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6159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中国论文,效应论文,中介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分析政治现象、预测社会变化的重要概念工具，政治认同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并受到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广泛关注。①近些年来，政治认同问题研究也已逐渐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一些学者对政治认同的概念、结构、作用机制以及对现实实践的作用与意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也有研究者针对特定群体(例如农民、大学生等)的政治认同状况开展了实证分析。然而，由于政治认同在国内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多数研究的方法停留于理论或规范分析的层面，研究成果多以理论化、抽象化的形式为主，系统、科学的个案和实证研究成果相对缺乏，特别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起来、针对中国公民的大样本实证研究非常少见；②而已有的调查研究在被试抽样、变量测量及数据统计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因此，本研究的第一个任务是，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抽样调查，通过大样本数据分析对当前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的基本表现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描述。 国家稳定是维护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以公民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认同为基础的。因而，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对于政治认同的理解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将其定义为个体的一种心理属性，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③另一种观点则将其视作意识与实践双重范畴的产物，不仅反映了认同主体的心理归属，同时也是认同主体与客体相互转化的行为实践。④本研究采纳第二种观点，将政治认同理解为心理状态与行为实践的统一。从政治认同与危机的关系来看，作为危机治理的心理基础，认同可以促进社会公众对国家治理中制度安排与政策实施的认可、支持与服从，并在国家危机治理中使多元社会主体形成明确的价值取向、行为目标与理念；⑤而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认同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具有动员社会公众、化解和避免危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困境、恢复和发展社会良序的作用。⑥同时，作为社会稳定的文化心理基础，政治认同水平的提升还有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进而增强社会公众的政治信任与责任，维护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⑦为此，本研究以国家稳定为关注点，将分析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之间的关系作为本研究的第二个任务。 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的基础，而政治稳定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民的政治认同水平。但是，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之间不是简单的直接线性关系，而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⑧二者的关系往往还要受到或通过第三方变量的影响来发挥作用，这里的第三方变量是指公民政治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对政府政策与制度的支持、社会信任水平，等等；⑨特别是政治认同主体和客体相互转化中所包含的信息“输入”和“输出”的互动过程(即政治沟通)，⑩势必会对认同与稳定的关系产生影响作用。同时，国外相关研究也发现，政治沟通在政治社会化(政治态度稳定性是判定其作用的重要标准)对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一方面政治认同是政治沟通的重要基础，高质量的政治沟通离不开高水平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良好的政治沟通还使个体的政治态度在时间序列上保持了较为稳定的表现。(11)然而，由于国内缺少有关政治认同与相关变量的关系研究，对政治认同的影响机制认识尚不清晰。(12)有鉴于此，本研究从政治沟通切入，把分析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影响机制作为本研究的第三个任务。 二、文献综述与本研究的假设 (一)政治认同：社会认同概念的延展 社会认同作为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强调个体对组织或群体的依附或归属的心理感受，而对所属组织或群体的认同感则是个体在其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主动区分的过程中形成的，并同时伴生着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13)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分别从个体认同与社会结构、认同的文化表达及意义、认同的结构因素、认同与内群体偏差(14)及群体冲突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成果。(15)政治认同的概念解析可以依循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展开。政治认同的主体毫无疑问是政治共同体所辖的公民个体，而政治认同的客体(即内容或构成要素)则包括国家、政党、政府、制度、政策、利益和价值等多个方面。(16)回顾和梳理既有政治认同的研究成果，笔者将政治认同的内容概括、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身份认同、体制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和发展认同。 从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来看，个体的种族、宗教信仰、性别、人格特质、自尊水平等都会对政治认同的获得和水平产生影响，且环境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作用。(17)与社会认同随情境变化的特点不同，政治认同的发生与水平在时间序列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18)然而，从认同危机爆发的顺序化特征来看，(19)政治认同构成要素的主导作用又具有阶段性特征，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成熟水平是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形态处在某一特定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其政治认同的构成可能会相对单一，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影响其政治认同的因素构成将变得更为多元和复杂。例如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发展，中国政治认同的主导形式经历了从意识形态、经济绩效和民主权利的阶段性转化，逐渐凸显出政治认同多维并存的特征。(20)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既取得巨大成就又呈现出城乡区域发展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状况，本研究的第一个任务将在验证政治认同多维结构的基础上，对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总体表现和不同群体政治认同水平的差异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二)政治认同视角下的国家稳定 政治认同作为形成和维持秩序的核心决定因素，其水平高低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形成直接的影响作用。(21)政治认同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抗争性政治参与行为，并在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推动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促进政府与个人的政治沟通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22)而价值认同通过个体内在的意识结构自觉规范和约束个人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23)同时，政治认同可以消除一些由其他差异(例如种族、宗教)所造成的社会异质化影响，政治认同的这种平衡作用能够有效地促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4)政治认同不仅是政治系统获得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也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因而，政治稳定并不仅仅依靠经济发展，还要依靠社会公众对信仰、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的广泛认同。(25)在现代社会，个体流动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其中本土化的、持续的文化特征对维持和提升国家与个体两个层面的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种认同也成为社会结构稳定的主要来源。(26) 作为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基本态度和情感的一种反映形式，政治认同在政治实践中展现出了凝聚社会成员和实现政治安全的力量。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往往与公民政治认同低落相联系。(27)而认同危机的演化，很有可能朝着现实化的方向发展并扰乱政治秩序，进而危及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例如，对网络政治舆论中的极端情绪化如果不加以重视或处理，就会形成一定的消极社会舆论或群体性事件。(28)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通过提升政治认同水平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29)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往往是以其政治认同为前提的，同时政治参与效能感的降低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认同度。而公民的政治参与冷漠、政治认同降低也可以转化为一种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并演化为群体性事件，对国家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30) 综上所述，笔者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
：公民政治认同的水平对国家稳定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三)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作用机制：基于政治沟通的中介模型 政治沟通体现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即政府与公众之间经过信息交流，相互了解对方的立场，使政治系统的运作更为有效。(31)提升和强化公众的政治认同与效能感，能够使个体进行面对面政治沟通的意识和技巧得以增强。与此对应，通过政治沟通，公众对多样化的观点有了更多的接纳与思考，进而使其产生了更高水平、更广范畴的认同表现。(32)同时，基于价值观所进行的政治沟通，其有效性也要受到公民政治认同的影响。以政治说服为例，说服活动双方的价值观匹配度与政治认同水平的交互作用对说服效果共同产生影响。(33)理性化的政治沟通与政治认同有紧密的关系。作为一种理解和分析政治现象的工具，政治沟通还很好地解释了体制性、结构化政治行为在有序社会与稳定政治局面形成过程中的作用。(34)政治沟通中的官方宣传对公众的影响，也往往会通过包括国家认同在内的核心价值观发生间接作用；(35)利用公众对政党政策认同的实际情况开展政治宣传，能够使公众更好地接受宣传内容，获得有效的政治沟通效果。(36) 不论政治沟通的形式如何，其对于国家稳定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良性的政治沟通能够帮助政府了解民众的基本意愿，提升决策质量；另一方面，开放的沟通系统，也能够使公众的不满情绪得以适当宣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矛盾冲突、维护秩序稳定的作用。(37)从政治沟通与政治冲突的关系来看，系统化、制度化的政治沟通能够准确探明冲突缘由，缓解和消除政治共同体内的紧张氛围，进而改变政治冲突的指向，并以温和的方式阻止和解决冲突。(38)通过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有效的政策宣传与信息沟通，能够对政治稳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35)而作为新兴的信息传播途径，互联网已成为集群行为发生过程中重要的信息沟通平台，并对参与者的心理动机产生影响。当通过计算机媒介在网上频繁参与讨论的时候，个体政治认同的表现对其发生集群行为的意图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40) 由此，笔者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政治沟通在公民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影响机制中表现出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调查过程 (一)被试取样 1.问卷调查的抽样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项目组在都会区(4个直辖市)、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抽样。其中，都会区、东部和中部地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最低各抽取两个省份，东北地区从三个省份中抽取经济发展水平居中的一个省份，西部地区抽取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的省份三个，最终抽取上海、重庆、吉林、广东、福建、湖南、山西、新疆、四川和青海10个省份。鉴于直辖市下辖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员结构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本次调查分别对直辖市下辖的区、县进行独立抽样，根据2011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分别选取经济发展处于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的4个区(100人/区)和2个县(100人/县)。同时，调查抽中的自治区、省的首府或省会为必调查城市(200人/市)，并根据各自治区、省2011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选出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1个地级市作为调查城市(200人/市)。(41)被抽中地级市的主城区均列为调查地点，按人口比例进行抽样配额。 此外，根据2011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从调查抽中的自治区、省选出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1个县或县级市作为调查地点。被抽中的县或县级市，配额为县城100人，该县下辖的乡镇100人。对调查涉及的各城区和县城的社区进行统一编号，以随机抽样方式确定本次调查的社区。在调查涉及的县或县级市，随机抽选2个乡镇，并在每个乡镇随机抽选2～3个村。随后，确定被调查社区、村的边界，按等距抽样标准，随机选取样本户和备用样本户。为使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降低趋同性，项目组在调查过程中仅从每户中选择1名被试参与调查，且被试的总体抽样需符合性别(男、女各占50％)和年龄(18岁～20岁占20％，30岁～49岁占40％，50岁以上占40％)的基本要求。 2.有效样本的基本情况。项目组以年满18周岁并且在当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城乡居民为调查对象，共获得有效数据6159份(见表1)。在抽样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都会区1217人(19.76％)，东北地区645人(10.47％)，东部地区1227人(19.92％)，西部地区1860人(30.20％)，中部地区1210人(19.65％)。同时，被试的年龄分布在18-91岁之间，平均年龄44.76岁(标准差为15.49)。
(二)研究工具 1.政治认同变量的测量。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中国人政治认同问卷》(Chinese Politic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简称CPIQ)对政治认同变量进行测量。该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其中“1～5”选项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CPIQ问卷的结构维度、题目信息、信度和效度指标等内容将在下文做详细介绍与说明。 2.国家稳定变量的测量。本研究采用《国家稳定调查问卷》对国家稳定变量进行测量。(42)该问卷由6个维度、19道正式题目构成，从政治(3道)、经济(3道)、社会(3道)、文化(4道)、生态(3道)和国际(3道)六个方面综合描述当前中国国家稳定的现状，并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其中“1～5”选项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国家稳定调查问卷》包含正向记分题目7道，反向记分题目12道，其α信度系数表现为0.73。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文化稳定、生态稳定和国际稳定六个维度的α信度系数分别为0.61、0.65、0.62、0.67、0.69和0.78。 3.中介变量——政治沟通的测量。本研究采用《政治沟通调查问卷》对政治沟通变量进行测量。(43)该问卷由“政治沟通重要性认知”和“政治沟通现状评价”两个维度构成，共计6道正式题目；其中，“重要性认知”维度有3道题目(α信度系数为0.67)，“现状评价”维度有3道题目(α信度系数为0.74)，问卷整体的α信度系数为0.66。在计分方法方面，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记分，“1～5”选项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其中，所有题目均为正向计分，单个维度的计分采用题目得分的平均值表示，政治沟通的总分则由两个维度得分的加总表示。 (三)调查过程 项目组于2012年8月开始，同时派出调查员269人、调查项目督导员38人在所抽取的10个省份进行问卷调查与监控。调查实施历时两个月，问卷回收后由专人对调查问卷进行审核、编码，并根据相关标准对问卷数据进行“双录双检”处理。对所收集到的6159份有效数据，采用SPSS19.0和LISREL8.70进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四、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基本现状 (一)政治认同调查问卷的编制 1.问卷结构的确定。此次全国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由于数据采集量较大，不便于采用多批次数据收集模式。因此，项目组对CPIQ的编制采用了“理论构想—数据验证”的策略，即首先由研究执行者提出CPIQ的基本结构设想，并以此编制相关的题目形成问卷，随后通过问卷收集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检验问卷编制结构的有效性和问卷题目的可信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采用专家评定法邀请来自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10位专家，根据既有研究中关于政治认同客体的范围来归纳其基本内容，对文献综述研究中所确定的政治认同基本结构的六个主要方面(身份、发展、政党、政策、体制和文化认同)进行不同学科视角的界定；10位专家就上述六个方面的政治认同内容进行概念辨析和关系分析，并最终形成对六种认同的操作性定义表述。具体而言，身份认同强调个体对其公民身份、国民身份以及民族身份等内容的认知情况；发展认同强调个体对国家发展方向、道路选择及与个人的关系等问题的评价；政党认同强调个体对“党的领导”的相关问题及制度的重要性的认知评价；政策认同强调个体对目前政策适用性及推行效果的评价；体制认同强调个体对体制有效性、制度优越性及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性的认知判断；文化认同强调个体对文化传统性、多元性及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接受程度。 2.问卷初始题目的形成。根据专家评析研究所获得的六个维度的操作性定义表述，项目组参考上述六个主要方面的侧重要点，通过两种途径形成问卷的初始题目。一是结合在结构确定过程中10位专家对政治认同问题的基本描述和看法，通过将学理化、抽象化语言表述做“稚化”处理来完成题目的编写；二是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实际情况为切入点，从现象归纳来形成问卷的初始题目。通过上述方式，初步形成了由41道题目构成的初始问卷；其中，身份认同、发展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体制认同和文化认同六个维度的题目数分别为6道、7道、6道、8道、6道和8道。 3.问卷题目的筛选。对于初始问卷所形成的41道题目的筛选，项目组主要通过两个步骤进行。第一，由项目组中的六位成员对问卷的初始题目进行逐条讨论与分析，对内容重复或存在歧义的题目进行合并、删除，形成了用于试调查的问卷题目27道。第二，在北京市选取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各50人进行试调查。在试调查过程中，项目组重点记录了被调查者单个题目作答时间超长的题目和理解认知困难的题目，并结合试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辨析，对部分题目进行了修改和剔除，最终形成了正式施测问卷的20道正式题目。(44) 4.问卷信度、效度指标的检验。通过6159份有效数据对CPIQ的信度和效度指标进行检验，结果发现：CPIQ的α信度系数等于0.76，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其中，体制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身份认同和发展认同六个维度的α信度系数分别为0.67、0.64、0.58、0.60、0.69和0.71。同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模型的拟合程度，其中
的值为5068.97，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样本容量较大，而
/df的值容易受到样本量大小的影响，在此没有将
/df的值作为模型拟合的判定指标；除此之外，RMSEA为0.081，相关的拟合指数GFI、NFI、NNFI、IFI和CFI分别为0.90、0.89、0.87、0.89、0.89，说明数据模型与理论构想之间的拟合程度较好，该问卷表现出了较好的结构效度。 (二)政治认同表现的初步分析 1.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总体表现。项目组对政治认同表现的得分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中国公民政治认同表现出中等偏上的态势，政治认同总分22.14(高于组中值15.5)，(45)标准差2.41。具体到政治认同的各个维度，其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身份认同(M=4.35、SD=0.70)、发展认同(M=3.68、SD=0.63)、政党认同(M=3.63、SD=0.63)、政策认同(M=3.59、SD=0.69)、文化认同(M=3.44、SD=0.56)和体制认同(M=3.44、SD=0.54)；其中，六个维度的得分均值都在组中值(3分)以上，且得分都显著高于组中值，(46)反映出中国公民当前具有较高水平的政治认同。 同时，从表2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政治认同所辖的六个维度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进一步比较中国公民政治认同得分排序相邻维度之间的差异(见表3)，结果显示：除文化认同与体制认同两个维度的得分均值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四组相邻维度的比较结果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2.政治认同表现的代际特征。根据所获样本的年龄分布情况，项目组考察了被试在政治认同表现上的代际特征。在代际划分方面，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按照对不同年龄人群划分的一般作法，将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以每10年为一个标准，把6159名被试划分为五个类型，即把“1950年之前出生的群体”称为“50前”(853人，13.85％)、把“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群体”称为“50后”(1164人，18.90％)、把“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群体”称为“60后”(1280人，20.78％)、把“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群体”称为“70后”(1285人，20.86％)、把“1980年之后出生的群体”称为“80后”(1574人，25.56％)，其中信息缺失被试3人(0.05％)；二是按照一些学者的研究，将“世代”定义为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一定的年龄周期内，成长期受相同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社会人群。(47)根据他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群的“世代”划分标准(即将1950～1966年出生的群体称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将1967～1978年出生的群体称作是“感受文革的一代”，将1979～1989年出生的群体称作是“改革开放一代”)，笔者又将1950年之前出生的群体作为“经历新中国建立的一代”加入其中，并将1979年之后出生的群体统称为“改革开放的一代”。具体到本研究，“经历新中国建立的一代”853人(13.85％)，“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2070人(33.61％)，“感受文革的一代”1571人(25.51％)，“改革开放的一代”1662人(26.98％)，信息缺失被试3人(0.05％)。 首先，对不同代际的群体在政治认同得分上的表现进行描述统计(见表4)，发现随着代际的更替变化，虽然被试在政治认同中对体制、政党、文化、政策、身份和发展的认同表现均出现了降低的趋势，但其分数均保持在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具体在政治认同的总体表现上，其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50前”22.81分，“50后”22.34分，“60后”22.18分，“70后”22.00分，“80后”21.69分。对不同代际的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表现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发现在政治认同总体得分和六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体制认同和政党认同方面，“80后”的认同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四个代际群体，“70后”的认同水平显著低于“50前”和“50后”两个代际群体，“60后”的认同水平显著低于“50前”群体。在文化认同方面，“50前”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四个代际群体；在政策认同方面，“80后”的认同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四个代际群体，“70后”的认同水平显著低于其之前的三个代际群体；在身份认同方面，“50前”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50后”和“60后”两个代际群体；在发展认同方面，“50前”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60后”、“70后”和“80后”三个代际群体，而“50后”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70后”和“80后”两个代际群体；在政治认同的总体表现方面，“50前”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四个代际群体，“50后”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70后”和“80后”两个代际群体，“80后”的认同水平显著低于“60后”和“70后”两个代际群体。
此外，不同世代的群体在政治认同的总体及其六个维度的得分上，也同样表现出随世代变化而认同水平逐渐降低的态势(见表5)。具体而言，在政治认同的总体表现上，其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经历新中国建立的一代”22.81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22.27分，“感受‘文革’的一代”22.06分，“改革开放的一代”21.69分。对不同世代的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表现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在政治认同总体得分和六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在体制认同方面，除“经历新中国建立的一代”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两个世代群体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外，其他世代群体的认同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在政党认同和政策认同方面，不同世代群体之间的认同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认同方面，“经历新中国建立的一代”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个世代群体；在身份认同方面，“经历新中国建立的一代”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在发展认同方面，“经历新中国建立的一代”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个世代群体，而“改革开放的一代”的认同水平显著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在政治认同的总体表现方面，“经历新中国建立的一代”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三个世代群体，而“改革开放的一代”的认同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世代群体。 3.不同户籍类型公民政治认同的表现差异以及经济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已有研究指出，受意识形态与组织制度影响，大多数中国城乡居民仍旧根据户籍和职业对自身进行社会分层和阶级定位。(48)为此，本研究以户籍类型为关注变量，同时引入反映经济状况的指标——月可支配收入，对公民在上述两个变量的不同水平时的政治认同表现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6。随后进行方差统计分析，以考察经济因素在户籍类型对公民政治认同表现差异的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在身份认同方面，户籍类型和月可支配收入的主效应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在发展认同方面，户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1，6073)=10.67(p＜0.01)，而月可支配收入的主效应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具体来看，具有城镇户籍公民的发展认同水平(M=3.70、SD=0.62)显著高于具有农村户籍的公民(M=3.67、SD=0.63)。
五、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影响和作用 (一)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由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来看(见表7和表8)，国家稳定变量有四个方面的得分高于组中值，其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而另外两个方面的得分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低于组中值3)。在政治沟通变量上，中国公民对政治沟通重要性的认知和现状评价的得分均高于组中值。从三个变量总体得分的相关分析结果来看，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r=0.48，p＜0.01)、政治沟通(r=0.42，p＜0.01)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且政治沟通与国家稳定之间也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r=0.33，p＜0.01)；同时，国家稳定所辖的六个方面的得分两两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且政治沟通重要性认知与政治沟通现状评价之间也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此外，在国家稳定与政治沟通各维度的相关分析中，除政治沟通重要性认知与政治稳定的“生态”和“国际”两个方面相关表现不显著外，其他各维度之间也都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
(二)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作用机制的回归分析 对于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影响作用，首先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检验(见表9)。首先，控制性别、所处区域、年龄、教育程度、户籍、职业类型、月可支配收入等可能对国家稳定感知评价产生影响的背景变量，然后考察政治认同六个维度对国家稳定六个维度的影响和作用，结果显示：体制认同对国家稳定中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四个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政党认同和发展认同对国家稳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文化认同对国家稳定中的政治、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政策认同对国家稳定的六个方面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身份认同对国家稳定中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四个方面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根据研究假设将“政治沟通”变量作为中介因素，依据中介作用检验的三步法，(49)项目组就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作用机制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层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之后，政治认同对政治沟通的影响作用显著(β：0.41、p＜0.001)，政治沟通对国家稳定的影响作用显著(β=0.32、p＜0.001)；将中介变量“政治沟通”纳入模型后，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影响作用有所减弱，其标准回归系数从0.46(p＜0.001)下降为0.40(p＜0.001)，其影响作用依然显著。这说明，“政治沟通”因素在公众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影响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具体结果见表10和图1)。此外，在考察中介作用的效果量时，本文采用了计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这一方式。因为本研究的有效数据样本量达到了6159，远远高于“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计算所要求的500份有效样本的要求。(50)所以，根据公式
计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其结果为0.14；同时，由政治沟通变量所产生的部分中介效应解释了自变量对因变量总方差变异的17.32％。
图1 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部分中介效应路径图 注：括号内数值为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直接作用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六、讨论与总结 (一)结果分析 1.中国公民政治认同表现的特征。政治认同作为团结和组织社会成员的凝聚力量、思想基础以及价值目标与理想归宿，是我们当前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51)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认同处于一个动态的接续与重构过程，(52)充分了解、把握中国公民当前政治认同的基本表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和专家讨论的基础上，编制了由六个维度构成的CPIQ，通过对6159份有效数据的统计处理，初步分析了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表现特征。 第一，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总体表现具有较高的水平。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政治认同结构的验证结果，证明了政治认同的多元维度结构。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使得普通公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信心，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政治认同。当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与结构多元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一些不可避免又需要重视、解决的阶段性发展问题，这一点在本研究对六种政治认同内容的得分排序结果中有所体现。其中，中国公民对文化与体制两个方面的认同得分相对较低，但其得分的绝对数均值仍然显著高于理论上的参照值。 第二，中国公民政治认同显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且公民政治认同的水平随代际变化而下降。代际概念是考察年龄特征与个体态度和行为关系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采用自然出生年代和社会重大事件的共同经历(即世代)两种标准来划分“代际”，并以此考察不同代际公民的政治认同差异，这对弥补国内缺乏相关政治态度的代际差异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53)从社会认同的观点来看，认同的形成与变化是在个体社会比较与类化的过程中进行的。(54)不同代际的公民，其进行社会比较的基点有所差别。本研究所调查被试的个人生活经验范围，涵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等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基于不同效标经验所进行的社会比较，使得不同代际的公民所形成的政治认同水平也有所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公民对中国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进程有更多的体验，对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成就有更深刻的感受，他们对所处政治系统的认同程度也相对会比较高。而年轻公民的政治认同水平相对较低，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个人社会经历有限，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变化对比感受不是特别明显，同时青年人所面临的就业、住房、个人职业发展等社会生活压力又比较大，因而对政治认同的评价起点预期也较高；二是从个体自身的认知发展规律(55)来看，这一阶段青年公民的政治态度发展仍旧具有理性思考与感性情绪表达共同作用的形态特征。 第三，经济因素在社会身份特征对政治认同水平差异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中国情境下，户籍差异不仅是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影响公民社会公平感知的重要社会身份变量。由此，公民所具有的城乡户籍类型，也可能成为影响其政治认同水平的主要因素，而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差异逐渐缩小，特别在农村地区民生改善和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原有的户籍因素对政治认同差异的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成为笔者关注的重点。从本研究的数据结果来看，月可支配收入在户籍对居民政治认同的四个具体方面(政策、体制、政党、文化)和总体得分的差异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从政治认同的建构来看，农民群体的民生改善和福利满足是其政治认同机制的重要基础，而在农民政治认同构建的过程中也必须正视其生存理性的支配性作用。(56)同样，从政治认同危机的解决路径来看，政治认同的支撑与保障也绝非仅仅涉及政治生活领域，而是一个集合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大建设的系统工程。(57) 2.政治认同作用机制的解析。政治认同研究在理论与现实层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研究向实践运用转化的重要切口。虽然国内学者对二者的关系问题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思考与理论分析，但相关的实证数据支持仍旧缺乏。本研究采用实证方法，对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索分析。从相关结果来看，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了部分人口学变量后，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政治认同中的六个方面(体制、政党、文化、发展、政策、身份)，分别对国家稳定的诸要素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有力地证明了本研究的假设H[，1]。然而，认同与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绝非简单的直接线性关系所能表示，(58)第三方变量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可能恰恰需要引起研究者的关注。(59)本研究对此做出回应，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揭示了政治认同通过政治沟通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国家稳定产生正向预测的作用机制，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H[，2]。 政治认同作为国家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其本身也具有实践层面的意义。(60)从这个意义来说，政治认同必须通过适当的政治参与行为才能实现或推动国家稳定，而政治参与所依赖的渠道或平台恰恰就是政治沟通。有效的政治沟通，具有促进国家了解社情民意、提升决策效能、疏通社会矛盾、缓冲压力冲突、促进和谐稳定的作用。(61)相反，如果公众与政府之间缺乏正常有效的沟通机制，则可能诱发某种形式的非正常沟通行为，进而危害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破坏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62)因此，从政治认同作用机制的解析出发，政治沟通所表现出的部分中介作用，可以被称作是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发生作用的“联动器”，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正向预测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实践意涵 基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与相关讨论，笔者对现实层面的实践发展进行了如下三点思考。第一，政治认同作为公民针对政治系统所产生的心理归属与行为实践，在一定阶段和范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民的政治认同不可改变。同时，鉴于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重要作用，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公民个体在政治认同表现上的差异以及造成这些差异状况的影响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个体特征的公民进行政治认同的提升工作。第二，青年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重视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不仅是关系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否顺利实现的战略问题。因此，对青年群体政治认同的提升，一方面要在内容与形式上精细设计，另一方面也要关心并帮助青年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优化青年成长的客观环境，使青年最终树立自我与社会协同发展的意识。第三，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是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实践运用过程中，对二者关系要秉持系统化的思路与方法。政治沟通在认同与稳定关系中的“联动器”功能启示我们：注重、优化公民与政府的信息交流和意见表达，是推动其产生有效政治参与行为的重要基础。这不仅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问题，其中还蕴含着社会公平、政治信任的达成等内容，而且对提升政治认同、维护国家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生态系统优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如何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来分析政治科学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内学术界仍旧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不断实践的问题。虽然笔者针对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关系的探索，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但从研究本身来说，依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首先，本研究对不同代际公民政治认同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同一时空范围下的横断面数据进行的，而这种方式并不能获取个体的历时性变化趋势。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将对同一批被试进行不同时段的政治认同测量，通过追踪数据分析来弥补本研究的不足。其次，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本研究采用了匿名作答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以便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然而，鉴于政治认同变量的特殊性，被试在回答题目时必然会受到社会赞许的影响。在进一步的研究中，笔者将加入对社会赞许变量的控制分析，以获得更为可靠的研究结果。最后，政治沟通的部分中介效应提示我们，在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的影响机制中，可能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纳入更多相关变量，并对多变量的中介效应、中介调节效应或调节中介效应进行分析。 注释： ①L.Huddy,“From social to political identity: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Political Psychology,Vol.22,No.1,2001. ②胡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述评》，《昌吉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 ④⑩方旭光：《政治认同——政治实践的范畴》，《兰州学刊》，2006年第9期。 ⑤蔡志强：《认同，信任和宽容：危机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 ⑥⑨蔡志强：《认同：危机治理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兼议二元社会结构中多元主体的认同困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⑦孔德永、卢业美：《政治认同的类型，特征与功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 ⑧孔德永：《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 (11)N.A.Valentino and D.O.Sears,“Event-drive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readult socialization of partisanship,”Political Behavior,Vol.20,No.2,1998. (12)彭正德：《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3)H.Tajfel and J.C.Turner,“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in S.Worchel and W.G.Austin,eds.,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2nd ed.),Chicago:Nelson Hall.1986. (14)在群体比较过程中，个体倾向于对自己所在的群体(包括同属于一个群体的成员)表现出更多的积极评价、认同和偏爱，这种认知偏差被称作内群体偏好或内群体偏差；而对于其他群体(包括其他群体的成员)做出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消极评价甚至贬损，这种认知偏差被称作外群体偏见。 (15)(18)L.Huddy,“From Social 10 Political Identity: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Political Psychology,Vol.22,No.1,2001. (16)孔德永：《社会转型与当代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4期。 (17)C.Weber,M.Johnson and K.Arceneaux,“Genetics,Personality,and Group Identity”,Social Science Quarterly,Vol.92,N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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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陈坚、连榕：《代际工作价值观发展的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11期。 (48)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49)R.M.Baron and D.A.Kenny,“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1,N0.6,1986. (50)方杰、张敏强、邱浩政：《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和效果量测量》，《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年第1期。 (51)包心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坐标”重构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学习论坛》，2014年第1期。 (52)齐卫平：《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的接续与重构》，《当代社科视野》，2012年第10期。 (53)范雷：《80后的政治态度——目前中国人政治态度的代际比较》，《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54)H.Tajfel and J.C.Turner,“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in S.Worchel and W.G.Austin,eds.,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2nd ed),Chicago:Nelson Hall,1986. (55)理查德·布伦盖特、玛格丽特·布伦盖特：《生命过程与代政治学》，《当代青年研究》，1990年第5期。 (56)彭正德：《民生政治：一种农民政治认同机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 (57)喻包庆：《论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58)孔德永：《政治认同与政治稳定》，《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 (59)蔡志强：《认同：危机治理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兼议二元社会结构中多元主体的认同困境》，《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60)方旭光：《政治认同——政治实践的范畴》，《兰州学刊》，2006年第9期。 (61)刘小燕、崔远航：《作为政府与公众间距离协调机制的网络政治沟通研究》，《新闻大学》，2013年第2期；孙正、赵颖：《社会冲突与控制初探》，《公安研究》，2004年第12期；秦国民、陈凯：《政治稳定视角下制度认同的理性思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62)杜瑞珍：《公共政策视域下政治沟通机制的构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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