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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本成为生产要素的表达
美国的两位经济学家罗伯特J·巴罗和哈维尔·萨拉伊马丁合著的《经济增长》(1995)一书，被认为首次系统梳理和阐述了所有重要的增长模型。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保罗·罗默(1986)为首的一群增长理论家越来越不满意于对长期生产率增长的外生驱动解释。正是这种不满激发了一系列新增长模型的构造，其中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内生于模型的。长期增长是在模型之内而非被一些诸如未加解释的技术进步之类的外生增长变量所决定，这是内生增长之所以得名的原因所在”。
“他们首先研究一个不变储蓄率版本的最简单内生增长模型——AK模型。尽管这个模型很基本，但它足以表明递减报酬的消除如何可以导致内生增长。内生增长模型的关键性质是资本报酬不再递减。一个不存在递减报酬的最简单的生产函数是AK函数：
其中A是一个反映技术水平的正常数。完全不存在递减报酬似乎是不太真实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包括了人力资本的更广泛意义来理解K，这种思想就变得更具说服力了。”（注：［美］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这里，K是广义的资本，既指物质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正是因为人力资本的内生作用，资本边际报酬不再递减，达到不变，甚至递增。
在1990年代以前的经济学教科书上，生产要素通常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此后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关于生产要素的论述中，人力资本、技术知识被列入其中。在目前使用率很高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曼昆的《经济学原理》(1998)中，生产函数写为：
Y=AF(L,K,H,N)
这里，Y代表产量，L代表劳动量（指非熟练劳动），K代表物质资本量，H代表人力资本量，N代表自然资源量；F表示各投入要素如何结合起来产生生产产量的函数；A是一个反映可得到的生产技术的（外生）变量，亦称为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技术进步，A将变大。在这个生产函数中，技术通过人力资本内生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多恩布什(1998)指出，内生增长模型的“关键假设是，更优越的技术是资本投资的副产品”。（注：［美］R·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与此相关的含义是：物质资本中内含着技术的价值，即技术通过物质资本内生化。在当代，物质资本作为技术的载体，其内在价值大于载体价值，已是常识。正如熟练劳动的价值大于非熟练劳动的价值一样，如果我们把非熟练劳动视为体力的支出，那么，熟练劳动也总是以非熟练劳动为载体的。因此，对于增长和生产率，技术的作用已远远大于物质资本。多恩布什进一步指出：“经济学家认为，一般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具体的研究与开发是理解长期增长的关键。”（注：［美］R·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这一判断把握到了问题的实质。
以下的讨论回答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所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首先，劳动和人力资本的关系。劳动是指非熟练劳动，劳动者只有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是指熟练劳动，即管理劳动和技术劳动，劳动者具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存量，以及获取新知识、新技能和新经验的能力。可见，前者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基本不具有增值性，以及较低的稀缺性；后者的增值性较高，故可称为人力资本。同时，增值性越高的人力资本，其稀缺性也越高。这就是劳动和人力资本的关系。顺便指出，企业家才能是管理劳动的一种，应归入人力资本。有人将人力资本视为是劳动的资本化，有一定道理。资本化的过程，就是教育、培训和“干中学”的过程。因此，在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应当也可以替代劳动，成为基本的生产要素。
其次，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各国经济增长及其差异最终来自生产率。在论及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时，曼昆(1998)将其归结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注：［美］N·格里高利·曼昆：《经济学原理》（下），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这里，劳动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当其他要素不变时，劳动增加将导致生产率下降。自然资源的战略作用很重要，但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作用，其重要性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上所述，物质资本中内含着技术的价值，并且，技术的作用已远远大于物质资本。可见，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特别要指出的是，技术知识的创新与运用，最终是在人力资本的掌控之下完成的。
再次，人力资本价值的计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其代表作《论人力资本投资》(1961)一文中指出：“尽管在现阶段的知识水平上，精神地计算人力投资有困难，但是，通过考察人力改进方面某些较重要的活动，我们则能够获得许多见解。我的论述将集中在以下五类：(1)医疗和保健，……；(2)在职人员培训，……；(3)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4)……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5)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注：［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页。）根据这一范围，建立相应的人力资本统计体系，将个人、企业和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消费和投资加总，可以获得各期的全社会人力资本价值。与此同时，再考虑价格因素（不变价和现价）的影响，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是可以被精确统计的。
二、人力资本生产性的经验验证
人力资本既然是生产要素，且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就要验证它的生产性或生产功能，以及作用的重要程度。
首先，分析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本文引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经济增长用人均GDP表示，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衡量采用各地区每万人中各种学历层次人数（含高中、中专、大专、本科）指标（2000年度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见表1。
表1 2000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和教育水平比较
地区 人均GDP（元） 万人中高中 万人中中专 万人中大专 万人中本科
学历人数 学历人数
学历人数 学历人数
北京 22460
1619697 759 798
天津 17993
1281805 514 361
河北 7663797277 186
81
山西 5137819340 241
97
内蒙古5872
1000378 278 100
辽宁 11226956363 405 202
吉林 6847
1141372 303 182
黑龙江8562
1058330 331 143
上海 34547
1625677 569 478
江苏 11773
1018290 254 130
浙江 13461838241 208 105
安徽 4867523242 156
72
福建 11601716348 195
97
江西 4851729257 181
76
山东 9555750355 227 102
河南 5444760249 199
66
湖北 7188873391 258 123
湖南 5639810308 208
81
广东 12885960333 240 106
广西 4319636325 173
63
海南 6894935316 222
90
重庆 5157622238 182
95
四川 4784518246 167
76
贵州 2662323244 132
58
云南 4637391267 136
62
西藏 4559162193 89
38
陕西 4549935300 259 152
甘肃 3838724267 186
78
青海 5087710311 226
96
宁夏 4839777316 250 117
新疆 7470767451 380 13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2)》整理。
为了描述人均GDP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如下非线性模型：
上式中，Y代表人均GDP，X表示万人中各种学历层次的人数；α、β均为所设参数，ε为误差项。对该式两边取对数，进行线性变化，有
lnY=lnα+βlX+lnε(2)
这样，β的经济意义代表了人均GDP对万人中某种学历层次人数的弹性系数。
运用SPSS软件，利用表1中数据，分别针对以下四种不同情形下进行了参数估计，得到如表2的结果。
表2 各种情形下的方程回归结果
注：Ⅰ、Ⅱ、Ⅲ、Ⅳ分别表示万人中高中学历人数情形、万人中中专学历人数情形、万人中大专学历人数情形、万人中本科学历人数情形；
*表示t统计值在1%的水平下显著。
对上述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四种不同的情形下，各回归方程均能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1下的t检验，且无自相关；拟合优度有所欠缺，一部分是因为为了进行弹性分析选用该模型所致，同时说明人均GDP受到除人力资本以外诸多因素（如物质资本、劳动就业人数、科技水平、制度环境等）的影响。
具体地看，第一，各种情形下β系数均为正数，符合我们的预期，表明人均GDP与万人中各种学历人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即说明人均GDP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第二，从β系数的经济意义上看，β表示万人中某种学历人数变动1%，则人均GDP变动的百分比，系数越大说明人均GDP受该种学历人数变动的影响越大，反之则反是。以情形Ⅰ为例，β为0.856，表示若万人中高中学历人数指标提高1%，则人均GDP将增加0.856%。对四种情形下的弹性系数进行比较分析，容易看出，情形Ⅱ的β系数最大，以下依次是情形Ⅲ、Ⅰ、Ⅳ，说明在中国当前总体经济水平下，各地区万人中中专学历人数指标变动1%对其人均GDP变动幅度的影响最大，以下依次为大专、高中、本科。
第二点的分析结果与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吻合的。中国早已开始实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一般劳动者都具备初中学历，大多数地区已开始实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劳动者中具有高中学历的比重较高，中专学历比重次之，接着为大专、本科。由于高中教育属普通教育而非专业技能教育，所以尽管人数比重最大，但弹性系数却偏小；中专学历人数中相当部分接受的是专业技能、职业教育，劳动者中具有大专学历的虽然也受专业技能教育，但人数比重相比中专较少，所以弹性系数小于中专的情形。总之，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代表人力资本水平的学历层次越高，对人均GDP的影响程度越大，但由于还受劳动者中各学历层次人数比重，及其所受特定教育类型的影响，从而导致四种情形下弹性系数的大小依次为中专、大专、高中和本科。
其次，计算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效应，得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关于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效应，国内外已有许多专家作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陆根尧(2002)通过分析四个因素——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正确评价了人力资本在其中的贡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注：陆根尧：《经济增长中的人力资本效应》，《统计研究》2002年第10期，第13-16页。）见表3。
表3 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来源(1982-1990)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贡献的份额(%)
国内生产总值16.3 100
资本投入 6.4
39.3
劳动投入 1.8
11.0
技术进步 4.4
27.0
人力资本 3.7
22.7
从表中可见，在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中，物质资本的贡献最大，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贡献次之，劳动投入的贡献最小。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很明显，高速增长中已经存在着较大的人力资本效应。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小，单纯增加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极其有限。表3的数据揭示，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总贡献达49.7%，和资本与劳动投入的总贡献50.3%相差无几。进入1990年代以来，这四个因素继续沿着这一轨迹演变，人力资本的贡献加上技术进步中人力资本的贡献，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
三、按人力资本的贡献分配：未来分配的主体形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分配的原理，生产要素的构成及其变化，当然要对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当我们把社会总劳动分为非熟练劳动和熟练劳动时，现今的常识告诉我们，熟练劳动即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已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当我们把社会总资本分为自然资本、创造资本（这两部分构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时，人力资本的比重在大部分国家都已超过50%，有的高达80%-90%。尽管各国人力资本的价值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不尽相同，但当高等（职业）教育逐步走向大众化，健康消费和投资日益增长，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培训时，人力资本终将成为社会总资本的主体部分。因此，按人力资本的贡献分配，是未来分配的主体形式。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问题。
人力资本主体参与分配，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效率。在当今时代，非熟练劳动的竞争性已经很充分，且劳动的差异性、增值性均较小，其效率的价值衡量比较容易得到公认。而由人力资本主体从事的熟练劳动，即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尽管竞争性也很充分，但由于劳动的差异性、增值性均较大，其效率的衡量往往比较复杂。以年薪制、斯权制为代表的各种薪酬方案设计，就是为了体现并实现这一效率的制度安排。不过，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最终决定于人力资本主体的产权制度安排。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它们各自主体的产权特征。周其仁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天然属于个人，并且只能由其天然的所有人控制着这种资产的启动、开发和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书的一部分（或全部）被限制或被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以至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注：转引自胡晓翔：《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报》2003年1月16日。）因此，“一方面，人力资本天然归属个人；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资产可以立刻贬值或荡然无存”（注：转引自胡晓翔：《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报》2003年1月16日。）。可见，人力资本的持续有效利用和投资，即人力资本的效率，需要有效的制度条件。
人力资本主体的边界是清晰的，其排他性特征鲜明，因此，产权界定相对容易。然而，产权经济学认为，在产权的诸权能中，首先是交易的权利。产权有好的排他性将更有助于交易。人力资本的交易权利包括：自由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即在哪里交易的权利；自由选择交易条件的权利，即喊价的权利。这两项权利无论哪一项受到限制，按照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个人都可以凭借其事实上的控制权，关闭有效利用的通道，从而增加他人利用其人力资本的成本，这也就降低了人力资本的价值。因此，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为了解决人力资本交易权利的顺利实现，首要的是足够的激励，并要有相适应的约束。
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还决定着人力资本的形成。人力资本的形成是需要投资的。“好多我们称之为消费的东西，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注：［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例如，在中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中用于教育的比重日益上升，这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形成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人们之所以增加教育支出，就是因为有较高的预期收入。如果交易权受到限制，预期收入又不高，人们就不愿意增加支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就会减少。反之，只有交易权活跃，并有较高的预期收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才会大幅度增加。
如果说按人力资本分配是一种进步，那么，它将更有利于公平的实现。10年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K·墨菲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向我们揭示，在当今社会，决定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第一位原因，是由知识累积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而不是对物质资本的占有。2002年5月，又一位重量级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P·阿格亨撰文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谜：收入在不同群体（受高等教育与没受高等教育群体）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以及收入在教育水平相同的群体内部也拉开了距离。阿格亨的回答是，在工资结构与技术创新过程之间存在着内部联系，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必然扩大收入的鸿沟。
由此可见，当我们承认人的天赋能力的差异较小，后天机遇的均等就显得特别重要。墨菲和阿格亨观点的结论是，后天机遇均等首先在于接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因此，在当代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是公平教育机会，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劳动者之间有比较公平的分布，这将有效地实现提高效率基础上的公平。
将教育机会作为利益增量公平地分配，并对以前分配严重不足的地区和人群给予补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举措。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教育、培训、健康投资和社会保障，是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本价值的基本途径，其中教育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教育、培训开发人的智慧，使其具有创造财富的自生能力，从而在社会上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道理很简单：给予低收入人群以货币支持，是解决其短期问题；给予其教育机会，则是解决其长期问题。因此，公平教育机会，既能长期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给社会稳定以基础；又能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给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以保证。
在将教育机会作为利益增量给予时，要特别注意公平的问题。一方面，这是在体现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对落后地区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不足的矫枉过正。公平教育机会，长期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中期有利于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短期有利于缓解就业和刺激需求。同时，公平教育机会，是最好的起点公平和以人为本，是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共同要求。
四、产业结构决定分配结构：按人力资本分配的一个证明
产业结构演变，以及相适应的高度化，引起了生产要素结构和不同生产要素重要性的变化，并对分配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按人力资本分配渐成主体，与产业结构的演变及高度化息息相关。这同样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决定分配原理的框架内得到解释。
近20年来，从发达国家开始，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一般都已达到70%-80%。（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平均比重为40%）；服务业自身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在传统的消费者服务继续发展的同时，现代的生产者服务成为服务业的主体，代表着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和水平；服务业成为改造、提升农业和制造业的关键部门，尤其当研发服务、物流服务、设计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部门，适应农业、制造业的需要迅速发展的时候，服务业的“改造、提升”作用凸现。基于这些事实，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已经而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入服务经济社会。
早在马克思那里，服务创造价值就已经被纳入劳动价值论的整体范畴。马克思说：服务是“不以物品资格但以活动资格供给的特别的使用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页。）。从逻辑上说，既然服务产品具有非实物使用价值，那么，只要服务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它就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因素。经验表明，在服务价值的构成中，人力（主要是人力中的智力），是服务价值的主体，在生产者服务中这一特征尤其显著。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成本构成的比较中，前者资源列第一位，后者智力列第一位。服务价值的构成体现了要素贡献的排序，按人力资本分配成为分配的主体，是必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