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要分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民族权利的合法性问题。必须承认，发动和组织人民的政党很少触及这个合法性问题。政党是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的，而且正是以这种现实的名义，以压垮男男女女们的现在和未来的赤裸裸的事实的名义，制订党的行动路线。政党可能借用民族的动人词藻讲话，但其真正用心是让听它讲话的人民听懂参加战斗的必要性；道理很简单，人民希望生存下去。
在党内部，尤其在政党的分支机关，被殖民民族中有文化的个体是出头露面的人物。要求一种民族文化并肯定这种文化的存在构成这些个体们的特殊战场。政治家的行动置于当下的实际事务之中，文化人则立身于历史领域。本土知识分子决心对殖民主义所谓“蛮荒的前殖民时期”的论调做出激烈的回应，殖民主义对此只有轻微的反应，甚至几无反应，因为殖民地年轻知识分子的这些思想得到了宗主国专家们的广泛承认。无庸赘言，为数甚众的研究人员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基本上搞清了非洲文明、墨西哥文明以及秘鲁文明的原貌。民族知识分子捍卫民族文化存在的激情之高也许让人瞠目，但那些鄙薄这种过度激情的人却总是奇怪地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和自我颇为省事地栖居于德国文化或法国文化或其他什么文化的庇护之下，这些文化都已充分证明了自身的存在，都是一些无可争议的文化。
我绝对承认，在事实存在的层面上言，阿兹台克文明过去的存在并没有对墨西哥农民今天的食谱产生多大改变。我承认关于神奇的桑海文明的所有证据改变不了桑海人今天仍然食不果腹、目不识丁的事实；他们被抛于水天之际，头脑空洞，眼神空虚。但是我再三说过，对存在于殖民时代之前的民族文化的热烈追寻是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因为本土知识分子都迫不及待地想躲开可能吞没他们的西方文化。他们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丧生和因此丧失人民的危险，所以这些一时性起、义愤填膺的人们决心与他们民族最古老的前殖民时期的生命源泉重新对接。
让我们进一步说下去。也许这种充满激情和激愤的研究会持续下去，或至少暗中希望在今天的苦难之外，在自轻自贱、自暴自弃之外，发现一个足以使我们自己和他人都振作起来的辉煌灿烂的时代。我说过要进一步往下说。当本土知识分子站在野蛮今天的历史面前时，他们惊讶不已，决心回溯得更远，探入得更深，也许这都是无意识之中的事情。不错，他们无比喜悦地发现民族的过去绝没有羞于见人的地方，相反，过去是尊贵的，辉煌的，庄严的。对过去民族文化的张扬不仅恢复了民族原貌，也会因此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希望。这就使本土人的心理情感平衡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殖民主义不会简单地满足于把它的统治强加于被统治国家的现在和未来，这一点我们也许还没有充分展开。殖民主义不会仅仅满足于把一个民族藏于手掌心并掏空该民族大脑里的所有的形式和内容，相反，它依一种乖张的逻辑转向并歪曲、诋毁和破坏被压迫民族的过去。这项贬抑前殖民历史的工作今天似乎还显出一种辩证意义。
当我们看到竭力实行文化间离是殖民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时，就认识到没有无缘无故地发生的事情。的确，殖民统治寻求的全部结果就是要让土著人相信殖民主义带来光明，驱走黑暗。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效果就是让土著人这样想：假如殖民者离开这里，土著人立刻就会跌回到野蛮、堕落和兽性的境地。
因此就无意识层面看，殖民主义并不企盼本土人把它看作保护孩子免遭恶劣环境之苦的慈祥而关爱的母亲，倒愿意做一个不停地管束本性乖戾的孩子的母亲，使孩子的自杀倾向得到消除，邪恶本能得到收敛。这位殖民母亲保护孩子远远避开他的自身、他的本我、他的生理和生物性以及他的不幸的本质。
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知识分子的那些要求在任何严密的纲领里都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拿起武器捍卫民族合法性的本土知识分子们，想为这种合法提供证明的知识分子们，愿意剥光自身以研究自己的身体史的知识分子们，有义务剖析自己人民的心灵。
这种剖析并不只是特定民族的事情。决定向殖民谎言开战的本土知识分子将以整个非洲大陆为战场。还过去以应有的价值。从过去抽取出来并尽展其辉煌的文化，并不一定非是自己国家的文化。殖民主义并没有大肆声张自己的辛苦，但是它从未停止把黑人视为野人。在殖民者看来，黑人既不是安歌拉人，也不是尼日利亚人，他只说“黑鬼”。对殖民主义而言，这个辽阔的大陆是野人出没、迷信和狂谵盛行的地方，是个注定让人鄙视、让上帝咒入下层的食人生番横行的蛮夷之地，简言之，黑鬼之乡。殖民主义贬损的是整个大陆。殖民主义关于殖民前历史是黑暗长夜的论调说的是整个非洲大陆。所以从逻辑上说，努力恢复自我和逃脱殖民主义控制是本土知识分子从与殖民主义相同的视点出发获得的惟一结论。已经远远迈出西方文化领地并决意公布存在着另一种文化的本土知识分子绝不会仅以安哥拉或达荷美的名义去做。要认定的文化是非洲文化。黑人已经不完全是白人统治以来的那个黑人，当他决心证明自己的文化并且像一个有文化的人那样行动时，他终于认识到历史已经给他指出了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他必须展示黑人文化的存在。
而且千真万确地说，对种族化思想应负最大责任或至少应该对迈向形成这种思想的第一步承担最大责任的还是那些欧洲人，他们从未停止在其他文化不在场的裂谷里填上自己的文化。殖民主义从来没想过逐一否认民族文化的存在，那样做是浪费时间。因此被殖民民族的答复也是全大陆性的。在非洲，过去20年的文学并不是民族文学，而是黑人文学。例如黑人主义(Negro-ism)，这是针对白人侮辱人性的称谓的一个合乎逻辑或情感的对立概念。黑人主义是对白人蔑视的突袭，表明这个概念能够在许多方面清除白人设置的禁令和诅咒。因为新几内亚或肯尼亚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首先面对的是宗主国对自己的一并逐斥和合力鄙视，所以他们的回应是互唱赞歌。对非洲文化的无条件肯定来自对欧洲文化的无条件否定。总的来说，黑人主义诗人以年轻的非洲对抗老迈的欧洲，以轻快的抒情对抗沉闷的推理，以高视阔步的自然对抗沉重压抑的逻辑，一边是僵硬、繁缛、拘泥以及疑虑，另一边是坦诚、活泼、自由以及——为什么不呢？——丰饶，当然也有责任。 黑人主义诗人并不仅限于大陆范围。自美国而来的黑人声音将使赞歌更加一致。“黑人的世界”将看到光明；加纳的布西亚，塞内加尔的比拉戈·代厄普，苏丹的哈姆巴代·巴，芝加哥的圣－克莱尔·德莱克，他们将毫不迟疑地肯定他们的共同联系和一致动力。
这种历史的必然使非洲的文化人将自己的主张种族化了，他们谈论的不再是民族文化，而是非洲文化。这会把他们领入死胡同。让我们以非洲文化联合会(African Cultural Society)为例。该联合会由希望相互了解、比较各自经验和研究成果的非洲知识分子所创立，因此它的宗旨是证实非洲文化的存在，从不同层面评价这一文化并且揭示各民族文化的内部动力。但该联合会同时还满足另一个需要：与欧洲文化联合会(European Cultural Society)比肩并存，否则后者就可能成为宇宙文化联合会了。可见，这一决策的下面实际是迫不及待地想带着从非洲大陆的心脏涌出来的一种文化，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宇宙约会的地方。这个联合会很快就表明自己无法胜任这些不同的任务，因此只限于做一些翻箱揭柜的展览工作，联合会的成员只习惯于向欧洲人显示存在着非洲文化这样一种东西，以此与欧洲人洋洋得意的自恋思想相对立。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态度是正常的，它的合法性来自西方文化人宣传的谎言。但是联合会的目标由于黑人主义概念的精致化而出现了更严重的降格。非洲文化联合会将成为黑人世界的文化组织，将会把所在散居异方的黑人、即遍布美洲大陆数以百万计的黑人都包括在内。
生活在美洲和中美洲或拉丁美洲的黑人实际上也感到需要依附于一个文化母体。他们的问题与非洲人的问题并无根本的不同。美洲白人给予他们的待遇与统治非洲人的白人没有任何差别。我们已经看到白人早就习惯于把所有黑人装在一个袋子里。在1956年巴黎召开的非洲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美洲黑人自愿站在与他们的非洲兄弟相同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有文化的非洲人谈起非洲文明，宣布曾为奴隶的人们应该在国家享有合理的地位。但是美洲黑人渐渐意识到他们面对的基本问题与非洲黑人的问题并不相同。芝加哥的黑人与尼日利亚人或坦噶尼喀人的相似之处仅仅是他们都与白人有别。但是一旦做了这个首要的比较，在主观的情感平息之后，美洲黑人就意识到客观的问题还是具有本质的不同。在美洲，检测公民自由的实例就是白人和黑人都竭力遏止种族歧视，但这与安哥拉人民反抗万恶的葡萄牙殖主义的英勇斗争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目标上都几无共同之处。于是在非洲文化联合会第二届大会期间，美洲黑人决定创立一个美洲黑人文化人的组织。
因此，黑人主义的局限首先是没有考虑人的历史特点的形成过程。黑人和非洲黑人文化所以分散成不同的文化实体，是因为希望体现这些文化的人们认识到每种文化都首先是民族的文化，理查德·赖特或朗斯顿·休斯密切注视的问题与莱奥波德·桑戈尔或尧摩·肯雅塔面对的问题根本不同。同样，尽管某些阿拉伯国家同唱一曲阿拉伯复兴的美妙赞歌，但是它们懂得，地理位置和地区经济联系比它们祝愿复苏的过去更有力量。于是，我们便发现今天的阿拉伯国家与地中海文化的社会再次有机地联系起来。事实上，使这些国家低头的是现代的压力和新的贸易渠道，因为通行于阿拉伯大部分历史时期的贸易关系已经消失。但更重要的事实是，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统治政体很不一样，彼此的观念相距甚远，以致在这样一些国家之间召开文化会议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样，我们发现殖民地国家存在文化问题有时会产生严重的歧义。殖民主义鼓噪黑人缺乏文化，阿拉伯人生性野蛮，这反而会顺理成章地引发对民族的、甚至大陆的、乃至种族的文化表现的歌颂。在非洲，文化人的运动是迈向黑人—非洲文化或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运动，不是迈向特定民族文化的运动。文化离今天的事件越来越远。文化在闪耀着激情火光的炉边找到了避难所，从那里走出一条现实主义的路子，只有这样，它才能有所收获，保持本质，具有一致性。
如果在本土作家作品里追寻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就可以看到眼前展现出一幅三个层面的全景图。第一阶段，民族知识分子证明他已经吸收了占领者的文化，他的作品与宗主国的对应作品非常吻合。他的灵感是欧洲的，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作品与宗主国特定文学潮流的那些作品对接起来。这是无区别吸收的时期。我们在这种殖民地文学中也发现了高蹈派诗人和象征主义者乃至超现实主义者。
第二阶段，本土作家受到了困扰，他决定记住自己是什么。这个时期的创作大体上与前面说过的那种融入宗主国的创作情况相当。不过，由于本土作家不是自己民族的一部分，与自己的人民只有一些外围关系，所以他满足于仅只追忆他们的生活。他从记忆深处勾起童年的时光，消失的往事；用借来的唯美主义和人家天空下发现的世界观重新阐释古老的传说。
第三阶段，也称为战斗阶段，曾经试图在人民中沉没并且和人民一起沉没的本土作家现在正好相反，他要摇醒人民。他不再把自己的领地当作人民昏睡的一个光荣场所，而是成为人民的唤醒者。战斗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民族的文学，到来了。在这个阶段，从未想过创造文学作品的许多男人和女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在监狱里，和法国游击队员在一起，或即将被处决——在这里，他们觉得需要向自己的民族诉说，需要作文造句以表达人民的心声，需要传达新的行动信息。
可是，本土知识分子迟早会意识到，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的文化来证明的，相反，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战斗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民族的存在。没有一个殖民制度是根据占领地事实上不存在文化来确立自身的正当性的。你就是把民族的稀世珍宝摆在殖民主义的眼皮底下，它也不会有半点儿脸红。当民族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试图创造文化作品时，他可能恰恰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使用的技法和语言是从自己国家的陌生者手里借来的。他自以为这些工具已经打上了他所希望的民族印记，殊不知唤起的是异域情调。通过文化成就回到人民面前的民族知识分子，他的举止还是像个外国人。有时他会毫不迟疑地使用方言，以表明自己愿意尽量贴近人民，但是他表达的思想和他热心的问题与自己国家的男男女女们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知识分子所依靠的文化往往只是一些琐碎特异的东西。他期望依附于人民，但他只抓住了人民的外套。这些外套仅仅是内在生命的反映，而内在生命是丰富复杂的，永远运动的。那种看似反映了民族特点的显然的客观性其实只是一种惰性的、已经被抛弃了的东西，而这种客观性频繁但并非总是一致地依从的更为根本的物质本身是不断更新的。文化人没有寻找这种根本物质，而是被那些木乃伊碎片弄得昏昏欲睡。那些碎片是静止的，所以实际上象征着消极和虚无。文化从来不像习俗那样一目了然，它憎恶所有的简单化。就本质言，文化与习俗是对立的，因为习俗总是文化的退化表现。依附于传统或复活失去的传统不仅意味着与当前的历史相对抗，而且意味着对抗自己的人民。当一个民族进行反对残酷的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甚或政治斗争之时，传统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在这个阶段，所有在过去形成的消极抵抗的技巧都遭到强烈的谴责。在一个处于斗争时期的不发达国家中，传统的根基非常不稳，到处显露出离心倾向。这就是知识分子经常面临着落伍危险的原因所在。进行过斗争的民族是不易煽动起来的，那些期望追随人民的人们原来只是一些普通的机会主义分子，换言之，他们是迟来者。
例如在造型艺术领域，本土艺术家期望不惜代价创作一件民族的艺术作品，他把自己关起来，循规蹈矩地悉心复制全部细节。这些艺术家尽管彻底研习过现代技法，参加过当代绘画和建筑的主要潮流，但是他们抛开外国文化，否认外国文化，动手寻找真正的民族文化，十分珍视他们所认为的民族艺术的不变原则。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思想形式及其依赖的养料乃至现代信息技术、语言和服饰等已经辩证地重组了人民的心智，殖民时期起过保护作用的那些不变原则现在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决定表现民族真实的艺术家不无矛盾地转向过去，远离实际事件。他最终想抱持的实际上是废弃的思想，一堆思想的皮壳和僵尸，一些永远凝固的知识。期望创造艺术真品的艺术家必须认识到民族的真实首先是它的现实。他必须继续前行，直至找到未来知识出现的地方。
本土文化人的责任并不是仅只针对民族文化的责任，而是与民族总体性有关的全球责任，因为民族文化毕竟只代表民族的一个方面。有文化的本土人不应该挑拣自己投入战斗的地方或为民族而战要去的部门。为民族文化而战首先意味着为民族的解放而战，只有在这样的基石之上，才能进行文化建设。文化战斗如果离开群众斗争，就不会有任何发展。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所有为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而赤手空拳进行战斗的男男女女都不是民族文化的局外人。随着战斗的进行，阿尔及利亚民族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将体现在监狱里，铡刀下，每一个被攻占和摧毁的法国哨所里。
因此，我们绝不能满足于为了找到抵制殖民主义篡改和谎言的一致性要素而一头扎进过去。我们必须和人民合着同样的节奏进行工作和战斗，这样才能建设未来，修整好萌芽生机的土壤。民族文化不是民俗，也不是自认为能够发现人民真性的抽象的民粹主义。它并不是与人民的当前现实联系越来越少的一些无谓行动的惰性残滓。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思想领域里为描述、证明和赞颂人民创造自身并维护自身存在的行动而做出的全部努力。因此，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应该置身于这些国家正在进行的自由斗争的核心。那些仍然以非洲黑人文化的名义进行战斗、以非洲黑人文化的统一性为名多次召开代表大会的非洲文化人今天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全部努力充其量只是对硬币和石棺进行了比较而已。
塞内加尔和几内亚的民族文化没有共同的命运，但塞内加尔民族和几内亚民族是有共同命运的，他们都受法国的殖民统治。如果期望塞内加尔的民族文化最终就像几内亚的民族文化一样，那就等于说，统治者仅仅决定从相似的角度考虑两个民族的解放问题、工会问题或经济问题还嫌不够。不过即使在这些问题上，也并非处处相同，因为人民的节奏和统治者的节奏并不一样。不可能有两个完全同一的文化。如果相信可以创造一种黑人文化，那就是忘记黑鬼正在消失，连那些制造了黑鬼的存在的人也看到他们经济和文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在瓦解。永远不会有黑人文化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个政治家会以建立黑人共和国为己任。问题是要知道这些人把人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他们决定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他们对人类未来有什么样的观念，这些是关键问题。其他的都是故弄玄虚，毫无意义。
1959年，有文化的非洲人在开罗聚会，大谈特谈统一性问题。其中有一个赞颂文化统一性声音最高的人是雅克·拉勃马纳加拉，此人现在是马达加斯加政府的一位部长，已经决定和政府一起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如果拉勃马纳加拉是诚心诚意的人，他早就退出了政府并谴责那些声称体现马达加斯加人民意志的人。拉勃马纳加拉不能因为九万马达加斯加人的死难就有权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追求和事业。
非洲黑人文化只有围绕人民的斗争而非歌曲、诗歌或民俗，才能表现出自身的实在性。桑戈尔也是非洲文化联合会的一员，他也和我们一道研究非洲文化问题，但他同样也会命令他的代表团支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只有首先无条件支持人民的自由斗争，才能坚持非洲黑人文化和非洲文化的统一性。如果谁没有切实地支持文化存在必要条件的创造、亦即整个大陆的解放，谁就不是真正期望非洲文化的传播光大。
我再说一遍，关于文化的任何讲演和声明都不会使我们背离自己的根本任务：解放民族领土；与各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继续斗争；决不进入在上面互相吹捧的媚俗圈子。
民族文化和自由战斗互为基础
由于殖民统治是整体行为，并且往往过于简单化，所以它很快就大规模地破坏了被征服民族的文化生活。民族现实遭到了否定，占领者引入了新的法制关系，殖民地社会把土著和他们的风俗驱赶到边际地区，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使那些男男女女系统地变成奴隶，这一切造成了文化的沦亡。
在三年前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指出，在殖民地处境下，随着殖民权力态度的实质化，原有的活力很快就荡然无存。文化区域用路标和篱笆标示出来。实际上有许多最基本的保护办法，就像简单的保存本能可以找出多个充足理由。这一时期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压迫者自己最终也不能相信被压迫民族及其文化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为了使殖民地的人承认已被转换成本能行为模式的自己的文化低人一等，承认自己的“民族”并非现实的存在，甚至承认自己的生物结构具有混乱和不纯的特点，殖民主义可谓使尽了浑身招数。
针对这种情形，土著人的反应并不完全一致。相当一部分人坚决维护与殖民地状况下的传统全然不同的完好无损的传统，艺匠们的风格越来越凝结成一种循规蹈矩的形式主义，知识分子则狂热地汲取占领者的文化，抓住一切机会批评指摘自己的民族文化，或提出并充实民族文化的权利要求，但这种以权且寄身为目的的做法是热情有余而后继乏力。
两种反应的共同本质是，都引向不可克服的矛盾。土著人无论是背叛者还是忠实者，都于事无补，这是因为没有对殖民地处境进行认真的分析。在殖民地状况下，几乎所有领域的民族文化都戛然而止。在殖民统治的格局之内，民族文化没有且永远不会出现新的文化起点或变化这类现象。偶尔会有一些散兵游勇试图重新激起文化活力，使文化主题、形式以及格调生发一些新的脉动。这些脉动不会产生任何直接而明显的效应。但是如果我们能坚持到最后的结局，就可以看到这都是为扫除蒙在民族意识上的蛛网、向压迫提出质疑并开始为自由斗争而做的准备工作。
在殖民统治之下，民族文化是一个扎眼的东西，总要遭有系统的毁灭。它很快就成了一种遭人嫌恨的神秘文化。占领者的这种神秘文化观很快就见到了实际反应，他们把对传统的依附理解成对民族精神的执着和对归顺占领力量的拒绝。恪守已被判了死刑的文化形式本身就是民族性的一种展示，但同时也是对僵化法则的认同。既没有汲取进取性的活力，也没有重新界定与传统的关系；只是聚集在一个日益皱缩、缺乏活力、空洞无物的文化硬壳上。
经过一二百年的剥削之后，民族文化的蕴积出现了真正的衰竭。它成了一些自动的习惯、一些服饰传统和一些破败的体例。在这些文化残迹里，几乎看不到任何运动的迹象，没有真正的创造性，没有涌动不息的生命力。人民的贫困，民族的压迫，文化的禁毁，成了同一件事情。经过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之后，出现了一种极其僵化的文化或文化糟粕和文化的矿物层。民族现实性的衰落和民族文化的死气沉沉是互相依赖、彼此相关的。所以，在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时期，密切注视这些关系的发展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对土著文化的否定，对无论行动的或情感的文化表现的一概蔑视，以及置身于所有专门分支组织的界外，都反而会培养土著人主动进取的行为模式。但这些行为模式是反射型的，层次不明，混乱无序，毫无作用。殖民剥削、贫困以及大规模饥荒迫使土著人举行越来越公开的暴动。这种必然发生的公开决裂是逐渐而不知不觉地形成的，最后被大多数人民感觉到。剑拔弩张的局面因此形成。国际事件、殖民帝国所有属地的崩溃以及殖民制度固有的矛盾，都增强和支持了土著人的斗志，同时也提高和加强了民族意识。
这些新发现的对立冲突存在于殖民主义真实本性的所有方面，也激起了文化层面上的回响。例如，文学也有相对的生产过剩问题。本土人生产的文学由对统治权力的答复成了注重种种细微差异的求殊意志(will to particularism)。在压抑时期基本上是一些消费大众的知识界现在自己也成了生产者。他们的文学开始时限于悲剧和诗歌样式，后来尝试小说、短篇故事以及散文等。仿佛存在着一种内部组织或表达法则，有意使诗歌随着解放斗争目标和方法的越来越精确而越来越少。主题完全改变了，我们真的发现辛辣而不顾一切的反唇相讥越来越少，不过，为了打消占领势力的疑虑而写的那种暴烈、宏亮、绚丽的作品总的来说也越来越少。殖民主义者曾竭力鼓励这些表达方式，并为它们的存在提供条件。尖锐的指斥，对苦难境况的暴露以及通过表达而找出突破口的激情，实际上都在发泄过程中被占领力量所汲取。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发泄是为了避免这些东西加剧，从而缓解气氛。
但这种状况只是过渡性的。事实上，人民中的民族意识的进步使本土知识分子的表达更加精确。人民持续的凝聚力吸引着知识分子比抗议和呐喊更进一步。悲痛首先是控诉，接着是吁求，再下来就听到了命令。民族意识的升华不仅冲决了文学风格和主题，而且创造了全新的的读者群体。当初本土知识分子的作品只供压迫者阅读，通过种族或主观主义方式有意讨好他或谴责他。现在本土作家渐渐有了面对自己的人民说话的习惯。
只有从这个时刻起，我们才能谈论民族文学。现在才开始在创作的层面上关注和阐明典型的民族主义主题。这样的文学才可以称为战斗的文学，因为它号召全体人民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而战斗。这是战斗的文学，因为它铸造民族的意识，使民族意识有模有样，为民族意识打开无限的新视野。这是战斗的文学，因为它担承责任，因为它是用时空形式表达的自由意志(will to liberty)。
在另一层次上，以前堆放一旁的人民的故事、史诗和歌谣等口语传统也开始发生变化。讲故事的人过去习惯于讲述一成不变的情节，现在却使故事情节活起来，加入一些越来越根本性的修改。他们往往把故事中的冲突和斗争、以至英雄人物和武器类型当前化和现代化。这种托古讽今的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以前的套话是“很久很久以前”，现在改成了“我们要讲的事情发生在从前，但是也完全可能发生在今天或明天”。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是阿尔及利亚。从1952或1953年起，此前墨守成规、冗长乏味的讲故事人彻底推翻了传统的讲故事方法，而且改变了故事的内容。此前分散的听众现在集中了。具有类型化范畴的史诗重新出现了，成为再次表现出文化价值的真正的娱乐形式。殖民主义者从1955年开始系统地逮捕这些讲故事的人，这件事算是做对了。
人民和新运动的接触产生了新的生命节奏，激发了已被忘却的肌肉张力，开发了想象力。每一次讲故事的人向听众讲述新的情节，他都是在主持一次祈祷仪式。一种新型的人向听众显现自己的存在，不是折向自身，而是展开让所有人看。讲故事人的想象力再次自由驰骋，进行革新，创造艺术作品。甚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不易改造的劫匪和不免反社会的流浪汉等人物也得到了表现和改造。讲故事的人用逐步交代的方法答复期待着的听众，他一路探讨新的民族模式，看似一人独行，实际上一直有听众相助，喜剧和闹剧消失了，或失去了吸引力。至于戏剧，不再停留在焦头烂额的知识分子及其饱受煎熬的良心的层面上。戏剧不再以绝望和反叛为其特征，而成了人民的共同遭际的一部分，成了准备中的行动或进行中的行动的一部分。
如果研究民族意识的觉醒在陶瓷和陶器制作中的反响，可以观察到同样的情况。艺匠的作品里抛弃了形式主义。壶罐盘碟有了一些改动，这些变动刚开始感觉不到，后来却非常猛烈。以前没有几种颜色，而且都抱守传统的和谐准则；现在的颜色数量增加了，而且受到了正在兴起的革命的影响。以前赭色和蓝色等在某些文化地区一直遭禁，现在这些颜色得到了肯定，而且也没有引起非议。同样，根据社会学家的观点，人的长相带着典型而确凿的地区特征，现在却一下子成了完全相对的东西。来自宗主国的专家和人种学家立刻就注意到这些变化。总的来说，这些变化在严格的艺术风格准则和文化生活规范的名义之下受到呵责，而那些准则和规范是从殖民制度的核心生发出来的。殖民主义专家不认识这些新的形式，转而求教于本土社会的传统。于是殖民主义者反而成了土著风格的护卫者。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白人爵士乐专家在二战后现代爵士乐那样的新样式形成之时所作出的反应，这个例子因为还没有牵涉到殖民主义的真实本性而显得尤为重要。在那些专家眼里，爵士乐只能是一个老黑人伤心欲绝、心力交瘁的怀旧曲，这种人五杯威士忌下肚就开始诅咒自己的种族和发泄对白人的种族仇恨。黑人一旦理解了自己，理解了其他的不同世界，当他有了希望并奋力抗击种族主义世界时，他的号管显然会更清澈，嗓音也不会那么嘶哑。爵士乐新样式的产生不单单是经济竞争的结果。在这些新样式中，我们无疑会看到美国南方世界缓慢但确凿的失败所产生的后果。可以实实在在地设想，50年之后，命运多舛的黑人发出的那种嚎叫式的爵士乐将得到一些白人的支持，因为他们相信这种爵士乐表达了黑鬼的某些东西，他们坚信这种形象表达了某种类型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在舞蹈、歌唱、传统仪式的庆典中发现同样的上扬势头，辨认出其中同样的变化和同样的急切。即使在民族运动的政治或战斗阶段之前，认真的观者也可以感到和看到新的生机已经显现，感觉到冲突正在逼近。他会注意到特别的表达形式和主题，它们鲜活而有力，这力量不再是祈祷的力量，而是人民为了一个确切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凝聚力。所有的一切都合力唤醒本土人的感受力，使观望态度或失败主义成为不现实和不受欢迎的东西。本土人重建自己的感性，他使手工艺制作、舞蹈和音乐以及文学的目的和活力得到更新。悲苦的征象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冲突不可避免所必须的条件积聚起来了。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场运动是以文化形式出现的，我们也看到这场运动和这些新的形式是与民族意识的成熟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这场运动越来越倾向于客观而规范地表达自身。由此出现了民族存在的需要，而且为了民族的存在不惜一切代价。
一个常犯然而没有理由犯的错误是，总是想在殖民统治的框架之内表达民族文化和赋予民族文化以新的价值。所以我们提出一个看似矛盾的命题：在一个殖民地国家，最基本、最原始和最强硬的民族主义是保卫民族文化最热诚和最有效的方式。因为文化首先是民族的表达，表达民族的喜好，禁忌，程式。在整个社会的每一阶段上，都会形成其他的禁忌、价值和程式。民族文化是所有这些价值观念的总和，是这些价值观念在社会整体以及社会各层次上进行内部和外部延展的结果。在殖民状况下，文化由于双重地失去了民族和国家的支持而坍塌和消亡。因此，它的存在所需要的条件是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振兴。
民族不仅是文化充实、不断更新和深化的条件，而且是必要条件。正是为民族存在而进行的战斗才推动了文化的前进，打开了创造的大门。此后，只有民族才会保障文化所必须的条件和架构。民族聚集了文化创造不可或缺的各种要素，只有这些要素才能使文化可信，有效，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样，只有民族性才能使民族文化向其他文化开放并影响和渗透其他文化。很难指望一种非存在的文化会与现实有什么关系或影响现实。从严格的生物意义上讲，给民族文化以生命的首要条件是重建民族。
现在我们已看过了旧的文化层构的离析，这是一种越来越本质性的崩溃。我们也在民族自由大决战的前夕，看到了表达形式的更新和想象力的再生。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是：政治或军事斗争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民族斗争是文化的一种表达吗？最后，是否应当说为自由而战不管为文化提供如何丰厚的后盾，其本身总是一种文化的否定？简言之，解放斗争是不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们相信，殖民地人民恢复民族主权而进行的自觉和有组织的事业最充分、最显明地体现了文化的存在。并非只有在斗争成功之后，文化才是有效的和有活力的；即使在斗争期间，文化也没有被打入冷宫。斗争自身的发展和内在的进步使文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并走出全新的道路。自由斗争并未还民族文化以它先前的价值和形状。斗争的目标在于根本改变人们之间的一系列关系，所以不可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人民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这场冲突之后，不仅殖民主义消失了，殖民化的人也消失了。
这种新型的人只能用一种为自身也为他人的新的人本主义来界定。这场冲突的目标和方法已经预示出这一点。动员各阶层人民并表达他们的迫切愿望的斗争必然会取得胜利，因为它不怕几乎仅只得到人民的支持。这种冲突的价值在于为文化的发展和目标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必要条件。以这些条件获得民族自由之后，就不会有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常看到的那种痛苦的文化徘徊，因为民族以自己的形成方式和自身的存在对文化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一个诞生于人民的集体行动之中、体现了人民的现实追求并改变着国家的民族一定会表达出异常丰富的文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