生的努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古罗马的朗格纳斯说得对：伟大作品是伟大灵魂的回声。鲁迅先生以其巨大的生命价值和伟大的人格为重塑民族灵魂，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长长的文学人物画廊里，布卢姆与阿Q的面孔是陌生而新奇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又觉得他们似曾相识。他们都是被侵略被奴役民族中，挣扎在无尽苦难中的下层人民。他们都平庸猥琐，空虚软弱，心理变态，终日在自我欺骗中逃避现实。两位作家通过描写他们的屈辱与不幸，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爱尔兰和中国所遭受的苦难。通过对他们软弱麻木的鞭挞与讽刺，表达了作者唤醒民族之尊，力图民族之强的爱国之心。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点明《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33)乔伊斯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动机时说：“我的目的，乃是撰写一章我的祖国精神史。”(34)这两位作家早年生活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都以家中长子的身分，在家道中落、回天无力时，别求新声于异邦，早年分别到法国与日本去求索。他们都先学医，后又都弃医从文，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都以所处社会的叛逆者身份，怀着相似的生活经历、相同的民族忧愤，以相同的创作动机和挑战的姿态，描写了一对异邦的难兄难弟，画出了相似的两种国民灵魂，成了医治各自民族精神病症的“医生”。
两位作家都摹仿、戏拟庄重文体如史诗、传记来描写俗人俗事，都用象征、隐喻、梦幻、潜意识等现AI写作作技巧，来描写人格低贱、精神麻木，行为可笑、人性扭曲的小人物，并把人生追求和体验的诸多深奥哲理，寓于他们那些带有荒诞色彩的日常小事里，使两个形象具有了难以理解的模糊性、多义性，从而使之获得了审美作用的永久性。他们已经并将继续随着历史的推移和时空的转换，显示出不尽的艺术魅力。人们会在对他们的审美体验中，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推动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人生。在这点上，两位伟大作家可谓携手奋斗的战友。难怪早在1922年《尤利西斯》的征订单送到巴黎时，乔伊斯就写信给哈丽斯·威弗尔说：“给北平寄10本！”(35)这是战友间心有灵犀的呼应！是人类共同创造美好明天的和谐之声！
注释：
①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6) (17)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乔伊斯：《尤利西斯》（上卷）金堤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6、92、505、519、519、519、521、521、521、506、523、147、105、103、169、166、173、174、174—175页。
② ④ (12) (13) (14) (15) (18) (19) (29) (30) (31) (32)(33)鲁迅：《阿Q正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5、9、2、2、2、3、16、47、47、55、65、76页。
(34)乔伊斯：《都柏林人》研究版，纽约海盗出版社，第269页。
(35)玛丽·T·雷诺兹：《〈尤利西斯〉在中国》，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88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