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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0)03-0160-06
一、西方传媒与民主理论的缘起
有关西方传媒与民主理论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传媒的民主角色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的体系内，传媒应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对于上述问题的探讨，在20世纪关于民主理论的重要著作中甚少涉及，无论是以熊彼德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还是以达尔为代表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也无论是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右派（新自由主义），还是普特曼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多基于民主实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变化与表现而对古典的民主理念进行检讨和反思，但这些反思中甚少有传媒的踪迹。
在20世纪兴起的大众传播学研究中，有关大众传媒的功能研究也是一个重要部分。但无论是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大众传播“监视周围环境，联系社会各部分以适应周围环境，一代代传承社会文化”[1]的三大功能，还是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概括的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四种传播功能[2]，都是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而在政治学视角下有关大众传媒的民主功能问题明显是被忽视的，即使是有关监视功能的理解，也主要局限于天气、交通一类的社会生活范围内[3]。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理论视野的局限所致，也或许是在这些研究者看来，传媒对于民主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实际上，在古希腊时期的早期民主思想中，并没有传媒的地位。传媒之能与民主相结合，并被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们视为民主运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始于16世纪的现代自由主义思潮。在反对独裁主义理论(authoritarian theory)的过程中，早期的自由主义者表明，如果个体能够挣脱传播活动的专制控制，他们将会自然地接受良心的指引，探寻真理，参与公共辩论，最终为自己和他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4]1644年，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出版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意见的自由市场”和“自我修正原理”(self-righting principle)。美国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即使在面对语言粗鄙的报纸批评深感沮丧的情况下，仍然在1787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坚持认为：“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们应该需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5]他还曾充满信心地认为：“没有一种试验比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更有兴趣了，而我们相信最终会证明，人是可以受理性和真理支配的。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打开通向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新闻自由。”[6]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信仰或禁止信教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一个禁止政府侵犯新闻自由的法案。新闻媒体，特别是那些卷入公共事务的媒体，被认为是扮演了监察人的角色，并把政府置于其监察之下。而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目的，正在于“鼓励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信息灵通的选民团体的存在，使之能够就公共事务做出决策。”[7]正是在此理论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建构中，形成了西方关于传媒与民主关系以及传媒的民主角色的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the classical liberal paradigm)。一般认为，这样的建构发端于17世纪末期，形成于18世纪，盛行于19世纪。“在18世纪，报刊就完全从极权主义原则转到自由主义原则。……到18世纪末，自由主义原则已经通过保护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宪法条文而被认为是各国基本法的神圣原则了。”[8]此前和此后，新闻业都没有被如此突出地置于民主思想的核心。
二、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传媒与民主理论的支配范式
自18世纪约翰·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等启蒙运动的先驱们建构之后，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就一直是传媒与民主理论的支配范式。
这一范式基于对现代传媒业的民主角色的自由主义假设：
1、一个自由的媒体是言论自由原则的一个标志；在本质上，这一假设的好处在于它既可以作为反抗专制的保护，也可以作为通过不受限制的讨论而获得真理。
2、对于保证公民社会的自治免受来自于国家的潜在的专制侵害来说，一个自由的媒体是必须的。
3、一个自由的媒体有必要通过代议的原则，提供信息和促进自由辩论，以便于公众能够在此基础上形成意见，并且在他们投票的竞争者之间作出选择。
从这一假设出发，媒体的民主责任就非常清晰和符合逻辑地被设定为：
1、最重要的，是作为监督政府(state)的看门狗。(the media-state relationship)
2、提供准确而足够丰富的信息。(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3、代表人民来充分地反映公共意见和政治竞争。(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ublic)
媒体履行上述使命是充分而且足够的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不是？这一问题主导了关于传媒与民主的思考方向，延展开来的理论研究也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
1、看门狗(watchdog)。在现实中，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媒体是看门狗(watchdog)还是叭儿狗(lapdog)？“看门狗”的理念是怎样强化的？又是怎样被政府(state)的侵害、媒体所有者的规则、媒体内容上的审查以及政府的公共关系的发展等等因素所解构的？
2、信息(information)。媒体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新闻是什么？它是怎样选择的？又是怎样结构的？又是怎样形成偏见的？等等。
3、代表(representation)。媒体真的是社会公众的代表吗？在媒体代表公共意见的时候，哪一类人和组织是媒体特别服务的对象？哪一类人和组织又被忽略了？为什么？
在上述理论范式的支配下，传媒对于民主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axiomatic)。一个自由而积极的传媒不仅是民主的象征，也是民主的保证。传媒所服务的民主模式也是不言自明的。在理论上，民主模式多种多样，但古典的自由模式(classical liberal model)处于支配地位。
即使像对现代传媒的宣传模式(propaganda model)进行研究的赫尔曼(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sky)，以及对媒体的结构性偏见(structural corporate bias)进行批判的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也都甚少与自由主义的假设发生冲突。
三、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支配范式的挑战
传媒与民主理论中的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也许从一开始提出之初，就一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质疑。与此范式所面临的挑战相伴的是其所赖以建基的自由主义理念，后者所受到的种种质疑特别是在现代政治理论的建构中显明可见。而对于传媒与民主理论的支配范式提出挑战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the Marxist school of thought)。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民主理念的假设是令人怀疑的，媒体的作为显示出它的真正的任务，远远不是成为一个看门狗，而在事实上支持现状(status quo)，维护阶级统治(class rule)。传媒有效地维护了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霸权(hegemony)。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影响较大的霸权理论的提出者，葛兰西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他们社会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是利用霸权作为手段，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它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倘使统治阶级在这方面做得成功，就无需使用强制和武力手段。他认为，这正是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社会的特征。[9]在葛兰西看来，霸权的生产、再生产和转化都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产物，市民社会的特征是它标榜的自由和民主，但是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等这一切自由民主的社会机制，无不是为霸权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式畅行其道打开了方便之门。
而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文化工业”，则不仅是统治阶级操纵劳工阶级的意识形态帮凶，还是一种反启蒙的力量——和作为自由主义民主根基的启蒙理性的理念假设相悖。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整体效果是种反启蒙的效果，就像霍克海默和我注意到的那样，其间本应是进步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一场大骗局，成为束缚意识的桎梏。它阻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性发展，这些个性是很明智地为自己作出判断和决断的。”[10]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毫无疑问就是向大众灌输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腐蚀大众意识的东西。马尔库塞进一步发现文化工业向大众提供的“虚假的需要”的满足。在他看来，那些由广告和议会民主提供的虚假需要的满足，压抑了对于真正有用产品和真正政治自由的需要，使人异化成为一个畸形的单一纬度的人。
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看来，传媒根本不是监督政府的看门狗，而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帮凶；传媒也不会有助于增进公民自治，相反却会是一种反启蒙的力量，塑造并满足公众的虚假需要。传媒与民主的自由主义范式理念在此几乎被完全颠覆了。
四、支配范式所面临的问题
从对启蒙理性悖论的发现到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操纵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判无疑是颇有影响的；但这些批判并没有在根本上动摇传媒与民主理论自由主义范式的支配地位。尽管如此，传媒与民主的自由主义范式的支配地位的“不言自明”性也难以继续，特别是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民主转型、广播电视的兴起所带来的媒体形态的变化、以及放松管制的民主社会运动，传媒与民主的自由主义支配范式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推动了传媒与民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传媒的社会责任问题
对于自由主义范式中传媒社会责任问题的揭示，在“社会责任理论”中，有比较充分的分析。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自由和负责的报刊》是社会责任理论的代表著作。
早期的约翰·弥尔顿的“自我修正原则”分明是一种人性天然地含有传媒的解毒剂的乐观想法。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防止政府侵害个人权利的卫士；虽然其中难免诽谤、谎言，但由于人的理性力量，所以人能够辨别真假善恶，并能在五花八门的思想中寻得真理，从而使偏离得以纠正。
进入20世纪，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广告越来越成为传媒的主要支柱，人们担心广告主的意见压力会妨碍编辑独立的自由主义原则；工业化带来的都市化，使得教育的普及和人口大量集聚，大大拓展了传媒的销路和社会影响力；传媒的自由竞争使得媒体集中化趋势明显，传媒越来越成为资本家可以操纵的工具，服务于资本家利润的追求，从而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意见市场。传媒的时事报道更多地注重肤浅而刺激性的事件，不注意当前发生的重要事件，从而损害了公共利益。
对于传媒发展中的问题，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新闻自由的巨大潜在危机在于这样一个观念：政府能解决由现代社会的复杂情况和权力的集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国家若是依靠政府来纠正传媒的问题，那么国家就会转向集权主义。在此基础上，该委员会进一步认为：如果现代社会需要一些强大的公共通讯机构，如果这些集中机构强大得足以威胁民主，如果民主只用分散这些集中机构的方法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些机构必须自己控制自己，或是受政府的控制。而它们若是受政府的控制，我们就失掉了反对极权主义的主要保障——并且同时还向极权主义迈了一大步。
实际上，我们很难说自由主义范式和社会责任格格不入。约瑟夫·普利策在1904年5月号的《北美评论》上刊发文章“新闻学院”，提出“只有最高的理想、兢兢业业的正当行为、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具备正确知识以及真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使得报刊不屈从于商业利益，不寻求自私的目的，不反对公众的福利。”[11]与其说“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范式的批判，不如说是对自由主义范式的修正。因为“社会责任理论”基本上并不怀疑自由主义范式有关监督政府、服务于公众自治和提供充分的信息等假设。但他们认为传媒在承担这些功能时有缺陷，有待改进。
（二）娱乐报道问题
传媒与民主的研究常常侧重于国家政治(national politics)，所以，我们发现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全国性的报纸和电视中的政治新闻。这样做对于一个古典的自由主义研究来说是有意义的。毕竟，媒体的主要的和基础性的角色是实施监督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作为政治信息的提供者，传媒的信息提供使得投票人在选举过程中理性地参与。然而，有关传媒功能的这样的设定对于一些媒体观察家来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政治只是媒体实践中的一小部分，甚至有可能是日益消逝的部分。娱乐，作为媒体商业活动的一大部分，在媒体与民主的传统论述中甚少涉及。
实际上，娱乐新闻在传媒新闻报道中的分量日渐提高，与此同时，政治新闻的娱乐化倾向日渐明显。美国著名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曾严厉批评地方电视节目中使用“漂亮脸蛋”，以及地方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而以轻松方式报道新闻的做法。丹·拉瑟也曾感叹“新闻的好莱坞化”。1997年秋，美国的非营利性研究组织“新闻事业卓越计划”(the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的一项研究发现：早间新闻节目作为有线电视的经济手段，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名人、娱乐、生活方式、产品推广上。[12]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在1998年底对美国16家重要媒体进行了1977年与1997年新闻报道对比研究，发现1977年传统的硬新闻与娱乐性新闻比例为32%比15%，而1997年则颠倒过来，这个比例为25%比4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辛普森(O.J.Simpson)杀妻案、戴安娜王妃之死(Death of Diana)以及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Clinton Lewinsky Scandal)，成为传媒娱乐化的三大标志性之作。1994年和1995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于辛普森审判的报道，电视给辛普森的时间超过了给海湾战争的时间。2000年春，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的著名记者罗伯特·克鲁尔维奇(Robert Krulwich)说：“我们已沦落到由娱乐部门做新闻，由新闻部门提供娱乐的地步。”[13]
美国公共舆论和广告领域的知名人士利奥·博加特(Leo Bogart)指出：“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日报一向是开展争鸣和发表不同意见的论坛，但是现在它们已经在竞争中逐渐丧失了锐气，并且全面地退到了安全的中间地带。公众也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执意走向娱乐领域，而不是启蒙，避免正视美国和全世界面临的紧迫的、也许是压倒一切的问题。”[14]
既然传媒实践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是在承担民主角色，那么传统的自由主义范式下对于传媒角色的定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显得很不相称了，这也正是詹姆斯·凯瑞(James Curran)所发现的问题所在：“实际上，公认的智慧意味着在传媒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做的情况下定义媒体的角色。”[15]
（三）放松管制问题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广播市场实施放松管制，并随着有线技术、卫星技术和数码技术的兴起而进一步扩大，相关的争论中，看门狗角色的首要地位再次被强化了。持放松管制观点的人诉诸于看门狗角色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看门狗角色的承担有赖于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又反过来有赖于自由市场和来自于政府的最少的干预。20世纪80年代的席卷美欧的新自由主义潮流都趋向于对于传媒的放松管制，关于媒体的观点反复地回归到这一政府与传媒关系中的看门狗角色。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关于民主和大众传媒的著作《民主和大众传媒》在这一框架下开展了充分的争论。
关于放松管制的争论，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了明显不同的声音。自由市场，已经远远不是新闻自由的最好的保护者，而是对于高标准和有质量的新闻的威胁。公共服务广播的高价播出、全球接收、严肃而公正的新闻制作、教育节目、有质量的戏剧节目等等都是值得政府保护免受市场侵害的公共“产品”。在一些批评者看来，新的放松管制的规定，在扩张的市场和主要的美国全球性媒体巨头的上下推动下，等于是一场公共传播的危机。[16]事实上，这场危机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市民传播的衰退和在我们现代传媒时代的公共服务的传统的保护的困难。贯穿于各种各样的频道的电视，不再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共平台；紧迫的收视率竞争的威胁之下，公共事务的报道正在被挤压出黄金时段。简而言之，欧洲的研究者已不太愿意接受“看门狗”是媒体的主要角色的观点，在他们看来， 自由市场和看门狗的对举本身也是可疑的。
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针对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放松管制政策和新自由主义趋势下的媒体集中趋势，也认为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anti-democracy)的力量，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兴起是促使媒介大范围联合和民主政治生活崩溃的主要原因。”[17]
（四）公共空间问题
“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的概念由哈贝马斯(J.Jürgen Habermas)(1989)所提出。格恩汉姆(Garnham)认为：公共空间一开始影响传媒争论是作为保护公共服务广播系统免受放松管制的市场的潜在的不民主的歪曲[18]；它的主要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管制／放松管制以及政府控制／新闻自由僵局之外的另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服务公众，而不是监督政府，成了民主媒体的试金石。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空间的信徒将理性的批判的公共意见的形成置于真正民主的中心。这样，自由主义范式下传统的关注于言论自由和监督政府的传媒研究的核心问题就被有效地转移了：媒体在多大程度上为理性的公共辩论创建了一个平台呢？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组织的代表呢？还又在多大程度上既对文化的多样性保持敏感又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呢？
公共空间已经膨胀成为20世纪90年代媒体批评的“主词”(God-term)[19]。公共空间的一些追随者有时候认为：公共空间提供了思考传媒的新的方式，公共空间毫无疑问地已经扩大了媒体民主讨论的范围，新闻节目和纪录片节目之外新增的大众文化、肥皂剧、脱口秀节目、受众参与节目成了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媒体民主输入的领域[20]。
然而，令人怀疑的是，大量的令人困扰的公共空间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典的媒体使命的自由主义范式。
五、结论
正如古典的民主理论在20世纪所面临的精英主义、多元主义、新右派、新左派等新思想的挑战和反思一样，关于传媒与民主理论的自由主义支配范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也面临着种种挑战。但支配范式似乎并没有因为种种挑战而发生根本的动摇，近年来在西方影响巨大的《新闻的要素》一书，即在反思各种挑战的同时，试图厘清支配范式下种种理念的内涵本质，试图重建。
近年来，中国也在开始通过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实验来探索民主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传媒与民主的关系建构又将是怎样的道路呢？西方传媒与民主的自由主义支配范式由于自身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而降低了对于当代中国的吸引力。有观点认为：“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民主政治的新路。”[21]这样的道路或许因为其既是民主的又可克服西方的弊端而令人神往。但这到底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呢？还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还是说，西方的关于传媒与民主的自由主义支配范式仍然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无法避开的建构起点？
收稿日期：201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