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城市研究述评_江南论文

宋代江南城市研究述评_江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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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不仅传统州县城市的发展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各种商业市镇大量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发展格局和等级体系。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这种城市变革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许多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浙江师范大学陈国灿博士撰写的《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便是这方面的首部系统研究力作,值得一读。

该书围绕宋代江南城市(包括市镇)的发展概况、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三部分展开论述,内容包括城镇的发展过程、基本类型、区域体系与特点、物资供应与消费、产业和市场状况、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街区布局与市政建设、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其中,有不少方面是以往学术界研究宋代城市史时较少涉及的,如城镇的类型与层级体系、物资供应、产业结构、人口流动、基础建设等。可以说,作者对宋代江南城市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认识。

在研究思路上,与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该书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与以往学者们多侧重于对杭州、苏州等重点城市的个案考察不同,该书首次将宋代江南地区的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展开系统研究,并对该地区城市的发展形态与区域体系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认为在发展形态上,州县城市大致可分为综合型、经济型、政治型、港口型四种类型;市镇大致可分为环城、农业、手工业、商品转运、沿海港口、消费性、乡村墟市等七种类型。到南宋时期,逐渐形成了由基层城镇、府州中心城市、跨地区中心城市和全地区中心城市所构成的区域性城镇等级体系。应演说,这种认识较之城市个案分析显然更具宏观性和深刻性。

第二,该书没有沿袭以往宋史学界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彼此分离的模式,而是将市镇列入城市体系加以考察和分析。同时指出市镇的广泛兴起,不仅是农村社会变革的结果,也是城市向乡村扩张的一种形式,由此引发的不仅仅是新型城市形态的产生和城市体系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农村城市化的起步。这在古代江南社会发展史上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在广度和深度上仍相当有限。应该说,这是宋代城市史研究一种新思路。

第三,该书没有拘泥对宋代江南城市发展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江南城市和市镇展开立体化的系统考察和分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尝试运用“社会经济史学”理论,来深入分析江南城镇经济与社会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机制。“社会经济史学”的本质特征是重视探究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由此形成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互动,促成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全面结合。该书正是由此出发,以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对宋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展开综合考察,以此揭示了城市体系的整体发展形态。

毋庸讳言,该书也存在着一些缺撼。特别是在有关宋代江南城市层级体系的问题上,笔者认为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在中国城市史研究理论中,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城市层级理论尽管受到不少置疑,但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城市史时难以绕过的话题。按照施坚雅在《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收入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华书局,2000年)中提出的看法,中国近代城市存在着由四个等级中心构成的层级体系,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由许多六边形相连的蜂巢状的模型。这些城市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有机体,主要在于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一书中,作者其实已经将宋代江南城市归纳为四个层次的体系,可惜未能就此问题深入整理。其次,按照施坚雅的理解,中国传统的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存在一定的差别,两者往往是疏离的,而经济区域是施坚雅所看重的。因此,施坚雅的城市层级体系是按照城市间彼此的经济联系定义的。这一理论在近代中国也许是适用的,但是,在宋代也是如此吗?从陈国灿博士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发现,宋代江南地区的城市层级体系既包括了经济的因素,也包括了行政的因素在内,也就是说,这两者是重合的。那么到底是谁的更合乎实际呢?依笔者之见,两者都没有错,关键是彼此不同的经济属性。宋代的商品经济固然已经较为发达,但那是以官方行政性措施为基础的繁荣,即财政性商品经济;而近代经济的发达,虽仍有自然经济的残余,但更多的无疑是外向型商品经济主导下的经济繁荣。因此,陈国灿博士的发现有助于对中国传统城市模式的研究。可惜的是,该书虽已论及此题,但尚欠明确。

总得说来,该书整体上不失为一部高质量的区域城市史研究专著。至于书中一些尚欠深入开掘之处,则有待作者和学界同仁进一步展开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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