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十三）——关于社会主义的回顾与前瞻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题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社会主义进程的总体评价
张光明：关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过各种不同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总地看来，在社会主义者中长期存在过于乐观的估计。20世纪初，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进程充满一片乐观情绪。不少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都确信资本主义会很快灭亡，社会主义将在近期内迅速取得胜利。后来的历史进程否定了这一预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许多人又认为它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关于十月革命开辟历史新纪元的说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占据不容置疑的统治地位。在我国六七十年代，竟流行“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极端说法。到苏东剧变后，风向遽转，认为社会主义在20世纪已彻底失败的意见在世界上一度颇有市场。现在可以说，所有这些看法都得不到历史的证实。事实是，世界社会主义在20世纪并未达到预定的目标，就是说，并未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但它仍然得到了重大发展，它的规模、范围和发展道路都无比地扩大了，同时，关于它的观念随着历史演进也极大地改变了。从目前情况看，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正经历着一个重新思考、重新组合的过程，21世纪的未来发展将由此而开始。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说，现在的课题应是总结过去社会主义的历史，整理这份遗产，从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并由此明确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
彼得斯：目前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我想，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这种分析不能只看到当时的现象而不考虑其历史联系。例如，尽管失败了的“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种种问题和消极现象，但以下论断仍是符合事实的：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几大地区，人们试图走出一条替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一历史性的尝试对20世纪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在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诞生和发展的苏联社会主义存在了七十多年，仅此就已证明，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讲不是什么历史的错误设计。事实是它取得了很多成就，在很长时间里具有强大生命力。众所周知，在列宁去世之后，先是在苏联，后来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畸形和扭曲现象。但尽管如此，这个社会主义仍然使几代人对人们所追求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有了一定认识。
张光明：您所说的这种认识，据我所知，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甚至是一种牢固的文化传统，苏东制度结束了，但它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彼得斯：的确如此。举一个例子。与其大多数西德同胞不同，今天大部分东德居民都不赞成官方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谴责为“非法国家”；他们对北约持反对态度，并对北约在美国领导下向南斯拉夫开战表示反对。这绝非偶然，绝非像保守派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怀旧”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人们的真实体验。但另一方面，自斯大林时代以来，生产形式被过高地公有化，生态的要求事实上被忽视，政治上层建筑朝着独裁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消极现象。我们必须透彻地研究，为了在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重新塑造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尤其是为了发展社会的民主和监督机制，从上述现象中能得出哪些结论。为此还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即社会主义最终要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取得的哪些文明进步为基础。众所周知，这不仅涉及到物质生产领域，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和文化的上层建筑领域。
张光明：在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进程进行回顾时，我们必须根据历史事实，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野。马克思在19世纪时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过批判，例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等，但他都承认这些派别仍属于社会主义流派。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不断分化、组合，形成流派纷呈、五花八门的局面。这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从历史中对此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比较和批评。那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除我之外，一概否认的做法，实际是一种再浅薄不过的历史虚无主义。社会主义在19世纪本是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随着20世纪历史的巨大变化，它超出了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地区，逐步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在欧美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社会主义逐渐演变成一种通过促进社会改革去争取中下层劳动者阶层民主权力和更好待遇的改良运动；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社会主义则在一系列国家中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建立起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们通常既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经历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挫折。在以上两种基本运动之外，在广阔的第三世界，20世纪中期以后兴起了形形色色的“模仿的”社会主义。这样，便形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潮流并立的格局。然而，真正在思想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大运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的演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联东欧制度已经瓦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也已不复旧貌。传统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在这个极大变化了的新时期都面临着新的课题，需要有新的发展。对于这整个过程，都应当纳入我们的视界之内进行研究。
关于“现实社会主义”的思考
周尚文：关于这个问题，首先应看到，社会主义在本世纪初从理论变成现实，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大飞跃。然而又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理论起源于西方，社会主义实践却发端于东方。时空的移位，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反差特别明显。在所有建立起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几乎都没有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然而，特殊的国情以及共产党人正确的战略策略，却使这些国家率先取得革命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现实社会主义的问世，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并开创了“一球两制”的新局面。然而，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就必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
张光明：注意到这个历史背景，确实非常重要。我觉得，您所讲的是一个客观与主观相互作用的复杂历史过程。在本世纪初的历史发展中，世界的物质与精神发展的一体化已经开始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作用下，一种理论可以在这里发生，却在那里结果。在没有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的国家里，却可以产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力量，它们一旦经过改造并结合本国实际（这类国家的实际，通常是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控制脆弱），就会转化为能量巨大的革命力量。它们利用有利机会夺取政权，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选择，不可能要求它们做别的选择。但夺取政权开始建设之后，经济文化落后的困难，则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只能解决自己面临的任务。后人不能以学究态度去责难历史。但另一方面，历史又是一个连续的因果链。不承认这一点，对后来历史上出现的种种曲折复杂现象，便只能陷入肤浅的主观意志论的解释。
周尚文：20世纪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里首先取得胜利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在理论上没有现成答案，实践中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样，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问世后必然表现出一系列优越性和创举，同时也会表现出许多幼稚性和缺陷。本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至少在三个历史阶段显示了优越性。第一次是苏联工业化年代。1928年起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30年代前半期，工业化成就斐然。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从一个农业国迅速崛起为工业国。恰在此时，资本主义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大危机。两个世界，两种情景，形成了鲜明对比。第二次是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年代。在这场战争中，各国共产党人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列，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在战后一段时间里，东西方许多国家出现了向往社会主义、赞誉社会主义的潮流。第三次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年代。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涌动起改革的新浪潮。可是，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苏东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在此历史关头，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却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本世纪最后二十年发生一次历史巨变，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和社会保持稳定，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现实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在这三个时段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点，无可辩驳地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只要同各国的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坚持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就能充满活力，永葆青春。
张光明：我觉得，对于您所说的“优越性”与“幼稚性和缺陷”，人们是不能作截然二分的简单化理解的。在历史上，“优越性”突出的时期，并不等于说没有问题，“幼稚性和缺陷”往往同时潜存并发挥着作用。相反，那些“幼稚性和缺陷”在一定时期也未尝不能表现出某些积极性，如对计划经济便不能一概抹杀其历史作用。这样理解，大概没有歪曲您的本意吧？
周尚文：那此“幼稚性和缺陷”，使现实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发展进程中遇到了种种曲折，它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实践方面看，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阻碍了优越性的发挥。社会主义本来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可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以行政领导和国家统一计划为特征的体制，这种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僵化体制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鉴于国内外形势紧张这一特定环境，这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战后世界经济向纵深发展，新技术革命浪潮迭起，对经济管理科学和决策民主化提出更高要求时，这种体制就日益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盛行，造成民主和法制的严重破坏，从而在落后国家的土壤上不可避免地孳生封建皇权主义的毒菌，极大地危及社会主义的健康成长。第二，从理论方面看，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其突出表现是，教条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左”的思想泛滥，把许多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东西当做社会主义加以坚持，又把许多反映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摒弃。其结果，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越来越限于僵化和偏狭，严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
张光明：在这里，我又要冒昧地打断您，谈谈我的理解。“斯大林模式”的教条主义，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教条主义。一方面，它把马克思的不少个别论断简单地接受下来，不问时间和条件简单化地去运用。这时它似乎是正统的教条主义。但另一方面，它又在一些最具关键意义的地方严重曲解马克思主义。例如，它大讲计划经济（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之一），这似乎很“教条”了，但它同时却不顾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应以人民大众民主管理生产资料为前提这一根本要求，于是它的计划性便成了领袖头脑中的计划性，个人专断的“计划性”。所以我以为，斯大林模式的教条主义，恰恰是以它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偏离为基础的。
周尚文：总而言之，现实社会主义在长达八十多个年头里，进行了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实践。这项实验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其内容是十分广泛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十分丰富的，值得深入研究。在我看来，以下几个方面是特别应当注意的。第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选择。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严重滞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过分超前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20世纪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公有制的社会实验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理论上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一旦建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就会“完全适应”，甚至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能出现超前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片面认识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出现追求“一大二公”现象的重要思想根源。二是在实践中没有找到公有制促进生产力持续稳定发展的机制和形式，往往无视自己的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中共十五大提出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正确方针，也是吸取国内外历史经验得出的宝贵结论。第二，计划经济的利与弊。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最突出的实验要算是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了。苏联的问题不在于搞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而在于形成了一个凝固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种体制把计划绝对化，排斥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缺少一种充满活力的竞争和发展机制。这种无所不包的僵化体制源于认识上的误区，既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走出这种误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被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第三，社会主义民主的得与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十分关注新政权的民主建设。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潜力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出现了民主和法制的严重破坏。个人崇拜盛行、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党内斗争尖锐化、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最突出的表现。可以说，民主政治建设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第四，社会福利制度的实验。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验开创了全民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先河。这是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项重要贡献。可是，完善的社会福利应当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
础上。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长期以来却往往追求“大而全”的平均主义福利，只注重公平，不注重效率，只讲究平等，不讲究竞争，结果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福利事业没有发挥应有的激励和保障作用，有时甚至产生某些消极作用。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彼得斯：在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思考时，如何理解苏联模式非常重要。我强调这个模式的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对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所有制占压倒优势的全盘公有制，对生产和再生产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控制（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我认为这种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建成时才会具备）；粗放型的扩大再生产（高投资、普遍的低劳动生产率、高资源消耗及其对环境所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由生产主宰市场；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发展军事工业；以农业长期落后为代价去搞工业化；低工资；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保险；便宜的住房等。第二，在政治领域。等级森严的集权体制，缺乏对权力机关和领导精英们的独立的社会监督；对干部队伍（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分等级给予特权；既缺少执政党的党内民主，也缺少党外民主，因此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人们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等等。第三，在国际领域，对追随其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家长制（即父与子、老大哥与小兄弟的关系），等等。这些基本特征是在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列宁逝世后，当斯大林开始清除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原则（社会平等、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人民的直接统治等等）的时候，这一历史过程就开始了。后来斯大林为了保卫自己的政权，反对现实的或可能的替代选择，对许多布尔什维克老战士实行“大清洗”，并由此建立起了过分集中的政权。这是一个社会矛盾逐渐增多，社会主义的基础扭曲变形，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最后终于失败的发展过程。对这个问题还要做一点补充说明。我认为，我们不仅要重视苏联模式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特点，我们还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去确定这一过程，考察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我认为，这只有充分考虑到当时国内外的具体历史条件才能做到，否则我们就无法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苏联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直到60年代还一直在不断发展；为什么苏联能够建立起足够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最终决定性地促使资本主义世界转向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的关系。
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所起的作用
彼得斯：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性的塑造力量之一。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总体上看，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由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流派变成了改良流派。虽然它形式上暂时还保留着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实际上是致力于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改良。同时它还在原则上与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划清了界限。尽管如此，社会民主主义在各个国家中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959年就已在哥德斯堡党代表大会上与社会主义正式告别了，而法国社会党人则直到1990年才放弃其“与资本主义决裂”的远期目标。不过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同，法国社会党人至今仍坚持某些社会主义理想。在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都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样，继续存在着一个——尽管是软弱的——左翼，它至少在理论上至今还部分地信仰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至少欧洲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于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作出了不同的反应。英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布莱尔—施罗德联合声明中）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驶向介于社会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新中间”，而法国社会党的一份原则性文件则明确地表示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非人道的后果。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政党，普遍具有内部分裂的性质，而且它传统上又主要是植根于劳动者阶级和阶层，这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20世纪的历史中发挥着十分矛盾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其改良主义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最终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贡献，但是同时它又不得不倾向于借助受其影响的工会运动，时常或多或少地考虑劳动者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特别是其经济和社会利益。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这种矛盾性质和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局限性，同样也在受其影响的国际政策中表现出来。它明确地面向西方，支持同美国保持紧密联盟并拥护北约。而另一方面，例如在欧洲，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为结束冷战和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初步和平共处关系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与此相联系的当然是其“以接近促变化”的战略，这一战略通过激化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而最终取得成功。此外还不能不提到，例如在维利·勃兰特领导的南北委员会中，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曾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债务、贫困、饥饿等等）并寻求解决办法。这尤其是因为社会党国际的绝大多数成员党（大部分是小党）是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活动的。
不久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邦政府通过积极参加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而开了一个先例。德国不顾一切历史教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又参加了一场战争。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现任领导决心为了德国大康采恩和银行的利益，不仅要进一步加强德国在欧盟和北约中的大国地位，而且还要目标明确地将其扩展到全世界。而对于正试图把自己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而谋求发展的“共产主义”国家，则要再次遵循“以接近促变化”的战略。
张光明：谈起社会民主党，不能不提及时下人们较关注的“第三条道路”问题。
彼得斯：先从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谈起。“第三条道路”向来被理解为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中间的尝试。2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左派社会党人（鲍威尔、列维）第一次把“第三条道路”引入了讨论。他们以此代表了一种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既主张“不许干涉苏联”，又拒绝斯大林的不民主的、独裁的政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在表面上还主张社会主义的立场（例如在当时的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但实际上它倾向于适应资本主义，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11月召开的哥德斯堡特别党代表大会上就公开迈出了这一步。近年来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建议的那种新“第三条道路”同样未超出这一范围。他在同德国一家大资产阶级的报纸《世界报》的谈话中这样宣布：“资本主义是我们所拥有的惟一的东西。我们必须给它一个稳定的、同时又是灵活的包装。”在他看来不存在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他认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甚至连作为基本制度原则的左右之间的对立也不再存在了。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不仅要求克服“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且还要求限制新自由主义，防止它对资本主义造成危害。无疑应当承认，吉登斯关心社会平衡、民主和公共福利。他认为社会公正应当是政治主要关心的事情。他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机会平等和公众参与。值得重视的是，他主张进一步发展市民社会，改善法律和创造全球民主。他反对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在这方面他的核心思想是：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调节与放松调控之间、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的平衡。但是困难之处在于，吉登斯排除了各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现实存在的深刻对立并无视现实存在的力量对比关系。资本主义以往的历史表明，这类努力不足以改变现存的资产阶级关系。
因此西欧的新“第三条道路”不可能导向社会主义，尽管它有可能启动某些可以被社会主义力量所利用的进程。英国首相布莱尔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的联合声明虽然是从这个新“第三条道路”出发的，但显然他们所强调的主要事情是在下一个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为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尽可能有利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竞争条件。在1999年7月德意志银行举办的一个题为“21世纪与资本主义”的研讨会上，施罗德宣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并将决定21世纪的发展趋势。英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领导层的战略使人更不怀疑，新“第三条道路”的实施在政治上明显地是指向巩固和扩大资本的权力。
张光明：我同意您的意见：社会民主主义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矛盾的。在我看来，20世纪的历史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没能通过自己的改良主义政策达到社会主义，但在客观上却为社会主义的实现铺设着道路。这种评价听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却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忽视其中哪一方面，我觉得都是片面的。
总的看来，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一场由革命运动到最终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历程。世纪之初，社会民主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是同义语，明确地以摧毁资本主义为目标，只是根据当时的实际形势，认为需要暂时以合法斗争来过渡。但是事情不久就超出了人们的预测。随着合法斗争普遍化和不断取得成就，合法主义—改良主义就全面抬头了。革命的宣传在许多人心目中愈来愈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套语，改良主义却不论怎么遭受批判，都不可遏止地扩散开来。结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改良主义在西欧到处都占了上风，而运动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们（如倍倍尔、考茨基）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一再退让，以至考茨基最后把“正统派”学说发展成一种在对革命远景的抽象承认之下兼容改良主义实践的理论体系了。两次大战之间，社会民主主义已基本上与革命相脱离，把通过合法活动为工人争取更多利益放在了首位。但这时在思想上仍处于过渡时期，仍未放弃先前的传统，于是形成了一种拿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去支持改良主义实践的独特状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社会党普遍执政，社会民主主义终于从思想到行动都与革命正式告别，确立了自己的以多元化、伦理主义和自由主义化为主要特征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正如人所共知的，社会党人在几十年中全面系统地推行以国有化、福利政策为核心的政策主张，追求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他们看来这条道路才是平稳地向社会主义接近的有效途径。苏东剧变后，社会民主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困顿低迷后，西欧各社会党人重新站出来执政。这次他们拿出了新的“第三条道路”。它的突出特点是从先前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再后退，不仅完全放弃了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而且也不再想当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左派了。他们现在要“决定性地超越老左派和新右派”（布莱尔语）。也就是说，他们正式宣布了不再受任何意识形态理想的约束，惟一要遵循的是现存社会本身的规则和瞬息万变的实际需要。布莱尔、施罗德们把这叫做“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但已很难说它与自由主义有多大差别了。纵观以上过程，社会民主主义历经演化，一步步与资本主义一体化，成为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一种政党力量。说它并未带来社会主义，反而被资本主义所改造所同化，是并不夸大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针对这种状况不能上至伯恩施坦下至布莱尔简单地诅咒一通了事，而应当对它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应当看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演变，正是植根于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实，它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其中心地区仍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有能力抑制社会主义向革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并使之转化为在现存制度框架之内医治其弊病的改良运动。只要资本主义还有这种能力，社会民主主义就不会真的“破产”。同时还应看到，资本主义克服其矛盾的自调节过程，也就是不断改变自身结构，从而为未来社会创造基础的进程。从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到当今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国有化、计划性、实行普遍公共教育、征收高额累进税……这些在19世纪都被看作是可怕的激进革命要求，在20世纪不是一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现实了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历史的奇妙的辩证法。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又恰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担负起了主要的作用。著名学者顾准曾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批判—改良，但这些批判—改良却会让它一点一点地灭亡掉。在此我愿重复我在《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一书中的一句话：“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是否能起到黑格尔所说的不自觉的‘手段和工具的作用’呢？”
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
张光明：“全球化”问题近来成了一个大热门，几乎所有国家、所有领域的人都在谈论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问题已成了人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活生生的事实，以至仅凭经验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了。按照我的认识，当今的全球化是一个漫长历史进程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当前的状况。首先应看到，早已有许多思想家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这个问题做过分析，有些人已经相当准确地把握了它的特点和影响，例如19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20世纪的沃勒斯坦等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界倡导用全球观点来解释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蔚然成风。例如我国许多人都读过的那本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便是运用这一观点的一本代表作。在我国，从80年代起，例如哲学、历史等学科的不少学者也愈来愈关注“全球史观”的重大意义。这些都是我们谈论全球化时应当吸取的思想成果。
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个五百年来不断加强的历史演进过程，其物质基础是近代以来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和技术进步，其内在动力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要求。资本主义虽发端于西欧一隅，但它的本性一开始就注定了它要充当全球化的历史工具。几百年来它借助于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革命，果然一步步使自己扩展到全世界。起初是贸易和商业资本的世界化，后来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世界化，直到今天形成信息、通讯、技术、资本、市场、资源等所有方面的高度全球化，以至人类结合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心管始终有民族国家、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和对立，但这个过程是不可阻挡的，它不仅把全世界的经济生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组织到一起，而且必然地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造成决定性影响，从而把整个历史发展置于世界总体联系之中。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全球化。近年来的发展，尽管出现大量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但从理论上看，不过是把这个进程由先前还显得有点抽象、还需要理论思维去把握的事实，变成了每一个人的直接感受而已。
说现代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这并不奇怪。20世纪的社会主义，在绝大部分地区都不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一方面由资本主义世界性发展所造成的落后地区边缘化，另一方面由资本主义中心地区所输送的先进思想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全球化进程，社会主义至今仍会只局限于西欧一小块地方。对于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期望这一联系会造成世界革命。马克思讲“全球的全面生产”，认为这是促进人类全面解放的一个伟大历史进步。20世纪初，先是托洛茨基，后是布哈林、列宁等人都非常强调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世界体系，他们都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来论证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进一步转变为世界革命的必要性。他们的研究自有其理论上的深刻性和重大的政治意义。落后国家确实率先搞起了社会主义革命，但使之扩大为世界革命的设想却没有成功。由此，20世纪落后地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矛盾：思想和政治设计趋前而物质和文化基础滞后。这个矛盾不解决，社会主义就不能真正巩固，就不能避免“失误”的危险，就达不到马克思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水平。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实现现代化。历史证明，实现现代化是不能脱离世界搞闭关自守的，只能面向世界搞开放。这包括吸取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经验，从生产力到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而这就意味着，要自觉地融入全球化进程。
近年来的全球化新浪潮，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毫无疑问，在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地位和获得巨大利益的是跨国公司。它们掌握着信息、技术和经济进步的一切决定性手段，可以运用其信息、金融、市场、生产等所有方面的优势，向劳动者展开进攻并加紧剥削落后国家。这样，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社会福利体系动摇，劳动者地位愈益不利，贫富差距拉大；在世界范围内，南北差别更加悬殊，富国愈富，贫国愈贫。不仅如此，经济上的这种强势地位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强势地位。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凭借全球化进程更加深入传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浪漫主义的立场所能抗拒的。惟一正确的做法，是抓住全球化中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借用施本格勒的话就是“领着命运走”，而不是“被命运拖着走”。社会主义者应当看到：全球化归根结蒂是历史客观进程的必然结果，从长远看它将为资本主义向更高的社会过渡创造物质条件；全球化为社会主义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真正走向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提供了新的机会。在这里，需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透彻理解、宽广的视野和健全的精神状态，任何教条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是有害的。
彼得斯：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生产力发展及生产和销售组织发展的新阶段，是以国际资本，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国际资本的新扩张为标志的。它的主要工具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些机构中，显然也是美国的影响占上风。近十年全球化进程的主要赢家是美国和欧盟，主要输家则是例如像非洲这样的较贫困国家和地区。资本所要求的还不仅是最大利润。在前面已提到过的德意志银行于1997年7月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戴姆勒—克莱斯勒国际康采恩主席施伦普所作报告的第一个论点就是：“全球化不仅是市场的竞争，而且也是价值的竞争。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我们的经济处于竞争之中，而且我们的自由、民主的价值和我们的经济道德也都处于竞争之中。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互为条件的。”我以为，国际资本直到进入21世纪后很久都将继续左右全球化的进程。国际资本不会很快丧失其适应变化了的条件的能力。不过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最终必然会限制这种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资本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资本与环境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各主要中心之间的矛盾将会同时显现。在这种背景下，可能会出现反对国际资本及其主要中心美国的多种力量组合，那时事情将取决于各种反对力量对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资本的共同斗争，它们将开始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按人类的绝大多数的利益来塑造生活。
走上新世纪的社会主义
彼得斯：在跨入新千年的门槛前，显而易见，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们过于匆忙地把“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东德和欧洲其他国家中的失败宣布为“历史的终结”和“乌托邦的终结”，并以此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90年代初，当时正在科尔内阁中担任部长的基民盟著名政治家贝尔特·布吕姆竟敢放肆地宣称：“马克思死了，耶酥活着。”他的错误是把苏联、民主德国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消失。然而事实上，卡尔·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和历史的、辩证的方法不仅继续影响着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而且在摆脱了斯大林时代的简单化和歪曲之后，目前已明显地经历着一场复兴。鉴于资本主义显然没有能力解决人类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理想看来又开始逐渐地扩大影响，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地方，它继续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社会主义的概念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表示一个业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迄今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出现），它也可以用于表示建立新社会的历史进程（例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它还可能指原则和方法。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当然也体现一种伦理道德价值，这种价值使它在历史的意义上表现出与资本主义的质的区别。我冒昧地做进一步的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观点都是从迄今为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中得出来的。不过我想补充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只有当社会主义在一系列不同的国家中建立起来，并且能够通过比较的方法被证明的时候，我们才能阐明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因此我主张谨慎小心地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中形成的东西，最终都有可能成为这一共同本质的组成部分。不过它也可能只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特性的一部分，或干脆只是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暂时的手段。
对于国际左派来说，现在关键是重要新统一步调，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出向前看的结论，客观全面地分析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继续开展斗争的条件，发展现实的战略并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组织共同的斗争。但是决不可再有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政党和力量都必须服从的指挥中心。左派的力量特别要取决于它们是否懂得按照各自时间和空间的具体条件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前进。过去至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不可原谅地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自科技革命以来，经济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劳动生产率的飞速发展证明，资本主义一如既往仍具有和利用着这种能力。但是同样明显的是，在此进程中，它的包括生态在内的基本矛盾也得到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将为21世纪提供并加强抵抗资本的力量的源泉。由此将形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条件。如果左派力量能够充分利用迄今为止世界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从失败中得出教训，在保持观点多样性的同时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并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就将获得坚持不懈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使之成为时代基本潮流的机会。
张光明：为了迎接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理论反思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任务首先要由理论工作者承担起来。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必须现实具体，要从对对象的直接经验观察和分析中得出结论，而不能以抽象的认识代替具体分析。理论研究应当永远保持像恩格斯所说的“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的品格，必须超越于狭隘理解的现实之上，站得高，看得远，以揭示过程中的内在联系为最高任务。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真正做到却是不容易的。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理论研究曾降低到“辩护”的注释的地位，作为其后果，近年来则是对理论的普遍淡漠。我们有必要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这种状况。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以创造性的理论思维为前提。
* 本文彼得斯教授的发言由王学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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