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度增长、生态失衡与“增长主义”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根源论文,生态论文,主义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4)06—0059—06 一、导言 片面、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被学术界称为“增长主义”，它注重GDP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在中国流行的结果是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危害，不仅使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换，造成资源紧张、环境破坏、通货膨胀，而且使民生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加剧贫富差距问题，还影响了执法资源的投入，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守法水平[1]。 学术界和舆论界对增长主义产生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和实证研究。在专门讨论我国增长主义根源的文献中，一般都简要指出增长主义源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战略。如李义平把增长主义的根源归结为“计划经济下直接拼经济增长的思维惯性”[2]。李海青把增长主义的根源归结为“不发达的经济社会现状、‘落后就要挨打’的危机意识、急于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赶超意识”[3]。秋风认为，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了过分重要的角色[4]。陈彦斌等认为，我国政府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并以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使得政府事实上采取了增长主义模式。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模式和“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则进一步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激励机制[5]。 在研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原因的文献中，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动力是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具有经济增长的充分激励。一是晋升激励。周黎安等学者的研究反映了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以GDP增长绩效为中心提拔干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6]，[7]。但以陶然为代表的论者认为，上级政府没有根据增长绩效提拔干部[8]。也有人认为，是政治网络关系等因素而不是绩效对干部提拔起关键作用[9]，[10]。二是财政激励，它是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其中有些人认为，财政分权激励或称“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作用较大[11]；另有些人认为，财政压力的激励作用更大[12]，[13]；也有人认为，财政激励并非来源于分权和压力[14]。但一些论者认为，财政激励的观点没有说服力，如张涛和邹恒甫等证明，较高水平的财政分权通常与区域内较低水平的经济增长相关联[15]。 这些看法具有不少合理因素，但不够全面，有些观点不够精准。笔者认为，必须全面认识和深入分析增长主义的深刻根源和具体机制，以便寻找克服增长主义的更正确、更有效的途径。 二、增长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和社会经济根源 增长主义作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中央政府的战略倾向，包括中央政府为激励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增长动力进行制度设计的思想倾向，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战略主导观念的形成和贯彻，是由多方面的和许多深刻的因素所决定的。比如，分析增长主义的先驱宋绍英认为，日本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增长主义“贯穿于日本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官产复合体’的内部协调关系使日本政府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垄断资本推行经济增长主义战略的政策主体”[16]，这等于是说，增长主义战略是垄断资本而非政府推行的。实际上，增长主义观念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思想认识根源、社会经济根源和具体的体制、机制原因。 1.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认识存在偏差 第一，片面地理解和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当年我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针对过去政治活动占用精力过多的问题，强调要以主要精力搞经济，并不是说要一切服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列两个“基本点”，其重要性也不比“中心”差多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智慧。党的十三大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推迟了半个世纪，并把现代化定位于“富强、民主、文明”。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央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要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努力实现社会、经济、人口及环境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所有这些，都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补充和深化。至于说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实“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内涵是社会全面进步而非“增长”。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并不必然导致增长主义。问题不在于国家发展战略和路线本身的失误，而在于在实践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正确的战略和路线，并且对增长主义的各种副作用认识不足。正确的战略和路线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涉及增长主义产生和发挥作用的一系列原因，特别是与以下三个认识误区有关。 第二，过高估计经济增长的作用和高增长的必要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经济学家论证说，解决某个问题(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需要每年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解决另一个问题需要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最后算出来每年总共需要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类似的思想目前依然存在着，例如，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一定时期内GDP增长速度不能太低，否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因为GDP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没有GDP“蛋糕”的适度做大，也就难以分好“蛋糕”。二是会使财政收入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等功能的实现。三是会由于市场需求疲软而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就业的扩大。正像国内外一些媒体和学者所说，中国的官员认为，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必须依靠经济的快速增长来解决，经济增长过慢，甚至连政局稳定也保持不了。 这种对增长作用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区。经济慢速增长不等于负增长，只要经济增速不低于人口增速，生活水平就不会下降，我国1990年到2000年的年人口平均增长率只有1.07％，2001年到2010年每年人口年均增长只有0.57％，经济低速增长怎么就会因此而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呢?如果经济质量改善，零增长也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分好“蛋糕”靠的是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如果蛋糕分不好，蛋糕再大，人们也会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只会导致利益向资本倾斜，导致投资挤压民生，加剧“蛋糕”的分配不均；我国收入分化加剧正好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伴随。“经济结构调整”需要信贷结构调整、项目审批调整、科技政策和财政补贴结构调整，并不以财政支持的较大增加为前提。以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方面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完全不成问题，即便是最难的看不起病的问题，在现有的财政水平上也很容易解决[17]。经济增速低，市场需求增加得慢，而市场需求增加得慢不等于需求疲软，负增长才是疲软，企业生产的扩大也不一定非要达到什么速度；正像一些人拼命赚钱以至于把赚钱本身当成了目的一样，很多人强调生产的增长，把生产的增长本身当成了目的。至于就业的扩大，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其实很小，否则经济规模比我们大的国家为什么失业问题比我们还严重?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工作分担，制止极其严重的加班加点，这至少可以挤出上亿的就业岗位。 第三，错误认识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科技水平、劳动者的素质、生产要素的数量、企业和国家的管理水平、制度和体制等，货币仅仅在交换手段的意义上是交换活动的工具，不可能是决定社会经济增长的要素。即使货币资本是微观企业的生产要素，也不是社会宏观生产的要素。但自从所谓的凯恩斯革命以来，一些人误以为央行增加货币发行，财政部增加货币支出，就能使经济摆脱衰退走向繁荣。仅仅可以作为缓解经济下滑的宏观调控政策被错误地当作刺激经济增长的法宝，虽然这一做法不断遭到失败，其副作用比正作用多得多，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仍然被金融寡头当作制造虚假繁荣、攫取更多资源和利润的工具，被政治家当作“有所作为”、制造短期政绩的手段。在中国的理论界，迷信宏观调控刺激作用的观念比西方还严重，政策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自然受到极大的影响。人们迷信货币的促增长作用，于是就不断出台货币性促增长措施，结果却是破坏生态环境，扭曲分配关系，推动物价上涨。 第四，生态战略没有与增长战略结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我国理论界就已经认识到了生态问题的严重性，90年代已把生态战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进入21世纪以来，高度重视生态状况成为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社会的生态意识和国家的生态战略也不可谓不到位，但生态问题却愈演愈烈，其要害在于，生态问题说起来重要，单独抓生态问题的时候，相对来说也比较重视，但在遇到经济增长问题时，就忘了生态平衡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不把生态作为增长的约束条件。比如，当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在谈到经济发展规划时，往往谈论明年或最近几年经济要增长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十几，或将采取什么措施去推动经济增长，而没有谈及在现有的生态效率下，增加这么多的GDP，采取这么多的经济措施，是否会使生态进一步恶化，用生态的继续恶化甚至进一步恶化换取这样的经济速度是否划得来。当人们在雾霾和飞尘中呼吸着污浊的空气时，几乎没有官员提到应当减少汽车的生产量和消费量。许多网友经常抗议汽油贵，专家们还在不考虑生态的情况下讨论汽车生产与销售增加的百分比。也就是说，经济是经济，生态是生态，两个密不可分的问题没有被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增长战略时没有把生态状况作为约束条件，生态战略没有与经济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 说到底，生态文化对增长战略没有发挥足够的影响，是对生态文明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人们没有真正承认，人的生态需要与物质需要是同等重要的生活需要，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总福利是经济福利、社会福利、文化福利和生态福利的统一。 2.对市场机制的自利动力抑制不足 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超过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动力，首要的根源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生产经营主体的利益追求，尤其是私有企业对利润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生态破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剩余价值而不顾环境损耗扩大生产的结果。当代国内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者们充分地论证了生态破坏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和盲目推崇消费的产物。 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国家政权、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增长状态是国家政权和生产经营者共同行为的结果，其中企业是经济关系、经济方式的主要承载者，而经济关系、经济方式就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企业主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常常超越生态与经济的均衡点去追求更多的利润，其强大的经济利益要求必然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虽然利润的盲目追求会打破社会资源环境的正当约束，但企业主的所失和所得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所失与所得并不对等，国家政权首先是占统治地位的基层的利益代表，在利益的天平上，国家政策总会向优势阶层的利益倾斜。在环境案例中，根本问题还是环境正义问题：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在不同群体中的不平等分配[18]。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总是为金融寡头的资本力量所控制，而且，在资本扩张的同时，总统或总理也获得了政绩。英国学者理查德·杜思韦特在其所写的《增长的困惑》一书中指出：“增长越快，政治家和商人就越高兴。”[19]所以，增长主义是个世界现象。当然，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有差异，增长主义的表现程度和表现形式也就有所不同。例如，“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统制经济的历史传统相结合，使日本的国家政权比其他国家更加鲜明地成为垄断资本制定和推行经济增长主义政策，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16]。 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应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但市场机制使企业同样把对利润的追求摆在直接目的和突出位置上，地方政府往往不加抑制反而推波助澜。首先，公有制经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定薪酬的经营机制催生极强的扩张冲动。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机制和分配机制即使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也都不一样。许多国家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工资是按公务员待遇，职工工资是按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不会随着企业的利润水平大起大落。大多数国家的医生都是挣固定工资，医院也没有利润追求。但我国多年来过多地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定薪酬，企业领导报酬过多地与企业利润挂钩，同时，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投资、生产规模缺乏应有的制约，使公有制企业的行为特征在追求利润方面与私有制企业颇为相似，而社会又缺乏统一的生态平衡计划。其次，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更大。由于多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比较低，人民币低估导致出口销售很容易，先富起来的氛围非常强，非公有制企业比其他国家的私有制企业投资冲动更大，维护社会生态福利的自觉性也更低。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私有产权迷信和市场迷信的推动下，盲目追求利润的私有化市场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由此加大对生态的掠夺和损耗，成为增长主义的推动力。最后，我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政府助推企业增长的动力更足。官员与企业主之间的联系比较多，许多官员的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企业主担任委员、代表的也不少，且一般被领导视为纳税大户，因而，地方主要官员帮助企业扩张的行动也更积极，帮助企业增长的政策也更有力度。 三、增长主义的体制机制根源 我国增长主义的体制机制根源，除了宏观经济决策缺乏制约机制外，主要是增长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地方官员自利机制。 1.不严谨的晋升标准与重要的能力显示方式 地方领导干部追求经济增长动力超强，其动机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不合理增长的动机就是晋升以及官职。中国各级政府从来没有像流行的说法那样，以GDP为中心考核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并以此为主要依据进行提拔，在领导干部的晋升考核内容中根本没有经济增速这一条；但这并不等于偏好增长的上一级政府不会对下一级政府在工作中提出加快经济增长的要求，尤其是地方政府会要求下级政府加快招商引资、加快上大项目、加快增加财政收入等。虽然领导干部知道干部提拔主要不是取决于平级干部之间的经济增长竞赛，主要领导干部提拔与经济增长政绩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认为，经济增长成绩与干部的提拔晋升、卸职年龄、闲职和要职的安排、清水衙门和有油水岗位的配备有时可能有联系。干部提拔考核的清晰条文与上级提拔决策的模糊依据会有很大的差别，在基本条件具备时，总体印象和某些拿不到桌面上的不严谨的东西实际上很重要，比如资历、上下级个人间的历史联系和现实关系、想象的或实际的派系、社会关系、年龄、执行上级指示的坚决性、沉稳性以及“实绩”和“维持局面的能力”等。而“实绩”往往需要一些实例和数字加以支撑，一个人办成了什么事、搞成了什么项目等有助于“有能力”印象的形成。在经济上“有所作为”是给上级造成工作努力、有能力、对上级领导的工作有贡献等良好印象的必要途径。一个县长即使搞了一个对社会弊大于利的项目，但如果给本地区增加了“成绩”，也会使上级主要领导视为“有能力”而得到推荐。在竞争者之间，有时条件综合起来不相上下，但经济“实绩”(不限于GDP)不同，该地区主要领导被提拔、不被提拔甚至被冷落就多了一个理由。经济“实绩”至少可以使得政府工作报告、党代会工作报告、述职报告和年终总结有话可说。主要领导干部以片面追求增长来显示政绩，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干部选拔方法促成的。 当然，增长的动机是复杂的。经验和理论告诉我们，自我实现或成就感、自我表现或好大喜功、主观意志和权力发挥、为地方办好事和改善民生等正确的或有偏差的“事业心”，都会推动一些领导干部努力加快经济增长，把自己偏爱的项目和政策付诸实施。有的项目虽然从局部看起来是合理的，但由于数量过多而导致社会经济总规模超越市场需求和生态的许可。 2.非均衡的财政体制与不规范的财力使用办法 只有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才会没有经济增长的财政激励。只要实行“分灶吃饭”，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也存在明显的经济增长的财政动机，或樊纲所说的地方政府间的“兄弟竞争”。财政包干是较高强度的“分灶吃饭”，地方政府自然更重视财政收入“开源”。分税制的一个基本内容是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其目的是调节财政，实现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和中央政府的调控意图。但我国的分税制是半截子分税制，照顾既得利益，转移支付不足，越到基层越困难，有些财政资金匮乏的地区在长达10年之中上级连工资都不保，在中央保工资之后还有很多地区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当然更大，某些竭泽而渔的开发项目与此有一定关系。非均衡的财政体制必然形成增长的财政激励，对本地干部而言，更是如此。 虽然有时财政激励甚至比GDP激励还要大，但财政激励的内在动力并非都是为了增加地方利益，缓解财政压力。领导干部们清楚，如果没有好的机遇，拼十年八年财力都不一定有很大的改观。应付财政压力的“有效”手段，一是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争资金、求资金，二是压缩民生开支，三是借债和欠账。至于非分权非压力的一般财政激励，如果地方财力的增加与领导自身的直接利益没有关系，地方主要领导通过抓增长来谋财力的动力也就没有现在这么大。 激励地方领导开辟财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不规范的财力分配给领导带来的利益空间。我国财力分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领导决断，而且主要领导的决断权特别大。资金使用没有真正的集体表决，没有人大对每个开支项目及其金额的逐项审核，对下拨款没有严密的规则，对个人利益的获得也缺乏严密的制约，于是，对于存在自利性的财力决策者来说，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使得财政支出的个人效用最大化，而财力越雄厚，尤其是增量财力越多，个人效用就越大。例如，虽然财力匮乏不妨碍奢侈的“三公消费”，但财力比较充裕则可使职务腐败消费更便利、更上层次。财力充裕了，不仅自己的收入可以提高，还可以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尤其是回扣工程，盖豪华办公楼、置办豪华办公室设备、建赏心悦目的豪华广场，向上级和有权力的部门行贿，手握资金让下级来求自己，等等，不一而足。 3.不严密的预防腐败制度与经济增长中的腐败机会 在中国，老百姓很了解投资过度与腐败的直接关系，而学术界虽然研究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很少会把回扣类腐败视为经济增长过快的重要动力，显示出这方面数学计量研究的局限性。虽然案发的建设项目腐败是全部腐败的一小部分，但在腐败案件中，有关书记、市长、县长等通过帮助亲属和其他开发商承揽工程、协调施工环境、推进施工进度、保证资金拨付等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积攒钱财的报道并不少见。除了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房地产开发中主要官员腐败获利也很容易，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和划拨、拆迁安置、土地补偿、工程发包、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规划、工程监管、验收、工程款支付及贷款等诸多环节，都离不开有关部门的审批，开发商除了对每个环节“打点”，更容易通过主要领导“打招呼”而顺利过关。不仅如此，几十年来，大量国有单位搞基本建设的劲头都几近疯狂，往往第一动力就是回扣。 招商引资中的腐败机会也很多。很多时候对于企业的优惠政策都是随机商议，由领导和企业具体谈，或等待领导拍板。协议规定企业按照生产规模上缴多少利税后在一定年限内进行税收返还，但往往会通过主要领导让税收提前返还或者在未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返还。政府规定圈而不建的土地两年后应该收回，按照一定的投资强度进行投资之后再发土地证，但是都不一定执行。由于在招商中都是许多主要领导亲自抓项目抓进程，形成许多权力寻租空间，领导因之愿意竭尽全力大搞招商引资。很多官员引进外资的持续而巨大的热情也都有着强烈的利己动机，据称，中国市场有一个重要的潜规则——“10％法则”，即项目回扣占总业务额的10％。此外，已有企业的扩大投资同样存在类似的机会。有了物质利益，至少是建立了雄厚的人脉关系，即使没有官职考虑，没有财政激励，没有事业心，主要领导干部抓项目也会“干劲十足”。 4.非民主的经济决策机制与地方官员的自利机会 以上三种官员自利机制，都以非民主的经济决策机制为前提。非民主的经济决策机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晋升缺乏民主性。对主要领导的民意测验，是由其直辖干部打分，并不征求普通群众意见。主要领导只要维护好下属干部，就可以让自己的“群众意见”过得去；即使下属干部也不满意，他们也愿意打高分让其高升离开本地。对扭曲性增长最不满意的是群众，但群众对干部不仅没有罢免权，也不能影响其晋升；有投票权的代表也没有差额选择权。而扭曲性增长还会为决定官员命运的上级领导增添“政绩”。 二是经济发展规划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决策缺乏民主性。一个耗费数百万、数亿、数百亿甚至更大规模的项目，一个造城运动，往往取决于一个长官的意志。一项重要的促增长举措，人大还没讨论，政府首长就已经当作正式的决定开始实施了，人大好像是被市长们所领导。由于“一把手”可以影响副职的前程和权力，副职通常都是随声附和；一般公众更无机会加以制约。 三是财政开支决策缺乏民主性。编制财政支出预算时事先缺乏公开的和充分的讨论，在每年一次的人代会上，人大代表缺乏充分的时间对预算草案进行认真研究；即使给代表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相关材料对大多数代表来说也晦涩难懂；即使代表看得懂材料，那些以下级官员为主体的、实质上是由领导选拔的、开会时由政府首长以组织名义控制的人大代表，在预算和决算表决时也倾向于站在政府官员一边。预算编制后，支出经常按长官的意志随意调整，随意增加。政府财政开支的效益、效率、合理性、合规性，都缺乏有效的评价考核与监督。 四是反腐败缺乏民主性。群众对有腐败行为的政府部门和较大单位的领导干部没有投出评议票和选票的机会，对有腐败嫌疑的项目没有事先讨论的机会。没有民意调查反映他们的意见，更谈不到否决。对于腐败性财政开支项目和不合理的财政开支结构，村民和市民更无权力制止和纠正。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是民主，遏制不合理增长行为的根本途径也是民主。没有有效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选举、民主罢免和民主纠察，领导干部就无需对民众负责，一些人便罔顾公共利益、民众诉求和可持续发展，为了寻求个人任内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经济决策，从而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反腐败制度建设滞后，民主管理的缺位导致公有制度不完善，这是增长主义的关键性机制原因。标签：经济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地方领导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