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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达到8%的目标， 投资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1999年，随着经济增长计划提法的变化，人们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消费也就成为政府和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
一、目前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在所统计的36个国家中，只有8 个国家的消费率低于70%，其他国家的消费率均在70%以上。以1995年为例，印度消费率为78.0%，日本消费率略低，但也有70.0%，加拿大消费率为79.5%，美国消费率为83.7%。与之相比较，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90年代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在60%上下波动，1997年为59.9 %（详见表1）。这些资料表明，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约低18个百分点，这一差距意味着一个基本事实：即我国单位劳动成果中，可供消费（享用）的部分较少，而转化为投资的部分较多。尽管这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但是消费率偏低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表1 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60.859.9 58.3 58.2 59.060.559.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
199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幅为6.8%，略高于同期GDP名义增幅（6.7%）， 但是农村居民自给性消费和居民服务性消费不尽如人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进行推算，1998年这两方面的消费增长有限，二者合计，1998年最终消费增长率略低于GDP名义增速， 即1998年最终消费率呈稳中略降态势。
二、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国GDP的增长率在1992年达到14.2%的罕见高度之后， 呈现逐年回落态势，到1998年一共回落了6.4个百分点， 这一周期的回落与1992年以前的增长率波动相比持续时间是最长的，从1999年一季度经济形势看，尽管当季度GDP增幅达到8.3%，高于上年同期水平，也高于1998年7.8%的水平，但动态的看，一季度GDP环比增幅是下降的，这意味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无明显回升的迹象。
从GDP计算的支出法角度来看，GDP的增长取决于三个方面，即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从净出口方面看，1990年开始打破了以前年份负贡献率的局面，在1996年达到6%的贡献率。但1998 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人民币不贬值的自身压力，加之受上年基数的影响，外贸顺差增幅明显降低，据有关专家估计，1998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0.4%。1999年，外贸出口形势更加严峻， 外贸顺差会有所减少，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为负。而且从长远来看，由于我国多数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低，质量竞争力相对于价格方面的优势来说较弱，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世界性初级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我国的商品贸易出口形势不容乐观，保持高位顺差的难度较大。如果考虑到加入WTO的影响，服务性贸易逆差可能会加大， 因此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弱化之势。从投资方面看，在1992年以前，由于我国当时属短缺经济，瓶颈制约作用比较明显，因而以高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国家整体实力是非常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特别是1995年之后，低水平、小规模、重复建设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已经出现了阶段性的供给过剩，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成为主流，投资额转化为最终消费的比例呈逐年降低趋势，消费增长速度大大低于投资增长速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因此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来启动市场的效果已大不如前。从消费方面看，改革开放后，人们首先是补足消费，进入了所谓“数量扩张”阶段，特别是1985年后，城市居民进入了大规模的耐用消费品普及时期，农村居民出现住房建设热，全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非常之高，1988年超过了100%，可见这一时期消费需求强劲。 1988年后，平均消费倾向开始逐步下降，下降趋势非常明显。1997年比1988年平均消费倾向（消费率）降了1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下降。与此同时，边际消费倾向经过1988年的“抢购”引起的超高上涨后，1990年大幅度下降，1991年再次大幅度回调波动后，1993～1995年边际消费倾向较为稳定，1996年开始，边际消费倾向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为0.73%，1997年降到了0.57%，它非常类似1989年和1990年的状况，1989年边际消费倾向为0.79%，1990年为0.59%，只不过是这次更低，而且没有因为“抢购”导致的调整，国内消费需求急剧下降，这也是为什么1996年开始全国普遍感到内需不足，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1992年以前，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但从1992年之后，消费贡献率连续下降。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贡献率达到63.6 %，意味着消费的贡献率进一步下降。这一变化表明，消费需求不足成为了影响经济增长回落的主要因素。从宏观理论上分析，只有投资与消费合理协调，投资增长才能够较长时间地保持较高增幅，因为没有消费的配合，投资效益就难以保证，投资持续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就面临难题。因此可以说，消费需求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三、消费低迷会加大风险
由于我国体制、政策、调控手段等方面的原因，为了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过多地依赖投资拉动，造成投资总量较大，投资率偏高，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最终形成了较为普遍的重复建设、低水平建设和盲目建设，使本来可以多消费的资源因项目搞得太多而白白浪费掉了，投资高增长而消费需求低迷会带来一系列后果：一是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由于消费需求低迷，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错位，使许多投资项目成为资源浪费项目，项目建成之日便是项目亏损之时。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资料，全国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以上不足50%，生产能力的长期闲置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效投资，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使大家明显感到生产质量提高滞后于经济增长；二是投资效益低下。以工业生产企业为例，1986年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为20.43%，1992年为9.89%，1997年为6.92%，11年间约下降了三分之二，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1986年为9.79元，1992年为3.76元，1997年为2.48元，11年间下降了近四分之三。这种状况虽有多种原因，比如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率趋同等，但消费需求增长特别是与投资需求增长相比相对较慢有很大关系。1999年1～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7.4%， 比去年同期有明显回升，同样反应在企业效益上也出现了好转，1999年1～2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12.7亿元，同比有较大的增加，亏损企业亏损额291.67亿元， 同比负增长12.37%，这说明，只有消费需求的回升才能为工业企业带来效益，如若消费需求低迷，工业企业效益就难以保证。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就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若消费需求持续低迷，会使经济发展背负的风险加大。这是因为，消费需求低迷就意味着买方市场程度的提高，物价也难以出现回升，这样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难以保证。在企业效益低下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两种风险：一是社会就业压力加大，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因为企业效益不佳，一个最直接简便的办法是减人，这样下岗失业人员必然大量增加，从而为社会的安定增加许多变数。二是产生金融风险隐患。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就意味着还贷能力弱，这必将影响到银行的贷款质量及贷款回收率，从而使呆帐增加，如果解决不当，将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大隐患。
四、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可以列举出许多，比如消费结构变化、传统文化影响等等，但消费作为收入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增长快慢的决定性因素。这里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收入增长，二是收入差距影响。
从居民收入增长情况看，居民收入增幅在1994年达到顶峰（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35.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32.5%），之后逐年下降，1997年分别为6.6%和8.5%，1998年更低。观察消费与居民收入增长的变化轨迹可以发现，收入与消费的关联度极高，即只有收入的提高才能带来消费的增长。这也正是近年来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成因。因此，促进消费需求回升的着力点一定要放在增加居民收入上，这样才会使消费需求回升成为可能。
从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看，不同居民群体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如东部城市民众和西部城市民众之间，东西部农村民众之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从业人员之间，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从业人员之间的收入水平存在的差距十分明显。以城镇居民为例，由于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一系列调整，城镇居民收入在总量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差距逐步拉大，从1987年开始，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超过0.2，并逐年加大，到1994年猛增到0.3，这几年基本保持稳定，在接近0.3的水平上。同时，随着分配结构和方式的改革，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即劳动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财产性收入比重不断攀升，转移性收入也有所增加，这意味着未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会继续呈拉大之势。另外，我们注意到城镇居民储蓄增加额和当年居民消费水平之和又明显大于抽样统计中的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这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是低估的，而这低估中又更多地表现为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低估，因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渠道较多，灰色收入所占比重较大。若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则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要明显高于上述数据。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居民总体消费倾向下降，这是因为一方面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愿望但又无购买能力，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消费倾向出现递减趋势，二是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各收入阶层的消费重点不一，因而对新的消费热点的拉力不集中，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与以前相比难度加大了，从而也会抑制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张；三是笼统的消费政策作用打了折扣，目前我国的消费政策并没有分层次，这样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其对整个居民群体的影响力就大不如前。因此，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有效、合理地控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将对消费需求的回升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农村市场潜在需求大，但即期增长不会太高
从农村市场的需求潜力看， 目前我国农民的总体消费水平较低， 1997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5%，这仅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初期的水平，说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空间大，消费欲望强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对工业品需求的纯收入弹性为1.314， 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对工业品的消费相对其纯收入正处在加速增长期。从购买潜力看，农村市场容量也较大，1997年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为2948元，按1997年平均8.6亿乡村人口计算， 可以形成2.55万亿元的购买力，已形成有效需求的为1.4万亿元， 占购买力总额的55%，结余购买力达到1.15万亿元，其中手存现金对市场具有直接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居民随时购物的货币流通态势，1997年在农民人均结余购买力1334元中手存现金达810元，购买潜力较大。
但是，农村市场这种巨大的需求潜力，在目前并未表现出来，从消费需求增长情况看，相反却存在着消费紧缩的现象，1997年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实际增长仅为0.4%，是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1998 年情况也不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有：
1.收入增长缓慢。由于近两年农产品供求格局的变化，大宗农产品、畜产品价格低迷，已使农产品总量扩张不能为农民在农业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有所减弱，外出务工环境也趋紧。农村非农业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影响作用也变小。因此，1997～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较之以前明显下滑。加上农产品价格未来预期不乐观，使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也不稳定，消费支出比较谨慎。
2.农民收入差距较大，市场不均衡。根据对农村居民收入情况的抽样调查资料，我们发现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比较大，市场分布不均衡，真正既有消费欲望又有购买能力的，即能形成有效需求的仍是少数，绝大部分农村居民购买能力较低，难以形成对市场的旺盛需求。这是因为2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人口比重占58%，虽然其边际消费倾向和实际消费倾向都较强，消费欲望强烈，但购买力明显偏低，有效需求明显不足。人均收入在2000～3000元之间的农村居民人口比重是24.3%，有一定的购买能力，但它们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积蓄期，因而其消费倾向较低。人均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愿望强烈，也有较高的购买力弹性，购买力也较强，但这只是少数，所占份额有限。
3.消费环境不尽如人意。目前全国部分农村缺水、缺电、道路条件差，有的地区虽然通了电，但电价太高，收费管理工作跟不上。有的地区没有自来水，有的地区没有电视播转台或电视发射信号不好，同时农村市场的商品售后服务比较差，维修体系几乎没有。这客观上也限制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
从近期看，上述约束农村市场的因素虽会随着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将有所改观，但寄希望出现较大变化是不现实的，因此农村市场的活跃尚待时间，开拓农村市场任务艰巨而重大。
六、近期对消费信贷不能寄希望太高
1999年，为了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信贷政策终于出台。笔者认为，消费信贷政策的出台对长期消费的增长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但近期不能寄希望太高。因为开展消费信贷，需要有三方面的前提，一是以信贷方式销售的商品要与消费者的长期支付能力相适应，即消费者以信贷方式购买的商品，一般是暂时只有部分支付能力、而长期内才能形成全部支付能力的商品；二是要有畅通的消费信贷渠道和健全的消费信贷网络。以信贷的方式购买商品，对商家和银行来说，要求消费者有相应的信用，而对银行来说，则要求手续上方便易行，特别是价格不高的商品。三是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要与之相适应。而从目前情况看，这几个条件都不充分。
七、投资、消费要并重
在消费品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居民的消费行为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变得逐渐理性成熟起来。与预算软约束的政府或企业的投资行为相比，居民家庭预算的硬约束使其消费行为对市场环境的适应来得更快，更为理性。消费者行为方式的转变使消费需求开始脱离投资需求对它的决定性影响。1992～1993年我国出现改革后第三次经济过热时，消费需求没有像1985年和1988年那样随投资膨胀而膨胀，而是出现了不同走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独立变量，开始遵循市场经济国家那种消费需求与GDP运行的一般规律运动。 那种调控了投资需求走势也就调控了消费需求走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当前形势下，要使扩大内需政策取得成功，就必须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变化规律，调整消费政策，切实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为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但是，我们强调消费的重要性和提高消费率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对投资的压抑。从逻辑上讲，如果不考虑进出口因素，则降低投资率和提高消费率是一个意思，即降低了投资率就意味着提高了消费率。但在政策操作上，侧重点不同所带来的后果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侧重的是投资，即通过压缩投资来求得投资率的降低和消费率的上升，那么就是以降低经济增长率为代价去实现投资与消费关系的协调，因为从短期经济增长方面看，决定经济增长高低的还主要是投资需求，假如这样，其后果是相当消极的，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十分必要的，它对缓解就业压力、激发居民投资和消费信心是十分有益的。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并不意味着对投资需求的不重视或压抑。从近期讲，应追求的是缩小消费需求增长与投资需求增长之间的差距，并逐步使之相互协调，这样既可兼顾长期发展目标，也可顾及短期经济增长，缓冲震荡，从而逐步走上有效益的可持续的增长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