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批评写作的虚拟化迷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3)03-0032-0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写作的新潮文体在新的体验的前提下应运而生。此类文体的摇篮主要是具有大众传播效应的文艺杂志而非专业的学术期刊。不知是因为这种生态背景还是主观的预谋，或者兼而有之，在篇幅上，它呈现出十分克制得体的框架形态，一气呵成的阅读成为其文字的容量尺度；在言语表达上，它洋溢出近乎狂热的修辞癖好，借助译述资源而引进的新名词术语包括新典故成为时髦的装饰，从而营造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采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作为主语的判断方式则进一步强化了写作的个性体验；在观念上，同样是借助译述资源而张扬出差异性、反叛性的阐述立场……诸此种种，成就了一种新批评、新学术风格的形式，包括写作者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批评家或学者的身份认同。时至今日，这种写作已不再局限于文艺杂志而普遍地充斥于专业学术期刊，且以大篇幅专著形态宣告其地位的巩固。
必须承认，至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文艺批评写作方式已不可能产生新的感知，也很难激发新的表达愉悦。因此，正如计算机问世不仅表明工具的改善、运算与交流的速率神话般提升，也昭示着人类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并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当代文艺批评写作方式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比的意义，甚至联想当年的白话文运动也未必太过分。但问题在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如果过分陶醉于工具的革命而忽略了工具的使命就可能导致始料未及、本末倒置的异化。在我看来，当下的文艺批评写作误区正在于此。这便是我称之为批评写作的虚拟化迷失。
所谓虚拟化迷失，就是用不真实的东西去替代真实的东西却依然维持着真实的假象，从而使我们的真实需要出现缺席。就文艺批评写作而言，我认为其真实存在的理由就是作用于文艺的发展与完善，亦如医学是因为患病者的健康需要，教育学是因为受教育者的培养需要而存在一样。所以，文艺批评写作是一种实证性很强的学术行为，而不是以精神超越为特征的智慧神话，它应该关注现实文艺问题的厘清或解决，并尽可能推动文艺的进步与拓展。遗憾的是，当下的文艺批评写作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的文艺的这种真实关系，大量的批评文本实际上渗透着一个相反的逻辑：批评对文艺素材（问题）的剖析不是为了最终惠及被观照的文艺对象，而是为了支撑某种学理命题或学理框架的自身的建构。亦如武器实验——弹靶的摧毁只是验证武器的威力并不在乎真正地消灭敌对的目标。特别是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写作却在表面上依然维持着一种确乎在解决真实问题的假象，诱惑人们将实验误解为实战，满怀期盼地展望着学术的凯旋，实际上文艺批评写作却依然故我自生自灭，也就是说，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拟化的游戏。
只要面对就不难发现，当下文艺批评写作尽管异彩纷呈众语喧哗，却共享着同一个聚焦性的主题——文艺可能是什么。随之便出现了眼花缭乱的解释：文艺是意识形态、是力比多的升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是系统、是结构、是信息、是文本、是符号、是惯例、是文化、是霸权……不一而足。总之，在当下的批评写作中，文艺主要是一个被解释的对象，更确切地说是用以证明解释的对象。解释成为了批评写作的主要兴趣与功能所在。诚然，解释是必要的，作为局部的分工，某些作者只对解释发生兴趣也无可厚非，但就一个学术系统而言，解释只是前提而不是终点，就目的而言，学术不是为解释而是为解决存在的。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鲁迅也说，要我们保护文化，必须文化首先保护我们。我以为这实际是精辟揭示了两种学术立场的差异。具体言之，一种属于经院性的学术，它满足于解释，强调的是逻辑的合理性，炫耀的是学术的智慧含量，维护的是学术本身的建构。另一种是实践性的学术，它要求解释具有实践的力量，必须能够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发挥作用从而取得自身的合法性证明。显然，富有公决性的选择应该是后者。在世纪之交具有全球影响的评选活动中，马克思与爱因斯坦被选为千年伟人的事实可以提供佐证：此二人不仅解释了世界，也通过自己的理论改变了世界。
解释之所以不能成为学术的终点，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人类的认识具有某种合成性。即如苏东坡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亦即对某个认知对象的解释可以因为主体视角的差异而无限丰富。再者，由于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与互相渗透，任何客体都是多属性的存在，如恩格斯说：“辩证法不知道有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35页。）所以任何解释都取决于具体的认知角度与特定的对象属性之间的合成关系。例如鲁迅，他可以是文学家，可以是大学教授，可以是肺结核患者，可以是不幸婚姻的受害人，甚至可以是一种结构，一种话语，一个符号，一个神话等等，总之，一切取决于你从什么视角选择对象的何种属性来构成解释，并且任何解释都可能具有特定条件下的真实性。不过对于鲁迅本人，并非所有这些解释对他都具有意义，就他自我的生命超越需要而言，只能说某些有限的解释是本质性的，是具有解决性的。可见，如果学术只强调解释而忽略解释对被解释对象的解决性意义，就等于阉割了学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也就游戏化、虚拟化了。
进入实际情况可能认识会更清晰。在当下写作对文艺几乎是无限性的解释中，写作固然在自圆其说的意义上完成了学术，但是，文艺对象却在解释的无限性中被解构了。通俗地说，文艺什么都是，因此也就什么都不是。这当然首先导致文艺的无所适从——如果我们还承认理论的指导性的话。例如，文艺该去实现自身的文化定位还是该实现自身的力比多升华目标？或者，文艺应该成为更典范的结构形态还是符号系统呢？不难想见，在无限的解释中，是不可能对文艺提供运作性建议的。所以，当下的文艺批评写作普遍回避“文艺该怎么办”的问题，仅仅把文艺研究局限于解释也就毫不奇怪了。其次，对于文艺批评写作本身，无限的解释也意味着学科属性的消失。这一方面是由于当下的整体性的文艺批评写作实际把文艺对象彻底解构了，使文艺成为什么都是因而也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文艺批评写作也就等于没有完成任何解释。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解释对象的确定性的消失，当下的文艺批评写作实际上成为没有任何稳定性学科归属的写作，它可以是文化学研究，也可以是语言学研究，也可以是政治学研究，等等。总之是一个十分暧昧的形象。这种情形不禁使人联想游走江湖包医百病的郎中。
此种尴尬局面，不少学者也看到了。美国学者米勒便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注：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尽管他得出这种结论是基于另外的理由，却表明文艺研究的文艺性消失是一种具有公认性的现实。米勒认为，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学本身消失前提下的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而我没有那么悲观，在我看来，文艺是否会消失，这是一个可以暂且悬置的问题，我们应该讨论在文艺存在的条件下文艺研究的姿态问题。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了。我认为文艺是人类在一定的目的追求下的产物，因此文艺的目的性就构成文艺的本质属性且成为文艺性的标准。至于怎样确定这种目的性显然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文艺作品的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一种稳定性的契约关系，换言之，作者与读者共同走进文艺活动中的主要动机就是文艺的目的性所在，文艺正是因此而实现并赓续的，并且，这一点也是有某种客观尺度而不能任意解释的。我想，如果文艺批评写作能够就此达成共识，那么“文艺是什么”的问题也就不难解答与统一，“文艺该怎么办”的问题也必然会得到相应的推进与深化，文艺批评写作也就能够摆脱无限解释的痴迷而获得学科的确定性与真实性，走出虚拟化的误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艺整体发生了分化性的时代变迁，其一是文艺投入市场的怀抱成为商品，此外便是传统意义的文艺走向边缘，落得“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境地。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当然主要是政治、经济还有人心的变迁。老实说，我对此并无幻灭的感受反而认为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不过却在当下诸多的文艺批评写作中感触到一种李后主的心绪。假设在这个失落的前提下讨论问题，那么，我的意见便是：这种尴尬的文艺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文艺批评写作的虚拟化关联。如果当下的文艺批评写作能够更多地具有实践的力量，而不是空谈论道，文艺的失落感大概也不会如此强烈。回忆新时期中国文艺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它确曾在相应的学术写作中吸取了某种新体验的方式从而取得了超越性的美学进步，但另一方面，随着文艺批评写作的虚拟化倾向日益彰显，文艺就逐渐与学术写作脱离了同谋关系而自谋前路。也许这种关系的变革也微妙地佐证着笔者的意见。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当下的诸多文艺批评写作目睹着所谓纯文艺边缘化现状发出了叹息之声却并无真正的切肤之痛。说白了，这种叹息不过是学术表达所需要的一种修辞效果而已，也就是说，文艺不幸学者幸——边缘化的文艺现状再一次为满足于解释的批评写作提供了新的素材资源，又一次成为某种世纪末颓废风情的命题设计中的角色原型。总之，写作者需要的是学术表达的悲剧效果，而不是改变悲剧主人公的命运。当下的文艺新动向更加激发了虚拟化写作的热情而不是反省意识的浮现。
进一步追问就不难发现，近二十年来，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写作就一直表现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学科建设的新理念：文艺学应该拥有独立的自足的价值，尤其是要警惕成为创作的附庸，文艺批评写作应该谋求加入到国际性学术话语的游戏世界而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虚拟化的学术写作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细细推敲，这种学科建设的思路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文艺学自身的价值认同才是文艺学科存在的目的所在，文艺批评写作的一切举动都要围绕这种价值认同展开。第二，为了自身的价值认同，文艺学不应该再对其论述的文艺对象负有呵护的责任，反而应该视后者为完成学术本身的一种手段。打个通俗的比喻就是，医学不再对病人负责，相反，病人只是医学实验中的白鼠。第三，当下中国的文艺批评写作，整体而言是在国际性的学术话语世界之外的，这种状况也是不能获得所期待的价值认同的。所以，中国的文艺学研究命题应该以国际化的学术兴趣为依据，包括话语形态也要采用国际化的表达惯例。这就等于说，这个国际文化俱乐部喜欢吃牛排，我们就不能吃饺子，流行说英语，我们就不能说汉语。总之，这种学科建设的思路就是：交出话语责任与话语主权，获得身份认同。显然，这不仅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选择，也是一个以牺牲文艺学学术生命为代价的选择。在我看来，中国文艺批评写作的生命恰恰在于始终拥有自主权并与本土文艺命运具有密切的亲和性。
当然，要坚守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作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时时面对强势文化的霸权压力，产生一种“生活在别处”的心绪是十分正常的。必须看到，这种“生活在别处”的焦虑与憧憬长期困扰着中国的精英派学人，尤其应该看到导致这种困扰的深刻根源：并非中国的学者天资缺乏，乃是他们“不幸”地受孕于中国母性的子宫。1840年掀开的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历史同时演绎着中华文化不断走向弱势的进程，加之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又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最近半个世纪中华文化应有的话语权威性，于是，迫切渴望价值认同的中国精英派学人就不得不采取了告别本土的依附策略——既然山不走来，那么，默罕默德就向山走去吧。如果这种判断还需要某种国际性的学术话语支持，尽可以去参看话语理论、霸权理论、后殖民理论之类的学术文本。有必要申明，我这样措辞丝毫没有主张中华文化抱残守缺、夜郎自大的意味，只是想指出另一个可能的现实，假使主张加入国际性学术话语世界的中国学者以美式英语为母语的话，绝不会提出与国际接轨的建议，因为他本身就是“国际”，山就会向他走来。这一切多少有些酸楚，不是吗？也许辩证地看，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一切正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必要代价，在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也会出现妥协与中和，甚至，更应该看到许多中国学者是怀着越王勾践的抱负去对接国际的，因此对接国际恰恰是一种具有悲剧感的爱国主义壮举……但我总怀疑，实际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强权的国际文化共同体，究竟有多少公正性可言？而且我也怀疑，一种合成性的世界语，真的能如母语那样透彻、生动而自由地表达么？至少在当下中国的文艺批评写作中，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信心。相反，我看到的是一种日益疏远本土文化的倾向，或者说，一种日益将具体的本土话题泛化为所谓国际化的一般性话题的倾向。这又令人想起马克思的见解，如果只谈一般，是不可能理解任何现实问题的。
顺着思路就出现了“失语”的话题。近年来，关于中国文艺批评写作“失语”的说法颇盛行，大体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其一，在职业性的国际对话中，缺乏中华民族的声音；其二，中华民族的学术写作缺乏本土版权的术语体系——这都是很伤自尊的事。于是，一系列打翻身仗的谋略就在紧锣密鼓的运筹之中了。比如放弃本土关注而追逐话题的国际流行色，“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这个传统的理念被颠倒为“越是世界的也就越是民族的”。又如对传统的古文论进行现代性转换，以求中华民族学者走上文化WTO的进坛时，能够穿着唐装发言。一切是如此地用心良苦，一切又是那样的无奈与自卑，更重要的是，一切仍然是“失语”——就如同用中国功夫去参加拳击比赛，用二胡去拉交响曲，用打麻将的规矩去打桥牌，总是有种内容与形式悖谬的滑稽感。感叹之余，鲁迅的话不觉萦绕耳畔：“武则天当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说到底，所谓“失语”，就是“失权”，之所以“失权”，就是因为不强大。学术的背后隐含的就是政治。正如詹姆逊所言：“政治视角是一切阅读和一切解释的绝对出发点。”（注：转引自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请注意，以上阐述当然不能得出绝望性的结论，只是想说，要改变“失语”，关键还在于改变虚拟化的写作品行，老老实实地面对本土性的问题，扎扎实实解决若干个本土性的问题，真正显示学术的存在价值。那时，哪怕你一言不发，也是“无声胜有声”，也会是一种争相效法的话语风范。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敢独唱，不敢真唱，企图加入合唱甚至对口型来唱以取得切蛋糕的餐刀，岂能不“失语”？
大约在一百六十年前，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0页。）我觉得这段话用来观照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写作历程特别恰当。二十年来，中国文艺批评写作通过进口的文化资源，从弗洛伊德到后现代主义，从“三论”到解构主义，乃至目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理论，“城头变幻大王旗”，迅疾地走完了西方社会的百年文化历程。粗粗统计，各种话语模式不下数十种之多。中国文艺批评写作也就在各种话语模式的模仿与操演中行色匆匆地度过了二十年光阴岁月。时至今日，似乎还看不到中国的赛义德中国的巴赫金或者中国的斯皮瓦克问世的迹象（尽管有人说只要与国际接轨就有可能）。当然，二十年也许说明不了什么，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开放转型的背景，这一切不仅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要。但问题在于，这一切不能成为学术可以因此而轻浮的口实，更不该成为文化人放弃定见随波逐流的依据。在当下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文化人之间往往会出现此类的问话：“现在又流行什么学啦？”——惟恐赶不上趟被讥为浅薄。可以想见，在这种浮躁的氛围里，是很难有坚实而深邃的学术写作实践的。走马灯一般流逝，万花筒一般变化的学术造型，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暗示了学术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疏离。我认为，社会对学术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学术的实践力量。如果学术缺乏实践力量，就失去了存在的真实性，就是一种虚拟化的学术。虚拟化的学术就只能接受昙花一现的命运。这大概也就是一些被称之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人走向边缘化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