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研究的三大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范式论文,三大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因发生磨损而出现短缺，因此将打破旧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变迁的表现（注：［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制度变迁总是遵循一定路径，沿着特定的轨迹演化的。但是，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受到不同变量的作用，其路径选择也体现出多样性特征。本文梳理了新制度主义视角下制度变迁的三种路径理论：路径依赖、路径替代和路径偶然，以期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方式进行总体性概括。
一、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首先是作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而被提出来的。生物学家在研究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发现，物种进化一方面取决于基因的随机突变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的控制中，在此过程中，物种进化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进化路径，但如果一直未受到突变因素和不同外部环境的影响，它将沿着既有的路径一直演化下去。生物学家古尔德(Could)较早研究了生物进化路径的运行机制，并指出路径可能并非最优的性质，从而明确提出了“路径依赖”的概念（注：转引自严清华、刘穷志《略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经济学家》2001年第2期。）。较早将路径依赖理论用于经济学研究的保尔·大卫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它们在结构上未受干扰，就不能摆脱过去事件的影响……它们的运行取决于系统历史上某些占优势的偶发和瞬时状态(aleatory and transient condition)的持续影响。”（注：P.David,"Why Are Institution the Carriers of History:Path Dependency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i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l.5,1994(2).）因此，路径依赖的涵义后来就演化为具有正反馈机制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存在的某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注：U.Witt,Evolution Economic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1993,P.xxi.），该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固定的轨迹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好的替代选择，演化路径也很难使之改变。
路径依赖理论同时成为新制度主义者解释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手段。路径依赖作为架起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桥梁，解释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以及许多国家为何长期陷入经济无效率而不能自拔的问题。诺思认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注：［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梅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凭借路径依赖理论，可以对经济史中两个根本性问题作出解释：第一，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变迁的不同模式；第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制度还可以存在相当长的时期（注：North and Douglass Cecil,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92.）。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的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收益递增和具有交易费用的不完全市场（注：North and Douglass Cecil,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第95页。）。如果存在非收益递增和完全竞争的社会，那么制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报酬递减和市场竞争会使制度选择的初始错误得到纠正。但是，由于制度创立和运行过程中制度矩阵力量的存在，它们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收益递增效应。这种制度矩阵力量表现在：第一，制度初始建立时的沉没成本的作用。设计一项制度产生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但随着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第二，学习效应。随着这项技术的流行和推广，人们会逐步改进产品或降低成本，而制度运行成本也会随着时间的延伸和制度的不断自我完善而下降。第三，与其他组织的合作还会产生巨大的协作效应。制度运行过程中将引起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从而产生合作利益，同时，制度创新过程中会导致一系列其他制度的产生，并诱发与之相联系的互利组织的产生和相应投资。第四，非正式制度的形成。正规制度创立过程中会形成大量作为其延伸的非正式制度，成为进一步制度创新的牵制力量。第五，制度适应性预期的存在。随着特定制度安排在时间、空间上的不断扩展，可以减少因制度创新而形成的不确定性，使社会个体形成对该制度的信心不断增强的心理机制。因此，制度创立和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收益递增效应，形成制度的自我强化机制。收益递增机制成为阻碍制度变革的保守力量，制度变迁一旦迈入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发展下去，形成“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的路径依赖现象。”（注：［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页。）
复杂交易费用所决定的不完全市场是产生路径依赖现象的另一原因。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交易费用为零，或即便大致接近于零，那么收益递增造成的对低效率路径的依赖也容易得到纠正，而制度变迁的长期轨迹也将是经济而有效率的。但是，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这种无磨擦、零交易成本的完美均衡型市场是不存在的。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注：［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交易者的主观模型被不完全的信息反馈及既定的意识形态所修正，从而使他们在收益递增规律的约束下，很难摆脱即使是已经意识到的，但却是低绩效的既往变迁路径。
因此，路径依赖可能使制度变迁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沿着既有路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并不断优化；二是沿着既有路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恶性循环的轨道，使无绩效的制度得以长期维持。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从对有效率制度追求的角度而言，制度的初始选择尤其重要，如果初始制度选择不正确，就会导致对低绩效制度的持续依赖，并形成恶性循环。初始制度选择的差别与制度收益递增这一正反馈机制的结合，决定了不同民族对不同发展路径的依赖。
二、路径替代
“诺思悖论”和东亚国家的制度转型从理论和实践上说明了国家对于制度变迁存在的重大意义，而且，同样自明的是人类历史上不乏“突变性制度变迁”(abrupt institutional change)的例子。有鉴于此，部分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path alternation)”理论。路径替代指的是通过政府等权威力量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质而建立全新制度安排的制度变迁方式。国内学者黄少安指出，路径替代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必要的。他认为，20世纪中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已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自然地形成，而必须由政府有意识地建立，从而提出“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假说（注：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米歇尔·乔治(Michel George)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了路径替代方式存在的必然性，他认为，“危机可以产生突变性制度变迁，因为它们赋予了领导人执行新计划和实现新想法的机会”（注：Michael J.Gorges,"New Institu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A Note of Caution",in Politics,2001 Vol.21(2),p.138.）。史蒂芬(Stophen)也认为，某些制度的生成是在特定时间内，如在国内或国际危机、阶级冲突等引起复合社会变动的情况下，对特定存在条件的反映，而不完全是通过路径依赖的方式演化而来的（注：Skowronek and Stophen,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0）。E·梅森(Edward S.Mason)等学者则通过实证的方式证明了路径替代方式的存在和意义，他们的研究表明，韩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强有力的政府指导，通过政府权威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并以一个较为民主的政府难以做到或不可能做到的方式予以贯彻（注：Edward.S Mason (eds.),The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of Kore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0,p.154.）。
但是，在何种情况下会促使政党、政府或政治精英等政治权威以路径替代的方式创立新的制度安排呢？部分新制度主义者从理性选择的角度进行了说明。他们认为，新制度安排能否创立关键取决于它能否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林毅夫不仅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且还认为国家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即按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统治者效用函数的商品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边际收益要等于或大于统治者的预期边际费用（注：林教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解释：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第397页。）。当旧的制度安排带给统治者的预期收益大于或等于由于制度创新带来的预期收益时，统治者就会宁愿维持旧的制度安排而放弃制度创新。
尽管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压倒性的是一种渐进式变迁，但他也认为，在某种“紧要关头”(critical junctures)也可能出现“断裂性变迁”(discontinuous change)，如征服、革命等（注：North and Douglass Cecil,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89.）。这种断裂性变迁可能发生在多种情况之下。比如，当现行的制度安排不能为交易各方提供一个相容性制度框架，从而实现他们的潜在利益时，他们就可能通过罢工、暴力以及其他手段打破制度的僵局而建立新的制度安排；当现行制度安排不但缺少调节性，而且还限制了新兴利益集团与忠于现行制度安排的利益集团进行谈判的自由时，尽管两者的妥协可能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收益，但也只能通过革命等方式打破旧的制度安排；当社会上出现了强大的旨在推翻旧制度安排的暴力行动，而且还得到人们广泛的心理认同时；制度也将以断裂性方式演进，等等（注：North and Douglass Cecil,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第89～90页。）。诺思等人认为，断裂性制度变迁很少仅是形式上的革命，或者说仅仅是为了实现某种乌托邦而革命，它后面总是隐藏着深厚的经济根源。当然，这并不说明在以诺思为代表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中，路径替代具有与路径依赖同等重要的地位。诺思指出，“路径替代只是反证了路径依赖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在面对激进正式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制度遗产顽强的制约力量正是制度框架收益递增的最好证明”（注：North and Douglass Cecil,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第101页。）。
路径替代作为制度变迁的解释方式之一，其重要性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人们已经注意到，尽管制度变迁以路径依赖方式的演进有利于稳定，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长期稳定的制度也将滋生相应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具有抵制任何变革的动力和权力，因为变革会剥夺它们所攫取的扩大了的社会产出份额”（注：［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7页。）。因此，路径依赖同样也会使经济停滞，制度僵化。路径替代是跳出利益集团对制度变迁的控制，使最优路径代替次优路径的有效方式。刘易斯认为，有些革命可能并非必要，但有些革命则可以使制度彻底地与过去决裂，“革命是变化的必要高潮——正如为了让小鸡生出来就要打破蛋壳，为了让蝴蝶出来就要打破蝶蛹一样”（注：［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86页。）。路径替代可以打破制度变迁始终在无效率的路径上蠕动的现象。
三、路径偶然
路径偶然(path contingency)是奥菲(Claus Offe)、艾尔斯特(Jon Elster)、约翰逊(Juliet Johnson)等学者在研究俄罗斯、东欧等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方式的过程中提出的路径理论。他们认为，路径偶然情况出现于苏东共产主义阵营突然崩溃后的“特殊政治时期”(periods of extraordinary politics)。这一时期的特殊性表现在：这些国家的崩溃和转变是非军事的、非暴力的；在崩溃过程中，这些国家一般都缺乏“反革命”精英、一致的敌对意识形态以及明确表达的政治发展蓝图等；同时，社会上也缺乏由于这种崩溃而形成的一致性政治行动；在制度转型过程中，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民族等多方面的制度调整和重构任务同时提上日程；等等（注：Jon Elster,Claus Offe and Ulrich K,Preuss,Institutional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4.也可参阅Juliet Johnson,"Path Contingency in Post-communist"Transformations",in Comparative Politics,2001(4),pp.3～4.）。奥菲等人认为，在后共产主义国家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旧的制度框架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原来制度变迁的路径突然中断，形成新型制度安排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
这种偶然的路径选择体现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新当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约翰逊认为，这些国家新型制度的形成及绩效取决于四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上：政策选择(policy choice)、制度遗产(institutional legacies)、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和政策顺序(policy sequencing)（注：Juliet Johnson,"Path Contingency in Post-commuist Transformations",in Comparative Politics,2001(4).）。其中，政策选择是自变量，国家能力、制度遗产和政策顺序是对政策选择产生干预性作用的变量。路径偶然论者与路径依赖论者不同，后者把制度遗产当作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力量，把制度遗产当作是预测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稳定性前提，而前者则认为，在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转型的特殊政治时期，制度遗产既不能决定未来的路径选择，也不可能通过它来预测未来的路径方向，相反，在这一时期，压制性中央政权的突然崩溃赋予了新掌权者探索建立新型制度安排的合法权力，国家控制型经济体制的瓦解赋予了公民从事商业交易的自由，国家的重组和国族认同的重新界定不仅彻底地涤荡了“共产主义”的制度遗产，而且还赋予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完全偶然的政策选择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政策选择对于新型制度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遗产的相对重要性依赖于掌权者初始的政策选择。当然，路径偶然论者也指出，政策选择的自由并不一定意味着结果的自由（注：Stiphen Krasner,"Approaches to the State",in Comparative Politics,1984(16).）。由于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变量的作用，有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些则正好相反。
约翰逊认为，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特殊政治时期，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政策选择方式：被动性制度设计(passive institutional design)和主动性制度设计(actire institutional design)（注：Juliet Johnson,"Path Contingency in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s",in Comparative Politics,2001(4).）。在被动性制度设计的情况下下，政策制定者并不试图立即改变旧的制度安排，而是通过广泛制定各种新型政策的方式以改变人们旧有的行为方式，从而使新型制度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不断生长出来。如政府通过撤出企业中的国家所有权和废除各种集权性的管制措施等方式，促使市场导向的制度框架自动地生成等。主动性制度设计则相反，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方式：新掌权者凭借国家的力量创立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并通过它彻底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使旧的制度安排在短时间内完全瓦解。例如，通过创立国有发展银行、加强中央税收权威和建立国家储备金制度等方式加强中央力量，使之能不断废除旧的制度体系，推行新的国家政策等（注：可参阅Berg,Asiund,Josef Brada,"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How Far?How Fast?"in Post-Soviet Affairs,1993(9).）。
在约翰逊看来，两种政策选择方式并不一定都能取得理想中制度变迁的效果，因为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对所选政策的目标偏离与否具有牵制性作用。他认为，制度遗产是被动性制度设计的最重要牵制因素，它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决定了权力的最初分配形式，也决定了渐进性制度转型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制度遗产越是与国家理想中的制度框架不相容，国家所选择的政策也就越难贯彻下去，相反，相容的制度遗产则使得新的政策选择很容易得到执行。俄罗斯和匈牙利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对比情况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约翰逊认为，主动性制度设计的情况则不同，在这一种制度变迁形式中，政策实施能否取得理想的绩效关键取决于国家能力，制度遗产作为背景因素起着次要的牵制作用。主动性制度设计旨在直接创立新的制度安排，或对旧制度安排进行改造以适用于新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具备充分有效的国家能力才能办到。约翰逊认为，这种充分有效的国家能力体现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三个方面：一致性、连续性和可信性（注：Juliet Johnson,"Path Contingency in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s",in Comparative Politics,2001(4).）。缺乏一致性，政策制定者们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将采取相互破坏对方的行为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缺乏连续性，表明政策处于不断变更之中，人们也就不会认真对待政策，甚至还会千方百计绕过政策或扭曲它们以谋取自身的短期利益；而缺乏可信性的政策将只是停留在纸上的政策，难以产生政策的预期效果。只有在国家政策具有较高一致性、连续性和可信性的条件下，积极性制度设计才可能取得其理想的效果。但是，在许多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是以两种制度设计结合在一起的方式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政策顺序会对政策选择的绩效产生干预性作用。比如，在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它们总体上是先进行被动性制度设计，到了一定时候再实行主动性制度设计，它们大都获得了较好的制度设计效果。但是，也有些国家先进行了主动性制度设计，然后再实施被动性制度设计，这些国家的制度转型则大多遭受到较大的挫折，如俄罗斯和两德合并后的原东德地区等。
总之，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预先假定了它的前提条件：旧的制度框架、社会结构在短时期内突然崩溃或重大变化；社会上缺乏各种有组织的力量；各方面的制度重构同时提上日程等。在这种近乎“政治真空”的条件下，制度变迁的路径完全取决于新当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的干预作用下形成高绩效或低绩效的制度安排。
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从两个角度对制度变迁的路径理论进行了分类：能动中心论(Agency-centered)和结构中心论(structure-based)（注：William Clark,"Agents and Structures,Two Views of Preferences,Two Views of Institutions",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8(42)pp.245～270.）。在这三种路径理论中，路径替代理论显然属于前者，他们重视政治精英、能动性和刺激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路径依赖理论则明显属于后者，他们重视历史上制度遗产对于制度变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路径偶然理论则似乎寻求两者的折中，一方面强调政治精英在政策选择上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不想抛弃结构性因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约作用。新制度主义者关于制度变迁的三种路径理论都表现出某些真知灼见。毫无疑问，忽视结构性因素对于制度变迁的牵制作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在这方面，路径依赖理论正好对这一因素进行了重点强调。但是，生活在社会现实当中的人毕竟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而不是社会结构的“消极”适应者，他们能够能动地认识各种制度并推动制度变迁。路径替代理论看到了人的能动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努力使之成为解释制度变迁的核心因素。而长期以来，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存在的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尖锐对立制约了人们有效地研究制度变迁的方式，有必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路径偶然理论在这方面做了某些有益的尝试。
但是，制度变迁的三种路径理论各自都有其明显的不足，它们都忽略了某些不可忽视的因素。路径依赖和路径替代作为两种对立的理论，它们彼此忽视了对方具有的某些真知灼见。路径依赖理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在推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而路径替代理论则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遗产对人的能动性的制约。路径偶然理论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是不完美的。通过首先假定某种形式的“政治真空”，再以新当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作为制度变迁的关键性因素，这多少带有主观臆想的色彩，其实路径偶然理论本身也看到了制度遗产、国家能力等因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大作用，这说明“政治真空”也就未必是真正的真空，新当权者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到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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