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小学教育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礼仪之邦，教育自古就有崇高的地位；党中央非常重视教育，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放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但在我们这块富有尊师重教光荣传统的土地上，不重视教育，甚至亵渎教育的现象却比比皆是。有位县委书记，没上任时他把教育喊得震天响，可上任一年来，却没去过一次学校。爱人对他说：“中学人心浮动，老师们想找你谈谈。”他却说：“中学垮了，顶多不出几个大学生，而工厂呢，农村呢，上面要产值，上不去怎么办？”有个村宁可花几万元盖戏台，而教室，梁歪椽折，冬不挡风，夏不蔽雨，学生常年受风雨之苦。但他们总觉得，后者不能说不重要，但前者更重要。有的人爱子如命，为了孩子，他能掏出自己的心肝，但当村里有人提议集资为教师添置几件办公用品以使教师更好地教他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时，他却极力反对：“集啥资，钱要留给孩子娶媳妇。”他也听过古训“书中自有颜如玉”，但他说，那是人家的事，咱坟里没埋那个鬼。类似这样的事情，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谴责，但在谴责之余，教育也需反思一下，历来受人敬重的教育为什么降低到不被人重视的地位。
157名学生，退学自流的剩下43人，何也？一位家长的回答是：“上学划不来，不合算！”
一所乡办初中，校舍不错，整整齐齐的26孔窑洞；桌凳不算太新，但缺胳膊少腿的极少；师资也可以，12名教师，3人专科毕业，6人中师毕业。但翻开学生的花名册，原招的157名学生，现在除去退学、自流的仅剩下43人。
翻过一座山，我们找到了刚刚退学现正跟他爹做木匠活的薛二狗。二狗今年16岁，黑眼珠骨碌骨碌转着，很聪明。我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努了努嘴，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对我说：“我爹让我学木匠。”我们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便与眼前正用斧头砍木头的50开外的二狗他爹谈开了。
薛木匠说：“我不让孩子上学不是我不爱文化，我家祖祖辈辈是受苦人，过去很羡慕读书人。我听我爹说，他18岁去当兵，爷爷为给爹捎去一封信，拿上大洋跑几里路去求人家，谁知这人的文化也不高，扭怩了半天，还把信封写错，我爹还是没收到。爷爷临死时还告诉我奶奶，只要孩子们有出息，就是卖了地也要他们读几天书。爷爷的话，我爹和我奶奶都记着，但那年月，还没等我到上学年龄，我家的地就卖光了，我没钱上学，也就成了睁眼瞎。解放后，村里办民校，我爹第一个给我报了名，我也用功，一年就识字1000多。”
说到这里，薛木匠将斧头狠劲朝木头一砍，像是对我们，也像对自己说：“现在一切都变了。那时候，村里没文化，我识了1000多个字，一下子变成大秀才，平时很多人找我写信，过年家家户户找我写对联。字本写得不好，但人们一个劲地夸‘写得好、写得好’。现在文化不值钱了。”
“图啥？图有知识、上中专、上大学！”我们故意激他。
不料，薛木匠把斧头一撂，恼怒了：“上大学？村里办学几十年，哪一个考上了？上高中的倒不少，但不合算，远不如学点手艺好。”接着他掰着指头算开了。
“初中三年，毕业后大部分回村种地，少部分到县城高中上学。高中又是三年，毕业后极少数上大学，绝大多数回农村。回农村也可以，问题是，孩子们回来后，论体力，不如从小在地里受惯的；论本事，高不来，低不就，除与父母生气外，什么都不会。书不能说白念了，但远不如早点学手艺好，论文化，确实不如城镇里的，但写信、写对联还凑合；论本事，三年下来，木活、泥活全把手，一天少说也挣十五、六块，你说是上中学好，还是不上好？”
“有了文化，学手艺会更快些！”我们解释道。
“更快些，也可能吧！但弄不好，也可能就成了张秀才！”
张秀才何许人也？村委会主任告诉我们，是邻村一位屡考不中，浪迹天涯的高中生。
费了好大劲，我总算找到了刚从外地回来的“张秀才”。他，骨瘦如柴，鼻梁上的眼镜一圈一圈的，足有1000多度。他上身穿一件西服，脚上却穿一双露着趾头的解放牌球鞋。
他今年29岁，20岁高中毕业后，连续几次考大学，最后在自己也认为没有一线希望的情况下退出高考队伍。他说不是学习不好，是命不好，因为每年考大学，心就发慌，一发慌，许多知识就忘得一干二净。他非常相信命，在他第六年高考不中时，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他，他大器晚成，在经历各种磨难后一定会有贵人扶持他。因此当他高考落第到一个小山庄教书时，仅教了半年就不教了，原因是学校尽是学生，根本见不到贵人。他认为，贵人一定是干部。左找右找，历时一年多，贵人没有遇见，身体却每况愈下，精神恍惚，四肢无力，无奈又返回老家。他说：“您是记者，见多识广，结交的尽是达官贵人，求求您，扶我一把吧！”说着，深深的镜片下滚出了豆大的热泪。
他确实太可怜了。怪不得薛木匠不让二狗读书，原来他怕二狗变成张秀才，尽管张秀才是众多的高中生中的极少数极少数！
聪明伶俐的恩元，梦想有一天出人头地，但无情的现实让他落空了。我们的教育有没有责任？
“恩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事”。一位在恩元村教了二十二年书的老教师对我们说。
“小时候，恩元聪明极了。那时是复式班，二、三、四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给四年级上算术课，老师讲了好几遍学生还是听不懂，三年级的恩元却听懂了，并利利索索地算出来。老师们都说恩元是这村里的好苗，将来不当个县长，也当个工程师。
初三时，学校分了班，他被分配到只有30名学生的重点班。在重点班，他又被列为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政治六科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也狠劲学，星期天不回家，奶奶去世时他也没有请一天假。身体熬瘦了，眼睛近视了，但学习确实上去了。他上了全县最好的县城一中，学习虽不再是班上的尖子，但老师说，如果努力，考大学没问题。他被编到仅次于重点班的希望班，他两眼盯着“希望”冲刺，第一年却以5分之差落第了。
可能是有舐犊之情吧，老教师的语调由亢奋变为悲伤，他给我们详细讲述了恩元接到分数通知单后的痛苦心情。
“发成绩单的第二天，我去恩元家，全家人都在吃饭，唯有他却裹着被子睡觉。他妈见我来急忙把我拉到院子里泪流满面地对我说：‘恩元一天不吃饭，谁说也不顶事，你是他的老师，劝劝他吧！’劝！这是老师的责任。但怎么个劝法？我考虑他爱面子，好强，决定用激将法。我一进门，猛地把被子一拉，大骂道：‘我还一直说你有出息，原来也是个孬种！差5分就不起来，不起来就能上学？你有本事起来去奋斗，11年能考400多分，一年就增加不了四、五分！’我这一手还真灵。恩元像一头狮子，一骨碌爬起来，两眼瞪得核桃大，直直地盯着我。我走了，听说他吃了饭下午就开始学习了。随后，县一中办补习班，学校又给他发来通知书让他去补习。谁知这孩子一年不如一年，补了5年学，连个中专也没考上，还学了一身高不来低不就的坏毛病。”
有人说：“是学校害了恩元！老师们的好心逼恩元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试想：
1.假如老师不说恩元是棵好苗，将来不当县长也要当工程师，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一颗很容易与贪心共鸣的出人头地的种子呢？
2.假如中学时取消重点班，六科教师也不要把他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使他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一定是块上大学的料而心里有千斤压力呢？
3.假如他考大学失败后，老师不再逼他考，学校也不再一年一年地办补习班而是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在农村生根、开花、寻找用武之地呢？
通过独木桥进入高等学府的天之骄子，许多人染上贪图享受，自视高人一等的坏毛病
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仅有的那么一点点的幸运者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访问了一所师范学校。
我们去的时候正值中午，主人热情好客，立即把我们引进一座刚刚落成的学生餐厅里就餐。不料，在我们脚下以及周围乳白色的餐桌下，雪白的馒头，大堆的米饭，一摊一摊的菜肴到处都是。我们见过无数的餐厅，见过无数的人在餐厅里就餐，但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集中的地方把这么多的饭菜抛撒在餐桌上，倒在地板上。我再也无心就餐了，异常难受地离开餐厅。
在学校团委会召开的农村籍大学生座谈会上，我们把看到的一切非常尖锐地摆在十几位共青团员的面前，大家默不作声，一位同学把他在假期搞的一份调查报告递给我们。
——在被调查的20名学生中，人均每月的消费额是他们家庭人均收入的5.18倍
——在每月×××元的消费中，伙食费占61%，书报费占5.4%，烟酒钱占28%，其余占5.6%，大部分同学说，一没买衣服，二很少买学习用具，钱不知花到哪儿去了。
——一位女同学，她爸爸承包20亩土地，她却用170元买了一瓶高级香水。
——一位男同学，父亲去世靠哥哥姐姐资助上学，一月抽烟竟花去70元。
有的学生认为，一个人在外，开支高于家里人的平均收入是正常的。抽烟喝酒是个人的嗜好，对交际有好处。
由此可见，贪图享受、虚荣心强、自以为高人一等已成为这些学生的通病。团委书记说，这一通病在毕业分配时表现得特别突出。
有位来自山区的学生，他父母年纪大了，均过花甲之年，且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毕业分配县里也有指标，按说他应该回县工作。但他硬要到太原市。他先是送礼，从家里带来土特产，凡与分配有关的人都送，遭到了正派人的拒绝。反又造谣，说班主任对他有意见，分配时刁难他，他将以死相拼，学校又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万般无奈，他带着毕业证到边疆去了。问他为什么要到边疆，他说：“我一上学乡亲们就说我要远走高飞，几年后又回去，让我如何见人！”
据说，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上大学就不愿回农村者在大学生中竟占90%。
我们一直认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他们有抱负，决心兴利除弊，振兴中华；他们有思想，欣逢开放时代，接触了中外各种学术流派，在比较鉴别中充实了自己的头脑。但正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珍珠有时也会沾灰染尘一样，他们也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又是怎样形成的呢？难道一心想把他们扶上象牙宝塔的中小学教育就没有责任！
教育不能为绝大多数升不了学的农家子弟开辟生财之道，光荣神圣的教育在许多农民眼中就变得可有可无
正像恩元变为张秀才一样，教育对他们没什么帮助。这又导致了教育的悲剧。
中年农民王君，文革后第一届高中毕业生。1980年以前，他家穷到顶，因他家所在的那个村，除枣树外什么也不长，而那时，枣树是“纲”外之物，被砍了90%。1980年以后，地承包了，枣值钱了，他全家5口栽了20亩枣树，按说他该发财了吧，但他说，没有，人均收入才570多元。我们不相信，他告诉我们：一是枣树小，没结多少枣，二是虫灾厉害，没办法。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治虫，他反问我们惹何治。唉！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竟不知如何对付枣粘虫！
青年农民樊君，1979年高中毕业，先在村里劳动，后托人到乡镇煤矿做工。和他一起挖煤的15名矿工中，只有他一个高中生。但5年过去了，他还和他刚到煤矿时一样每天用平车拉煤。我们问他：“能不能小打小闹改造一下采煤设备？他两手一摊：“改造？怎么改造？一把锹、一辆平车、一把镐头，设备简陋得不能再减少。再者，真有机器设备我也不敢动，还不如安心在井下挖煤好。”他说得也是实情：简陋的设备制约了知识力量的发挥。但我们想：就是用镐头挖煤也有个蛮干与科学的问题，对此，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又有几人能够作出回答！
青年农民刘君，1982年高中一毕业就回乡劳动。那年冬，村里搞承包，他物理学得不错，也懂一点机械方面的原理，但他不敢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拖拉机手竞争，人家一承包，一打“马达”拖拉机就能开回家。他呢，要拖拉机走一步，也得雇个拖拉机手。他也学过生物，为得高分还下过一番苦功，但他不敢承包果园，原因是他不懂果树栽培技术。没办法，他承包了15亩土地。现在他是5口之家的主人，碰到好年景一年收入两千元，老婆孩子有饭吃；碰到灾年，还得靠救济。他说，他有文化，但功亏一篑了。如再有点实用技术，文化就有用武之地了。
与刘君比，杨君倒幸运些。他家位于酒乡，去年高中一毕业就进了酒厂。工资很高，一月300多元，但他诉苦说：“我有文化，但在酿酒方面，我与文盲一样。”他怨恨学校：“每年近百人毕业，除五、六人上大学外，绝大多数进酒厂，学校为什么不为我们想想，开一门酿酒课。”
象王、樊、刘、杨四君者，在我接触的200多名高、初中生中竟占76%。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也对教育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
镇党委书记权××，省委党校毕业。本人争强好胜，立志要改变全镇的落后面貌，但翻开他的驱穷致富计划时，有如何如何办工厂，有如何如何栽果树，有如何如何发展专业户……唯独没有办教育。他的理论是，驱穷致富要发展生产，教育与发展生产关系不大，应列入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
工厂厂长李××，工大毕业。他常强调，搞工厂首先要看效益。为了效益，他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为了效益，他精打细算，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当县教育局要他搞成人教育时，他说，顾不上。在他看来，教育与效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教师武××，本地有名的语文教师。不少学生高考时，问他报考什么学校。他说：“我至少为500名学生参谋过，但没动员过一人考师范。原因是我教了大半辈子书，人们也抬举我，选我当模范，但我越来越感到，成天在四垛墙内，实在没意思。”
靠学校起家而鄙视教育者也不是少数，有人推算说，这在得益者中起码也占80%。
是这些人没有良心吗？不！我们听一个干部讲过这样一个人的两件事。
有位县委书记，从1959年中师毕业到现在30多年中，每年春节时总要带上礼物去看他的中学老师。1966年，他和已成为校长的老师同被打成小走资派，成天游斗，但他忘不了他的老师，几次托人给老师捎信，要老师顶住，会有光明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尊师重教的模范，但在他当县委书记的3年中，却很少过问过教育。
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教育仅仅是长远的事？难道它除能培养几个大学生外，对农村提高产量，对工厂提高效益，对地方振兴经济，一句话，对人们发财致富就无能为力？一位教育专家果断地对我们说：“不，不是！”
一所不起眼的学校，却走出了一条教育富民的康庄大道，向人们昭示了教育和经济结合后的巨大威力
在吕梁山上，我们见到一所全新的学校：村里支持，群众满意，学生各得其所，有的以优良的成绩考入高一级学校，有的以一技之长回村务农。这所学校就是方山县圪杈嘴小学。
圪杈嘴村位于吕梁山的腹部，全村36户人家，有35户散居在相距十五六里的山梁上。据统计，从解放初到1962年，全村共吃国家救济粮、款15万斤、3万多元。穷，再加上交通闭塞，使这个村的教育事业异常艰难。1959年才建起一所小学，但3年换了3位教师。1962年，22岁的李健来这里当民办教师。李健倒是个热血青年，但当他随老支书陈有良的脚步走进学校时，浑身的热劲一下就全没了。这哪是一座学校？整个院子除一孔破土窑外就是一个光棍老汉的家；再看那个家，炕上半条破席，灶上放一口锅，半腰间还开个窟窿用棉花塞着。老陈红着脸说：“李老师，就在这里安身上课吧！日后咱再盖新的。”李老师哭笑不得，只好把行李卷放到那半块炕席上。
李老师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也想走，是老支书陈有良把他吸引住了。当天晚上，老陈提着七个鸡蛋和一卷行李来到学校，一进门就说：“李老师，我知道你人生地不熟的闷得慌，我来陪你睡。鸡蛋你吃了，咱这里穷，没什么好东西，但大人小孩都盼望有个好教师，日后你有什么用的，尽管说，只要我家里有一定满足你。”
李健被老支书的一腔真情感情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挨门挨户去动员学生。有些家长说，学校远，早晚有狼，孩子不敢走。李健拍着胸脯说：“你放心，我早晨把孩子接到学校，晚上把孩子送回家里。”家长们服了，没过五天全村21名学龄儿童就坐在光棍老汉的土炕上开始上课了。
如果就此下去，圪杈嘴小学也可能和众多的中小学校一样只是教学生写写算算了，可贵的是，李老师头脑里又有了新想法：
村里穷，每个工5分钱，能不能勤工俭学使学生只上学不花钱？
栽果树有利，但村里没有栽果树的习惯，能不能建个小林场小果园让村里人看看？
村里缺文化，全村没一个小学毕业生，能不能办个夜校，白天教学生，晚上教家长？
在老支书的支持下，李老师的想法慢慢变成了现实：
勤工俭学搞起来了：打树籽，采药材，挖窑洞。3年后的1965年，学校搬进了新窑洞，经费自给，学生全部免费上学。
小林场小果园搞起来了：40亩杨树林、20亩苹果园。5年后，苹果开始挂果；10年后，红艳艳的苹果压满枝头。村里人羡慕了，家家栽果树。如今，学校有果园50亩，木材树14万株，全村有果园近百亩，木材树40万株。
夜校办起来了：先扫盲，后学实用技术。现在全村没有一个文盲。50多个劳动力，有30多人应聘到外地传授果树栽培、嫁接技术。
学生每星期上两节农业技术课，课余还经常到农场参加劳动，但文化课成绩却意想不到的高：镇里统考，连续10年名列前茅；全村147口人，先后培养出了1名博士生，8名大学生，7名中专生，15名高中生和60多名初中生
文化翻身带来经济翻身，学校也变了：前年用林场收入的4000多元盖了4个砖木结构的大教室，并粉刷一新，成为周围百里最漂亮的校舍。
我们问李老师：“这些点子您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乡亲要我来这里教书，我不能让他们失望：一、我有两只手，又有二三十名学生，不能老躺着让乡亲们养活。二、我是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应想办法为乡亲们驱穷致富想点门路。三、乡亲们爱文化，但他们的子弟日后靠笔杆子吃饭的毕竟是少数，这就促使我在教文化课的同时也教他们一些实用技术，使今后在农村务农的学生生在农村，爱上农村，有本领建设农村。”
多么朴素的语言！但却道出了农村教育只有走出象牙之塔，面向实际、面向大多数才实用、才受人欢迎的大道理。
可惜，圪杈嘴这样的学校太少了，而绝大多数学校，尽管校园里也张贴、书写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标语，但就是不在结合上想办法，而一味追求绝大多数人经过努力却不可能上的大学、中专，致使教育年复一年，一直在自己不可企盼的目标线上奔波，而忘记了时代交给它的另一项任务。
教育要从死胡同走出来，除有李健等一大批教师的大胆探索外，还必须勇于改革，整体创新
早在1985年，一位山区教育专家就说农村教育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再不回头，就有被群众抛弃的危险。此后的实践证明：他的话是对的。
但教育要走出象牙之塔，横在它面前的困难也太多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与单一的纵向教育体制互相交织着，形成巨大的离心力，死死拖着它的后腿。本来，读书做官的观念在我国就根深蒂固，而现行的教育体制实行的又是“小学——中学——大学——国家干部”单一的纵向逐级淘汰制度，淘汰的标准虽由多方面因素构成，但硬性的看得见的却只有文化课的成绩，这就驱使一些学校和学生为了出仕和取仕抛弃一切，单单在文化课上下功夫。因此要改变目前农村教育的不适应状况，最根本的是要在体制上动大手术，诸如改变投资方向，拿出比现在投资比例大得多的投资办职业教育；改革高教完全由国家包下来的投资体制，试行自费学习和有偿委托培养制；打通职业学校优秀毕业生通向国家企事业单位的渠道，在保证不造成新的铁饭碗的前提下，使他们与大中专毕业生有平等竞争的机会；改革招生办法，适当增加一些实践知识、操作能力的测试等。
单一的脱离实际的教材与单纯的文化知识型的教师制约着农村教育由单纯的文化课教育向普教、职教互相渗透的方向发展。现行的教材知识系统，好处甚多，但全国960万平方公里，不管农村、城市、山区、平原一律使用它，地方特色和针对性就没有了。加之多年来师范也一直仅从事文化课教学，学生毕业当教师后除教书本知识外，实践能力，操作能力极差，致使一些学校要上几节实用技术课，左找右找最后以找不到教师而作罢。因此，要改革农村教育，有必要在教材和师范教育方面作些改革，比如文化课教材尽可能联系实际；以经济区域为单位编一些实用技术教材；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战略，重新确定师范学校的课程；从党政事业单位抽调一批技术干部充实教师队伍，以改变目前教师队伍单一的文化知识型结构等。
拮据的办学经费和有限的办学场地限制了教育的自我改造。目前的初高中学校，有80%精打细算后还过不了日子，他们中的一些学校也认识到办农场、办工厂既能增加学校收入，又使学生有实习基地，但就是苦于没有开办费和场地而只好把自己的美好想法永远地埋藏在心底。我们想，国家不是用大量的贷款扶植专业户吗？有些领导干部不是为了扶植专业户亲自出马要有关单位提供场地吗？为什么不能拨一笔钱，划几亩地资助一下学校呢？要知道，教育是经济的先导、技术教育是经济腾飞的翅膀；今天的教育是明天的科技，后天的工农业；农村经济的振兴，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农村后备军的整体素质！
教育在呻吟，但这是婴儿将降临时母亲兴奋的阵痛之声。这声音向人们昭示：教育要走出象牙之塔，除有李健等一大批教师的大胆探索外，还必须勇于改革，整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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