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观念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理财救国”论
干春松
1840年之后，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的知识界开始了全方位的回应。对此，人们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价值观念的改换，在“富国强兵”的背景下，如何让国家富强成为时代的共同诉求。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富国”的目标呢？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官督商办的企业(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企业)、弃官从商的状元(张謇)、红顶商人(胡雪岩)等人在企业运行和角色转换等方面的尝试，但对于全球性的经济形态转型对中国的影响、西方财政金融理论的引入及付诸实践方面的研究却不甚充分，对于晚清时期最具影响的思想家的经济思想更是关注甚少。其实，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张之洞、杨度等都有许多专门的财政金融方面的论述，他们不是专门的经济学者或实业家，但他们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传统士人的知识体系的巨大转型，折射了近代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诸多面向，体现了近代价值观念和知识阶层自我定位的转化。
中西历史的分叉点
“经济”一词在中国本为经邦济世之简略表述。即使到晚清，大部分人使用这个概念依然指向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曾国藩有一篇名文《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其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按他自己的解释：“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①“经济”用以作为“economy”的对应翻译，与近代大多数学科名词一样，也来自日本，按照金观涛等人的研究，一直要到1905年之后，经济的对应概念才转而限定在“理财、税收、节用、奖励工商业”这些方面②，“经济”这一名词的内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经济”这个词的内涵由“经邦济世”转变为“理财、税收”这些曾为道学家所不屑的对象，意味着到晚清时期，随着中西冲突的加深，人们对国家治理以什么为本的认识有了转变，与以往偏重道德教化不同的是，理财、税收、工商等这些事务已是最让人关切的内容了。将财富作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产物，中国被西方殖民运动卷入全球市场之后，追求富强就成为国家所首先要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在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财政体系崩溃，如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是现实的要求。
彭慕兰认为：“几乎没有理由认为，1750年前甚至1800年前的西欧比同时代旧大陆其他各类人口密集区域有更强的生产力。当我们转向土地与劳动的要素市场时，我们发现了令人非常难以置信的事实，即中国看起来至少与1800年前的西欧同样符合新古典主义的有效经济制度的理论。”③历史的分叉点似乎出现在1800年前后，欧洲逐渐建立起“完善”的民族国家体系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而东方国家则没有。历史何以分叉，这是有巨大争议的论题，而为什么欧洲在近代成功，亚洲及其他地区逐渐成为欧洲征服的对象，则是与前一个议题相关的但又进一步延伸的争议点。在欧洲中心主义与“东方主义”的联合作用下，作为东亚秩序代表的中国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受到了空前的怀疑。
做个用心的班主任，面对班级里随时可能出现的小问题，我们应冷静应对，小“惊”即可，大“怪”不必，多为学生打开一扇窗，让他们前行的路上多一抹阳光。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现代企业的出现和市场秩序的建立需要中央集权，人们认为欧洲的成功是因为有效的市场和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出现，而这恰好需要强力政府的支持，民族国家体系应运而生。当市场需要突破国家界限的时候，国家则是其最坚强的后盾，甚至是战争的发动者。但这些在欧洲成功的“经验”放到中国则容易“语无伦次”。比如，当人们去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有效市场的时候，常把原因定位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和政府过于强大，对于私有财产抱有敌意，或是过于软弱，在企业家与其他社会力量发生冲突时，并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这就是说：“集权”在欧洲成为市场的助力，在中国则成为阻力。
为了避免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人们需要更深入地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人们发现清代虽然在政治上高度专制和集权，但在社会控制上，则存在着中央集权和地方相对自治的矛盾现象。一是地理上的广大区域所带来的控制上的难度，二是财政匮乏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灵活空间”。正如日本学者岩井茂树所言：“对于一个在空间和数量上拥有无比庞大社会的国家来讲，不论是它的政治体系还是财政体系，要将国家的法令和计划贯彻到方方面面来具体实现一元化的、集权制的理念，这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国家，只能是一个由集权制的核心和分散而又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基层组织组成的复合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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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在经济领域并不十分彻底，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土地税以及其他的盐、漕等收入，统一收到户部之后，再由户部分拨给各地。但这些经费即使在平常的日子里也不敷各地使用，地方政府及附属于政府的成员就只能通过各种摊派和其他途径来解决行政费用和官员及非体制内官员的收入问题。由此造成一个吊诡的行为，虽然清政府一直希望把农民的税负限制在比较低的范围内，但在普通百姓看来，地方政府是如此的腐败而又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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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治理体系的形成，源于旧体制难以维系，但促成新的政治和经济形态的更大动力来自于与西方战争所带来的赔款和西方强大所产生的制度吸引力。这导致人们对于自身的文明体系乃至士人的自身角色产生深刻的反思。
就价值体系而言，对于儒家的秩序理念是否能够应付新的政治格局，是晚清知识群体的矛盾爆发点，几乎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产生剧烈的争论。总体的趋势是新的观念不断传入，并在士人心中产生出新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以日益尖锐的方式来挑战传统的观念，并因为清政府政治合法性的日益稀薄而越来越多地获得掌声。
在鸦片战争耻辱性的失败之后，如何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来增强国家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功能，已经成为魏源等人思考的重点。与传统儒家相比，一部分知识群体对于国家的政治秩序的首要目标产生了偏离，追求国家富强的实务开始成为关注的对象，而研习心性的玄思则受到质疑。比如，魏源就对儒家的“王道”概念提出了新解。他说，只有不王道的富强，而没有不富强的王道。“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民物与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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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般而言，道德修养与经世、守边等具体事务之间具有一种“内圣外王”式的逻辑一致，但传统儒家对于通过经济手段获得财富始终抱有疑虑。这样的争论几乎贯穿儒学发展的历史，比如汉代的御史大夫和贤良文学之间关于盐铁问题的争论，程颐、司马光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质疑。到了1840年之后，这样的争论愈发尖锐，尤其是倭仁和恭亲王奕訢对于同文馆改革的争论和康有为与朱一新之间的争论都有很大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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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康有为在这方面的思考越来越具体化。写于1908年的《金主币救国议》一书，集中体现了康有为在那个阶段对于货币发展历史和当时货币制度的认识。康有为指出，西方对于中国的掠夺有一个看不见的战争，即“货币战争”，如果不能有效回应这种借助“理财术”的财富掠夺，那么中国就会很快失去经济上的自主性。
国家观念与“理财救国”
在接受了西强中弱的基本格局之后，不同立场的人所讨论的问题集中于向西方学什么、怎么学？最初人们震惊于西人武器的精良，随之而来慨叹人才的匮乏，主张开办学校。到甲午战争之后，有日本作为参照系，人们相信日本的成功源自于他们对西方宪政制度的模仿，制度变革成为共识。康有为、梁启超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包括义和团运动之后20世纪头十年的“新政”“立宪”)就是基于对西方制度追慕的反应。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了在世界范围的“流亡”，尤其是康有为，足迹遍及日本、东南亚、欧洲、美洲，这些眼见为实的经历，使他能够立足世界而回望中国。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不仅开始全面思考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还具体研究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比如财政金融领域。
1904年写作的《物质救国论》标志着他对于中国落后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他认为，与其讨论那些根本制度的改革，还不如将精力集中于具体的治国方略上。他断言，在同治年间由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其端绪的洋务运动不能做到“对症下药”，没有把握西方之所以富强的最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成功。他认为，中国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于科技、工艺等发展不能支撑国家在财富增长的领域获得发展，中国的落后并不是制度和道德方面的原因。
当如何建立现代国家、参与万国竞争成为近代知识群体的共识时，对于财政金融等经济问题的关注，既是他们建国理想的现实性方案，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其社会角色定位和价值目标的重大转型。他们不再满足于儒家经典的研习和实践，如何通过财富来让国家强盛、人民富足成为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新“入手”处。
在《物质救国论》中，康有为指出，欧洲近一两百年的强大关键在于其发明的新工艺及其背后的科学进步。康有为将之称为“物质文明”。“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于物质之中，先从事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夫炮舰、农商之本，皆由工艺之精奇而生；而工艺之精奇，皆由实用科学及专门业学为之。”⑥基于此，康有为认为中国首先要学习西方的工业制造领域，如果要派学生出国留学，主要应学习其科学技术和工艺设计。国家应优先创设公司来从事武器和民用商品的生产。这样，制度改革应主要明晰产权，鼓励私人企业来从事工艺和制造业的发展；在个人财产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落实公民自治，建构新的财政体系，康有为将之称为“理财术”，这是让国家富强起来的关键。
但形势的压迫比任何成见更有力量。新的国家观念的传入，使西北中俄边境问题和东部海疆问题改变了传统对外关系中的夷夏观念，中国被迫加入万国竞逐的局面已经成为共识，如何化解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和寻求独立所需要的经济能力，使得财政金融逐渐成为知识群体必须了解的新领域。
在书中，康有为回顾了人类使用货币的历史，并认为确立金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是人类商业活动的频率和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中国在明清代基本上以银和铜作为基本的流通货币，这导致1500年之后的很长时间内白银大规模地流入中国⑦，但因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改用金主币，世界上银的使用量减少并进一步流入中国，这样，当西方国家以国际上不断落价的银来换取中国物产的时候，会对中国造成双重损失。首先，以银来决算，则实质上造成中国物产的贱卖；其次，银大量流入中国，则导致中国物价上涨；第三，中国货币贬值，则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将付出更多的学费，购买国外的机器也需要付出更多的费用。“二十年前，各国未改金币，故未见大患；积今十年，外银无用而倒入，外债日加而偿出，二者交汇伏流，至今乃大发溃。若今不及改，二三年间，全国可破产而乱亡。”⑧
因此，要使国家强大，则必须学会“理财”之术。尤其是在货币体系方面，应该与主要经济体保持一致，确立以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
除确定金主币之外，康有为认为国家应建立银行体系来使货币得以正常流通，集中分散的资金。“银行之用，其在都会者，汇兑为主；其在乡野者，劝业为主。如乡野骤未能立银行，则乡野中皆有当押之店，宜令其资本报官而核之，令暂充银行。”⑨康有为认为应发行纸币，来取代铜钱。纸币携带方便，有利于商业的拓展。国家可以通过利率来调节纸币的发行量，也可以适当地超发以增加流动性。不过，纸币的缺陷是在面对经济危机之时，政府通常会“妄发纸币”来增加货币供应，直接后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纸币减价，商务紊乱”，“物价腾踊”，缺乏国力支持的纸币难以在国际上流通，因此，在对外商务活动的时候，会要求以“所备实金”来偿付，最终导致货币信用的进一步崩溃。⑩从上述论述来看，康有为对西方市场国家在货币领域的发展有初步的认识，而对于国家如何通过货币手段来刺激经济、扩大生产则有着十分细致的分析。
不知是否出于康有为的安排，在这个阶段，康有为的重要弟子之一陈焕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而他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也是中国人写作的第一部现代经济学著作，得到了包括凯恩斯在内的许多重要经济学家的肯定。该书以生产、消费等现代经济学的框架来梳理儒家的经济思想以及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我猜测，康有为的许多现代经济学知识应该受益于陈焕章所提供的相关资料。
2017年，我国数字报纸在探索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在数字报纸传播能力、内容、营销方式以及盈利模式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同时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国政府财政困穷，袁世凯政府开始大借债，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康有为认为适度地通过借款来解决短时期的财政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共和新立，促统一以理财政，立国之大经也。而民穷财尽，为银行货币生利之业，不得已而出于借外债，犹可原也。”
但如果以丧失国家主权为代价来借款，则是举五千年之中国，分赠之各国，而在外国财团的监理之下，则难以使国家富强。面对这种局面，康有为决定刊布《理财救国论》。
5.从小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角度，认知发展理论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认知学习理论是通过研究人的认知过程来探索学习规律的学习理论。主要观点包括人是学习的主体，主动学习。目前的认识学习理论中布鲁纳的认知发现说对小学英语教材的内容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小学英语教材的内容应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潜力，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有利于知识的保持与提取。教学上主张给学生最充分的指导，使学生能够沿着仔细规定的学习程序，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学习。因此，教材的内容的选取必须在充分了解和研究了小学生认知情况的前提下进行。
在康有为写作《金主币救国议》的前后，杨度写下了影响广泛的《金铁主义论》，认为中西竞争，不仅是武器的竞争，还是货币的竞争。中国应该认清西方民族国家的多重价值取向，以及现代经济竞争中货币的重要性。同时期的盛宣怀、张謇等人都提出了设立银行的建议，而张謇更是通过南通的实践，探索了现代中国地方现代化的可能性。
1.2.3.1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计算。NDVI也称生物量指标变化，能消除部分与太阳高度角、卫星观测角、地形、云影等相关参数与大气条件有关辐射的变化。NDVI的取值范围在[-1，1]，可避免数据太大和太小为使用带来的不便。计算公式为：
康有为将他的理财术概括为一个系统性的金融制度设计：“夫所谓理财之道者，妙用银行以为枢，通流至虚之纸币公债以为用，搜藏至实之金银以为备，铸行划一之金币以为符而已。”
康有为强调银行的重要性，其步骤是：首先要设立国家银行来调节金融体系，发行纸币，整顿币制。不过，中国国土广大，中央银行的调节会因为缺乏比较发达的交通系统的支持而受到阻滞。这样，必须建立地方性的金融机构来补充。康有为认为可以模仿西方一些国家建立“国民银行”的做法。国民银行既可以改善边远地区的资金流通，也可以调动民间资本来补充中央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康有为提出，还可以通过发行公债等方法，来充实中央银行的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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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还十分超前地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他提出应该模仿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中国建立股票交易所。在现代社会，要实业富国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如果只依赖银行来筹集资金，则因为抵押物的要求，所能获得的贷款有限。而资本市场则可以通过“预期”收入来获得“溢价”。针对股市会刺激“投机”和“破坏实业”的批评，康有为辩护说，股市“投机行为”和“积累资本”并存，关键是看利弊。同时，股票的价格取决于企业的赢利能力，会刺激企业经营者致力于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和技术进步，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针对国民普遍贫穷的现状，国家不能一味通过征税来聚敛财富，而是应该激活国民的存量资产，并获得收益。康有为主张设立“宅地抵当银行”来应付物质竞争时代的原始资本积累问题。他说：“吾国人多价贱，物产繁多，实为农工之国；然民贫已极，非国家奖助，欲兴农工，其道无由。”
在他看来，德国迅速超越英法而强大，也有金融创新的功劳。德国的创新点就在于设立土地抵押银行，来汇聚分散的资金，满足现代工业和集约化农业发展所需的庞大资金。
康有为所提出的让人“骇异”的方案是以消费来促进生产。在他看来，节俭对于个人而言是美德，但也会抑制财富的流通和工艺的进步，因此，“尚俭”是“一个人之私德，而不知公众富美之义也。故国富民生无藉也。欲求富美文明，奖民美屋为上，美器次之，衣服为下；若饮食则为奢侈，宜厉禁之”
。
康有为总结自己的理财救国方案是：“先定国民银行，以集中央银行之资本公债，而发行纸币于上；各省县乡有组合银行，以交通国民于中。有劝业兴业银行、股票交易所，以裕民于下；有正金银行，以平通、汇兑、借贷外债于外；有特权银行，以辟富源、佐边用于边。数者并举，而中国犹患贫者，未之有也。”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套金融改革体系也并不能说过时。
在书中，康有为认为民国政府靠借债度日是不可持续的，试图通过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捐献自己的财产来渡过难关也只能是权宜之计。要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只能通过发展生产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但在当今世界，要增加国家的财力和民众的收入，合理利用金融工具是必要的。
这样的体制虽然不够有效率，但在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之前还能维持运转。然而，当太平天国起义席卷清政府主要的财政供给区域的时候，清政府脆弱的财政体系被摧毁。因为没有足够的地方税收上交，因此，由户部所例行的拨款变成中央给地方的“额度”(即财政支出的范围)，而费用本身需要地方政府自行筹集。由此，地方官员可以“合法”地增加新的税收或其他摊派来筹集资金，比如“厘金”，这也导致在原有的制度体系中产生了“次级制度”，最终成为瓦解清政府统治力的“地方势力”。
在康有为看来，转变中国与欧洲的强弱对比的“动能”不在于“道德哲学”，甚至，崇尚竞争的欧洲并没有“文明”，而只有“武明”，西方国家总是凭借其武器和经济上的优势，对弱小国家和种族进行欺凌和掠夺。相比之下，中国之道德教化冠绝世界。由此，弃绝自己的文明法度而模仿西方，是弃己之长而逐人之短。
①《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2页。
为验证所设计文丘里管的引射效果，选取柴油机TBD234V12推进特性下的75%负荷,EGR率分别为5.80%、11.20%时，对其进行三维流场分析。这2个工况点能够较好代表中等和偏大废气回流量的文丘里管混合情况。
②金观涛等：《从“富强”、“经世”到“经济”》，载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307页。
③⑦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49页。
④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付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
⑤魏源：《默觚·治篇一》，《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页。
⑥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⑧⑨⑩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康有为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65、76页。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康有为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评估师在评估时必须兼顾所有重要信息。在“评估报告”中必须包含或充分引用所有重要信息。重要性原则是确定某些特定信息是否会影响评估结果的原则。评估师必须在评估报告中明确列出所有相关的要素参数、风险、限制因素和相关影响等方面内容。
康有为：《理财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407、409、412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项目号：18ZDA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干春松，1965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赵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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