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经历视角下育龄青年女性心理弹性与 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 ：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张志浩¹刘满兰²戴必兵¹苏阳雪¹

(¹ 天津医科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天津 300070)(² 湖南省湘阴县妇幼保健院，岳阳 414000)

摘 要 以377名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成年人心理弹性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自编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调查问卷，探讨育龄青年女性心理弹性与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心理弹性负向预测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2)主观支持正向预测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3)对支持的利用度在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和二孩生育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 二孩生育意愿；心理弹性；社会支持；育龄青年女性

1 引言

为进一步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优化人口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新华社, 2015)。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国家对2013年提出“单独二孩”政策的重大调整，是积极应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严重、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出生增长率低和劳动力短缺等人口问题的重要举措(金易, 2014)。“全面二孩”政策自颁布实施以来，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开展了对这一新政的相关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不仅发展为高生育成本和高养育成本的竞争性社会，而且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在影响着新时期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吴帆, 2016)。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探究逐渐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

暗恋是一场重复的辜负，我喜欢你，你喜欢他；暗恋也是一杯鸡尾酒，有人尝出盛放，有人尝出荒凉。我们三人都曾身陷这样的藩篱，所幸谁都没有允许伤痛长久，而是在对一个人的信仰中以梦为马，扬鞭前行，把苦涩的暗恋写成了甜美的诗。

生育意愿是人们对于自身生育行为和生育结果的一种主观期望和意愿(风笑天, 沈晖, 2016)，它不仅有效体现一个时代的生育文化和生育观念，更加能够反映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家庭认知(卢海阳, 邱航帆, 郑逸芳, 2017)。当前研究者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微观层面上，研究者对年龄(石智雷,杨云彦, 2014)、工作状况(Day & Guest, 2016)、受教育水平(Berrington & Pattaro, 2014; Lavy & Zablotsky, 2015)、夫妻关系和家庭收入(Rijken & Thomson, 2011)等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了探究。在宏观层面上，学者们主要探究经济发展、生育政策、人口迁移、文化同化和女权等因素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朱奕蒙, 朱传奇, 2015)。但是，妊娠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生物学现象，它还会对孕妇的情绪心理状态产生巨大的影响。妊娠女性极易出现心理变化和情绪波动，负性情绪感知敏感，易出现主观压力大，失眠，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周海燕, 李国鹏, 厉萍, 杨洪玲, 2016)。对许多女性而言，怀孕和分娩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性事件，尤其还可能会遇到造成重大经济负担的突发事件。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压力事件会损耗个体的身心资源，影响个体的情绪功能和决策行为(吕梦思, 席居哲, 罗一睿, 2017)。

个体能否积极应对压力事件，并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主要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程诚, 黄俊, 梁宝勇, 2014)。外部因素主要有社会支持，而内部因素主要有心理弹性(梁宝勇, 程诚, 2012)。这两者是个体在逆境中恢复和成长的重要支撑。社会支持是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经常体验到的，一般包括可见的实际支持(如金钱和物质)和情感支持(如被理解和被尊重等)。我国学者肖水源将西方的社会支持系统归纳为客观支持即实际支持，主观支持即情感支持，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支持的利用度”这一概念，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主动地利用相关支持(肖水源, 1994)。心理弹性是20世纪70、80年代心理学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又称为“心理复原力”“心理韧性”，指个体在面对逆境、创伤、灾难、威胁、以及家庭问题、健康问题、工作和经济问题等各种重大应激源时，都能够适应良好的过程，是个体顺利渡过逆境和创伤后成长的内在心理因素(Tugade & Fredrickson, 2004)。中国心理学界对心理弹性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席居哲等人在中国文化框架下对心理弹性进行了解读，从儒释道的文化印记中阐释了中国文化下心理弹性新内涵：保持进取心态，学会顺应趋势，超脱事物束缚，达到和谐发展(席居哲, 曾也恬, 左志宏, 2015)。梁宝勇等人通过对心理弹性文献的系统分析，从人格特质论的视角，将心理弹性定义为能够帮助个体从逆境、灾难、丧失或威胁等重大应激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心理特质(梁宝勇，程诚，2012)。

刘雁衡左右手执住箫管，手指不经意间已按到了一个试音的位置，向左右看了看：“得找个好地方，刘某尽心吹一曲，才不至于辱没了这箫。只是这地方……”

2.2.3 中国成年人心理弹性量表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自编问卷包括出生地、年龄、工作地、生育状况(例如：一胎在孕阶段、生育一孩尚无妊娠二孩和二胎在孕阶段)等人口学变量以及调查者的二孩生育意愿。本调查参考《“全面二孩”政策下成都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李思成, 陶寄, 何鸾英, 何雨莲, 陈怡依, 张强, 2017)一文中对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式，将二分变量的问卷方式改编为Likert 5级评分，对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进行评估。题目如下：您有多大意愿生育二孩，选项分别是：①不想②很少想③有时候想④比较想⑤非常想。

南大一附院“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规划指导思想为“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坚持德技双馨，建设和谐平安医院”，发展目标为坚持“一个中心”，突出“两个重点”，强化“三大平台”，实现“四个突破”，旨在保持医院在江西省医药卫生行业的领先地位。

2.2 研究工具

2.2.1 自编问卷

选取某地区390名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进行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剔除调查对象填写数据不完整的无效问卷13份，收回有效问卷37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6.7%。样本构成为：高中以下学历37人(9.8%)，高中学历91人(24.1%)，大专学历161人(42.7%)，本科学历53人(14.1%)，研究生学历35人(9.3%)；家庭月收入4000元以下的143人(37.9%)，家庭月收入4001～6000元的75人(19.9%)，家庭月收入6001～8000元的65人(17.2%)，家庭月收入8000元以上74人(19.6%)，缺失20人(5.3%)；城市户籍238人(63.1%)，农村户籍139人(36.9%)；在政府事业单位上班的70人(18.6%)，在国有企业上班的41人(10.9%)，在私有企业上班的216人(57.3%)，从事其他行业的50人(13.2%)；在农村工作的65人(17.2%)，在城市上班的312人(82.8%)；25岁以下的30人(8.0%)，25～30岁的126人(33.4%)，31～40岁的221人(58.6%)；一胎在孕阶段的41人(10.9%)，有一孩尚未妊娠二孩的167人(44.3%)，二胎在孕阶段的169人(44.8%)。

本研究采用SPSS 21.0进行数据管理与分析，主要进行了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与分层线性回归等统计分析。

个性化的教育还应该具有动态性。大数据形态和速度的优势，使得它对于教育的反馈不是一劳永逸的，能够持续观察、持续分析、持续反馈、持续调整。

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发现，对于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缺乏从心理学的视角尤其是积极心理学视角的探究。本研究的目标群体是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她们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妊娠，对于妊娠带来的生理变化和社会情感变化有着更深刻的体验。而妊娠所带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压力都可能影响到其生育决策行为。因此，本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在个体水平上去探究影响育龄青年女性生育意愿的保护性因素，可以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二孩生育的相关政策提供心理学依据。

CRD法即交叉中隔壁法，在隧道施工中，先掘开隧道的一侧作为施工部分，作中隔壁和横隔壁，再挖开隧道的另一侧，完成横隔板施工的方法。简单说，就是把大的隧道分为上下左右若干个断面，在每个单面进行单独的施工，随后将所有断面施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大的隧道[1]。其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土层结构本身的暂时稳定性，加以进行网状支护形式，围岩或者土层表面形成一个密贴性薄壁支持结构，并采用横隔板和中隔板承担部分压力[2]，提高了施工安全性，保证了隧道施工效率。

采用肖水源(1994)修订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量表共有10个项目，分为主观支持(4条)、客观支持(3条)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条)三个维度。主观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和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客观支持指的是客观的、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支援，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等；对支持的利用度指的是个体主动利用已经存在的支持的程度。该量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在对应的社会支持维度上的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α系数为0.78。

中国成年人心理弹性量表(Resilient Trait Scale for Chinese Adults)由梁宝勇和程诚(2012)开发，主要用于测量中国成年人的心理弹性特质水平，该量表共有30个项目，包括乐观性、内控性和注重问题解决的应对风格等5个维度，采用Likert 4级评分，1表示“几乎完全不符合”，4表示“几乎完全符合”,反向计分项目8条，总分是反向计分题目调整顺序后30个项目得分之和，量表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弹性特质越强。在本研究中α 系数为0.77。

2.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回收的数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的方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未旋转和旋转都得到11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7.46%，旋转后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3.74%，皆远小于40%的临界值(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4 统计方法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3 结果

3.1 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社会支持与二孩生育意愿的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本研究中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与心理弹性显著负相关，与社会支持中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两个维度显著正相关。

表1 二孩生育意愿、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的描述统计及相关

注：表示p <0.01，表示p <0.05。以下同。

表2 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预测性因素分析

注：户籍、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工作地、家庭月收入和生育状态采用哑变量编码方式，户籍以“农村户籍”为参照点，年龄以“25岁以下”为参照点，受教育程度以“高中以下”为参照点，职业以“政府事业单位”为参照点，工作地以“农村”为参照点，家庭月收入以“4000元以下”为参照点，生育状况以“一胎在孕”为参照点。

3 .2 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预测因素分析

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来考察不同因素对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首先，将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得分中心化处理。其次，生成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各维度的乘积项；再将户籍、年龄、学历、职业、工作地、家庭月收入和生育状态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转为哑变量；最后以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第一步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第二步做有妊娠经历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对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回归，第三步做二孩生育意愿对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各维度的乘积项的回归。分析发现，相对于高中以下学历，研究生学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强；国企、私企和其他职业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明显高于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二胎在孕阶段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要明显高于一胎在孕的个体。心理弹性负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主观支持正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对支持的利用度在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和二孩生育意愿之间有显著的调节效应。结果见表2。

在控制了以上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将对支持的利用度按照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的标准分成高、低两种水平进行简单效应分析，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是否显著。结果发现，对支持的利用度的不同水平上，心理弹性对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如图1所示，随着心理弹性水平的增加，对支持的利用度低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降低(β=-0.22,p <0.05)；而随着心理弹性水平的增加，对支持的利用度高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增强(β=0.19,p <0.05)。

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不清，投资者就是经营者的企业大有人在。对建立企业内部制度重视不够，内部制度残缺不全，或实际工作中从不执行，甚至个别企业根本没有书面的内控制度。经营者普遍认为，中小企业规模小、组织简单，很多时候工作人员都是身兼多职，根本不需要内部控制，或者说内控制度对其不适用。因长期受到这类观念的影响，使得他们根本不重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即使勉强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的初步框架，也只是流于形式，往往毫无实效。更别提达到会计法及财政部颁发的示范性文件所提出的系统化、规范化的要求，致使企业根本无法实现内部控制的目的，不仅给企业带不来好处，还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

图1 对支持的利用度的不同水平上心理弹性
对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作用

4 讨论

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生育状态是影响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社会人口学因素。研究生学历女性具有更高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侯瑞鹤, 文书锋, 俞国良, 樊召锋, 2013)，个体的生活控制感和安全感越高，更加倾向于做出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决策(陆静怡, 王越, 2016)，因此研究生学历的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更强。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育龄青年女性虽然有较稳定的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固定的产假、适度的劳动强度和较多的人文关怀，但是对于育龄青年女性而言，刚刚参加工作，竞争性和不确定性很大，二孩生育会使女性的晋升渠道受阻，减少其进修机会(陆灵娇, 廖晓明, 吴小湖, 2017)，削弱她们的劳动力价值，工作和生育存在较大冲突(卢海阳, 邱航帆, 郑逸芳, 2017)。因此，与其他职业的个体相比，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低。对于有妊娠经历的女性而言，妊娠分娩是一个长久而持续的应激源(李丹, 徐鑫锫, 刘俊升, 吴苹, 2013)。二胎在孕阶段的育龄青年女性，对于生育二孩有着较为充分的准备，相较于尚未妊娠二孩的个体接纳程度更高，因此生育意愿更强。

其次，心理弹性负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了“二孩生育”的讨论热潮，很多育龄夫妇都跃跃欲试，产生生育二孩的想法。加上，老一辈普遍固守“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何兴邦, 王学义, 周葵, 2017)，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会鼓励甚至劝导年轻一代生育二胎。但是，二孩生育的高成本又会增加育龄青年女性的生育压力和教育成本。例如，需要分散更多的精力去照料，可预期的住房压力和高教育成本(张银锋, 2017)。此外，女性的职业化和职业卷入不断加大，生育二孩“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甚至导致失业(朱奕蒙, 朱传奇, 2015)。因此，在二孩生育问题上，育龄青年女性处于一种比较矛盾的状态，即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合理配置问题。“从众心理”、长辈期望和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也会给育龄青年女性带来较大的压力和困扰。因此，高心理弹性特质的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在面对这种问题时，可以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较好地处理“长辈压力”和“朋辈压力”；接纳性强，能够接受那些在自己控制能力之外的情况；内控性高，认为自己的当前生活和未来更大程度上是处在自己的掌控中，在“生育二孩”问题上，会综合考量自身情况，不被自身情绪和外界压力所干扰，做出最佳决策。因此心理弹性强的个体，其生育意愿反而弱化，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也有其合理性。主观支持正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妊娠期间，女性经常会因为担心自身分娩安全和角色适应等问题而苦恼(李丹, 徐鑫锫, 刘俊升, 吴苹, 2013)。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对于妊娠过程中各种感受的理解更加真实和客观。如果个体的主观支持高，就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尊重，社会关系越和谐，育龄青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宋佳萌, 范会勇, 2013)，这对于处于压力情境下的育龄青年女性形成了一种保护机制,有助于提升其对生活的控制感，激发自身积极情绪，积极应对自身压力，因此主观支持对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都不能显著预测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目前，国民生活水平相较于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针对二孩生育的配套政策尚不完善，但是医疗保险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较好的保障。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不会因为基本的温饱、医疗和教育而忧虑，所以客观支持对育龄青年女性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明显影响。中国家庭在育儿方面的主要支持来源于个人关系网(李敏谊, 七木田敦, 张倩, 王路曦, 管亚男, 2017)，比如父母、公婆、亲戚、朋友、同事和同学等。基于血缘和亲密关系建立的个人关系网的社会支持系统，会积极主动地提供帮助，解决育龄青年女性遇到的生活困境。而社会福利机构和政府公共单位提供的社会支持资源相对有限，因此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主动获取和利用的资源相对较少。因此，在尚未健全的社会育儿机制中，对支持的利用度对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主效应不显著。

对支持的利用度在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和二孩生育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对支持利用度高削弱心理弹性对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对支持的利用度低促进了心理弹性对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负向预测作用。这种结果可以利用动机的“趋避理论”来解释(Bijttebier, Beck, Claes, & Vandereycken, 2009)。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多元化， 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多重的社会角色， 社会责任日益繁重(李建民, 2004)。但是，我国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实质上是一种“时间密集型”的收入(李建民, 2004)，而生育二孩也是一种“时间密集型”的投入，这就意味着时间资源将更加稀缺。目前，生育孩子的“成本-收益”观念深入人心(张银锋, 2017)，而且中国女性更多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杨芳, 郭小敏, 2017)。因此，面对妊娠所带来的现实困难，育龄青年女性会产生妊娠二孩的回避动机。高心理弹性的个体，会较好地应对生育二孩的“朋辈压力”和来自家庭长辈以及丈夫的压力，加强其回避行为。然而，当高心理弹性的个体同时拥有高支持利用度时，个体在获取社会支持上会更加具有主动性，相对于对支持利用度低的个体，获取外界的社会支持更多，更能够充分运用身边的各种社会支持(如单位领导的许可、亲戚朋友的物质与情感支持和父母公婆帮忙照料等)，能够保持进取心态，学会顺应趋势，达到个体的和谐发展，这大大减少了引发育龄青年女性回避二孩生育的因素，使其产生妊娠二孩的趋近动机。反之，高心理弹性而对支持利用度低的个体，由于不能很好地获取外界社会支持帮助其应对可预期的风险，会更加强化其回避生育二孩的行为。

5 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研究生学历的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高；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二孩生育意愿低；二胎在孕阶段的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高。(2)心理弹性负向预测有妊娠经历的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3)主观支持正向预测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4)对支持的利用度在有妊娠经历育龄青年女性的心理弹性和二孩生育意愿间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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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ce and Two-child Fertility Desire amo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egnancy Experie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ZHANG Zhihao¹; LIU Manlan²; DAI Bibing¹; SU Yangxue¹

(¹Institute of Psycholog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0,China ) (²T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of Hunan Province Xiangyin county ,Yueyang 414000,China )

Abstract A sample of 377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ho had pregnancy experience was recruited to complete Resilient Trait Scale for Chinese Adults,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Desire of Two-child Fertility Questionnai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ilience and two-child fertility desire among you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nd to examine whether social support play a role of moderator between the resilience and Two-child fertility desire of the you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Resilience negatively predicted the two-child fertility desire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significantly. (2) The subjective support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two-child fertility desire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significantly. (3) The utilization of support had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silience and two-child fertility desire.

Key words : two-child fertility desire; resilience; social support; young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分类号 B848.4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2.002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青年基金(18YJC190002)的资助。

通讯作者: 戴必兵, E-mail: daibib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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