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精神的汉代浮现——兼论两汉寻祖、篡经、造符及建魅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汉论文,汉代论文,中国文化论文,精神论文,篡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春秋开端的东周和秦楚汉四朝，就是我所指称的“王国期”的晚期，它是中国早期古代史的视觉焦点。其中的战国时期，是关于新帝国诞生的一种精密预演，充满了各种戏剧性元素，明人小说《东周列国志》即是这段历史的精彩演绎，那些经过文学加工的资讯足以表明，就在帝国衰微、诸侯崛起的东周，各种美妙的政治方案已经被诸子所提出，并足以成为未来帝国的执政纲领。
春秋战国及秦楚汉诸代，一种强烈的汉文化主体意识开始生长起来，试图以王国的权力结构为叙事蓝本，构筑大一统的帝王血缘世系，而纷乱的帝王谱系一旦获得统一，就能为民族国家的生长和运转提供最坚固的政治轴心。该使命分别由战国的齐国、秦帝国和汉帝国所承担，并由此发生三场剧烈的文化变革：战国确立了黄帝和老子的战略地位；秦帝国确立了帝王至上的极权制度，而汉帝国则完成了汉民族的自我认知。这是一场激烈的接力赛跑，它旨在推翻“亚洲精神共同体”的长期统治，以完成东亚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架设。
一、一种预演：齐国的文化革命
与轴心时代对应的战国时期(475-221 B.C.)，占据东部沿海地区的齐国而非周帝国中央政府，为此扮演了一个重大角色。该公国的贵族阶层，是周民族老祖母姜嫄以及开国大臣姜尚的直系后代，其都城临淄，在公元前650年间，就已超越排名第三的东周帝国都城洛阳，擢升为全球第二大城市，进逼排位第一的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①它拥有以海盐为核心的工商体系以及由管仲发明的农业管理体系，并因此变得十分繁华起来。②越国重臣范蠡在吴国被灭之后，从越王勾践的追杀中侥幸逃脱，易名埋姓前往齐国，投靠田成子，从事商业贸易，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他的个人事迹，足以成为强大的齐国经济的佐证。
田氏的祖先公子完，在春秋中期齐桓公时代，因避乱由陈国逃往齐国，被齐王收留，势力逐渐坐大。公元前386年，其后人田常(田成子)担任宰相之后，先后诛杀各大家族首领，又屡次弑杀国王，褫夺了姜氏家族所掌管的权力。此后，太公田和放逐齐康公，并请魏文侯斡旋，得到周天子与诸侯们的同意，于公元前386年自立为齐侯，田氏就此取代姜氏而成为国君，但国家等级却由公国降为侯国。这一著名的篡位事件，史称“田氏代齐”。③庄子对此痛斥道，“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④直言不讳地将其称为“窃国者”，表露出对姑息养奸的周王室及其诸侯国的严重不满。
齐氏王朝无疑是政变和篡位的结果。尽管得到周朝及其诸侯国的勉强认可，但这个靠谋反上台的政权，长期沉陷于严重的合法性焦虑。为了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伟大性，田氏父子，也即齐威王和齐宣王，向整个东亚地区发出招贤令，引聚各地学者，形成以稷下学宫为标志的东亚文化中心，其规模甚至可以跟雅典媲美。道、墨、儒、法、名、阴阳、兵家、纵横、农家、小说等学派在此云集，多达一千人以上，由此展开激烈的政治/学术论辩，形成“百家争鸣”的热烈态势。
著名学者孟子、邹衍、淳于髠、田骈、接子、慎到等76人，被当局封为“上大夫”，⑤住在官方提供的交通便利的大宅里，声名显赫而远播各国。司马光为此写下《稷下赋》，高声赞美这一盛况：“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此外，精英教育也变得如火如荼起来，年轻的学子蜂拥而至，以致田骈有“徒百人”(《战国策》)，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而淳于髡则有“诸弟子三千人”(《太平环宇记》引《史记》)。在齐宣王的全盛时期，稷下的师生总数(“稷下先生”加“稷下学士”)达数千人之多，气象宏大，不仅威逼各国，而且令千里之外的洛阳都感到震动。齐国就此跟秦国平分天下，并称为战国“东帝”和“西帝”。⑥
篡位者田氏指望通过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来证明新政权的政治/文化合法性。这是历史改述游戏的重大开端，也是血姻叙事的第一个官方高潮，标定了中国士人御用化的历史起点。道家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受到齐侯的厚待，心存感激，而唯一的回报，就是应承田氏的要求，从两个方面，为其政治正确做出貌似完美的论证——
首先，以血姻政治为基本逻辑，全力证明田氏是黄帝的后代。就汉字的字形而言，“田”是“黄”字符的一部分，也即“黄”的一个核心脏器。在神话传说中，黄帝不仅战胜了姜氏的先祖炎帝，而且还杀死了姜氏的另一重要首领蚩尤，这两场远古战争的胜负，为田氏战胜姜氏并取而代之，提供令人信服的血缘政治依据。
其次，证明田氏出生地——陈国哲人李耳的伟大性，而拥有李耳的陈国，就此确立了文化上的威权地位，这场拐弯抹角的文化论证，就是要为田氏的陈国(异邦)身份，做出有力的文化辩解。
这就是“黄老之学”诞生的幕后逻辑，黄(帝)和老子就此形成古怪的学术联盟，犹如一层坚硬的盔甲，足以捍卫篡位者的权力内核。这场“争鸣”不仅推动了“黄老之学”的建构，而且对未来中国人的黄神崇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个寻常的部落神祇，就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神学地位。黄的这场适逢其时的复活，引发了一场没有内在超越的喧闹的膜拜，而黄则淡漠地凝望着那些盲目的人群。
貌似“君权神授”的仪式，其本质却是一场“王权祖授”的表演。它抛弃了以神圣宗教为核心的文化原型，而以祖先崇拜来置换宗教崇拜。这是中国政体跟全球各大文明分道扬镳的重大时刻，一百多年之后，刘汉王朝便在齐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石上，建起独一无二的血姻专制主义帝国。
道家集团对齐国政治的重大贡献，成为中国先秦史的一个动人细节。战国是汉人进入民族主体自觉的历史标志。它的神话叙事，包括神话的历史化和帝王叙事，为此后秦汉两朝的意识形态建构，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这是一种政治实用的理性主义，它最初是政权合法性焦虑的产物，而后则演变成民族国家用以自我陈述的血缘履历。三百年后，王莽为了寻找篡位的合法性，以“土德”为本位，寻求黄帝(土德的象征)的血缘支持，把已受抬升的黄帝形象，做了更为彻底的粉饰。黄帝在血缘/姻亲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从此变得无可动摇。
二、汉帝国的文化觉醒
秦帝国建立以“皇帝”为轴心的极权主义政体，它终结了战国时期的自由主义精神，而把“法家主义”推向历时性高潮。而后出现的仅有一年寿限的楚朝，⑦没有什么重大建树，却以焚烧咸阳的方式，向史上的暴君提出严厉警告，但它的结果，却是那些博生们收藏的典籍(“博士书”)，被大火付之一炬，导致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的又一次文化浩劫。
汉代的集权分封制，适度软化了嬴政的极权制度，但仍然保持了一个“外儒内法”的政治架构，并为未来长达两千年的专制，建立了第一块强硬的模板，这四个时期中，前三期均属于轴心时代，只有汉代属于后轴心时代，也即铁器时代，并且拥有一个以北方河流“汉水”命名的国名。历史学家习惯于称之为“汉朝”。但正是这个名字成为一种重要的象征，它预示着汉民族的诞生，以及汉民族国家主体认知的完成。
帝国的名字“汉”，最初源于一次“楚朝”元首项羽的任命，而后则由刘邦的新帝国所沿用，⑧“汉”的自我认知，始于汉文帝年间兴起的“五德学说”，但“汉”的意义，当时无法跟“刘氏”理念比肩。⑨皇帝印章(玉玺)用语及祭祀封禅献辞，极少出现关于“汉”的自我陈述。在东汉的官方历史文献(如《汉书》和《后汉书》)中，尽管“汉”字大量涌现，⑩但绝大多数用于地名(汉中、汉水)、人物(汉王)和朝代，除了在表达历史转折点时，偶尔使用“汉兴”或“汉兴之初”之类的语词之外，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由“汉”字组成的政治词语。对汉帝国的频繁描述，仅在于汉之后的诸朝，而这只能是一种历史“远望”的结果。
但这种语词滞后效应，并不意味着汉帝国缺乏民族本体的自省意识。刘邦推翻秦帝国之后，在互相兼并和大一统的价值观支配下，一种全新的血亲叙事开始启动，大批重要史书被“意外地发现”，《五帝德》和《帝系》应运而生，这些文本利用残剩的神话传说资源，编织出统一的上古帝王传承谱系，在一种关于“汉”属“土德”的阐释过程中，汉跟此前所有王朝的术数差异，被帝国隆重“发现”。帝王世系中每个神祇的血缘，都有明确的时间脉络，而神祇之间亦有清晰的空间血缘关联，他们都被安置在一棵以黄帝为起点的家族树上，犹如一堆长相酷肖的果子。顾颉刚嘲笑和批判了这种制造“伪史”的行径，声称那是“在战国的大时势下应有的鼓吹”，而儒生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11)但帝王世系表并非只是儒家的话语游戏，而是血亲政治的严重需求。在一个宗教瓦解的时代，这个以流氓造反起家的帝国，比任何王朝都更渴望借助“王权祖授”的模式，来获取权力的政治合法性。
经过秦代的严重挫败，汉代儒家集团指望在新世纪翻身，重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种翻身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两条路线。首先是游说皇帝，推高儒学的官用价值，也即让儒学成为法家专制主义的重要饰物。据班固《汉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九》载称，董仲舒(179-104 B.C.)是这场儒学复兴运动的旗手。正是基于他和王臧的个人努力，西汉朝廷自武帝开始，启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34 B.C.)的国家主义程序。此后，经过三次皇家学术会议——汉昭帝主持召开的盐铁会议(81 B.C.)、汉宣帝刘询主持召开的石渠阁会议(51 B.C.)以及汉章帝主持的白虎观会议(79 A.D.)，最终形成官方儒学宰制一切的文化格局。儒家就此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实现了帝国权力对民间思想的完美征服。
三、史学和经学的集体篡改
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格局：皇帝获得儒家士大夫的权力支持，而儒家则赢取了经典阐释的最高权力。话语权柄一旦被紧握，儒家便可放手一搏，推动第二条路线的营造——以注释和篡改(在真本中插入伪造的字句段之局部造伪)等手法，修改先秦历史文献，以实现儒学意识形态的世俗传输。参与这场典籍改造运动的人士，包括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刘向和刘歆父子，以及两汉和两晋的大批士人。运动的时间，从西汉武帝时代，到东汉王莽时代，甚至一直延续东晋，长达五百多年，可谓风起云涌，高潮迭起。而参与改造经典的士人，并非只有儒家一脉。秦汉魏晋诸朝，狭义的“儒生”，多指研习孔孟之学的士人，而广义的儒生，则指所有识字能书的士人，其中当然包括道家、方士、阴阳家和巫师，后者最终合流为庞大的道士集团。
鉴于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在西晋末年已经亡佚，目前的世传版本，出自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太守)梅赜所献，共58篇，比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多出25篇。东晋王朝随即将这份珍稀文献，追捧为该朝官学的主流，而梅赜也随之成为经学史上的文化英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宋明以来学界的怀疑矛头，便直指这名晋代儒学元勋。清代阎若璩更是全力以赴，撰写《尚书古文疏证》，总结朱熹等人以来的历代质疑声音，列举128条有力证据，证明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不过是魏晋时代的伪作，此说得到黄宗羲、钱大昕和纪晓岚等人全力声援，甚至当朝皇帝也来附弄风雅，对此大声鼓掌，阎若璩更被梁启超誉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进而成为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卓越榜样。
然而，这还远不是《尚书》学案的结局。晚清大儒廖平顺藤摸瓜，发现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古文尚书”的身影，而“发现者”刘歆，才是古文经的第一作者。刘歆在图书馆担任编辑时，首先发现了春秋时代左丘明编撰的《春秋左氏传》，顾颉刚认为这是一部真书，本名叫作《国语》，却被刘歆蓄意拆解为两书——《国语》和《左传》，而后者是一部“真材料的伪书”。正是这次成功的“造伪”，鼓舞了刘歆的斗志，促使他进一步“发现”了《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刘歆给那些不服气的博士们写信，解释《古文尚书》的来历，声称是景帝之子鲁共王要打造自己的宫殿，把孔子的老宅也圈了进去，在拆除旧建筑时，意外发现了隐藏于夹墙内的古文字竹简，经过整理发现，它们分别为39篇《礼》(即《逸礼》)和16篇《书》，由于是以古文字书写，故被称为《古文尚书》。
廖平仿效阎若璩，撰写《今古学考》《古学考》《知圣篇》和《辟刘篇》等多种著述，将谴责造伪的矛头，从梅赜转向刘歆，认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而古文经则是刘歆篡改的产物。这是儒学试图借助自我批判而达成现代化的重要征兆。1891年，康有为更以高亢的声调，痛斥东汉刘氏父子篡改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典籍的无耻行径，作者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手法恶劣，是为“篡贼”，声称自己“不量绵薄”，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者”。(12)刘歆编造“汉应火德”以及世系德表的目的，就是给王莽篡位制造理论基础。顾颉刚也认为，鉴于武帝推崇五经，鲁共王拆孔子壁得《尚书》，应当是一件当时耸动天下的文化大事，但司马迁居然没有将其载入《史记》，而喜欢表彰五经的武帝，多年来对此竟然无动于衷，这完全不符合事物的基本逻辑。(13)
但经籍篡改，并非像世人想象的那么轻易。大多数经籍早已流传天下，仅仅在一套竹简上造假，效果甚微。此外，改经者还须握有管理皇家图书馆的权力，并且上下串联，内外呼应，严密行事，方能得逞而不至于败露。此外，任何高明的篡改，通常不会全书通篡，而是在真资讯的中间，间歇性地插入伪材料，造成亦真亦假、真假混杂、以真带假、假亦成真的复杂格局。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钱穆才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中为刘歆鸣冤，说他们没有造伪的可能，因为其中的部分资讯，已经得到本朝考古学发现(如近年来现世的战国简帛)的证实。此后所有为汉代经学辩解的依据，盖源于这个天真的逻辑。刘歆或梅赜们机智地利用了史学家的这种思维弱点。尽管钱穆之后，“造伪之说”已逐渐遭学界冷淡，而“改经”的嫌疑，在“清华简”真相公示之前，始终是笼罩于儒学圣典的浓重阴影。(14)但经文被改动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仍然是一个需要精细求证的难题，此外，刘歆和梅赜两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改经者？古文尚书是否经历了汉代和东晋两次改写？所有这些谜团的索解，已远远溢出了本书指涉的范围。(15)
汉代改经之所以蔚然成风，不仅因为某些典籍流传稀少，甚至可能是一个孤本，而且是基于竹简的特殊结构。采用纬编方式将简片串联起来，这种活页式的结构，令伪简片的插入变得轻而易举。在上下文便于衔接的前提下，插入写有篡句的伪简片，再用细绳重新装订，一般很难被人识破。篡改者只要雇佣技术良好的匠人，采用相似的竹(木)料、刮削工艺和书法风格，就不会留下显著痕迹。其次，是在单片竹简上刮除原字并改窜新字，也十分方便。第三种方式更是易如反掌，那就是在多卷竹简中直接加入一个伪卷。当今中国的文物造伪传统，其源头盖出自两汉。(16)
作为“集体之作”的《山海经》，因其原始文本的开放性，后世的篡改变得易如反掌，例如它所描述的凤凰，竟然全身上下左右，都贴满圣贤孔子的伟大标语——“德”“义”“礼”“仁”“信”，俨然是一位展翅高飞的儒家信徒，而这类意识形态箴言，在该书其他地方从未出现，显得十分突兀，显然是汉代儒家改窜的结果，但至今都没有被聪明的经学家们公开揭破——
又东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南山经》
就在康有为怒斥刘歆篡改“太史公”文本的同时，“太史公”本人的作为，却遭到了意外的遮蔽。这个蒙受后人“篡伪之痛”的司马迁，才是两汉学者编造历史、并用历史叙事来取代神话叙事的始作俑者。尽管《史记》具有合法的官方身份，并且得到甲骨文和金文记录的部分证实，但其所载史迹，仍然被后世证明有诸多不实之处。以往的史学家，多以为那是司马氏对原始材料“有所不察”的缘故，但其中更多的，却是一种蓄意的编织，也即在正典写作中注入个人观点，甚至直接把神话素材改造成“史实”，如“五帝本纪”之类，但鉴于儒家文献如《国语》《春秋》和《左传》等的“佐证”，这些疑点竟然无人诘问，而太史公的主流地位，更是捍卫了这种改写和编造的权力，令其散发出正统、客观和公正的气息。
司马迁受到广泛支持的另一原因，在于蔑视神话和酷爱历史，而这是汉代儒家理性主义的主要表征，它要剔除所有的“乱力怪神”，并将其中有价值的信息采为信史。司马迁父子编撰了一部吞噬神话的历史，并开启了实用政治理性的道路，而它的代价是神学的严重挫败。在雅思贝斯看来，这种“理性主义”，正是轴心时代四大文明的共同特点。但雅氏显然未能意识到，希腊人亦是自我精神分裂的民族，他们在崇尚反神话的哲学逻各斯(logos，逻辑)，并推动苏格拉底式的学术理性的同时，也保存并发展了瑰丽的古代密索斯(Mythos，神话)，将其视为原始理性的先驱，(17)而在东亚地区，这种有限而破碎的神话，没有获得任何梳理和扩张的契机，相反，它受到了史学家的机智改写，最终消失于帝王血缘谱系的故纸丛里，被混浊的岁月所埋葬，成为一堆缓慢死去的空壳符号。
在典籍篡改者的行列里，并非只有儒生一门。墨家、道家、阴阳五行家和术士，也全力加入这个成分驳杂的队伍。有所不同的在于，道家并不热衷于篡改先秦典籍，而是直接利用神话叙事，伪造黄帝和他人的对话录，由此推出《黄帝内外经》《素女经》等数十种“伪经”，仅湖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就在13种以上。此类上古经典的“造伪”，从未有人追究其“造伪”责任，这可能是因为“造伪”的痕迹过于明显，近乎赤裸裸的文史游戏，在汉代的知识语境里，此类假托黄帝之名的手法，通常被视为“特殊的文学修辞”，而非蓄意的历史欺骗。
鉴于先秦典籍造伪蔚然成风，除了汉代，其他朝代的士人也竞相仿效，前赴后继，不断形成新的浪潮，不仅把中国变成文化造伪的超级大国，更为当下的神话研究，设置了严重的认知屏障。另一严重的情形在于，神话典籍的鉴定及其整个神话研究，从未成为中国经学的主流，也没有受到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关注。在当代，上古神话只是以下三种人的关注对象：作家，如鲁迅、沈雁冰和闻一多；学者，如顾颉刚、岑仲勉、丁山、徐中舒、钟敬文、袁珂、饶宗颐等；印度文化研究者，如徐梵澄、季羡林和黄宝生等。他们人数稀少，影响细微，从未进入“官方国学”的内核。
中国历朝知识分子的最大过失，就是用轴心时代(先秦)的文献代替上古神话，以为那就是民族国家的文化起源。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与此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对希腊神话及其奥利匹亚神学做出热烈响应，就无法掌握古希腊艺术和哲学的内在本质。自从西汉以来，包括魏晋、唐宋、明清、民国及当代研究者，仅仅把神话作为一个历史的附庸性现象，甚至视为荒诞无稽的“迷信”，而1949年以后各地文化馆采集的民间神话故事，多经过“阶级斗争理论”的胡乱篡改，变得面目全非。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实用主义学术观的多重挤压下，中国神话没有得到保卫，反而缓慢走向毁坏的终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民族国家的精神起源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四、第二代神话的建构与瓦解
“后轴心时代”(200B.C.-1500 D.C.)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密索斯(神话)与逻各斯(理性)的严重对抗，转向两者的重新结盟。经过漫长的岁月和诸多事变的教训，各大宗教的领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发现，宗教哲学中的理性，根本无法抚平教徒内心的创伤，于是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均出现了哲学与灵性、仪式、祈祷和神秘主义再度和解的潮流。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对峙之后，人类回到了理性和神话互补的道路。(18)
早期汉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头。经过数度浩劫——春秋战国的诸侯毁典、秦始皇焚烧民间图书、项羽焚烧博士生掌控的官方图书等等，先秦典籍几乎被清除殆尽。其中最为受伤的，正是我所寻找的上古宗教—神话体系。
汉帝国的营造者刘邦，本来是低级官吏出身，而开国大臣萧何、曹参、周勃和灌婴，则皆为低级官吏或武夫，对修复文化毫无兴趣；加上镇压内乱和抵御匈奴，朝廷弄得手忙脚乱，根本无暇顾及文化建构，所以汉初六七十年间，虽然经济开始回升，而文化则始终处于凋敝状态，一派死气沉沉的气象。(19)到了“文景之治”时期，虽然道家文化开始复苏，但基于“无为”思想的节制，仍没有多少重要的建树。连续三、四代人置身于冻结的状态，思想的教育与传承都出现严重障碍，由此在民间儒生群体中激起严重的文化焦虑。这焦虑像地火一样在隐忍中燃烧，期盼着解冻时刻的到来。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即位之后，试图彻底改变这种休眠状态。他开始举孝廉、试贤良，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而置立“五经博士”和“乐府”制度，以儒家经学及礼乐为唯一方向，俸禄高达40000石，利诱全国士人尽悉投奔儒学山头。最初博生官只有五十名，而经过此后一百多年的增补，到了东汉年间，太学诸生已达三万多人，(20)形成声势浩大的儒家势力。又为了建立天—人感应(祖—君感应)体系，打造起683所国家奉祀的祠庙。在武帝的亲自率领下，全国上下卷入狂乱的祭拜之中，加上郊祀、求仙、巡狩、封禅和穷兵黩武，前朝辛苦积蓄的帝国财帛被消耗一空，恰逢年荒连绵，民怨沸腾，对朝廷信心变得十分脆弱，各种灾异说开始兴盛，仿佛末日就要降临。整个汉室大有摇摇欲坠之势，(21)但人民并没有起身反抗，而是在无奈地等待新福祉的降临。
这场由皇帝亲自导演的戏剧，却导致了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帝国的祖先崇拜制的确立。这最初是针对嬴政和项羽暴行的后果。在经历过焚书坑儒和火烧咸阳之后，汉人需要返回先秦，为帝国的权力秩序——权力的合法性、祖神祭拜模式及其世俗礼)的重建开辟道路。正是这种血姻政治的理性，召回了被击碎的神话，令其像欧洲、以色列和阿拉伯那样，出现两者结盟的戏剧性迹象。跟司马迁截然不同，董仲舒公然违抗先师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教诲，倡导“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学说，试图利用神和人(祖先和君王)的对称性图式，来阐释帝国政治的本性，为武帝统治的代祖立言的合法性，寻找难以辩驳的神学依据。而在王莽时代，这种“天人感应”模式则转换为“感生”神话，令所有帝王世系表上的重要人物，都拥有一个完美的神性血统。
汉代儒家被迫借用了它的敌人—反理性主义的工具。但这场策略性运动的结果，是把儒家拖向一个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儒家到了东汉，以刘向父子为代表，已经完全沦为符号阴谋集团，卷入王莽的政治谋反，掀起规模盛大的造经运动，用以证明这场政治夺权的合法性，并最终成为宫廷权力角逐的殉葬品。
但正是由于汉儒的努力，制造出神话复兴的虚妄景象。高祖和武帝均尊奉阴阳家的“五德政治逻辑”，以为只要确立自己的五行本体，符合“五行相胜”的权力原理，就能获得天帝的授命而战胜前朝，平顺地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这种帝国的权力欲望，就是实用主义神学的生长基础。在司马迁的大力倡议下，武帝宣布启动历法革命，以“土德”为核心，以正月为岁首、以黄色和五数(五行中土属于五数)为尊，每年祭拜太一、天一和地一，(22)而把青赤白黑黄五帝，置于三皇之下。基于这种形而上的“五行政治算术”，战国时被严重颠覆的神学秩序，终于得到了有限的修复。(23)汉代的帝国学术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率先提出了“一统”和“正统”的政治纲领。(24)据《康熙字典》，“统”字有历史(纪)、初始、本源和领导之义，从古帝那里受命，形成统一的政治血脉，这是“一统”(时间的连续性)，也是“正统”(空间的合法性)，这两个语词，犹如铜钱的两面，揭示出皇权的世袭本性，它大声张扬国家伦理的“道统”，而最终则要落实到朝廷权力的“王统”之中。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时刻之一，因为它打开了祖先崇拜和血亲政治的大门，并为“大一统”的国家主义信念，开辟出意义深远的道路。
五、王莽的政治符号运动
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汉代太子党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大司马的高位上弄权，企图成为汉朝新一代的政治领袖。为了解决其篡夺刘氏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他把武帝以来采用的各种神学符号游戏，把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中三种手法尤其值得人们留意——
第一，在民间制造大批祥瑞符号和神秘的预言性图谶，借此抵消灾异说对王室的打击，重新召回民众对帝国的信心，同时组织儒生编撰图谶书籍，并要求读书人将其作为必读之书，由此为王莽担任“摄皇帝”(摄政王)提供神圣依据。
第二，启用刘向之子刘歆担任国家图书馆长，组织大批儒生展开新一轮的造经运动，而这场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弄出几部惊天动地的前朝巨著——《左传》《国语》和《古文尚书》等等，它们是点缀在王莽头上的文化光环，其中纳入了大量用以证明王莽和刘歆政治出身的伪证，它们旨在向世人表明，刘氏源于尧帝，而王氏则源于舜帝。(25)而既然尧帝把王权禅让给了舜帝，那么王莽接管刘氏王朝，就是对上古贤君的一种卓越效仿，它不仅不是人们所暗讽的篡位之举，而且还是一种伟大的政治德行。
第三，梳理“五行政治”，把刘氏王朝改为火德(“汉应火德”)，而王莽自己则接管了武帝确认的“土德”。跟“土”对应的王莽，在五帝谱系中必然要扮演“黄帝”的角色，所以他自称是黄帝的后代，虞舜的苗裔，并据此大肆追捧黄帝，蓄意提升其地位，顺手也把尧舜禅让的伟大品格、伏羲的神奇性以及诸神(包括孔子)的感生神话，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编。一个由武帝初立，而由王莽和刘歆完善的“三皇五帝”世系德表谱系，完成了它的逻辑架设。王莽篡位，就此有了坚硬的神学基础。
这种帝王世系表的成熟，是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重大标记。在所有的逻辑母题中，祖先逻辑是最高的逻辑，“我是谁谁谁的儿子”，这是一句奇特的咒语，它为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石。血姻政治的意识形态表述，就此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王莽新政失败后，这种叙事逻辑并未消失，反而进一步渗入文官、士人和民众的血脉，形成祖先崇拜的价值轴心。
但王莽和刘歆的所谓的“三皇五帝”世系表，终究只是一部伪史，它大量采用第二代神话素材，却将其偷换为“史实”，神话就此变成历史，而众神则变成了伟大的祖先。为了证明王刘血统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所有这些空间平行的神祇，都按时间串联的方式被重组起来，(26)就此虚构出一个祖先世系表，借此支撑帝国的权力世袭制度。一个庞大的祖先崇拜体系就此呼之欲出。这是平行空间向序列时间转换的起点，此后的两千年，中国人将长期生活在这个体系的阴影之中。战国以来的第二代神话重构工程，终于走向一个自杀性的结局。
以造神肇始，而以毁神告终，这就是王莽新政的重大成果。它所营造的帝王世系，成为后世历史学家“讲史”的基本逻辑依据，而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更把这一杜撰的体系，奉为指导研究的圭臬。另一方面，它打断了第二代神话的营造进程，战国以来的神话拯救运动就此终止，而鉴于道教的诞生和佛教的进入，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已经呼之欲出，这就是第三代神话，袁珂将其蔑称为“仙话”体系，借此区别于此前的上古神话。(27)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神系，古怪地存在于拒绝神灵的东方宗教(佛教和道教)之中，俨然是它的视觉核心，而跟《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训诫，形成了讽刺性的对比。
六、两汉的巫蛊浪潮
两汉时期的东亚，沉浸于广义萨满文化的浪潮之中。东汉王莽篡位之后，更是大力制造各种民间神秘预言(谶纬)，利用巫祝的手法来传扬“新政”，赞美它符合上天的旨意。文官和博士都在扮演麻葛的角色，在皇帝和神祇之间充当联络人和阐释者。从《河图》和《洛书》之类的“谶纬”中，辨认和发现神的旨意。那些语义神秘的符号，在朝廷和民间大肆流传，犹如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巫术，操纵着无知的民众，令他们成为新政的热烈拥趸。
而在另一方面，造仙运动的亲密兄弟——一种真正的巫蛊运动，也变得炙手可热起来。各级政府均设立巫官以处理重要事务，巫祝和巫祠遍地生长，官方祭祀活动均由各级巫师把持。上层社会的嗜好，为民间社会提供了榜样，坊间的巫蛊运动如火如荼，其规模直追先秦的荆楚和三苗，它不仅是政治、军事和生产的指南，而且还被运用于包括婚丧、生育、避孕、疗病、长生、饮食、旅行、查奸、问案等所有日常生活领域。
在热爱巫术的武帝引领下，后宫佳人为了争宠，也热衷于召唤女巫入宫，在屋内偷埋桐木制成的假人，利用先秦传下的模仿巫术，向武帝和情敌分别施蛊，指望靠这种古怪的方式改变个人的床帏命运。汉室后宫里，到处萦绕着浓烈的阴谋气息，(28)仿佛是一些上演于密室的春宫闹剧。而这种神秘主义风潮，为日后的“巫蛊之祸”埋下了祸根。
武帝晚年体弱多病，似乎患有独裁者惯有的受迫害妄想症，因有人私下举报，怀疑是身边人下巫蛊所致，于是大兴冤狱，不仅杀了被诬告的丞相公孙贺父子，而且牵累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及大将卫青的长子卫伉全部被戮。武帝又委任宠臣江充清查后宫，搜寻木人，并严刑逼供，目标直指无辜的太子刘据。刘据无奈之下开始反击，以谋反的罪名杀死江充，并在母亲卫皇后支持下，追剿江充余党。年迈昏聩的武帝不明真相，派丞相发兵镇压，双方在长安城内展开激战，皇后含愤自杀，刘据出逃后也自缢而死，数百人为此冤案丧生。(29)
这场暴力内讧制造了深刻的创伤，令整个王室都饱受惊吓。但巫蛊并未被引为一种教训反而继续在朝廷内外流行，像细雨一样融入了皇帝、官员和人民的骨头。它不是一种可以切割的孤立事变，而是整个神秘主义机体中的脏器。一旦跟祭祀、招魂(萨满)、封禅和图谶等事务混合起来，便能形成不可阻挡的神学能源，为王莽新政和新帝谱大规模输血。就其本质而言，巫蛊是帝国祖先崇拜的配套工程。
七、官方造仙和汉朝的精神分裂
武帝的另一个独特政绩，就是展开长达五十年的封禅和求仙运动。武帝在位五十年期间，祭拜(封禅)“五岳四渎”，向神灵求取永生的权力；打造高达三十丈的铜柱，上置铜盘以承接天露，据说以此天露跟玉屑混合服食后，即能成仙；又派遣方士人海寻找蓬莱仙山及其仙人，支持方士以炼金术制造黄金，(30)如此等等，留下了大量被后世嘲笑的劣迹。
为了实现永生的梦想，武帝还任用包括李少君、少翁和栾大等无数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作为礼物送给栾大，指望他们助其实现永生的念想。最终却因他们的无能或蓄意欺骗，而将其逐个杀掉。(31)直到69岁驾崩为止，他都未能见到任何神仙，而求取长生之药的宏愿，也只能破灭在豪华陵墓的深处。所有这一切，仿佛是秦始皇事迹的历史重演。尽管如此，第二代神话却获得继续发育的契机，但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精神体系，而是皇帝权力理性和生命梦想的工具，犹如一堆欲望的泡沫，开始散发出庸常和低俗的气味。
汉代的精神亢奋，成为各种新事物生长的暖房。名目繁杂的巫术和仙术，这时便跟道家哲学紧密结合，为张角等人提供了重要的法术资源，催动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诞生。(32)而道教的运作一旦启动，就像一架庞大的造仙机器，开始了势不可挡的大生产运动。大量道教神仙犹如雨后春笋，在宫室、道观和民宅里茁壮成长。而由于注入古怪的数字语法，所以道教的神仙，多以组团形态出现，如“三清”“三官大帝”“四大天师”“四大天王”“四大元帅”“四值功曹”“五大真人”“五
真君”“五方谒谛”“五斗星君”“六丁六甲”“南斗六星君”“北斗七星君”“八仙”“二十八星宿”和“三十六天将”等等。(33)这些数字不仅方便记忆，而且是道教神仙集体诞生、迅速增殖的主要原因。
道教神仙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制造了严重的认知困境，就连道士自身都无法为这些神仙建立完整有序的谱系，一些道观里的道长，甚至弄不清“三清”和玉皇大帝的层级关系。另一方面，佛教也在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中国，带来了成编制的大佛、菩萨、金刚等多层级神祇。所有这些新生或外来的宗教，都携有大量神话故事，并足以取代破碎的第二代神话，满足中国人的拜神渴望。
两汉及魏晋道士的造仙运动，在皇帝、儒生和道士的共同努力下，变得日益高涨，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二代神话。新神仙进占人类生活涉及的所有场所，甚至还统治了臭气熏天的厕所(这些厕神竟然还是女性，被称之为紫姑和三霄娘娘)，到了明清两代，第三代神话已经发育为一个庞大驳杂的系统，其中包含佛教神系、道教神系、其他宗教神系(如祆教、摩尼教、苯教和伊斯兰教等)以及民间神系等四大类别，神仙的数量多达数千位，其增长的规模，跟人口增长形成正比，而这就是第三代神话的基本格局。它在中国人的世俗生活里出没，为他们点燃各种模糊而脆弱的希望。
汉代统治者驾驭的中国马车，脱离世界文明和“亚洲精神共同体”的轨道，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文化行旅，而它所运用的双重逻辑，却引出精神分裂的普遍征兆——
它架设以血姻政治为轴心的专制主义骨架，其外部却裹以儒术的温暖棉袍，由此形成铁血和人性的二重风格，这种“外儒内法”的政治管理体制，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儒家社会”的假面，令大多数天真的汉学家和学者中招；
它架设起了以皇权为轴心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而这是儒家伦理、阴阳学和民间巫术的混合物，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色调。这种官方实用宗教完全拒绝终极关怀，它只需服从皇帝至上和血缘至上的游戏规则。就其本性而言，祖先崇拜是专制主义最强硬的文化后台；
在世俗领域，它提倡双重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儒学指导下的入世生活，另一方面是庄学指导下的遁世生活，这两种方式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流畅地互换，以便在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中间价值和终极价值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的节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始终在两者间剧烈摆动，形成所谓的“秋千效应”，而正是这种剧烈的摇摆，把生活信念变成了一场道德虚无的游戏；
它架设了居民社会和游民社会的双重体制，而令居民和流氓同时成为帝国的子民，引发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并置、和解与冲突，流氓精神至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支配性力量，它甚至渗透到宫廷和寺院，成为中国人处理日常事务的基本策略。流氓主义和专制主义联手阻止终极关怀的发生，摧毁了神话底部的神学基座；
它架设起星象政治学、历数政治学、巫术政治学和神话政治学的多重通道，导致权力算术和神话文学之间的尖锐对抗。正是在“五行相胜”之类政治叙事中，某种历史秩序被古怪地建构起来。但它是一种漏洞百出的谎语叙事，可以被帝国所任意打造和修改。而在神学和神话消失之后，历史哲学变得日益无趣起来。
但无论如何，作为民族/国家主体觉醒的初级阶段，汉朝都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时代，它所点燃的价值火焰，炽热而明亮，狂乱地燃烧在专制史的端点，映照着茁壮成长的汉人的迷惘面容。正是这纷繁的裂变，构成机体内的“阴阳平衡”，令帝国在不倦的改朝换代中永生。而就在精神分裂的缝隙之中，神话以“历史”的名义苟存下来，蜷缩于帝国和汉儒的语义牢房，期盼着文本解放的伟大契机。
*本文为《中国上古神系》第十章的节选，该专著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坎德勒·特舍斯：《四千年城市发展史》，列维森，纽约：埃德·温米兰公司，转引自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②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311页，第416-439页。
③参见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庄子·外篇·胠箧第十》。
⑤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风俗通义·穷通》亦云：“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
⑥李玉洁：《齐国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⑦这个短命朝代总是被北方主流叙事所蓄意忽略，这种忽略源于邹衍编制的五德世系表，并被司马迁和刘氏父子所继承。
⑧《汉书·高帝纪第一》：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这一命名显然跟汉中地名相关，而汉中之名，应源于汉水。公元前202年刘邦击败项羽，正式称帝，沿用“汉”的名号，以纪念滋养他起家的故地。
⑨刘邦曾与诸功臣杀白马以立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史称“白马之誓”，显示“刘氏”的价值当时还远高于“汉”。《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汉书·张陈王周传第十》：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自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⑩包括后世加入的注解在内，“汉”字在《汉书》中出现2407次，《全汉文》1649次，《后汉书》2472次，《全后汉文》2577次，《东观汉记》1959次；南朝《文心雕龙》2070次；在唐《资治通鉴》里出现1822次，《旧唐书》1024次，《全唐诗》3173次，《宋史》1322次，《全宋诗》8936次；《清史稿》2121次(其中部分是通古斯语的人名和地名译音)，而其他文献的出现平均率在200次以下(参见《北大国学研习系统》，北大数据分析研究中心)。这些数据显示了“汉意识形态”的四次高潮——汉代、南北朝、唐宋和清代，其中以南宋最甚，而清帝国亦以“他者”身份，介入对“汉”的种族叙事。
(11)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目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裘锡圭在《新出土的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指出，《五帝德》和《帝系》为司马迁的《史记》所采信，因此不可能出现于汉代。裘氏在跟《子羔》等文献进行比对之后认为，这两书应出现于汉代晚期。引自《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3)(19)(20)(21)(23)(25)(26)(31)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65-66页，第57-58页，第60页，第28-30页，第18页，第86页，第86页，第20页。
(14)“造伪”一词多被误解为“全盘伪假”，因而极易遭到反驳，而“篡改”一词则可能更接近事物的本原。
但“篡改”亦可视为“造伪”的一种初级形态。关于《古文尚书》的篡改细节，可参阅姜广辉《中国新近出土战国楚竹书的思想史意义——以〈郭店楚墓竹简〉为例》，网页地址：http://w1.ens-lsh.fr/colloques/chine2004/lamelles_chu.html。2013年1月4日，清华简最新研究成果在京发布，该研究表明，源于战国中期的《傅说之命》三篇，与东晋时期古文《尚书》中《傅说之命》，其内容完全不同，再次证明东晋文人梅赜所献孔传本古文《尚书》系伪造之书。
(15)就其本质而言，这场辨伪潮流，最初导源于儒家的自我门户清理，它表达出儒家集团的高度自信。但到了民国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受重创的儒家，突然失去了这种历史自信，而把儒典疑古思潮，视为对其存在及其话语权的严重威胁。这种创伤心理至今仍然支配着“国学家”群体，令其无法坦然直面严峻的篡经真相。
(16)古文尚书的篡改若出自东晋地方官员梅赜，则其难度更大，因为战国以来，就已形成简牍和缣帛并存的格局，而到了汉末晋初，宫廷文献已经全面改用绢帛，《隋书·经籍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又云：“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又因《中经》，更著《新簿》……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这些记载，均为皇家文献使用缣帛(未经染色的素绢)和缃素(染成浅黄色的绢帛)作为书写载体的证据。此时，简牍制作的工艺，可能已经失传。梅赜若要制作高仿伪简，则需谋求工艺高超的专业匠人的合作。
(17)(18)凯伦·阿姆斯特朗著，胡亚豳译：《神话筒史》，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3页，第129页。
(22)这个模式后来被王莽改为天皇、地皇和人皇，其具体神祇众说不一，甚为混乱。
(24)参阅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27)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2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无道。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
(29)徐卫民、刘江伟：《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0)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32)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9-140页。
(33)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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