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学困境--重建大学理想的制度保障_大学论文

走出大学困境--重建大学理想的制度保障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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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高等教育承担着培育高级专门人才、助推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促进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职责,是社会建设之根基。作为社会思想高地的大学,理应自觉推进治理体系综合改革,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此垂范。然而,在大学治理中存在着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之间的角色定位模糊、科层制管理权力僭越、大学校长领导力薄弱、治理制度难以与时俱进、功利主义侵蚀治校理念等诸多困扰,以致阻碍了大学健康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大学相继推出具有风向标意义的综合改革方案,旨在理顺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为建设合理的大学治理结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同时,顺畅优化的治理过程与卓越的大学校长领导力密不可分。在大学治理困局中,严格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无疑是一剂制度药石。对全面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的大学校长而言,在重新明晰角色定位和任务,从而实现对大学的现代化治理等方面,必须迈出实质性的关键步伐。为此,2015年4月14~15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学”一级学科基地、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联合主办了“大学领导力与大学治理现代化”高峰论坛,以期学界就大学治理体系建设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展开更多切实探讨。

       ——原刊主持人阮凯 高苑敏

       3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经逐步地探索把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定为“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1]。多年来,高等教育的改革取得了多方位的突破,但是,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适应性方面,大学也越来越功利、庸俗和脆弱,影响大学声誉的事不断发生,如近期发生的某校校庆宣传片事件、名校对高考状元争抢等。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和攻坚期,单项改革已难以奏效,需要开展综合改革。笔者认为,大学在面向社会自主办学改革前进中必须正视自己的责任担当问题,而大学理想的缺失是问题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三个大方向

       除去日常管理、常规发展、正常的教学科研服务职能履行和质量保障,高等教育在制度、面向、水平三大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

       1.体制改革:一步步地释放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经历了体制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而后走向综合改革、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建立新的制度模式。如果一味由上而下放权,而制度建设工作没有跟上,势必会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局面。我们的认识是到位的,但制度建设没有跟上,空有理念而无法落实。换句话说,如果《高等教育法》上的有关规定都真正实现了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提法了。因此进入21世纪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高等学校的自我建设过程,重在建立起规范化的治理结构。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所明确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四项内容为: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章程建设、扩大社会合作、推进专业评价。

       当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时,许多改革问题都难以深入。如政府与学校间的关系、“去行政化”、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在理论层面都提出来了,但实际上难以操作。面对深水区和攻坚期的艰难,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了综合改革。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在改革总目标中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无疑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国务院的简政放权工作,教育部也在清理着自己的要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清单。在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导转向学校自我建设的过程后,许多问题积重难返,因此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简政放权改革。不同的是,它不是简单地放权,而是分清责任,走向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依法治教。

       2.办学面向:坚决地适应社会。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强调高等教育的生产力社会属性,高等教育还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国家战略层面,陆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人力资源强国”。在实施操作层面,1990年的兰州会议明确高等理科教育要办应用型教育;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又提出高校科研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此实施的科技计划有攻关计划、丰收计划、星火计划、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燎原计划、金桥计划等;1996年起开始大力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十二五”期间开始大力发展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去年又开始了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高校的转型工作。近期,又开始提出高等教育强国战略。

       从党的十七大起,高等教育成为社会民生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化大繁荣”战略的实施及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高等教育的文化属性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

       3.水平提升:影响力不断上升。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起来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体制优势。这一点在高等教育政策和战略上的选择就是高等学校的重点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就开启了重点大学的建设模式,目的“一是集中资源、好钢用在刀刃上,二是积累办学经验、起示范带头作用”[2]。改革开放后又开始了重点大学的重建工作,直至后来的“211工程”和“985工程”,使得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龙头的一批中国大学经过长年积累而开始进入到世界高水平大学的行列。我们尚且不能断定这条重点建设道路开始为世界学习和借鉴,但德国的“精英大学计划”、日本的“21世纪COE项目”、韩国的“21世纪智慧韩国”、俄罗斯的“创新型大学评选”等在我们之后陆续推出也是不争的事实。

       大学理想光芒的缺失

       教育是人自我完善和适应社会的实现手段。蓬勃发展的社会需求既激发了大学的办学和发展活力,也动摇着传统大学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在上述的三个方面里,我们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对的,但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却出现了迷茫。我们光顾改革,但改革的步伐太快了,尚来不及总体思考。主要的焦点是:学校要面向社会,但不能庸俗化,否则我们会失去大学的精神力量,大学也将因此而丧失它应该发挥的社会作用。

       1.改革与守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主题聚焦到“依法治国”上来,二者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现在我们讲“四个全面”,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和治理模式下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目的是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安康,对教育而言就是提高质量保证公平。

       我们既需要改革、更需要守正,改革是要改掉不好的、守正是要守住好的。改革不是折腾,光“改革”不守正,那是瞎折腾,当今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与制度建设联系在一起的。“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制度性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制度性建设。改革和守正,是事物发展的不同方面。守正是改革的风向标,是改革的主心骨。依法治国、依法治教、大学章程建设等就是要从制度建设的高度,保证国家、教育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发展。

       人类发展到今天,政府、企业、大学都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没有它们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转。而它们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组织,相互独立,遵从不同的运行规律。系统论认为,结构决定功能,反过来有什么样的功能就需要相应的结构来保证。所以,高等教育的发展、实施是有自己的独特规律的。大学可以借鉴别人的规律,如企业的经营思想和政府的行政制度,但不能用别人的规律代替自己的规律,否则就会彼此不分、迷失自己。“守正”就是要守住好的东西,坚持内涵发展,遵循教育规律,维护好自己的规矩和制度。

       2.大学不能放弃自己的社会担当。人的自我完善是内省式的,社会需求的满足是适应式的。社会需求既促使大学获得了发展的动力、使大学与时俱进;也迫使大学面临多种诱惑、使大学迷失自己。

       当今社会是资源型社会,发展离不开资源,而资源是短缺的,因此大家都渴望拥有和扩大资源;当今社会还是个人情社会,有了人情就可以打破规矩。人情社会加大了关系成本,与资源型社会的结合便进一步加剧了“寻租”的频率。大学制度的基础已由学术自由主义转向学术资本主义,经费已凌驾于学术和教育之上,因此项目横行、行政权力加大。

       于是,学校追求升格,外延扩展表明了资源的扩大;教师角逐权力,因为行政位置可以调配资源;学术也成为资源,功夫跑到了诗外。结果是,宏观需要调控、项目成为手段、资源成为对象、微观管理加强,产生悖论。至此,大学庸俗化了,理想主义的大学精神消失了,专家、教授丧失了社会公信力。项目抓手制约了大学的创新能力。人情社会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寻租”则完全脱离了共产党人的治理之道。我们需要重新塑造大学理想。

       重塑大学理想,承担社会责任

       大学治理现代化,重塑有社会理想、社会责任的大学,完善大学制度、释放体制活力是两个核心要义。

       1.构筑新型理想主义的大学精神。大学走出了象牙塔,在满足社会的需求中获得发展的动力。此时,大学是否进入社会的轴心、成为发展的发动机尚有待考证,但大学与社会融为一体则是必然趋势。因此,在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阶段,大学与社会的边界明显,大学也得以维护住了自己的尊严。但到了大众化阶段,大学与社会的边界模糊,大学如再不注意自己的修为,社会对大学的非议就会增多,大学也因此变得脆弱。

       边界模糊不代表没有边界。大学要重拾起自己的尊严,就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价值、重建自己的理想、重新界定自己与社会的边界。而其理想要高于社会,不能媚俗,其精神的灯塔还应引领社会的发展。当今社会仍然需要大学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和成长基地,仍需理想主义的大学精神。否则,大学就会失去其独立存在的独特价值。为了达到适应和引领的目的,高等教育需要以自身的多样化去满足社会的多样化。追求精神引领的核心价值不能变,追求社会服务的多样性又是必须的。高校分类定位其实就是让学校在“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学院”、“学科性人才培养和应用性人才培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自上而下管理和自下而上管理”落实自己的位置点,选择教学、科研、服务职能在自己学校的搭配,从而形成自己的使命、办学目标和管理模式。这就是特色发展。

       坚守人类的崇高理想、构筑个人的精神家园、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实现特色办学,既是高等学校的发展原则,也是我们通过改革而努力追求的东西。

       2.用制度保证大学精神的实现。当今,我国高等教育转向了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即按事物本质的属性发展。这一发展道路,需要学校面向社会、满足要求提高质量,行政恪尽职守、提高效率把握方向,教师心无旁骛、潜心学术、醉心育人。但是,劣币驱良币现象的存在,使得许多非内涵发展者得到了机会、资源、荣誉等具体实惠,导致大学理想精神的式微。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制度保证不让坚持内涵发展者吃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解放思想束缚、释放体制活力、满足社会需求、提高大学水平等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也取得过不少共识,如建立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体制、加强一流大学建设、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但是,我们的改革依然“在路上”,甚至必须开展综合改革。原因是我们的共识多是口号性的,不便于操作,理念还没有具体制度来保障。例如我们常常提及的权力“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放是因为该放,可乱了怎么办?收也是无奈之举,死了就又需要改革。我国近期开展的新一轮简政放权也许就是这一循环的体现。由此看来,理念并不一定能保证科学发展,而制度一定能,加强制度建设至关重要。

       于是,中央开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依法治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依法治教要把改革探索出来的好理念转化为治理结构,章程建设的重要意义就是把这些规律性的、有特色的思想用制度性的方式固化下来,在守正中改革、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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