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与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确立（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理论论文,人民民主专政论文,苏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一直在探索适合政治军事斗争需要，并且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相联系的建国理论，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找到“新民主主义”这样一种较为完整的表达形式。它的主要观点集中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经典性著作和刘少奇的一些论民主政权的文章之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标首先是建立一个既区别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也区别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虽然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也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而是要组织由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个政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调节各阶级的矛盾和要求，以便“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总之，“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2〕。在这些表述里， 中国共产党人努力突出自己的独创精神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过，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放弃苏维埃口号，转而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具有以美苏为主体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双重背景。苏联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援助国民党政权，而且在美英苏三国秘密签订划分战后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时，以获得前俄国在华利益为条件，作出了不支持共产党的承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斯大林指示中共解散军队；在大国间的政治交易中，他蔑称中共就像人造黄油不是真黄油一样，“并非共产党”，他向美国保证“将促使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得到重新统一”〔3〕。 这便决定了把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作为建国目标是中共唯一实际的政治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影响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客观约束的。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内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口号。在这个时期，国际局势发生了从反法西斯“大同盟”到“两个阵营”冷战的根本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组织上和理论上都有了新的巨大发展。越来越多的材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建国实践同上述国际背景，特别是同苏联、斯大林有着复杂的联系。本文便是对这一关系的初步探讨。
一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以后，在雅尔塔体制内的美苏势力范围之争迅速发展为全面的冷战，世界政治力量随之分裂成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
1947年9月， 苏联代表日丹诺夫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作国际形势报告，最早明确和公开地提出了“两个阵营”的世界分裂理论。这是苏联对战后世界新局势作出的强烈反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东欧、中欧和中东北部等地区战后安排的具体问题上，美苏两国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彼此开始认定对方为争夺世界霸权的对手。1947年上半年，美国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宣称将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帮助欧洲全面复兴。但美国的援助计划不仅控制了西欧，对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国家也产生了吸引力；于是苏联便利用驻军东欧的有利条件，立即着手加强实际控制：在与东欧各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同时，推动其改组联合政府，以实现共产党单独执政，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更是苏联为确保东欧协调、有效地以集团形式与西方国家对抗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新组织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出的反帝号召，立即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援与响应。1947年10月9日， 新华社以《世界政治阵营重新划分，反帝与民主力量团结在一起》为标题报道了情报局的成立，13日的报道更称赞情报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对世界局势提供了历史性的文献，成为战后国际政治中头等重要的一件大事”〔4〕。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和“两个阵营”的出现使国际局势明朗化而感到鼓舞。不过，苏联的国际战略中是没有中共的地位的。日丹诺夫在情报局的讲坛上指出：战后世界政治势力的新配置形成了“两个营垒”。“苏联外交政策所持的出发点，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会长期并存的事实。由此就有苏联和别种制度国家在遵守平等互惠原则和履行条约义务基础上合作的可能”。苏联向来忠实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但英美两国“极力设法拒绝执行其先前所承担的义务，以求无所顾忌地执行其新定的政策，其目的并不是维持国际合作原则，而是挑拨各个民族相互攻击，破坏各民主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孤立苏联”〔5〕。 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苏联希望在维持既定势力范围的基础上与美国和平共处，由于美英不执行旧约——当然是指雅尔塔协定等瓜分世界的文件——才导致了苏联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是以既成国家集团组成“两个营垒”的形式出现的。既然苏联以维护划定的势力范围为战略目的，其“两个营垒”理论里便不会有以世界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内容。所以，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中国革命因其将会打破雅尔塔体制下的远东势力范围而不能得到苏联的支持。因此，情报局自然不邀请中共参加，甚至不提及国际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在道义上的支持。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务实的平衡策略，一方面谨慎地保持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坚定地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47年10月10日，中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保留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但开始提出实行东欧国家所称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主张；而在对外问题上，却坚持“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稳健政策〔6〕。11月9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社论，纪念十月革命30周年，在指出只有十月革命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组成部分之一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才能实现光明前途的同时，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美反蒋革命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12月25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交的报告中称赞说：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标志着反帝阵营力量的团结，其宣言“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斗争的方向，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但具体到东方形势，毛泽东则提醒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7〕
由于在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力量上坚持认同苏联，当国际形势变化和东欧国家政治体制已由多党人民民主阵线的联合政府向共产党单独执政的人民民主制度转变时，中共就不能不反思自己的国内政策。这一时期，中共的报纸对情报局、苏联和东欧的情况有大量报道，但似乎不能满足决策所需。因此，毛泽东希望直接与斯大林交换意见并考察苏联、东欧的实际情况，于是中共提出了访苏问题。
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便计划访苏，但被斯大林借口中国国内战争需要而拒绝。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苏共， 表示“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和请教。……如有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查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但斯大林以苏共领导分赴各地征粮为托辞要求延期，使得已经准备好行李的毛泽东大为不快。毛泽东对以医生身份在中国工作的斯大林的联络员奥尔洛夫说：如果在1947年，我并不急于去莫斯科，但到1948年形势变化了，有许多问题需要到莫斯科讨论、请教：如与小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关系，联合东方的革命力量，反美反蒋战略计划，经济建设和贷款，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等等。毛泽东特别强调：“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于是，毛泽东于9月28日又致电苏共， 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而斯大林认为“游击战领导人”毛泽东访苏会招致西方和蒋介石的舆论攻击，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49年1月14 日决定以米高扬使华取代毛泽东访苏〔8〕。从毛泽东数次要求访苏，并把政治方针、 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列为首要问题来看，中共因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而对新中国政府的性质问题、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的问题等产生了犹疑。据俄罗斯的档案，毛泽东于1947年11月30日曾致电莫斯科，说：“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时期，援苏联和南斯拉夫之例，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将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但这前后中共的重要文献仍然主张“联合政府”，所以俄国的这份档案尚有可疑之处。不过，斯大林在1948年4月20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明确要求中共应当争取代表中间阶层的各民主党派合作，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宣布成立联合政府，以便扩大政府的民众基础和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由此判断，中国共产党在联合资产阶级问题上至少是有过动摇的。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谈到了建立“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在内的“人民大众”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但这个讲话直到5月10日才公开发表。194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指示为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撰写前言，对“人民民主专政”作了初步的理论阐述，指出：中国不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二者在内容上的历史区别是：“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社会性质，不是脱离一般资本主义，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与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推翻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9〕这表明， 得到苏共的明确肯定以后，中共在联合资产阶级问题上才坚定下来；但这种肯定，在斯大林的本意里是以抑制中国革命运动、避免刺激美国为目的的。
二
苏联以“营垒”策略来应付美国的挑战从而维护雅尔塔体制下的势力范围划分，说明成立情报局是为了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适应其外交政策的需要。因此，“营垒”内部任何有违苏联意志的行为都将受到压制也就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了。
在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波兰工人党、南共和捷共的领导人都明确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共产党国际中心。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主张坚持波兰的独特道路，几次与日丹诺夫发生争执〔10〕。如果说在未发生利益冲突时还能够“交换意见，交流经验”并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当有着独立自主斗争历史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政、外交和经济合作等方面拒绝苏联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平等干涉时，苏联便强调情报局以组织的力量制裁南斯拉夫了。在这场被南共领导人回忆为“恶梦”、“暴风雨”的苏南冲突中，苏联采取了意识形态攻击、挑动南共内乱、经济制裁、军事威胁、发动东欧国家与南斯拉夫断交等无情斗争的手段，并迫使东欧各国大规模清洗“铁托分子”，一大批主张独立自主发展的领导骨干受到批判、监禁乃至被处死。
苏南冲突和南斯拉夫之外的东欧国家对苏联的服从，保证了它们真正作为一个“营垒”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当然也会促发中共更坚定、更明确地与苏联保持一致的紧迫感。在1948年6月28 日各人民民主国家公布共产党情报局谴责南共的决议后，中共中央于7月10 日专门作出《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批判南共“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称赞情报局决议“乃是国际共产主义者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保卫世界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应尽的职责；乃是他们为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保卫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所应尽的职责”。1948年11月1日，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 争取人民民主》刊登了毛泽东为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而撰写的论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毛泽东认为：“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一切既不满意于帝国主义，又不满意于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战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已经得到了证明〔11〕。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中共报纸上发表。这篇旨在批判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的文章更坚定地指出：在当今两个阵营相互紧张斗争的时候，“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实行中立是不可能的。而联合苏联或联合帝国主义，则是“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革命”、“走向进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反对苏联，必然是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12〕。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文章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加入苏联阵营已经不仅仅是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得出的结论，而是把握国家命运、实现民族理想的最后和唯一的途径。另一方面，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显示了经历苏南冲突之后的苏联阵营更加坚固，也标志着在中国革命胜利指日可待的形势下和中共表明了对苏南冲突的态度以后，苏联（情报局）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共的冷淡态度而公开接纳其为反帝民主阵营的一员了。
当然，所谓“阵营”并不只是在国际行动中相互协调的条约集团，它更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同质性特征。苏南冲突发生后，苏联推动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势力”和清洗“铁托分子”的同时，开始仿行苏联以迅速的农业集体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大规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而这是以改变对“人民民主制度”的理论阐释为前提，并依靠所谓“人民民主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职能”实现的。
“人民民主”曾经是一种统一战线理论，它的产生可追溯到1934年5月共产国际实行政策转变、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候。当时， 苏联和共产国际开始号召联合社会民主党人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要求各国共产党制定的具体纲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13〕。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阵线，通过统一战线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开始被欧洲共产党所重视。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受到西班牙内战时期民主共和制的启发，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思想，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思想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争得的民主与自由保留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但工人阶级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将争得领导权，通过社会经济改革便可越出资本主义的范畴〔1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国内人民民主阵线体制下的斗争实践，更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共产党人对世界革命的认识，他们甚至大胆地提出了战后的国家发展战略。1943年11月，波兰工人党发表的纲领宣言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民主政治的“人民国家”的口号。苏联红军解放波兰以后，工人党在组织联合政府的建国实践中，称这种“具有许多社会主义民主的因素，也具有许多资产阶级民主的因素”的社会制度为“人民民主制度”。哥穆尔卡说：“波兰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必经过工人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既没必要，也无目的。我们认为，我们的政权应该由彼此一致密切合作的所有民主政党来行使。”〔15〕战后初期，东欧国家普遍建立了联合政府，人民民主理论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一致主张。
在战后初期，苏联曾经支持东欧建立联合政府形式的人民民主国家，但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苏联为了在意识形态从而在国际政治上控制东欧，便开始赋予“人民民主”以新的实质了。但在情报局成立的时候，东欧国家还没有完全理解苏联的意图，所以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契尔文科夫报告保共情况时仍然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说：“保加利亚不会是个苏维埃共和国，但它会是个人民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内不会有任何专政，但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劳动人民大多数”；“国家政权将实际保护劳动获得的私有财产……”。他还引用季米特洛夫1946年2月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说：“各国人民的未来归根到底是实现社会主义。但现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提法，却已与1917年实现十月革命的时候不同了。当时必须推翻沙皇制度，当时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在今天，“苏联这一伟大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事实，以及目前战后时期所发生的有历史意义的民主改革，在许多国家面前都把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作为工人阶级与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及其他进步阶层合作的问题”了〔16〕。这就是说，保共一直认为：人民民主制度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在“将来具体提出从现今社会制度过渡到新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因与十月革命所处的时代与国际环境不同，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必要的了，那种过渡将是一种“全民事业”。
季米特洛夫的观点在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中是有代表性的，如铁托的“人民阵线——持久的全民的政治组织”理论和哥穆尔卡的“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思想等等，都是结合本国实际和时代特点提出的，通过长时期的人民民主制度实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由于担心独立探索与苏联不同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可能造成失控局面，苏联便以苏南冲突为突破口，通过各党的清洗整肃，强化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斯大林和苏共要求各国党在一切问题上向苏联看齐，宣称“是否无条件地服从苏联乃是考验有无国际主义的试金石”，“所谓自主性或‘独自的道路’，这只不过是掩盖铁托之流叛徒嘴脸的纲领”〔17〕。1948年1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纪念斯大林宪法12 周年的文章，指出：“斯大林宪法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的文献。它已经把人类百年来最善良最进步的心灵所怀抱的梦想，变成了废止不了的法律。它证明已经在苏联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可以在其他国家建立起来。”在强大的压力下，各国党纷纷行动起来。1948年8月底至9月初，波兰工人党中央通过了清算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哥穆尔卡受到批判。他承认：他所犯错误的基础就是“对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基本思想内容缺乏了解”，当党面临到更尖锐的阶级斗争时发生了动摇〔18〕。而在1934年就对统一战线理论作出创造性贡献并组织了共产国际政策转变的季米特洛夫，在1948年12月——据波兰学者称是在斯大林一封信的影响下——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19〕。他不再强调人民民主制度与苏维埃制度的区别，而是对全党说：人民民主制度在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职权，苏维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同一政权的两种形式，“它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保加利亚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不是也不能改变由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是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分子的专政和争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 就不可能实行过渡到社会主义”〔20〕。就在他发表这一论人民民主讲话的党代表大会上， 通过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合作化、消灭资本主义成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看到：以情报局成立和苏南冲突为代表性事件的两年间，东欧国家在苏联的指导下改组联合政府为一党政府，并走上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而正是人民民主理论以新获得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组织了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并做出合理性说明。苏联要求肃清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批判“稳定人民民主主义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倾向”和宣布建设社会主义，从而给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赋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人民民主制度”理论的转变也迅速作出了积极反应。这种反应是两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已经不可阻挡，为了使未来的新中国站在苏联一边，尤其不能让中国革命成为“铁托式的胜利”，苏联在转而积极声援中国革命的同时，加紧在政策理论上对中共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正确性和在理论、政策上与其保持一致的战略重要性，因此也主动对政权理论做出新的调整。战后初期，苏联为争取美苏相互妥协，对国民党政权实行一定程度合作的政策，因此对中国革命态度冷淡；但当蒋介石暴露其亲美反苏态度，特别是这种态度有利于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而危及苏联在远东的利益时，苏联便采取有利于中共占领东北的军事战略行动，并发动谴责美蒋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宣传攻势；而当美苏矛盾尖锐发展、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人民解放战争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苏联便不得不改变态度、调整政策以适应这种变化了。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自豪地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反攻，这是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他还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对于欧美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并表示要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努力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这样就在反帝斗争的意义上把情报局的成立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了。20天后即1948年1月15 日出版的《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全文登载了毛泽东的报告。1月21日， 在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24周年的大会上，苏斯洛夫在谈到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增强时，热情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巨大发展〔21〕。上述情况是苏联和情报局开始明显地关注中国革命的转折点。而这种转折应该说与斯大林对中共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有关。1948年2月10日， 斯大林对卡德尔、季米特洛夫等人表示：战后我们要求中共解散军队、放弃革命而与蒋介石合作，中国同志口头上同意，但回去后自行其是。“情况表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22〕。此后，苏联的广播、报刊不断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况，毛泽东的重要讲话、文章也不时地出现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世界新闻与观察》等刊物上，引起了各国共产党的重视与支持。
但是，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立自主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并以主权独立和人民民主为号召建立全国的统一战线，这当然会引发苏共、斯大林对所谓“铁托式胜利”的担心。因此，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在南斯拉夫“民族主义”错误问题上表态，并加强对中共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之通过决议和发表长篇理论文章谴责南共，自然与中共的认识水平有关，但也是由于受到了国际压力。在中南建交（1955年1 月）后中国代表团访南和1956年9月毛泽东与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南共代表谈话时， 中共都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并表示了歉意。在理论、政策方面，中共此前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和人民民主专政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固然与苏联、斯大林的指示有直接关系，但与苏南冲突公开以后苏联、斯大林的要求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流就不相协调了。于是，重要的理论信息不断地被传达过来。首先是1948年6月开始的苏联、 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公开批判，其中一条就说：“南斯拉夫的领导者缩小了共产党的作用，实际上把党溶解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之中，而这个人民阵线是包含着极复杂的阶级成份（工人、个体农民、富农、商人、小企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包括某些资产阶级的政党在内的。”〔23〕9月初， 新华社又详细报道了波兰工人党批判哥穆尔卡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情况。10月，苏联出版《斯大林全集》第8卷， 宣称：斯大林的著作不仅适用于苏联，“也适用于现在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真理报》还特别评论有关中国革命的部分说：斯大林在1926年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在今天同样正确，“中国未来发展是导向与1905年俄国所谈论的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专政相似的东西，所不同的是这种专政在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的过渡期间，在本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24〕。12月5日， 《消息报》载文论述斯大林宪法的世界意义。对于上述指导性文章，中共报刊迅速作了摘要译载；同时，苏联的发展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改组、社会主义改造及经济建设情况也得到了及时、热情的报道。这表明中共在积极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理论发展和实践成就，而关注的目的当然是汲取对自身有指导性的理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
情况也正是这样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在党内正式场合使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12月30日，毛泽东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题作新年献辞，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当然是同前述斯大林所说的“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专政相似的东西”。这里没有说明它与苏维埃式无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不再强调“联合专政”的特色，更因为提出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也就等于宣布中国将要走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道路。而且，在当时“人民民主制度与无产阶级专政同质论”的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也绝不会是内含另一种实质的专政。可以说，毛泽东以坚定的语气宣布“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等于在两方面不卑不亢地回敬了苏联：其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政策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流是一致的，那种“铁托式的胜利”之类的怀疑毫无道理；其二，中国共产党有决心也有能力夺取全国政权，绝不听从来自任何方面的“停止于长江一线”的劝告，也绝不再应允苏联的居中调停，而是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
苏联出于维护从国民党政权那里捞到的既得利益的自私心理，在中国革命已决定性地向胜利发展时，表现十分复杂。它公开激昂地宣称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实际却是在美、英、法拒绝蒋介石的调停请求，并且也受到中共反对的情况下，才放弃支持蒋介石的和谈图谋。这以后，苏联作出接受中国革命胜利的姿态，在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方面迈出了更主动的一步。1949年1月14日， 斯大林决定派米高扬访问中共。但就在米高扬准备动身来华之际，莫斯科对“人民民主”的问题直接公开地发表了意见。《真理报》总编辑波斯伯洛于1月21 日在莫斯科纪念列宁逝世25周年大会上作的长篇报告中，称赞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同时指出：“人民民主政权依靠着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体现着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的统治，在镇压和消除资本主义因素，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从而解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问题方面，起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作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各种不同政治形式的本质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已在人民民主国家得到证实，证明其为历史性的真理。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对于人民民主国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对此，新华社于2月8日以《列宁主义——世界劳动人民解放的旗帜》为题译发了包括这一内容的摘要〔25〕。从这一理论动向，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苏联采取实际外交步骤与加强意识形态指导两方面的同步一致性。
·1月31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次日，双方开始举行正式会谈。 毛泽东在介绍了军事形势后说：“新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明确化，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简单地讲，新政权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政府的组成是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党派已与我们合作多年了，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在工农群众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岗位上留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26〕。谈到斯大林，毛泽东表示自己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并且奉行亲苏的方针，自己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根据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27〕。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完成了从与无产阶级专政相区别到“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这种转变连同未来新中国坚决站在苏联一边的立场，被直接、明确地传达给了苏联共产党。
三
米高扬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声称“只是带耳朵来的”，这是意蕴复杂的表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和抵制来自苏联方面不负责任的干涉中已经强大起来，而且即将取得全国政权，国际代表来华指导中国革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米高扬的言行不得不表现出格外的检点、谨慎或克制；另一方面，尽管中共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保持一致上尽了很大努力，但在美苏冷战和苏南冲突的背景下，苏联仍然持怀疑、观望乃至傲慢的态度，派“耳朵”来，自然是要当面听听中共的表白。
中共方面详尽阐述了以人民民主专政和站在苏联一边为中心的内外政策，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耳朵”的任何承诺，所以中共对一直担心的未来新中国能否迅速得到苏联、东欧国家承认的问题仍不能释怀。毛泽东之所以在1948年计划去苏联，一个原因就是虑及“如果我们现在一屁股坐在苏联一边，全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国家会承认我们，所以我们首先要争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承认”〔28〕。更加意外的是，就在米高扬还在西柏坡的时候，苏联大使尾随因败退而南迁的国民党政府去了广州，甚至在5 月底苏联还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延长期为5年； 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大使却留在了南京准备与中共建立联系。毛泽东、周恩来对此严重关注，随即着手布置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的事宜。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仍然坚信意识形态认同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说：“如果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那是不正确的，违背马列主义的”；胜利以后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所以，“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29〕。这样，由于首先争取苏联承认和不急于与帝国主义建立关系是先决之策，所以中共在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中采取了较为严谨的立场和矜持的态度。同时，中共中央在5月决定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 以直接解决被认为是“最迫切、最关键”的“取得苏联对我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的问题〔30〕。刘少奇启程后，毛泽东在6 月底动笔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并于7月1日公开发表，这是一篇名副其实的理论文章，也是向苏“一边倒”的公开文告。
刘少奇于6月26日到达莫斯科，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于7月4 日向苏共中央、斯大林提出了关于中国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说：新中国将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它“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专政”，这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专政的形式——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但因为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矛盾是“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政策”。关于外交问题，刘少奇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31〕
这份报告反映了十分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曾对米高扬说过“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从而表明了中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流的一致性；刘少奇强调它与苏维埃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显然是对“苏云亦云”的否定或反拨。其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革命胜利以后，（“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一语是后来正式发表时添加的）中国存在着国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外“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两种基本矛盾，刘少奇对“有人说”的批评显然是针对这一判断的国内部分的。实际上，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刚结束时，刘少奇就曾在天津结合实际考察阐明了反对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意见，说：在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后，“国外的矛盾还是主要的”，“恐怕还要几十年”，所以还要和资产阶级合作，还要“引导人民注意国外矛盾”，太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就会插进来，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的后备军”〔32〕。据薄一波披露，围绕天津讲话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在党内发生了一场反对少奇同志的风波”〔33〕。但刘少奇并未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反而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报告中阐述了更敏锐的观点。这说明，关于对新中国的政治估计、政权建设乃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中共党内存在着相互不能说服的不同观点。联系到7月1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称“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和7月3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通报国内情况、提出问题和征询意见”这些背景〔34〕，或许可以说，刘少奇有意以这种隐匿个人的批评来试探斯大林的客观态度。
斯大林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并表示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他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不必急于和帝国主义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他提醒刘少奇：现在可以施行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因为政府、政协不是选举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通过而是一党提出、其他党派同意的东西，执政地位有“武力控制”之嫌。刘少奇问：“这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斯大林回答说：不是，是现阶段的宪法。“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其内容应是：全民普选，承认地主和富农的私有财产，承认外国在中国的企业租借权。选举与通过宪法可以在1954年进行，如此还可以解决政府存在的问题——“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够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政府。”〔35〕
斯大林的建议是用意颇深的。因为我们知道：首先，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既定政策；如果执行起来，苏联在中国东北经营铁路、轮船和民航的公司，在新疆经营开采有色金属、稀有贵重金属和石油的公司便不合法；即使中共不计较被损害的利益和爱国自尊心而默许了，也还有损于苏联给世界的观感——仿佛是一个赤裸裸的大党、大国主义者，唯一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相反，如果暂不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特别是宪法规定了外国可以在华租借经营的话，一切都便于解释了。而不急于和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将更加重中国对苏联的依赖，并增强苏联向中国施加更多影响的可能性。其次，在苏联的推动下，战后东欧国家经过短暂的人民民主阵线联合政府时期以后，产生了共产党一党政府；现在斯大林对中共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限定：多党联合政府至多可以存在5年。
刘少奇的访问给中国共产党带回了对未来新政府的坚定信心，因为它“不仅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和东欧国家迅速承认我国的问题，还解决了苏联向我国提供援助的问题”〔36〕。但同时出现一个微妙的问题，即由于斯大林没有直接反对刘少奇所解释的“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便更坚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信念。在接到毛泽东要求“回国参加政协和政府组建工作”的电报后，刘少奇于8月14日动身返回。 途经沈阳时，他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批评“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也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是“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指出：我们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人民民主专政〔37〕。到京后，他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之后又向政治局汇报。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即任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讲话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和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它。对于它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刘少奇还特别说明，“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而“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对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38〕。9月29 日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新中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纲领确保私有财产，规定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实现工业化的任务。会议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6名副主席、56名政府委员、4名副总理和15名政务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分别占3名、27名、2名和9名；政务院34个部级机构中， 14个由非中共人士任正职。这和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规定一并表明：多党合作执政的政党体制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中央政府）的统一组织结构开始确立起来。我们看到：刘少奇的讲话和《共同纲领》比起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基本矛盾”说和“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断，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公开对抗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指示”）。而这是以斯大林支持刘少奇的“一段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说为背景的。至于斯大林反对政府内有民主党派的代表——这与以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政治内容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相矛盾——的意见，也被含蓄地否定了。
自然，这一否定是要受到回应的。斯大林怀疑中国共产党走“南斯拉夫道路”，担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府可能执行亲英美的路线，便继续向中共施加压力。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 苏联只派来了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参加，而没有代表苏联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前来祝贺，这对把中国革命的成功视为世界人民的胜利，并反复申明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新中国来说，当是表示了冷淡的政治态度。两个月后，毛泽东赴苏联访问，而斯大林得到了陪同毛泽东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报告称：中共党内过去亲美反苏的人现正得势；“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加之斯大林并不情愿放弃在华特权，所以苏方有意冷落，惹得毛泽东发了脾气，访问出现曲折。后来毛泽东回忆说，“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39〕。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苏签订了有些连师哲也称之为“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的协定〔40〕：毛泽东甚至在党内会议上称那些协定使新中国“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41〕。另外，在这次访问中，斯大林也向毛泽东提出了要中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的建议。对此，毛泽东回国后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作为斯大林的一点意见传达。
而刘少奇继续为“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理论化和制度化不断探索。1951年2月28日， 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说：“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但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来领导和保障。……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经济事业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他坚定地宣称：“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42〕在3 月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并把“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规定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之一，为大会所通过。
但巨大的阻力也随着清匪镇反、土地改革、恢复经济等任务的完成和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而开始显现出来。毛泽东在1950年还强调“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提出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但到1952年6月， 他在中央统战部呈送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统战部长李维汉据此转变了观念，在统战工作会议上表示“应当把这个指示在今后统战工作中从指导思想上牢固地确立起来”〔43〕。这说明毛泽东开始把曾被作为团结合作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定位为需要教育、改造的革命对象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考虑酝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向斯大林通报中共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和方针政策。斯大林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给予肯定并再次提出：中共应在1954年搞宪法和选举，由现在的联合政府改变为一党政府而在经济上继续与民主党派合作；宪法可以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租借权，等等〔4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但其反对多党联合政府而允许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意见却留给了中国共产党。3 个月以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严厉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右倾观点”。刘少奇及其他领导人接受了批评，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上来。12月，经过毛泽东反复审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提纲》，对中国革命的历程作了完整的权威性理论界定：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相应地，中央发出了《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明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求在公开场合仍然提人民民主专政〔45〕。这便从理论和政策两个层次上明确而公开地否定了刘少奇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和《共同纲领》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性质的规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它所通过的宪法提出了“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这使《共同纲领》规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全部失去合法性。与《共同纲领》不同，宪法回避了对政权性质作是“统一战线”还是“一党”的表述，但选举出的政府最高决策层的领导人——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均是共产党员，党外人士所得部长位数也下降到占三分之一。会议产生了新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其常委会中党外人士仍占相当大的比例；而原代行最高权力机关职权的政治协商会议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为“向党委和国务院提意见并加以协商”的非权力性多党派商议机关了。变动的结果是：原来多党合作体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及其执行机关（中央政府）的统一组织结构现在发生断裂和部分质变，多党合作体制失去了行政功能，保留在人民代表大会和被改变了性质的政治协商会议之中。我们看到：斯大林所催促的“一党政府”如期产生了。虽然多党合作没有在政治体制中消失，但一届人大更多地表明了它是推动中国向苏联东欧国家所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变化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家政权性质由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向“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标志着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组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始。
刘少奇在1953年6 月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便放弃了“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观点。在7月召开的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 他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以及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工作”之说，否定了《共同纲领》初定时它所具有的“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的政权性质。他还指出，现在的“统一战线工作只是实现党的总任务的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工作”，具有辅助配合的性质，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不可少的形式”〔46〕。他不再刻意表示中国与苏联“也有区别”，而是在一届人大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坚定地宣称“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在党的“八大”上，他公开说明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论证了“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毫无阻碍地运用政权这个武器”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镇压反动派的决定性作用〔47〕。我们看到：刘少奇的统一战线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中国也大致与东欧一样，经过短暂的人民民主时期，便开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动员社会力量大规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
结语
探讨苏联、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及其体制建设的关系，是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的深层次研究。经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认识到：第一，“人民民主”是东欧国家共产党在与其他民主党派一起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和建立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提出的政治口号和政权建设理论，而在苏联推行“两个营垒”战略以后，成为对东欧新民主国家的统一指称。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对世界政治力量重新划分的思想，并坚定地站在反帝阵营一边，自然也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来领导人民解放战争。第二，“人民民主制度”是东欧国家共产党所设想以联合政府领导人民通过长期的和平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权形式，但在美苏冷战和苏南冲突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被苏联强行赋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这导致了政府改组为共产党单独执政，并以专政的力量推动迅速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政治结果。中国共产党曾经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区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但当苏联因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胜利转而重视并加紧影响中国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接受了“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规定。第三，刘少奇立意实践本来意义上的“人民民主”理论，进而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社会战略构想；但斯大林一再指示中共组织“一党政府”，毛泽东力主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制度不得发育而必然夭折的短暂历史阶段性。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看到斯大林并没有在事实上放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而中国党在意识形态与国际力量上坚决认同苏联的同时，对其民族利己主义本质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性是缺乏足够认识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关于意识形态认同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误解容易从民族和文化意义上动摇人们独立自主的立场；由此或可理解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苏关系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付出巨大努力，但也不得不时感困难与被动的原因。自然，思维模式最终是通过政治机制发生决定性作用的。从党内通过思想斗争制定过渡政策和在社会上以阶级斗争推进所有制变革的历史事实来看，无论是党的组织制度还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与方式时，都没有保证充分民主；这导致了“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实践的中断和匆忙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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