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论1949年后的中国话语态势问题
黄力之
［摘 要］ 在现时代，构建中国话语的本质是在中西方关系中恢复并强化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新中国建立，中国与世界、与西方的关系进入重新整理和重新构建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苏化形式下的特殊西化（1949—1963），中国话语呈低位运行；第二阶段：封闭半封闭式状态（1963—1978），中国话语呈高位运行；第三阶段：全面开放时期（1978—2012），中国话语呈双层运行，现象上显示为低位运行；第四阶段：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新时代（2012年以来），中国话语呈高位运行。中国话语问题具有复杂性：中国话语本身并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不能认为中国话语是一个越多越好或者越纯越好的问题。中国话语的构建，必须继续睁开眼睛看世界，看看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改造和改进的，要构建的中国话语并非历史上的中国话语的复活，而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转换。
［关键词］ 中国话语； 中国与世界； 话语价值判断
“中国话语”正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热词，构建强大的中国话语既是政治正确性的要求，也是学术创新性的要求，应该说，这一现象的支撑点就是中国的强势发展与崛起，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对于学术来说，热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客观、理性的立场，本文努力为之。
一、 中国话语问题的基本内涵
“话语”一词，并不见之于传统汉语的词汇。在古汉语中，话与语一般分开用，话指言语、谈论、告谕，而语则指与人谈论。《现代汉语词典》收有这个词，解释为“说的话”。“话语”的英文词是discourse，其意既指口头的交谈、辩论，也指书面著述。显然，在语义学意义上，“话语”一词并无超越言语、交谈、著述之处。
追溯起来，当今社会科学中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来自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语言、文化、哲学、历史等学科的新领域、新范式。其重要特征是，从“句子”（sentence）的语言学意义，扩展到成文的“语篇”（text），以“语境”（context）为阐释工具，阐释语篇的结构、功能及其意义。
自世纪之交开始，在反思并回应西方话语研究的过程中，同时顺应着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多元文化发展的需求，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了“话语”这个词，形成了“文化话语研究”的学术趋势。
文化研究学者施旭认为，“在文化话语研究里，‘话语’被定义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言语交际事件——其实也就是社会（生活）事件，语言使用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文化话语研究从文化自觉和文化政治的高度，以言语交际的概念为方法，去探索社会言语交际事件的文化特点、文化困境、文化变革，等等。话语可以是单一的事件（event），如一次网上交流、某个商业宣传活动、某次对雾霾天气的报道；也可以是指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集合，如中共十八大、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美国的反恐、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由于文化话语研究在理论的层面上将社会事件看作为言语交际现象，研究方法总是围绕交际主体、内容/形式(包括伦理规范、社会关系)、工具/渠道、目的/效果、历史关系、文化关系等问题。”①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简介》, 《中国外语》2013年第3期。
可以理解为，任何口头或书面的言谈都会包含社会历史的内容，反过来说，任何社会历史内容都会转化为一套言谈；语境不同，言谈主体不同，话语就会出现差异，于是，话语研究的意义就产生了。
由此，“中国话语体系”的内涵当指：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事件过程中，中国人站在中国的核心利益立场上，使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源自于传统文化的话语形式，阐释中国对世界一切事物包括中国本身的看法，形成独特的话语形式的中国思想体系。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自我中心状态逐渐解构，进入与西方的纠缠状态，因此，“中国话语体系”客观上被规定为中西方关系事件所形成的系统性的中国文化、中国思想观念，可知，在现时代，构建中国话语的本质是在中西方关系中恢复并强化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GEVIs有希望用于多种尺度上的神经元成像。GEVIs在组织中可用于同时测量许多神经元；亦可用于观测仅由几个神经元组成的小型细胞环路中的信号交换；还可以用于研究单个细胞中的信号传导。现有的其他技术如钙离子成像和电极如今都不能实现这种多尺度的成像。
当下中国话语体系的基本问题域，就是重新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关系史，主要是近代文化史、现代文化史中的重要问题，以见出中国话语之发展态势，确认每一态势的意义。没有历史研究提供的依据，中国话语体系的重建就会浮在空中，就会停留在概念游戏上。恩格斯晚年说过，“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 以中国眼光重新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以后，才能在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方面去构建完整的中国话语体系。
二、 1949年以后中国话语态势的四个阶段
中国话语体系古已有之，但本文的重点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问题。进行这一研究，首先必须进行分析，即对1949年以后的话语态势进行分解，以便清理出存在于整体中的历史事实之逻辑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中国与世界、与西方的关系也进入重新整理和重新构建的过程，自彼时至今，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呈现出低位→高位→低位→高位态势，下面分别述之：
第一阶段：苏化形式下的特殊西化（1949—1963），中国话语态势呈低位运行。
1949年以后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延续。近代以来，古已有之的中国话语遭受西方话语的侵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话语的西化改造日益加深。但是，就在新文化运动期间，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话语领域，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进行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话语之西化改造在这儿发生了停顿。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逆西方国家的意志而取得的，毛泽东在1949年9月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司徒雷登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此，此一“别了”象征了中国与西方的分道扬镳。事实上，西方势力不仅退出了中国，而且还对中国采取了敌对态度。在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中，新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至进入战争状态。因此，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外交上不承认新中国——差不多三十年以后，美国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上不可能与西方有成规模的关系，自近代以来的西学中渐态势必然止步。
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立国家，也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外在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大规模地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形成了“一边倒”的状态。此一阶段的起点为1949年即中苏同盟关系的实际开始时间，而终结时间点位定在1963年。当然，在实际上，中苏的分歧在1958年、1959年就已经存在，但是，这在公开的宣传舆论上并未反映出来，一般的民众并不知情，甚至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在一段时间里还是维持了和平友好的状态。1963年9月6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撰写的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即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第一篇）公开发表，这样就在国内外公开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分歧，中苏关系随之迅速冷却，直至1969年爆发局部边境战争，彻底形成敌对关系。
唐飞霄置身于这片鬼狱中，苦不堪言。他用两根节足深深插入地下的岩石中，以防被狂烈的黑风卷走。另外四根节足，在身周舞动如风，将自己的身体护在其中。一颗颗骷髅头在旋转中朝着他冲击，每一下都像一枚榴弹，他用节足将它们抽碎，却也在频繁地撞击中头昏脑涨、精疲力竭。他感到胸膛一阵阵地发闷，眼中尽是幢幢的鬼影，耳中则是凄厉的鬼啸，远处，恍惚一团红色的光芒，像个巨大的红骷髅，朝着他鬼笑连连。
为什么说中国话语态势在这一阶段低位运行呢？话语关系的实质取决于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实际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而苏联是一个已经实行工业化的强国，苏联是援助主体，中国是受援方，这决定了中国话语不可能取高位运行态势。从文化关系说，苏联本质上是一个欧洲国家，苏联文化即使是在共产党的管控下运行的，但其欧洲文明特性还是迥异于中国的亚洲文明，如此，中国话语在这一阶段总体上是非自我性的，可以视之为苏化形式下的特殊西化阶段。
例如中国的法制建设，话语体系就是取自苏联模式。剑桥中国史评价为，中国1954年宪法“基本上遵循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的模式。基本结构包括从地方到全国的‘选出来的’各级代表大会，它们在理论上任命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这些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对任命它们的代表大会和上级行政机关都负责。此外，一个表面上独立的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制度也建立了。”“这一切，以及所列举的类似的公民权利和义务，都可以在1936年的苏联宪法中找到。在确实存在的差别中，有的——如中国人不能保证苏联选举制度中全民平等和直接的秘密投票，被归因为条件比苏联落后这一事实，而且的确常常反映了更早的1924年苏联宪法的条款。”①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3—94页。 其他如军事建制、企业体制、教育体制、文艺体制等等都是如此，难以见出中国话语本体。这一态势，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教条主义”。
第二阶段：封闭半封闭式状态（1963—1978），中国话语态势呈高位运行。
二是从可行性角度而言，域外国家规章司法审查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对于行政规章的司法监督方面的具体做法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并且将政府规章纳入行政诉讼附带审查并不影响现有司法体制和行政体制的运行与衔接，目前法院在行政诉讼审判依据中将规章作为“参照适用”的定位，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一种“审查”的意味，将规章纳入行政诉讼附带审查也是目前司法体制可以承受的范围，没有改变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根本上都是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将权力纳入监督视野的必要举措。
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进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但城市污染也随之而来。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一些向自然界排放的污染物破坏了生态平衡，最终给人类的身体、生产和生活带来危害。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雾霾污染、噪声污染等。这些污染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质量，给城市居民的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与苏联决裂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总体上孤立于世界、准确地说是发达国家——无论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还是欧美的资本主义。1969年3月，毛泽东承认：“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7页。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在欧洲最友好的国家是阿尔巴尼亚，这是一个非常小而且贫穷的欧洲边缘国家，中国为了反苏的目的而结交了这个国家，除了付出大量金钱物资以外，这个国家对中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完全不具备类似中苏友好关系所产生的话语意义。
WKLF-102B型微机控制同步电动机励磁装置能适应某些特定现场对同步电动机组的变工况使用要求。如发电运行，通常发电运行的功率小于电动运行工况，因而励磁容量也小于电动运行工况。励磁装置无需作硬件上的调整。并网方式为自同期并网，原配置的滑差投励环节也依然适用。
由于中国在这一阶段既外在于苏联集团，也外在于西方集团，却使得中国话语态势反而处于强势之状，而且是以毛泽东个人富于中国文化特征的话语超常影响为主要标志。
“逐行规格化，按列消元”方式的计算特点：对第i列元素消元计算，只要调用第i行对角元素及以右元素。如对整个第1列元素消元，只要调用第1行对角元素及以右相应元素；对整个第2列元素消元，只要调用第2行对角元素及以右相应元素即可。此时元素调用方式只有单纯的行或列循环，特别便于编写程序，因此计算效率更高。如果在对称方程组的因子表的形成过程再考虑对称稀疏矩阵技术的应用，则其计算效率将更远远高于前者(由于篇幅所限，另文讨论)。
回顾七十年来中国话语态势的阶段性，会发现中国话语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而是存在复杂性因素，主要有：
问题在于，在批判苏共、独立自主思考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话语方向发生了失误，误判了中国自身的状况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关系。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改革开放称为我们党的“伟大觉醒”，其历史内涵是“四个基于”：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 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 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④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话语对中国自身的状况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关系所发生的误判，就存在于这“四个基于”的内涵中。最终导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国家带来不小的损失。
关于1949年以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阶段特征，习近平判断为“‘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文革’中基本同世界隔绝。”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1页。 “一边倒”即本文之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就是封闭半封闭阶段，甚至一度“基本同世界隔绝”。
而从话语形式来说，必须承认，毛泽东此一阶段的话语就是典型的中国话语：其一，坚持了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同时对这一利益的认定有失误——忽视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民众的物质生活诉求；其二，由于国家总体上是封闭的，与苏联话语和西方话语基本上都是切割的，也就淡化了中国话语与外域话语的联系，失却了对现代化话语的学习机会。
多少年以后，邓小平指出：“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78页。
邓小平的论断揭示出，如果不能解决国家的发展停滞落后问题，单纯坚守中国话语没有意义，因为真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第三阶段：全面开放时期（1978—2012），中国话语呈双层运行态势，感觉上处低位运行态势。
就在上一阶段的1971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考虑，互相产生了接近的愿望。这年夏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与中国商定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消息一经披露，世界为之震动。此后，中美互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建立了准外交关系，此一做法，带动了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尽管这一态势对此一阶段的中国话语并没有形成真正实质的影响，但是，中国与世界的隔离大幕还是撕开了一道口子，中国人影影绰绰地看到了别样的西方世界。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7月，被罢免的邓小平复出。中国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所必需的条件都具备了，这个历史阶段就是于1978年12月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实行改革开放。
在与苏联对抗的过程中，中国将对外关系的目光朝向了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态势，当然，这一做法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1971年联合国大会之所以能够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就取决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但客观上说，由于这些国家大多处于贫弱状态，也不具备对中国话语产生影响的实力。
也许是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邓小平没有把对外开放的目标重新锁定在苏联集团，而是朝向了西方国家。1978年，中国有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和地区，含香港以及东欧、西欧、日本等。邓小平本人在1978年10月访问了日本，1979年1月访问了美国。邓小平在1978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么落后。”① 转引自［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220页。 1978年12月，他对那些为他起草中央工作会议讲稿的人说，“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变”。② 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话记录》，《百年潮》1999年第3期。
基于培养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初中英语课堂教学，能够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拓展学生文化意识，构建英语思维模式，提高学习能力。不管是哪一种途径，教师都紧紧围绕着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内涵设计课堂教学。很多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做了许多探索，都值得我们借鉴。除了课堂设计，课外活动也是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外国语学校经常组织举办一些英语相关活动，比如英语配音比赛、英语戏剧比赛、英语演讲比赛等，对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和核心素养的培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实事求是精神的引导下，西方发达国家的正面形象或者说现代化形象逐渐出现在中国。就在访问日本期间，邓小平在参观日本的钢铁、汽车和电器工厂时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③ 《邓小平出访美日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人民日报》2008年11月30日。 在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在演讲中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短短的两百年时间里创造出大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为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可以让其他国家从中学习受益。”④ 转引自［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第340页。 因此，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 文字所指是教育，但实质上反映了邓小平的开放思想主要是面向现代化了的国家，客观上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因为中国需要更多的西方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由此，在文化上，20世纪中前期中断了的西学中渐再度启动，这对中国话语的影响是必然的。在此阶段，西化话语对中国话语的改造与渗透，主要见之于两个时间段：1980年代中前期和1990年代至世纪之交。
部分实验室只局限于对设备编号、型号以及校准参数的符合性等信息的确认，对校准的深层意义理解不透彻，对于全方位的校准确认工作比较欠缺。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显然感觉了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走向的危险挑战，这种文化倾向强势挤压了中国话语，形成中国最后必然西化的误导。2014年9月，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师范大学时说，“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② 《习近平：教师首要职责是传道》，《新京报》2014年9月10日。 这里虽然说的只是课本中的古诗词问题，但习近平用了“‘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一重要判断，表明他敏锐地感觉到，在当下全球化的浪潮中，如果全面“去中国化”的话，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无从谈起。
第四阶段：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新时代（2012年以来），中国话语态势呈高位运行。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十八大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用了一个富于文学色彩的词来标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民族复兴“中国梦”。
民族复兴“中国梦”当然不是信口开河之词，而是由于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出现全新格局：2012年中国GDP总量达51.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约24倍，年均增长约9.8%，按现行汇率折算已近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GDP总量的10%左右；人均GDP达3.8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17倍左右，年均增长8.7%左右，按现行汇率折算达5800美元，超过了当代世界中等收入国家3400美元的平均线，若按购买力评估法，据世界银行测算，2009年就已达到6710国际元，超过当代中等收入国家6340国际元的平均线，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① 数据见刘伟：《着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求是》2013年第9期。
增设社会就业热门专业可以提高学校专业竞争力，方便大学毕业生顺利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放弃高考、放弃报名的适龄人口大都关心经历过高等教育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如果高等院校能够解决此问题，可有效改善适龄人口放弃高考、放弃报名等现象，消除适龄人口下降对高等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
那么，何谓中国话语的双层运行呢？这是指，在上层，尽管中国客观上对西方实行了全面开放，但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本身就是基于中国国情而提出的，而且从未承诺中国在制度层面上的西方化，设置了“四项基本原则”这道防火墙，因此，邓小平的思想本质上当然是中国话语形态，尽管看上去与毛泽东有差异；而在下层，主要在思想文化界以及民间日常生活层面，全盘西化思潮非常活跃，社会面貌日益呈现西化特征，客观上中国话语进入低位运行，甚至遮蔽了上层的中国话语立场，这就是“感觉上处低位运行态势”之意思。
顺此逻辑，习近平把眼光朝向了中国文化自身，他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作出了新的阐释，强调了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164页。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38、346页。
这一切意味着，为了遏制“去中国化”的西化思潮，中国话语又一次进入高位运行，不过这一次中国不是处在边缘而且贫困的状态，而是以强盛之势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其世界历史意义尚处在展开之中。
三、 理性看待话语态势的复杂性问题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非常富于个性，并且把这种个性带到了国家治理中。1970年，毛泽东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说，“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58页。 1956年斯大林神话破灭以后，客观上激活了毛泽东的历史积怨——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期间，由于毛泽东有太多的独特思路和做法，与苏联的想法、做法不一致，因此长期受到苏联方面的冷遇和压力，甚至在新中国建立后也是如此。现在终于可以推翻头上的这座大山了，一切可以自己做主了，这又是何等的痛快。此一积极后果，就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
第一，关于话语态势阶段具体年份的划分有模糊性，难以精准。在历史研究中，经常需要以具体年份来作为时代的标识，但是，这个年份并不能成为一道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它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比如，1963年就并不是中苏决裂的真正分界线，因为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实际上就分裂了，但公共舆论并未报道，民间不知情，所以只能取1963年，这时民众都知道分裂了。即使如此，文化话语上的分裂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年份可以界定的，以1963年作为阶段分界线还是也有缺点，因为苏联对中国的话语影响其实还是存在的，甚至，中国体制中的苏联元素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这就更不能将1963年这个时间节点绝对化了。再如，将2012年作为重构中国话语的年份，也不是说到这个时间点位就终结了西化话语，而是因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是一个标志，新时代来临，习近平的新思想开始形成与实行，西化话语的终结进程也就开始了，但不能说完全解决了。
第二，对1949年以后中国话语态势的历史，为什么不分成“两个三十年”而要分成四个阶段呢？“两个三十年”是党史与国史研究的通行做法，实际上就是改革前与改革后之分，改革前还可以细分为“十七年（1949——1966）”与“文革十年（1966——1976）”两段，1978年之后就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了，这种分法是着眼于政治路线或者政治状态的。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政治状态来划分，中国话语的阶段性特点就被切割了，比如说，“十七年（1949——1966）”这一段，实际包括了中苏关系的结盟期与破裂期，合在一起就不能突出话语问题自身的区分；而“文化大革命”十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只是指事件本身，而从话语问题角度说，实际上文革前的中苏分裂就已经意味着中国话语进入高位运行了。再如，只把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看成一段，就不能突出十八大以来的重建中国话语的意义，不能区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话语的低位与高位不同态势。因此，分成四阶段的话，这些矛盾便能够解决。同时，将中国话语态势作为划分依据，便能够将封闭半封闭状态主要看成与话语有关的判断，而不是一个政治判断，避免政治正确性的误读。
三是关注边缘声音的浮现与书写。在台湾文学史脉络之中，许多以往被忽略的边缘性声音应该重新被思考、被关注。台湾“重写文学史”的多元化诉求，以及对于以往的中心与边陲、经典与通俗、男性文学与女性文学二元对立关系的质疑和重新考量，都是一种“去中心”的做法。在文化研究的导入过程中，以往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女性文学、原住民文学、底层文学以及被遮蔽的文学创作重新浮出了地表，进入我们视野之中。文化研究创造性地挑战了传统文学史的僵化立场、评价体系与言说方式，同时也拓展出一系列新的论述空间。
第三，通过七十年来中国话语态势的阶段性划分，会发现更重要的一个复杂性问题，即是说，今天强调中国话语的构建固然是大势所趋，但中国话语本身并不具简单的价值判断，不能认为中国话语是一个越多越好或者越纯越好的问题，这里可以套用毛泽东1940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说法，毛泽东在批判左倾路线时写道，“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① 见杨奎松：《革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马克思在《手稿》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突出以人的社会交往状况、人的发展状况为基础来阐述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8]，尤其是明确强调“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而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历史文明作用。实践表明，资本首要的历史使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不仅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创造出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3 并发症与复发情况对比 改良组的并发症发生率（2.4%）低于传统组（11.9%）；传统组的复发率为16.7%，改良组的复发率为4.8%，改良组低于传统组；各组差异均显著（P＜0.05）。见表3。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呢？这需要进行思想方法的反思，而不能凭主观情绪行事。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越多越好，但列宁在《致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a）历史地，（b）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列宁实际上就排除了越多越好的简单判断，他所说的三点，特别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就是指通过历史实践来加以理解的意思，如果所言之“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且带来了更大的损失，怎么能说“越多越好”呢？所以毛泽东痛斥教条主义的恶果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中国话语问题亦如此。
由此，所谓中国话语体系展现为不同的层面：大概念的中国话语即中国利益、中国立场的中国式表述，小概念即不同学术领域的中国式表述，当然是基于中国利益、中国立场。针对不同学术领域的问题，中国话语意味着用中国自己的话语方式来解释，而不是西方话语。如哲学的所谓本体论，中国人用自己的“道”即可；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达的实践本体论，中国人用“实事求是”一语即可完整概括。
今天亟待构建中国话语，但必须知道中国话语问题的历史逻辑。不可否认，自古以来的中国思想体系其实就是所谓中国话语，而且，中国人的这套思想体系是建立在中国的天下观——中国即天下中心之基础上的。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自己的考证中认为，以西周初年何尊的铭文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而论，说明“中国”最早指中原一带的核心地区，然后，“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邻近的其他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世界。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始终自居为‘天下’”，外面则是夷夏互相转变。至大一统帝国的秦汉时代，此一特有的天下秩序观演化为中国人的世界观。③ 许倬云：《说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页。 这样的世界观，很自然地构筑了中国话语体系之核心观念。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以前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虚幻性——并非是一种真正面对世界的话语体系，因为，那时候中国面对的世界是很有限的，中国有理由把自己视为中心，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描述中国人：
“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部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① ［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1页。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也说，“到19世纪末期，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中国学者，也许还以为在中国文明及其远东继承者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重视的其他文明是个新奇的念头；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西方人，却不可能有如此闭塞的看法”。② ［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末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29页。
因此，美国学者亨廷顿在说到中国18、19世纪的闭关自守政策时，认为“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③ ［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但是，1840年开始的中西方冲突，将纯粹而完备的中国话语体系裸露于现代性世界，西方人用工业化的装备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优越感，使之从此一蹶不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西方话语体系大举进入中国。
中国话语进入低位运行，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只是一个悲剧性的后果吗？蒋梦麟说得比较客观，“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从西化运动中获得很多好处。妇女与男子享受同等的社会地位，享受结婚和再嫁的自由，并且解放缠足，这就是受到西方尊重妇女的影响而来的。西方医药也已经阻遏了猖獗的时疫，麻醉药的应用已使千万病人在实行手术时免除痛苦。机器的发明已经改进了生产技术，对于人民的生活提供了重大的贡献……我们吸收西方思想的能力愈强，我国的文化亦将愈见丰富”。④ 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43页。
污水的深度处理工艺的目的是进一步去除污水中经二级处理后剩余的污染物质，工艺的选择取决于二级处理出水的水质和所需达到的水质标准。二级处理出水中污染物质为有机物和无机物的混合体，有机物包括细菌、病菌、藻类及原始生物等。不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根据它们存在于污水中的颗粒的大小又可分 为 悬 浮 物 （＞1μm）、胶 体 （1μm ～1nm）和 溶 解 物 （<1nm），一般来说通过混凝沉淀等常规工艺可以去除悬浮物和胶体粒子。溶解性杂质必须通过某些非常规手段才能去除。
可见，近代中国恰恰是在中国话语顺历史惯性而强大的情况下，悲剧性地将这种强大化为保守僵化，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结果让西方社会后来居上，迅速开创出崭新的工业文明，引领并改造世界，并且击败试图抵制现代化潮流的中国。
按照同一逻辑，当中国的封闭半封闭状态与强大的中国话语同在时，必须对中国话语作出反省，而不是宁可承受封闭半封闭状态，也要坚守中国话语。
如所周知，1958年的“大跃进”是一个错误的行动，造成不小的损失。1961年6月，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契尔年科会谈，承认中国已经遇到了困难，他解释了“比例失衡”的原因，“在客观原因中必须指出自然灾害，由此导致了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的下降。这对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城市人口的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提到主观原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并以中国人民的实践为基础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既会有助于我们取得新的成就，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没有足够的经验，工作中存在很多漏洞、缺点和错误，并因此受到了惩罚”。⑤ 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9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309页。 在当时的背景下，特别是在苏联人面前，周恩来当然还得肯定“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但他也无法否认中国所遇到的困难，而且他不得不在实际上承认，就是由于在思路上（即主观原因）过分强调了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民的实践”，脱离了客观实际，因而“受到了惩罚”。实际上，周恩来触及到了中国话语溢出的弊端问题
1983年11月，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客人，谈到当年的中苏论争，他坦言：“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主要是这个问题。”① 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44页。 很明显，邓小平对“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之反省，就是指当时只是固守“中国话语”，但脱离了世界与中国的真实关系。
中国话语问题的复杂性给我们的提示在于，今天强调中国话语的构建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由于中国话语本身不是价值判断依据，不能将中国话语构建异化为越多越好或者越纯越好。中国人还是要继续睁开眼睛看世界，看看我们与世界的先进部分还有多少差距，看看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改造和改进的。应该具有向前看的眼光，坚信要构建的中国话语并非是历史上的中国话语的复活，而是进行习近平所说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转换”，于是，中国的前景才是光明的，才能顺时代大潮而继续前进。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scourse since 1949
HU ANG Lizhi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the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Chinese discourse is to restore and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China’s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in particular with Western countries entered a process of reorgan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whi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 1 ) the period of special Westernization in the form of modeling itself on Soviet Union ( 1949—1963 ), featuring a low-level oper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 2 ) the closed and semi-closed state ( 1963—1978 ), featuring a high-level oper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 3 ) the complete oper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1978—2012), in which Chinese discourse operated at two levels despite showing a low-key profile; ( 4 ) the new era of returning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 since 2012 ), in which Chinese discourse operates at a high level. The issue of Chinese discourse is so complex in that any simple value judgement will miss the point: in particular, it is not a matter of “the more and purer, the better”.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Chinese discourse, we should continue to open our eyes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recognize what else needs to be reformed and improv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hinese discourse under construction is not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in history, but the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ourse and Western discourse.
Key words： Chinese discourse; China and the world; value judgment of discourse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 200233）。 本文系上海市2017年度“建国70周年”研究系列：“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教训研究”（2017BHB001）阶段性成果。
About the author： HUANG Lizhi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 Shanghai 200233 ).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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