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哲学革命——现代哲学视域下的邓小平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视域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7）05—0058—05
众所周知，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世界哲学发生了一系列以哲学转向为标志的重大哲学变革，这些变革的突出特点就在于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新的哲学观和理论范式。与世界哲学的变革相联系，中国哲学作为人类时代精神精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也进行了一场哲学革命。邓小平作为这场哲学革命的首倡者和主要实践者，他的新哲学观、他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拒斥、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以及他所倡导的实践原则和价值原则相统一的理论维度，不仅使我们冲破了传统哲学的羁绊走向现代，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人性觉悟。
一、哲学观变革——邓小平哲学的逻辑起点
历史上任何有重大价值的哲学，其发展方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即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它对已有的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新的说明，而在于面对时代的要求，它改变了自己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他面对时代的新发展提出了新问题，凝出新的范畴和理论。[1] 邓小平哲学就其实质来说，首先就是一种革新了的，充分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虽然邓小平理论涉及的问题广泛，内容众多，但其精神实质则已明确概括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字方针之中。这八字方针，体现了不从抽象原则出发，不受书本教条的束缚，大胆突破陈规，一往直前，不断创新的精神。这与当年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一样，都是对脱离生活实践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根本否定。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20余年的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讲，由于受前“苏式教科书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开始走上了诵经、解经、注经的路子。宗教教条化的理论方式，泛政治化的独断态度，充满虚幻观念和长官意愿的理论内容，远离生活世界，超越时空界限的先验教条原则，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一个特征。受这种哲学的影响，我们的思想日益僵化，以至社会主义道路愈走愈窄，陷入困境。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在当年改革之初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要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在这种哲学的思维范式下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转变思维方式，实现哲学观的根本变革，才能真正地正确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胆略，理论家的嗅觉，敏锐地洞察并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率先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并带领我们闯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他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 这里的解放思想主要是指破除已经成为我们思考本能甚至生活习惯的传统思维方式，摆脱旧的哲学观和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和影响，实现哲学观的革命。即不是从书本和抽象的先验原则出发，而是从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生活世界出发去思考并形成理论。邓小平认为，一切从本本出发，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这种思想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种状态的存在，有着诸多的危害，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这样就窒息了思想的创造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社会的发展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因此，“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3] 据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变化的条件下，不以新思想、新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又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4] 在这里邓小平把能否冲破传统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哲学观的革命，放在了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这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发展了马克思当年所发挥的坚持从生活实践出发，大胆创新，开拓进取的哲学精神。在这点上，邓小平哲学所运用的和体现的哲学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那种哲学精神。
邓小平作为一个在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政治家，他的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个人崇拜，坚决拒斥以“两个凡是”为标志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如果说哲学观的变革是邓小平哲学的逻辑起点，那么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拒斥和批判，则构成了邓小平哲学的基本特征。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首先是解放思想”，就是因为在邓小平看来，以教条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支配我们头脑的时间太久了，可以说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思维本能。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照本宣科、照章办事、在框框中生活。转换思维方式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不破除这种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现代化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他从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高度强调了解放思想，改变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5] 因此，“不解放思想不行”[6]。只有解放思想，打破陈规陋习，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不搞争论，多做少说，不是从先验的抽象原则出发，而是从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找到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佳道路，才能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大声疾呼，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认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认为：“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7] 而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看来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8]，就是坚决拒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正是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精神的指引下，我们才逐步摆脱了先验教条主义之害，解除了思想禁锢，求得了精神解放。我们在哲学理论上才能从抽象虚幻的人转到活生生的现实的人，从关注彼岸的非人世界回到人的生活世界。
二、回归生活世界——邓小平哲学的理论旨趣
邓小平哲学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实践哲学。如果说邓小平对“思想解放”的倡导，使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那么他对“实事求是”的弘扬则使我们的思想回归生活世界。以“实事求是”为表征的对生活世界的眷恋构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旨趣。
先于理论，先于任何本质决定的人民群众的深层渴望，即是改革的力量源泉，也是任何真诚的哲学思考必须首先面对的内容。改革之初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激励和引导着哲学思考走向生活的深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破除传统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也呼唤着中国哲学转向生活世界。邓小平深谙这一道理，他的全部理论思维都是紧紧围绕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出发而阐发的。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就是从生活世界出发，从人民的生活需要出发，通过对生活世界状况的把握和问题的分析，创造性地实施改革实践，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实事求是”归根结底是思想如何对待现实的关系问题，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性原则，也不是去追求单纯的客观真理，它在本质上属于人们开拓新天地的创造性活动。人是自由、自觉的存在，是自身活动的主体，人的行为都是抱有主观目的的，我们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实事”中去“求是”，是要为人们的活动和行为寻求现实的“根据”，确立合理的“目标”，制定可行的“方针政策”，以便发挥人的创造本性，去改造客观的实际，[9] 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生活世界。这里，邓小平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对“实事求是”作详细的经典式阐释，但他通过自己的理论和政治实践，对“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和当代价值作了全新的原则规定和创造性的解读。
在邓小平这里，“实事”已不再仅仅是作为认识对象的纯粹的“客观事实”，更不是由本本上的条条和权威圈定的，由观念或符号所建构的“死的”世界，而是与人紧密相连的主客观统一的生活经验世界；是未经实体化、概念化和反思的逻辑所规范的生动鲜活的自在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并处处体现着人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理想的“活的”世界，即中国社会主义的当下状况和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渴望。邓小平之所以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被我们奉为指导思想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脱节的、与马克思的实践精神相悖的，从抽象原则出发，本质预设、崇尚权威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普遍贫困，思想文化领域则凝固、窒息，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虚幻理论和虚假生活状态中，以至于社会主义的路越走越窄。因此，邓小平认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揭穿这种虚假的生活状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生活实际出发，正视我们的生存状况，明确我们面临的生活困境，阐明我们的生活路径。据此，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0] “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11] 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指导思想和依其而定的方针、政策，脱离了现实，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用理想代替了现实，主观意愿遮蔽了真实的生活世界。对此，邓小平回顾道：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2]。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13]，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从中国这一现实出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14] 他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5]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结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这样，邓小平就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阐明了“实事求是”之“实事”，不仅是认识的对象，同时更是我们生存的状况和生活的基础。只有正视这种生存状况，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世界。
在对“实事”作了明确的阐发和规定的基础上，邓小平对“实事求是”之“是”的内涵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是”已不仅仅是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主观和客观的符合，当然也更不是某种早已存在，一经发现就受用无穷的“规律”，而是人们的活动和行为的根据，它不只是物的存在，同时也是人的存在。是内含着人们的主观愿望、价值评判和生活意向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是实践结果和人们的价值预期的统一。它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的、随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不断丰富自己内涵的意向性标准。是由社会实践的最终结果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财富的增加程度，社会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和国家整体实力的提高程度。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6]。在邓小平看来，所谓“是”既要求“求实”的科学精神，同时又体现着人的价值追求。既要求我们不是从书本、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实践出发，同时也指出人不是为实践而实践，任何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内含着人的主观愿望和合理预期及价值取向的。对“是”的这一理解，为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生活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维度。
随着价值评判维度在邓小平哲学中的彰显，“实事求是”之“求”也被赋予了新意。即“求”首先不再是对某种既定规律和预设原则的认识和寻求，而是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打破陈规的创新过程。同时“求”也不是主体认识客体的本能活动，而是主体按照自己的理想愿望和价值预期，积极主动地改造客体，创造美好新生活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人们开拓新天地的创造性活动。“创新”成为“求”的应有之义。据此，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7]。因此，邓小平既特别强调一切从我们的生活现实出发，又特别强调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创新精神。他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8] 这样，邓小平就不是在认识论层面上，而是在生存论、价值论和主体创新原则基础上，从实践哲学的角度，以生活世界为基础，阐释了“实事求是”的新内涵。从而为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向，奠定了坚实的生活世界基础。他的特色理论、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一国两制”理论、“三个有利于”理论、实践创新理论无不是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生活，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反思，体现着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和从生活世界出发的理论态度和哲学品格。
三、实践原则、价值原则的统一——邓小平哲学的理论维度
邓小平哲学是实践哲学。邓小平哲学智慧的一个重要时代特点，就是提出了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实践观。使我们从原来以超脱凡尘的圣人、神人和僵化的“左”的模式为标准的价值观，转向以现实社会、现实人性为依据，面向生活真实的价值观，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和人性的解放。综观邓小平理论，实践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始终是他哲学理论的基本维度。
邓小平积极倡导和始终坚持的“实践标准”，本身强调的就是人的价值标准，生活需要标准，实际效用标准。在邓小平看来，“实践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实践标准”作为价值原则，它本身就是一个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才能实现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人的思想、理性、精神等主观因素是“实践标准”题中应有之义，不仅不能排除它，而且还必须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才行。因为邓小平所讲的“实践”已不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不再是仅强调实践过程、改造功能，而不关心实践结果的“是”的过程，而是既强调实践过程，更注重实践效果的“应”的过程。邓小平更看重的是实践应给中国带来什么。在邓小平看来，“实践”就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状况，尽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改革实践。它不仅要在过程上合规律性，而且要求结果的合目的性。他一贯反对说大话、空话、假话、做表面文章的形式主义作法。提倡办实事，讲究实际效果。认为改革是一场创新实践，不能讲老规矩，走老路子，一切有利于实践结果的方法和手段都应大胆地用，大胆地试。实践结果是检验实践方法、实践手段和实践过程是非好坏的标准。据此，邓小平提出了实践的效用原则，突出了实践的价值功能，使实践观和价值观有机地结合起来。
首先，邓小平强调了实践的有用性。认为一切实践活动都必须对社会进步、对人民生活改善有利。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如何尽快恢复因自然灾害而被破坏的农业生产时就讲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9] 这个著名的“猫论”的实质就是强调实践的效用性。改革开放以来，他也一直强调办事要“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20]。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继承上，他也一再坚持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实践成果要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要尽可能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
其次，在坚持实践的有用性基础上，邓小平强调了实践结果的功利性。针对长期以来我们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只讲实践的改造功能，忽视实践价值功能和实践的功利目的的状况，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21]。“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22] 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不仅深化了“实践标准”的内涵，而且把实践原则和价值原则有机地统一起来了。把价值观纳入实践观，用实践的效果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重视实践的效用功能，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发展和新贡献，同时，也是邓小平用以反对和摧毁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推动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深入发展的有力武器。
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首先来自于植根于僵化模式的僵化观念，其集中体现就是姓“社”姓“资”的唯一价值标准论。这种患上“左”倾政治空谈症的价值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与僵化观念的深层理论基础和最后的顽固堡垒。”[24] 正是邓小平的突出实践的效用原则和功利目的实践观的确立，才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禁锢我们头脑的僵化思维模式，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富强、幸福的新路，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革命的首倡者和积极实践者，正是在他的引领下，我们的哲学思维，才从古代走向现代。因此，只有从现代哲学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并把握邓小平哲学的精神实质和理论精髓。
［收稿日期］2007—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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