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毛诗传笺》置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郑玄论文,毛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毛诗传笺》（简称《郑笺》）乃是补正《毛诗诂训传》（简称《毛传》）之作。郑玄《六艺论》自述其撰写宗旨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则下己意，使可识别也。”由于《郑笺》与《毛传》不尽一致，魏晋之间的学者们各有所从，展开了“申毛难郑”与“申郑难毛”两派意见的论争。前者以王肃为首，徐整、朱育、孙毓、刘璠、郭璞等辈从之；后者以王基为首，陈统等辈从之。这就是“王学”与“郑学”之争。黄焯先生说：“王肃申毛之说，虽有意与郑立异，然得毛者实多。清儒师法郑君，多喜掊击王氏，实非持平之见。先从父季刚先生尝称王肃解《诗》实有胜郑处，所论郅允。”（注：见《毛诗传笺平议序》，文中凡“黄焯云”者皆见《毛诗传笺平议》。）然而王学并没有推倒郑学，《郑笺》竟是南北朝时代唯一通行的《诗经》传本。夏传才先生说：“南北朝时代的南北学之争，斗争的中心是郑学是否还要继续发展的问题。”“北学是保守派，墨守《郑笺》的成就，没有新的创造。”“南学是自由研究派……以《郑笺》为底本，吸取王学一部分诗说，并兼采玄学的某些见解。”（注：见《诗经研究史概要》。）总的说来，“南北之学虽殊，《诗》宗毛郑则大抵无异”（注：见《毛诗传笺平议序》，文中凡“黄焯云”者皆见《毛诗传笺平议》。）。遗憾的是，魏晋南北朝期间这些考辨毛郑异同、是非的著述均已亡佚，如今只能从清人的辑佚书中看出一些端倪。
尔后，直至清代乾嘉以前，关于毛郑异同、是非问题，虽然某些学者有所涉及，但是始终没有成为论争的焦点，一直被搁置下来。隋唐由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统一而至经学的统一，唐孔颖达奉敕以隋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撰写的《毛诗正义》，依《传》《笺》而并申其说“因疏家之体，例不破注，故其间少所是非”（注：见《毛诗传笺平议序》，文中凡“黄焯云”者皆见《毛诗传笺平议》。）。孔氏的曲为之说，掩盖了《传》《笺》的矛盾。两宋的学术斗争表现为宋学与汉学的斗争，“斗争围绕着废序和尊序进行”（注：见《诗经研究史概要》。），双方均以推倒对方为目的，自然不会关注和考辨毛郑的异同和是非。元明宋学继续居于统治地位，学术空疏，儒生说《诗》皆以朱熹的《诗集传》为本，研习《传》《笺》者极少。清初诸儒“多知尊《小序》，宗毛郑，排斥宋明无根之说。唯于毛郑异同，则少所发明”（注：见《毛诗传笺平议序》，文中凡“黄焯云”者皆见《毛诗传笺平议》。）。
乾嘉以降，“申毛难郑”与“申郑难毛”的问题重新提出，许多学者致力于比较毛郑的异同，考辨毛郑的是非。此类著作举其要者有：戴震《毛郑诗考正》、程晋芳《毛郑异同考》、焦循《诗经补疏》、胡承珙《毛诗后笺》、张汝霖《学诗毛郑异同签》、曾钊《诗毛郑异同辨》、沈镐《毛诗传笺异义解》、范迪襄《毛郑异同疏证》等。以上这些著作大多排《郑笺》而主《毛传》。焦循《毛诗补疏序》云：“《毛传》精简，得诗意为多。郑生东汉，是时士大夫重气节，而温柔敦厚之教疏，故其《笺》多迂拙，不如毛氏。则《传》《笺》之异，不可不分也。”胡承珙《毛诗后笺》旨在申《毛传》之义，黄焯评之曰：“胡君承珙笃信《传》义，于《笺》之异《传》者则能曲申《传》说，使《笺》义每为之诎。其遇《笺》义未当而为《传》所未言者，间亦举而驳正之。”（注：见《毛诗传笺平议序》，文中凡“黄焯云”者皆见《毛诗传笺平议》。）
随之，黄焯以申毛匡郑为己任，他说：“余因胡君之旨，更参引诸家之说，而附以己意，成为《毛诗郑笺平议》一书。冀在阐明经旨，而得其定诠，期异夫以私见为诎申者。”（注：见《毛诗传笺平议序》，文中凡“黄焯云”者皆见《毛诗传笺平议》。）黄氏《平议》胪列郑异于毛者六百余事，征引历代著述不下百种，一一加以审慎的考辨。尽管不无可商之处，总的看来还是翔实可靠、可以服人的。
本人昔日注译《诗》三百，亦发现《郑笺》问题不少。今摭拾前人之说略加爬梳，姑从六个方面置疑而平议之，借以就正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惟望对《郑笺》的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标新立异 无以自圆
黄焯说：“《郑笺》之易《传》者，非有意与毛立异，乃依《经》《序》为说耳。”（注：见《毛诗传笺平议序》，文中凡“黄焯云”者皆见《毛诗传笺平议》。）这是不尽然的。譬如《小雅·十月之交》，《序》明明说“大夫刺幽王也”，竟笺之曰：“当为刺厉王。作《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节》刺师尹不平，‘乱靡有定’；此篇讥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方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郑氏似乎颇有根据，然而他的根据皆不成立。欧阳修《诗本义·十月之交解》云：“郑氏以此篇为当刺厉王，其说有三：一曰《节》彼刺‘师尹不平’，此不当讥‘皇父擅恣’。予谓非大乱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专。不然，李斯、赵高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恶褒姒灭周，此不当疾[‘艳妻煽方处’。予谓]（以上七字夺，今补之）艳妻之说出于郑氏，非史传所闻。况褒姒之恶，天下万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讥之，殆岂过哉？其三曰‘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此不当云‘番维司徒’。予谓《史记》所载，郑桓公在幽王八年方为司徒尔，岂止桓公哉？是三说皆不合于《经》，不可按法。”又云：“幽王在位11年，至其8年，始以友为司徒，其前7年安知无番为司徒也？就使番不为幽王司徒，安知其为厉王司徒也？”
有人说：“郑说出自《鲁诗》，以《汉书·谷永传》上书有云：‘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煽，日以不臧。’《颜注》称：‘《鲁诗·十月之交》篇‘阎妻煽方处’，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胡承珙驳之云：“谷永此书，屡用《十月》诗中语，而惟言幽王，并不及厉。其以褒姒、阎妻对举者，只是一人一事，相俪为词，古人多此文例，初非以幽、厉并言。《颜注》引《鲁诗》云云，只就《郑笺》约其文义耳。申公《鲁诗》本无传，颜氏何从得此言乎？……阎、艳古字通，褒、阎犹褒、艳耳。”
黄焯又驳“移其篇第”之说云：“窃观《六月序》备著《鹿鸣》至《菁菁者莪》目次，《六月》为宣王时诗，则《小雅》于成王以后宣王以前无厉王之诗甚明。果《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为厉王时诗，则当次《六月》前，而以父先其子，与《大雅》以《民劳》以下五篇次《卷阿》后《云汉》前一例。不应于《节南山》、《正月》刺幽王诗后忽插入此四篇，而乱其序次也。且《孔疏》谓《韩诗》篇第亦与毛同，是《毛诗》之次，乃汉经师共传之本，《笺》说未可信也。”
令人叹服的是，梁虞
、唐傅仁均和一行、元齐履谦、清陈懋龄以及我国近代天文学家，皆推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与诗契合，为《小序》和《毛传》的“大夫刺幽王”之说提出了确证，从而彻底推到郑氏“刺厉王”的异说。然则皇父与师尹同时作乱，艳妻就是褒姒，番为当时司徒，毛公未移篇第，均无须旁征博引以证之耳。
再如《豳风·七月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东山序》云：“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显然，周公“遭变”与“东征”前后相承，实为一事。而郑氏《七月笺》云：“周公遭变者，管、蔡流言，辟居东都。”《东山笺》云：“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周公归摄政，三监及淮夷叛，周公乃东伐之，三年而后归耳。”他把周公“辟居东都”与东征说成先后无干的两件事。按《书·金縢》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原来郑氏是把“辟”、“居东”三字牵合起来，遂有“辟居东都”云云。孔颖达此疏引王肃《金縢注》谓：“武王九十三年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称元年，周公摄政，遭流言，作《大诰》而东征。二年克殷，杀管、蔡。三年而归。或曰：《诗序》‘三年而归’，此言‘居东二年’，其错何也？曰：《书》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诗》言其归之年也。”然则“居东”即“东征”，王肃的解释拨开《郑笺》的迷雾，使人豁然开朗。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考之以《史记》的《周本纪》和《鲁世家》云：“《笺》以周公东征在王迎公后，非也。”“独郑君谓在迎公后者，盖郑读《书》‘我之弗辟’为‘避’，以‘居东’为‘避居东都’，与东征为两事耳。夫公当流言四起之时，明知三监之必畔，使徒引嫌避位，舍而去之，则三监得乘虚而入，是直堕其术中而不知，岂周公之智而出此哉？……《说文》：‘
，治也。’引《周书》曰‘我之弗’。是《书》言‘我之弗辟，无以告我先王’者，谓不平治其乱，无以告我先王也。”看来，郑氏《七月》《东山》二《笺》，其所以异于《经》、《序》者，盖因于“辟”字，不知郑氏这是无意失训，还是有意标新？
二、泥于诗序 穿凿荒诞
总的来看，《郑笺》对于《诗序》还是极其墨守的，而《毛传》则不那么泥滞，给人留有思考领悟的余地。《诗序》的弊病在于穿凿附会，郑氏笺之，往往使人堕入五里雾中，瞠目结舌。
试以《周南·关雎》为例。其《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以下为《诗大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关雎》旧分三章，《毛传》述其章旨，一章云：“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二章云：“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三章云：“德盛者宜有钟鼓之乐。”毛公皆以淑女为后妃，《诗》言后妃有盛德，为君子之好匹，宜有钟鼓之乐。然而郑氏却如此笺之，一章云：“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二章云：“言后妃将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嫔以下皆乐后妃之事。”“言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三章云：“言贤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与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时，乐必作。”“琴瑟在堂，钟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时，上下之乐皆作，盛其礼也。”凡此云云，简直与原诗和《毛传》风马牛不相及，实在令人莫名其妙。众妾、三夫人、九嫔以下120人（按：《礼记·昏义》：“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郑玄注：“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何以蜂拥而至？“淑女”指的是谁？
陈澧《东塾读书记》云：“毛以后妃为淑女……郑以淑女谓三夫人以下者，由未憭篇义‘忧在进贤’之语，而改用《鲁诗》说。惟刘子政习《鲁诗》，其《列女传·母仪传》云：‘汤妃有
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诗》“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也。’按其义似以淑女指有，非指九嫔，亦不可言三夫人以下。”
那么，郑氏何以谓《关雎》言后妃能为君子和好众妾呢？马瑞辰云：“后妃求贤之说，始于《郑笺》误会《诗序》‘忧在进贤’一语为后妃求贤，不知《序》所谓进贤者，亦进后妃之贤耳。”黄焯则认为：“《序》文盖通《关雎》、《葛覃》、《卷耳》三篇而言，与《论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义正同。刘台拱《论语骈枝》云：‘乐而不淫，《关雎》、《葛覃》也；哀而不伤，《卷耳》也。’焯谓此《序》云‘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哀窈窕’，就《关雎》，《葛覃》言，‘忧在进贤，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就《卷耳》言。……郑君疑《关雎》篇无进贤之事，因据《鲁诗》说，以为后妃之求贤女，谓无伤善之心指好逑言，非《序》意也。”
下面再以《郑风·山有扶苏》为例，看看毛、郑对《诗序》的态度和对“兴”的理解。《诗序》云：“《山有扶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按：忽，即郑昭公忽。）这是不足为凭的。一般认为，此诗乃是一个女子跟恋人戏谑的短歌。全诗两章。首章前二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传》：“兴也。扶苏，扶胥小木也。荷华，扶渠也，其华菡萏。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笺》：“兴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华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次章前二句“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传》：“松，木也。龙，红草也。”《笺》：“游龙犹放纵也。桥松在山上，喻忽无恩泽于大臣也；红草放纵支叶于隰中，喻忽听恣小臣。此又言养臣颠倒失其所也。”二者相较，泾渭分明：《传》不强说《序》，平实可靠，谂知“兴”也；《笺》妄自说《序》，荒诞不经，焉知“兴”也？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云：“扶苏、桥松，皆木也，宜于山；荷华、游龙，皆草也，宜于隰。反喻昭公用人，贤不肖易位，高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传》义平正明简，康成不用其说，分首章之兴为用臣之失所，次章之兴为养臣之失所，凿矣！”
胡承珙《毛诗后笺》云：“《传》意高、下谓山、隰，大谓扶苏、松，小谓荷、龙，正言以刺忽，二章一例，皆谓各得其宜。《笺》互易其大小，义近牵强。以荷华喻美德不宜置于下位，岂欲树荷于山上乎？且首章既以扶苏喻不美，荷华喻美；下章又以桥松喻美，而游龙喻不美。使山、隰倒置，比物错互，非也。”
三、以兴为赋 诗意殆尽
刘勰《文心雕龙》指出：“毛公述《诗》，独标兴体。”（注：见《比兴》篇。）毛公所标的“兴”，共有116处。《毛传》精简，凡可举一反三者，皆略而不赘，因此明代谢榛《四溟诗话》统计，“兴”共有370处。《郑笺》则很少言“兴”，极力附会《诗序》，往往以兴为赋，致使诗意殆尽，抹煞了《诗》的艺术性。
试看《召南·行露》第一章：“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传》：“兴也。厌浥，湿意也。行，道也。岂不，言有是也。”《笺》云：“夙，早也。厌浥然湿，道中始有露，谓二月中嫁娶时也。言我岂不知当早夜成昏礼与，谓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今强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时，礼不足而强来，不度时之可否，故云然。”《传》以此意为兴，《笺》则以此章为赋。
汪龙《毛诗异义》云：“《传》以行人之畏露，兴贞女之畏礼，义本正大。郑必傅合昏姻之时，夫礼不足而强委禽，岂复论时之可否乎？”
胡承珙《毛诗后笺》云：“《传》以‘厌浥’为多露濡湿之意，三句一贯，语本直截。《笺》则以‘行露’为始有露，是二月嫁娶正时，‘多露’则三月四月，已过昏时，故云‘礼不足而强来’，于《经》文三句中多一转折，不如毛义为允。《易林》云：‘厌浥晨夜，道多湛露，瀸衣濡襦，重不可步。’亦即以‘厌浥’为多露，无二月四月之别。”
《小雅·伐木》首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传》：“兴也。丁丁，伐木声也。嘤嘤，惊惧也。”《笺》云：“丁丁、嘤嘤，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农之时，与友生于山岩伐木，为勤苦之事，犹以道德相切正也。嘤嘤，两鸟声也，其鸣之志，似于有友道然，故连言之。”
黄焯评之曰：“诗首章前六句皆兴辞。由伐木而感鸟鸣，以鸟之呼友而兴人之求友。‘伐木丁丁’句，特以兴起鸟鸣之故，非以伐木为一兴，鸟鸣以下又为一兴也。……《笺》则本《韩诗》义，以为实有此伐木之人，故云‘昔日未居位在农之时，与友生于山岩伐木，为勤苦之事’，于是转诗之兴而以为赋矣。”甚是。
再如《魏风·园有桃》，《序》曰：“《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其实此诗当是一个统治阶级下层人物感时伤己之诗，他忧贫畏饥而且愤世嫉俗，心中满怀悲愤。旧评以为与《王风·黍离》有异曲同工之妙。“园有桃，其实之殽。”《传》：“兴也。园有桃，其实之食；国有民，得其力。”《笺》云：“魏君薄公税，省国用，不取于民，食园桃而已。不施德教，民无以战，其侵削之由由是也。”欧阳修《诗本义》驳之曰：“诗意刺魏君不知为国者用有常度，其取于民有道，而过自俭啬尔，非谓其不取于民，但食桃也。其曰‘园有桃，其实之殽’，谓园有桃尚可取而食，况国有人民，反不能取之以道，至使国用不足而为俭啬乎？毛说为是。”以此观之，郑氏纠正毛说，把兴说成赋，实在悖于情理，肤浅可笑。
四、援礼入诗 节外生枝
援《礼》入《诗》是《郑笺》的特点。郑玄遍注《三礼》，此举自当见其所长。然而所援之《礼》与《诗》多不相合，甚至毫不相干。
昏期问题最大，毛、郑持论不一，是非不可不辨。《周南·桃夭》“宜其室家”，《传》：“宜以有室家，无逾时也。”《笺》：“宜者，谓男女年时俱当。”黄焯指出：“《传》云‘无逾时’，与《序》称‘昏姻以时’，皆谓男女盛壮之时。《笺》云年时之时，则指仲春嫁娶时言。《通典》载束哲云：‘《桃夭》篇《序》美“昏姻以时”，盖谓盛壮之时，而非日月之时。故“灼灼其华”喻以盛壮，非为嫁娶当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叶蓁蓁，有蕡其实”，此岂在仲春之月乎？’此议可证《笺》说之误。盖嫁娶时月，毛、郑异说。毛于《东门之杨传》云：‘言男女失时，不逮秋冬。’是毛以秋冬为昏之正时。彼《疏》云：‘秋冬为昏，经无正文，荀卿书云：“霜降逆女，冰泮杀止。”荀在焚书之前，必当有所凭据。毛公亲事荀卿，故亦以为秋冬。郑不信荀卿，以《周礼》指言“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故以仲春为昏月。毛、郑别自凭据，以为定解。《诗》内诸言昏用，皆各从其家。’”
胡承珙《毛诗后笺》云：“毛义原本荀卿，王肃引《韩诗传》亦曰：‘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杀止。’是其源亦出自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案《管子》所谓秋始卯，在白露之后，即《荀子》之‘霜降逆女’也；春始卯，在清明之后，即《荀子》之‘冰泮杀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曰：‘圣人以男女当天地之阴阳。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阴气来，向春夏而阴气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止。与阴俱近，与阳俱远也。’《太玄》亦云：‘纳妇始秋分。’《管》、《荀》皆先秦古书，董、杨又汉代大儒，皆与《毛传》后先吻合，其义不可易矣。”
更有甚者，犹有以《诗》为《礼》之注脚者，牵强附会可谓极矣。《小雅·湛露》首章“湛湛露斯，匪阳不晞”，《传》：“兴也。湛湛，露茂盛貌。阳，日也。晞，干也。露虽湛湛然，见阳则干。”《笺》云：“兴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叶低垂，喻诸侯受燕爵，其仪有似醉之貌。诸侯旅酬之犹然，唯天子赐爵，则貌变肃敬承命，有似露见日而晞也。”欧阳修《诗本义》云：“《诗》但言‘匪阳不晞’尔，初无‘柯叶低垂’之文，郑何从而得此义？此衍说也。”黄焯云：“郑君既喜援《礼》入《诗》，其解兴辞，又往往将物事密相比附，致多拘牵附会之说。如此诗特以草木兴诸侯，以露之在草木兴天子燕诸侯，首章云‘匪阳不晞’，意当谓露必待阳而晞，饮必至醉而归耳。《笺》义过事深求，反近粘滞，诗人立意未必如此也。”
再如《大雅·棫朴》首章“芃芃棫朴，薪之梄之”，《传》：“兴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朴，枹木也。梄，积也。山木茂盛，万民得而薪之。贤人众多，国家得以蕃兴。”《笺》云：“白桵相朴属而生者，枝条芃芃然，豫斫以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则聚集以燎之。”汪龙《毛诗异义》云：“《传》以棫朴薪梄兴贤人众多，得为国家之用。《笺》不为兴，以薪梄为祀天，‘左右趣之’为诸臣相助积薪。……要以《经》言‘芃芃棫朴’思之，毛公取兴之义优也。首章见众贤之集于朝，辅助政教。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三章述戎事之得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举此二者，以明贤才之用。四章言文王作人之化，纣之污俗咸与维新。末章言文王圣德，纲纪四方，无不治理，又总著政教之美，官人之效。经之设文，盖有次第矣。”显然，郑氏于此附会《周礼》“梄燎”之文，根本没有领悟诗的主旨。
五、误说章旨 有失照应
郑玄笺《诗》常说章旨篇意，但因他有以上四种倾向，往往有失偏颇和照应，曾经引起一些争议。譬如《邶风·击鼓》四章“死生契阔，与之成说”，《传》：“契阔，勤苦也。说，教也。”《笺》：“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王肃则认为自“爰居爰处”以下三章乃是卫人从军者与其家室诀别之辞，其说可以申毛而且合乎情理，故自欧阳修以后，人多取之。郑氏误说此章之旨，一是“契阔”一词兼采《毛传》“勤苦”之训、《韩诗》“约束”之训，模棱两可，悖于训诂的原则；二是“成说”之释望文生义，曲为之说，置《毛传》于不顾。
《卫风·氓》二章：“尔卜尔筮，体无咎言。”《笺》云：“尔，女也。复关见此妇人，告之曰：‘我卜女筮女，宜为室家矣。’兆卦之繇无凶咎之辞，言其皆吉，又诱定之。”欧阳修《诗本义》云：“此诗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两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胡承珙《毛诗后笺》云：“《坊记》引此诗‘尔卜尔筮’，郑注以‘尔’为尔其男子，与笺《诗》异。观下句‘以尔车来’，则上两‘尔’字自以尔男子为是。”三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干嗟鸠兮，无食桑葚。”《传》：“桑，女工之所起。沃若，犹沃沃然。鸠，鹘鸠也。食桑葚过，则醉而伤其性。”《笺》云：“桑之未落，谓其时仲秋也。于是时国之贤者刺此妇人见诱，故于嗟而戒之。鸠以非时食葚，犹女子嫁不以礼，耽非礼之乐。”胡承珙《毛诗后笺》云：“毛意盖以此为妇人之诗，故因女工之所起之桑为兴。即沃若、黄陨，亦不过颜色盛衰之况耳。《郑笺》泥于秋期之说，遂分未落为仲秋，黄陨为季秋，殊不知贸丝是孟夏时事，桑萁是孟夏时物，若谓沃若是仲秋，其时安得有葚！乃云‘鸠以非时食葚’，兴女子非礼行嫁，义殊迂曲。”
《大雅·生民》二章：“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传》：“赫，显也。不宁，宁也。不康，康也。”《笺》云：“康、宁，皆安也。姜嫄以赫然显著之征，其有神灵审矣，此乃天帝之气也。心犹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无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惧时人不信也。”胡承珙《毛诗后笺》云：“此章皆诗人美大后稷之生有异于人，以见其灵异，而非述姜嫄欲弃稷之意，故《传》以‘不宁’‘不康’与他诗言‘不显’‘不时’‘不警’‘不盈’者同义。《笺》之所以异《传》者，盖欲为弃子张本。惟以上帝为天帝之气，以不宁为姜嫄心不安，一句之中语气隔断，无此文理。又居有安义，故居然犹言安然，王肃亦云：‘无疾而生子。’是也。《笺》以居为居处，然以默然，亦割裂不成文义。”七章“以兴嗣岁”，《传》：“兴来岁，继往岁也。”《笺》云：“嗣岁，今新岁也。以先岁之物齐敬犯軷而祀天者，将求新岁之丰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择元日，祈谷于上帝。’”这是与上下章不加照应之例。黄焯按：“此章《传》引肆师‘尝之日莅卜来岁之芟，狝之日莅卜来岁之戒，社之日莅卜来岁之稼’，所云来岁，皆谓于今年之秋莅卜来岁之事。”胡承珙《毛诗后笺》云：“《经》曰嗣岁，《传》曰来岁者，自当指明年而言。盖祈年不必在岁首，《月令》孟冬即有祈来年于天宗事，上章‘以归肇祀’承四谷俱获之后，盖古人谷熟而祭，遂更祈来岁之丰，理亦宜之。《笺》据祈谷之郊在正月，故以嗣岁为今岁，然正月祈谷，自是周礼，或未可以概后稷之时也。”
六、训释考校 是非参半
对于《诗经》文字、词句、语法的厘定和说解，《郑笺》与《毛传》相较，固然不乏某些值得肯定之处，但其错误可谓夥矣，在兹姑举几例以见一斑。
《召南·驺虞》“壹发五
”，《传》：“一岁曰。”《笺》云：“豕生三曰。”《豳风·七月》“言私其”句下《传》《笺》亦然。黄中松《诗疑辨证》云：“《郑笺》‘豕生三曰’虽本《尔雅》，而豕之豢于家者，生子之多寡可知。野田之豕，何由知其生时有三乎？惟一获而视其大小，可定其一岁二岁耳。据《七月》云‘言私其，大司马职云‘小禽私之’， 固小豕也。”按：大司马之职载于《周礼·夏官司马》，郑氏作为《周礼》注释者，何以弃之而从《尔雅》？
《邶风·泉水》“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笺》云：“行，道也。妇人有出嫁之道，远于亲亲。”女子远离父母兄弟为行，行就是出嫁，这是不消说的，故无《传》。郑氏《仪礼·丧服》注云：“凡行，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适人。”由此可见，“行”乃是当时女子出嫁的通称。郑氏在此竟把它释为名词，不知何故？
《小雅·北山》“或王事鞅掌”，《传》：“鞅掌，失容也。”《笺》云：“鞅犹何也，掌谓捧之也，负何捧持以趋走，言促遽也。”陈奂《诗毛氏传疏》云：“鞅掌，叠韵连绵字，鞅掌失容，犹言仓皇失据耳。今俗语以职烦为鞅掌，其言出于此。”郑氏不知“鞅掌”为连绵字，竟把二字拆开解释。
《小雅·小明》“畏此罪罟”，《传》：“罟，网也。”《笺》云：“畏此刑罪罗网我。”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说文》：‘罪，捕鱼竹网。’‘罟，网也。’秦始以‘罪’易‘辠’。惟此诗‘罪罟’二字平列，犹云‘网罟’，与下章‘畏此谴怒’、‘畏此反复’语同，盖‘罪’字之本义。《大雅》“天降罪罟”，义同此诗。……《笺》直以罪为刑罪，失之。”
《魏风·陟岵》“上慎旃哉”，《笺》云：“上者，谓在军中作部列时。”胡承珙《毛诗后笺》云：“《隶释》载石经残碑作‘尚’，是《鲁诗》本作‘尚’。尚者，庶几也。《毛诗》以‘上’为‘尚’之假借。《仪礼·乡射礼》‘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尚”。’《觐礼》‘尚左’注：‘古文“尚”作“上”。此可见古文多借‘上’为‘尚’。”《仪礼注》为郑氏所撰，奇怪的是笺《诗》竟不以“上”为“尚”的借字。
《大雅·常武》“王犹允塞”，《传》：“犹，谋也。”《笺》云：“犹，尚。允，信也。王重兵，兵虽临之，尚守信自实满。”黄焯云：“‘王犹’二字宜连为一词（实乃偏正词组），‘犹’即读如《采芑》‘方叔元老，克壮其犹’之‘犹’。犹、猷古通用。《荀子》、《韩诗外传》引《诗》并作‘王猷允塞’，知《传》训‘谋’是也。”然则郑训为“尚”误矣。
《小雅·四牡》：“是用作歌，将母来谂。”《传》：“谂，念也。”《笺》云：“谂，告也。以养父母之志来告于君也。人之思，恒思亲者，再言将母，亦其情也。”黄焯指出：“诗云‘将母来谂’，犹言养母是念，（王引之云：‘来，词之是也。’）不必援《左传》训谂为告也。”其说甚是。按：《小雅·采芑》“蛮荆来威”，《笺》云“皆使来服于宣王之威”，亦是因不晓“宾+是+动”之句法而曲为之说。威犹畏也，“蛮荆来威”即“蛮荆是畏”也。
《周颂·吴天有成命》“肆其靖之”，《传》：“肆，固。靖，和也。”《笺》云：“固当为故，字之误也。为之不解倦，故于其功终能和安之。”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叔向释《诗》曰：‘肆，固也。靖，和也。’又曰：‘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又曰：‘终于固和。’以‘固’与‘和’平列。《传》义正本叔向，不当如《笺》训故。故、固古通用。《尔雅》：“肆，固也。”肆可训为语词之‘故’，亦可训为坚固之‘固’，非误字也。”
结语
《郑笺》之所以禁不起推敲，错误、纰漏可谓不少，与其说是他个人学识所限，毋宁说是其时代情势使然。
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即权力斗争，相当激烈。依附于他们的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此消彼长，竞立博士而列于学官。古文经学虽在平帝时因有王莽的政治力量做后盾，立了五个博士，与今文博士对抗；但不久光武帝即位，又废古文，提倡今文，而且要求今文博士讲谶纬。于是今文博士专投皇帝之所好，进行着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迷信活动。东汉章帝召集博士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写成《白虎通义》一书，更进一步把谶纬和今文经学混合起来，使儒学神学化。此间古文经学大师马融，因有其姑母明帝皇后马太后撑腰，以贵族的地位保住经师的地位。做为马融的学生郑玄，论者都说他推倒了今文经学，这未必符合实际。因为当时今文经学固然趋于衰落，但是势力仍然很大，仍然居于官学地位。郑玄之所以成为天下所宗的经学大师，正如范文澜所说，在于他“采用了今文的某些说法，甚至某些谶纬家的说法注经。《诗·大雅·生民》关于姜嫄感天而生的说法，这本是出于今文家，郑玄也采用了”。（注：见《经学史讲演录》，1979年第6期《新华文摘》。）
既然如此，郑玄所谓“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者，不过是以三家为辅，使毛义贴近今文罢了。正如黄焯所说：“《郑笺》之易《传》者，或主三家，其不明言所自者，以三家之义固当时所传习也。”（注：见《毛诗传笺平议序》，文中凡“黄焯云”者皆见《毛诗传笺平议》。）郑氏所谓“如有不同，则下己意”，其依据除了三家诗说，还有《礼》与《纬》。好称引纬书以注经，乃是郑学的最大局限。
想来颇有意思：《毛传》倘若没有《郑笺》相辅，郑学当时又没有那样显要的地位，那么它可能像三家诗那样早就亡佚了；《郑笺》倘若不依附于《毛传》，就其本身的价值而论，那么它也可能早就亡佚了。《郑笺》保存《毛传》之功，可谓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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